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並且过多地擴大了職工的升級面，不適当地支付了一部分福利費用和獎金，一部分人員的工資也增加过多，这就使工資总額和福利开支增加过多过急，据估計这項开支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約达二十八億到三十億元。此外，一九五六年所發放的農業貸款，大部分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並不必要，以至貸款的增加也突破了原定的計划，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二十億元之多。因此，社会購買力的增長就大大超过了消費物資的增長，造成了市場上特別是城市中消費品供应的緊張局面。
除了上述的嚴重缺点以外，一九五六年的農業生產的年度計划由於遭受自然災害沒有能够完成，这个事实，对於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对於消費物資的生產和供应，以及財政的收入，也有不利的影响。
为了和緩物資供应和財政支出的緊張局面，使經濟战綫在一九五六年巨大的進軍以后，轉向穩步前進並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須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設的規模和速度作適当的調整，必須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國范圍內开展羣众性的增産節約运动。
从一九五六年經濟工作所發生的問題中認眞地吸取教訓，統一全党同志的思想認識，是順利地开展一九五七年增產節約运动的必要条件。
一九五六年的經驗証明，建設的速度和規模不但决定於國家的財政力量，更重要的是决定於建設物資的供应力量。建設物資的生產必須想尽一切办法去積極發展，但是这种發展的速度仍然有一定的限度，不是單純地由主观願望所可以决定的。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过大，正是因为在編制和执行計划的时候，过多地偏重了需要，而沒有足够地考慮建設物資供应的可能。而且由於在考慮建設需要的时候，往往脫离我國当前經濟發展的水平，盲目追求現代化，貪新貪大，不注意物力財力的精打細算，不注意投資效果的充分發揮，从而更加擴大了建設需要和物資供应之間的矛盾。为了避免在今后重复發生基本建設規模超过建設物資供应能力的危險，各个年度基本建設規模的確定，不但要充分考慮投資的可能，而且必須有建設物資的確实保証。对於某些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都需要的物資，在分配的时候，应当首先使人民生活最低限度所必需的物資得到供应，然后按物資的多少，確定建設的規模和速度。
一九五六年的經驗又証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主要决定於消費物資的供应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