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自序
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 （一七二一） 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 （一七八六）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 （一七九六） 鄂、皖、豫、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 燕、鲁、晋、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年 （一八五〇） 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然其宗旨止限于反清复明之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于近代进化之民权主义无与焉。是只可谓之狭义的及私人的革命党而已。若夫揭橥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开吾国历史之先河者，厥惟兴中会。
兴中会之发起，在于甲午 （一八九四） 秋冬间，及乙未 （一八九五） 九月重阳广东之失败。发起人孙中山先生偕陈少白、郑士良二君于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访余父镜如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商榷组织兴中分会事宜，时中山先生固与余父尚无一面之识也。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交结“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兴中会之发起，在于甲午 （一八九四） 秋冬间，及乙未 （一八九五） 九月重阳广东之失败。发起人孙中山先生偕陈少白、郑士良二君于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访余父镜如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商榷组织兴中分会事宜，时中山先生固与余父尚无一面之识也。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交结“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兴中会之发起，在于甲午 （一八九四） 秋冬间，及乙未 （一八九五） 九月重阳广东之失败。发起人孙中山先生偕陈少白、郑士良二君于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访余父镜如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商榷组织兴中分会事宜，时中山先生固与余父尚无一面之识也。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交结“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瘐死南海县狱。余父以是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时旅日华侨无去辫易服者，有之独余父一人耳，故同国人咸称余父为“无辫仔”焉。是岁冬，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归国，舟过横滨，尝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中有贩卖杂货商陈清者，听演说后异常惊奇，亟趋告余父。余父大为倾倒，立使陈清邀请中山先生登陆，共商国是。中山先生答谓该轮启碇在即，未便登陆，嘱陈清携兴中会章程及讨虏檄文一大束，交余父代为派送，借广宣传。且谓广东不日可以大举，约陈清回粤相助。是即余父与中山先生互订神交之经过。厥后陈清卒回粤参加乙未九月广州之役，其旅费即由余父所赠予者也。余父既接见中山先生，对于组织兴中分会事，极表同情。即召集余叔紫珊及有志侨商谭发、黎炳垣、温遇贵、陈才、黎简卿、赵明乐、赵峰琴、温炳臣等十余人，在文经商店二楼讨论立会事。旋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众举余父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力辞，乃改推余叔紫珊。分会成立后一月，中山先生向各会员筹措赴檀香山旅费，各会员多以无力对，余父兄弟二人乃合筹五百元应之。中山先生得资，即与陈少白同时剪发易服，以百元赠郑士良，使回香港预备再举。另以百元给陈少白充用度。少白于中山先生离日后，即从余父言移居文经商店，其下榻之室，即余幼时所居者也。
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是岁夏余以母疾自粤莅日，余父命余夜习英文，日中无事惟读小说消遣，于国事实毫无所知。一日，有久未剃头发长逾寸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余父引之至楼上客室，密谈多时乃去。余后始知来客姓名为孙逸仙、陈少白。嗣兴中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 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篇末附以清摄政王多尔衮及明阁部史可法来复二书;二为黄梨州《明夷待访录》 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为印刷。余初读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扬州十日记》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此外足以增余知识之报章，仅有上海《时务报》及澳门《知新报》两种，然亦止倡导维新变法之论，于革命保种之真谛，固无关系。至己亥 （一八九九年） 秋，余始游学东京，渐博览《东华录》、《明季增余知识之报章，仅有上海《时务报》及澳门《知新报》两种，然亦止倡导维新变法之论，于革命保种之真谛，固无关系。至己亥 （一八九九年） 秋，余始游学东京，渐博览《东华录》、《明季稗史》、《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 诸书。遂于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之学说及世界革命民族自决之源流，豁然贯通。更印证以兴中会宣誓之宗旨，若合符节，益觉实行本会宗旨之职责为刻不容缓矣。自庚子至壬寅 （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之三年间，余在日尝发起四事：一为与郑贯公等创刊之《开智录》，二为与李自重、王宠惠等组织之广东独立协会，三为与沈云翔、戢元丞、秦力山等合办之《国民报》，四为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之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此四事，均得中山先生为赞成人。于海内外之宣传，收效至巨。及壬寅以后，陈少白更聘余任香港《中国日报》 驻东记者，美洲致公堂机关之《大同日报》，亦以该报驻东通讯员见委，此外东京之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之《檀山新报》，新加坡之中和堂与《图南日报》，概由余传递消息，联络党谊。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余之横滨寓所，不啻为革命党各方交通线之枢纽焉。
乙已 （一九〇五）七月，中山先生联合全国革命党各派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余亦第一日发起人之一，吾国革命党之采取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党纲者自兹始。然此三大主义之名称，仅初见于中山先生手撰是岁十月二十一日出版之东京《民报》 发刊词，而同盟会誓约所明白规定者，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而已。是岁八月初十日，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名义首派余归国设立分会于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并专任《中国日报》记者。丙午 （一九〇六）《中国报》 改组，余任社长，自是南方各省之党务军务多由余主持之。就中直接指挥者，有丁未 （一九〇七） 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刘思复在广州谋炸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运械之役；间接参与者，有丁未七月钦州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戊申（一九〇八） 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庚戌 （一九一〇） 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辛亥 （一九一一） 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之役。当庚戌正月新军一役失败之后，余旋赴北美加拿大，任温高华埠《大汉日报》总撰述，并向旅加侨胞筹措军费，作辛亥三月广州革命军之供应。迨黄花岗一役既败，余复役于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募集资金，为辛亥大革命各省起义之需。武昌举兵后二月，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三团体公推余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并代携筹饷局两年内发行之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缴呈报销。及归抵上海时，适在中山先生莅国之前数日。尝偕南洋革命党总代表吴世荣结伴赴宁，拟列席各省代表之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嗣以该会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之条文，仅能厕身旁听席而已。至民元正月一日遂随中山先生莅宁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盛典，旋委任府中机要。迄统一政府成立而止。此余民元以前历年奔走革命经过之大略也。
民元五月，余以孙前大总统及黄前陆军总长克强之推荐，受任为临时稽勋局局长。在职十五月，至民二七月下旬为袁世凯逮捕系狱而止。此十五月间，经本局及各省分局之剀切调查，对于海内外革命党人之大小事迹，搜罗征集，极为详尽。不幸中途为亡清帝制余孽所破坏，未克贯撤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至为憾事！及民十七，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余乃致书行政院长谭延闿，谓查民元稽勋局档案尚由国务院分别保存，请其于派员接收旧政府卷宗时，一并妥为收管。后得谭院长复函，称已派秘书杨熙绩将此项档案移送南京行政院保管等语。民二十六冬，首都沦陷敌手，此项关于开国勋劳之重要文书，能否事前妥送安全区域，无从知之；万一亦随政府机关而付一炬，则真国家莫大之损失矣。
民十七春间，余以民国肇造既历十七星霜，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亡。乃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笔之于书，凡一百万言，题日《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以余在开国前十七年间之经历而言，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翔实。此书上篇刊于民十七年十一月，中篇刊于民十九年十一月。下篇虽已脱稿多年，以时势及环境关系，至今未能付梓，良用歉然。然今日距此书上篇之出版又十年矣，环顾国内出版之开国记载，仍复浅陋不详，而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余有鉴夫此，因续有《革命逸史》之作。
史有正史逸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如汉代刘向之《烈士传》，皇甫谧之《高士传》，伶玄之《飞燕外传》，刘歆之《西京杂记》，晋代斐启之《斐子语林》，唐代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录》，刘䩄之《隋唐嘉话》，某氏之《大唐传载》，桃源居士之《唐代丛书》，郑处诲之《明皇杂录》，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柳宗元之《龙城录》，李德裕之《次柳氏旧闻》，李浚之《摭异记》，宋代王君玉之《国老谈苑》，徐度之《御扫篇》，徐铉之《五代新说》，叶绍翁之《四朝闻见录》，欧阳修之《归田录》，道山先生之《道山清话》，某氏之《宣和遗事》，元代某氏之《三朝野史》，刘祁之《归潜志》，明代文秉之《烈皇小识》，徐昌国之《剪胜野闻》，陈继儒之《太平清话》，彭大翼之《山堂肆考》，余澹心之《板桥杂记》，清代某氏之《明季稗史》，王秀楚之《扬州十日记》，吕留良之《惟止录》，王士祯之《池北偶谈》，礼亲王昭梿之《啸亭杂记》，宋荤之《筠廊偶笔》，薛福成之《庸庵笔记》，王韬之《洪杨纪事》，某氏之《清秘史》诸作，皆此类也。余前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初拟毛举开国前十七年间所身历目睹革命党人可歌可泣之大小事迹，不拘庄谐雅俗，一律公诸于众，期使后学青年探本求源有所取法。顾以格于史律，有愿未偿，今兹《革命逸史》 之作，即采古今笔记丛谈之微意，而补前著所未及者也。海内外诸同盟，咸有阐幽显微光先裕后之责，倘能抽取往日见闻，匡其不逮，余百拜谢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冯自由于香江之大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