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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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作者:李大釗
1926年8月8日

1926年8月8日

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北方直接遭受兵祸最厉的省分,如山东、河南、陕西、直隶等处的农民,以不堪兵匪的骚扰,乃自然的有武装自卫的组织——就是红枪会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山东、河南、陕西尤为普遍。

在山东有红枪会、白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所用新式武器,如机关枪、迫激炮、来复枪等,故名,至如红沙、黄沙、五煞等名目,则带有阴阳、五行、沙语、符咒一类迷信的色彩,行动颇有类似义和团的地方。

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

红枪会名称的由来,乃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武器多系长矛,在长矛上系以红缨,其起源实发于山东,而渐流衍于豫、陕。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其蔓延的猛迅,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红枪会的运动,既这样普遍,其间自然的亦要发生分化,军阀利用土豪,土豪利用农民,其结果于纯粹农民自卫的红枪会外,更产生了匪化的红枪会。因为土豪要想以农民为牺牲,以达其升官劫财的目的,第一步就是设法使红枪会匪化。这种匪化的红枪会,自然要与纯粹农民的组织为仇。河南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虎臣全家十一口惨遭屠杀,即是这匪化的红枪会徒所为。可是概括的说起来,红枪会确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有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河南通许县知事下乡劝告绅民勿勾结红会,绅民向知事质问道:“要叫我们不信红会很容易,只要地方不见土匪,军队不扰乱,官府不派苛捐杂税,完粮纳税收用纸币,便可不奉红会。”这都是可以证明大多数的红枪会,是农民自卫结合。通许绅士答知事的话,更可反映出来红枪会是代表农民利益为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而组织的事实。

河南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国民二军的军阀势力,陕西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刘镇华的军阀势力。而且同样的红枪会分子当其在洛阳列入民众队伍的时候,则可以战胜国民二军,可以抗拒其他的军队,而一为刘镇华所改编,带入陕西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陕西红枪会所困败;反之陕西农民编入国民二军在河南形成军阀势力的时候,则为河南红枪会所困败,而那留在陕西组织农民自卫团的农民,则可以使刘镇华、麻振武一班军阀的军队屈服。这可以证明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尤可以证明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离开他的阶级,则将与军阀同趋于灭亡的运命。

农民的乡土观念颇含有其阶级觉悟的质素,农民不忘其乡土,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即在军队中的农民似乎亦还没有完全与其阶级断绝关系。看那河南军队中助本省兵士不助国民军,和那山东兵士不愿在张宗昌军队中当兵而愿回到他的家乡,投入红枪会,反抗张宗昌,便可以证明兵士们与其本阶级——农民阶级尚未全然断绝关系。

武装农民自卫运动的发展,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召还军阀营垒中的农民,使之回到他们的乡井,保卫他们的闾里,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

红枪会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反洋人,(二)要真主,(三)迷信。但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

红枪会反对洋人,便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感觉着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以渐渐的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

红枪会要求“真主”便是农民要求政治的安定的表现,他们以为政治上的扰乱与他们的生活上以莫大的痛苦,如果有“真主”那样一种东西出来把中国政治弄好,把那洋人和奸臣们镇压下去,才有日子好过,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不能够认识民众政治的实现可以结束中国政治的纷乱,故只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 “真主”。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的出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

至于迷信一端,亦是客观的事实自然的反映。自从现代的武器随着兵匪的扰乱入了农村,一般农民便不得不起来谋自卫。可是农民要想自卫,自然需要武器,但是他们的武器不外是些竹竿、木棍、刀、枪、剑、戟,乃至锹、叉、锄、镰等,他们也感觉着这些还不够,于是那些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术士拳师,便来教他们打拳练气用工夫,好补刀、剑、棍、棒的不足。这些还不够,他们便把农村生活中所有的家当,如那学房牌位上的孔子,庙中偶象的关帝、观音,以及道士口中的太上老君,土地庙中的土地爷爷,“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赵云,“西游传”里的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等等都搬出来,以为这回该可以吓退他们的敌人了。一边是些符咒拳术,一边是些机关枪大炮,自然是敌不过,自然在事实上与以很痛楚的教训。加以农村中有些农民曾经入过军阀的队伍,知道怎样的运用那些机关枪、大炮等利器,于是使他们有极猛的进步,毅然弃却那些妖魔鬼怪的迷信,采用现代的武器。他们有了机关枪、大炮,便用不着孙悟空、猪八戒了,便用不着画符念咒了,现代的武器入了他们的手中,五行八卦的迷信,便渐渐的失了效力。

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少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一个表征。

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山东的白戟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河南洛阳红枪会城内派与城外派的冲突,陕州一带白枪会与红枪会的冲突,沘源一带黄枪会与绿枪会的冲突,吴佩孚唆动河南红枪会与樊锺秀冲突,乃至刘镇华利用河南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这一部分的红枪会杀戮陕西另一部分的红枪会,都是极鲜明的事例。这个事例是目下武装农民运动中一个极大的危机。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联络的关系,否则一有冲突,必有一方为官府或土豪所利用,以蹂躏另一方的农民结合。

军阀改编红枪会,是一个消灭武装农民组织最毒的政策。因为把红枪会改编成他的军队,便可以使他们离开乡土,一面可以除去一部分人民的武力,一面增加一部分军阀的武力调往他处去残杀他处的人民。本地土豪以及土匪首领,最喜为军阀牵线,把本地的红枪会出卖给军阀,农民变成了猪仔,土豪作了大官。结果武装农民每以离开自己的阶级而终于自蹈灭亡。这一类的土豪,是出卖农民的贩子,是农民运动的仇敌。河南红枪会多被改编,便是吃了这一班人的亏,洛阳的刘镇华、张治公便是这一班人的代表者。应该使农民们深切的了解红枪会改编军队的害处。吴佩孚、刘镇华等诱骗农民牺牲农民的种种事实,应该可以使他们知所醒悟了。要知道乡村是他们的营垒,他们应该守着自己的营垒而固着于乡村,严防为兵匪一类离开乡土的运动所浮动,须知军阀们土豪们骗他们去当兵或是当匪,便是骗他们出自己的营垒去送死。随着新式武器的使用,对于上述的危险更多,故宜多加提防。因为有枪有人更易为军阀土豪所居为奇货,我们的口号,是武装农民自卫的组织应该是属于乡村大多数群众而从事于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军阀、土豪、流氓、土匪所驱使而离开农村化为兵匪的。

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才能真正的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政治生活”按“守常文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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