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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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作者:胡適
1932年10月29日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這本來是國文系同學研究的材料,想不到報紙上登出去,變成公開的了。陳先生與文學革命的關系,是很有討論的必要的一個問題,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為我們雖抱定不談政治的主張,政治卻逼得我們不得不去談它。民國六年第二學期陳先生來到北大,七年陳先生和李大釗先生因為要談政治,另外辦了一個《每周評論》。我也不曾批評它,他們向我要稿子,我記得我只送了兩篇短篇小說的譯稿去。民國八年,五四以後,有一天陳先生在新世界(香廠)散傳單,因為前幾天在報紙上看見陳先生的口供,說他自己因為反動,前後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為在香廠散傳單。那時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內,大家印好傳單,內容一共六條,大概因為學生被拘問題。有一條是要求政府免去衛戍司令王懷慶的職,懲辦曹章陸三人……到了十一點鐘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車上一邊談,看見有沒關門的鋪子,我們又要給他一張。我還記得那時是六月天氣正熱,我們夜深還在談話,忽然報館來電話,說東京大罷工,我們高興極了;但一會又有電話,說自你們走後,陳先生在香廠被捕了,他是為了這種(件)事被捕,然而報上卻載著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麽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反動”抹殺了許多事實,他怎麽能算是反動?

  今天這個題目,說起來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為我們既是同事,而且主張也頗相同。在民國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學與人生觀論集》。那時陳先生已經同我們分別到七海去了。這部二十萬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陳先生也寫了一篇,他極力反駁我,質問我,陳先生那時已轉到馬克斯主義那方面去了。他問我所說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大多數的話,能否再進一步,承認它能解釋一切。他說白話文也是因為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才產生出來的,他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般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他是註重經濟的條件的,我也沒有反駁他,因為他不否認人的努力,兩個人的主張不算沖突,不過客觀的條件雖然重要,但不僅限於經濟一個條件,至於文化的條件,政治的條件,也是不能否認的。

  陳先生與新文學運動有三點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學訓練,對於舊文學很有根底,蘇曼殊、章行嚴的小說文章,他都要做個序子,這是散文方面的成績。說到詩他是學宋詩的,在《甲寅》雜誌他發表過許多作品,署名“獨秀山民”、“陳仲”、“陳仲子”,他的詩有很大膽的變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說是完全白話的,是一種新的創造。他更崇拜小說,他說曹雪芹、施耐庵的《紅樓夢》《水滸傳》比較歸有光、姚姬傳的古文要高明的多,在那時說這種大膽的話,大家都驚異得很,這可見他早就了解白話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馬東籬的元曲,說他是中國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國文化的影響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書,我記得《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上,他做過一篇《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表示他極端崇拜法國的文化,他說法國人發明了三個大東西,第一是人權說Rights of men,在1789年法人Lafayette做《人權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進化論,法人Lamarck在1809年做《動物哲學》,其後五十年才有達爾文出來,第三是有三個法國人Babeuf,Saint-Simon,Fourier,是馬克斯的先聲,首開社會主義的風氣。但另外還有一點,陳先生沒有說到,就是新文學運動,其實陳先生受自然主義的影響最大,看他一篇《歐洲文藝談》把法國文學藝術的變化分成幾個時期:(一)從古典主義到理想主義(即浪漫主義);(二)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三)從寫實主義到自然主義,把法國文學上各種主義詳細地介紹到中國,陳先生算是最早的一個,以後引起大家對各種主義的許多討論。

  三、陳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時我們許多青年人在美國留學,暇時就討論文學的問題,時常打筆墨官司。但我們只談文學,不談革命,但陳先生已經參加政治革命,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向家庭脫離了關系,甚至他父親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可見他的精神。在袁世凱要實現帝制時,陳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許多基本革命的信條:(一)自主的不是奴隸的;(二)進步的不是保守的;(三)進取的不是退隱的;(四)世界的不是鎖國的;(五)實利的不是虛文的;(六)科學的不是想像的,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國五年袁世凱死了,他說新時代到了,自有史以來,各種罪惡恥羞都不能洗盡,然而新時代到了,他這種革命的精神,與我們留學生的消極的態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時所主張的不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藝術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國四年《甲寅》雜誌最後一期有兩篇東西,一篇是《學校國文教材之商榷》,反對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選更古的文章,漢魏六朝的東西做教材,這是一趨勢,又一篇是《通訊》,名記者黃遠庸寫的(他後來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了),他說:“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起說,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還意當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愛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章士釗答他說文學革命須從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陳先生卻恭維自然主義,尤其是左拉Zola。有一個張永言寫一封信給他,引起他對文學興味,引起我與陳先生通訊的興昧,他說現在是古典到浪漫主義的時期,但應當走到寫實主義那方面去,不過我同時[看到]《新青年》第三號上,有一篇謝無量的律詩《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後面有陳先生一個跋:“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民此種精神委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只有此工力,無比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誇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征之。”他這樣恭維他,但他平日的主張又是那樣,豈不是大相矛盾?我寫了封信質問他,他也承認他矛盾,我當時提出了八不主義,就是《文學改良芻議》,登在《新青年》上,陳先生寫了一個跋。

  他想到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他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我的詩集叫《嘗試》,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向導》,這篇文章又是《文學革命論》!他的精神於此可見。他這篇文章有可註意的兩點:(一)改我的主張進而為文學革命;(二)成為由北京大學學長領導,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說莊嚴燦爛的歐洲是從革命來的,他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為中國文學辟一個新局面,他有三大主義:(1)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通俗的社會文學,他願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後七子和歸,方,姚,劉!這就是變成整個思想革命!

  最後,歸納起來說,他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個大貢獻: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其他關於陳先生的事,可以看《獨立評論》第二十四期傅斯年的《陳獨秀案》。

(本文為1932年10月29日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系的演講,載1932年10月30、31日北平《世界日報》,收入陳東曉編《陳獨秀評論》,1933年3月亞東圖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