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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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本来是国文系同学研究的材料,想不到报纸上登出去,变成公开的了。陈先生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是很有讨论的必要的一个问题,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传单,因为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陈先生的口供,说他自己因为反动,前后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为在香厂散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六条,大概因为学生被拘问题。有一条是要求政府免去卫戍司令王怀庆的职,惩办曹章陆三人……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有没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种(件)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

  今天这个题目,说起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我们既是同事,而且主张也颇相同。在民国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学与人生观论集》。那时陈先生已经同我们分别到七海去了。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斯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说白话文也是因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才产生出来的,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他是注重经济的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

  陈先生与新文学运动有三点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苏曼殊、章行严的小说文章,他都要做个序子,这是散文方面的成绩。说到诗他是学宋诗的,在《甲寅》杂志他发表过许多作品,署名“独秀山民”、“陈仲”、“陈仲子”,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他更崇拜小说,他说曹雪芹、施耐庵的《红楼梦》《水浒传》比较归有光、姚姬传的古文要高明的多,在那时说这种大胆的话,大家都惊异得很,这可见他早就了解白话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马东篱的元曲,说他是中国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我记得《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他做过一篇《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表示他极端崇拜法国的文化,他说法国人发明了三个大东西,第一是人权说Rights of men,在1789年法人Lafayette做《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进化论,法人Lamarck在1809年做《动物哲学》,其后五十年才有达尔文出来,第三是有三个法国人Babeuf,Saint-Simon,Fourier,是马克斯的先声,首开社会主义的风气。但另外还有一点,陈先生没有说到,就是新文学运动,其实陈先生受自然主义的影响最大,看他一篇《欧洲文艺谈》把法国文学艺术的变化分成几个时期:(一)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二)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三)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

  三、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暇时就讨论文学的问题,时常打笔墨官司。但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向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可见他的精神。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一)自主的不是奴隶的;(二)进步的不是保守的;(三)进取的不是退隐的;(四)世界的不是锁国的;(五)实利的不是虚文的;(六)科学的不是想像的,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他说新时代到了,自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羞都不能洗尽,然而新时代到了,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国四年《甲寅》杂志最后一期有两篇东西,一篇是《学校国文教材之商榷》,反对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选更古的文章,汉魏六朝的东西做教材,这是一趋势,又一篇是《通讯》,名记者黄远庸写的(他后来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了),他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起说,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还意当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爱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章士钊答他说文学革命须从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陈先生却恭维自然主义,尤其是左拉Zola。有一个张永言写一封信给他,引起他对文学兴味,引起我与陈先生通讯的兴昧,他说现在是古典到浪漫主义的时期,但应当走到写实主义那方面去,不过我同时[看到]《新青年》第三号上,有一篇谢无量的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后面有陈先生一个跋:“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他这样恭维他,但他平日的主张又是那样,岂不是大相矛盾?我写了封信质问他,他也承认他矛盾,我当时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登在《新青年》上,陈先生写了一个跋。

  他想到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他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我的诗集叫《尝试》,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向导》,这篇文章又是《文学革命论》!他的精神于此可见。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愿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和归,方,姚,刘!这就是变成整个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其他关于陈先生的事,可以看《独立评论》第二十四期傅斯年的《陈独秀案》。

(本文为1932年10月29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演讲,载1932年10月30、31日北平《世界日报》,收入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1933年3月亚东图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