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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號

民國八年（1919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本志宣言

本志具體的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丑的、惡的、戰爭的、軋密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

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佔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對於世界上各種民族，都應該表示友愛互助的情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佔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

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系。

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准，不拿有無財產做標准。這種政治，確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

具。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它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為中心。

我們因為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中不適用的部分。

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她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徹底的覺悟。

我們因為要實驗我們的主張，森嚴我們的壁壘，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但反對的方面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我們以前，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於決斷的態度。不取鄉願的、紊亂是非的、助長惰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着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

「新思潮」的意義

胡適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

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世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麼》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嘗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麼。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陳先生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頁一O）

這話雖然很簡明，但是還嫌太籠統了一點。假使有人問：「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呢？」答案自然是：「因為國粹和舊文學是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又問：「何以凡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東西都該反對呢？」這個問題可就不是幾句籠統簡單的話所能回答的了。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是「美二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並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着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很夠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志，便可以看出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周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周刊》等等雜志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為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地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徹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卻不知道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為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地不成問題了，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為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系的，故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為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地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為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為世間決沒有人情願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地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地不成問題了。

為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炮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盡量地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並且很遭犯忌諱，很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着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種很有益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動便

是一個最明白的例。這個道理很容易解釋。凡社會上成為問題的問題，一定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系的。這許多人雖然不能提出什麼新解決，但是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細細分析出來，加上評判的研究，指出不滿意的所在，提出新鮮的救濟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許多人反對，但是反對便是注意的證據，便是興趣的表示。試看近日報紙上登的馬克思的《贏余價值論》，可有反對的嗎？可有討論的嗎？沒有人討論，沒有人反對，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證據。研究問題的文章所以能發生效果，正為所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懸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贏余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者之外，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裡面做點輸入學理的事業，或用學理來解釋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不但如此，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地養成一種批評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余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總起來說：研究問題所以能於短時期中發生很大的效力，正因為研究問題有這幾種好處：（1）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為問題關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因為反對便是興趣的表示，況且反對的討論不但給我們許多不要錢的廣告，還可使我們得討論的益處，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為問題是逼人的活問題，故容易使人覺悟，容易得人信從；（4）因為從研究問題里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5）因為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地養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這是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後能了解這個教訓I，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做天經地義，但看做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研究問題的人才。

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

（注）參看《每周評論》（31）《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又（33）《問題與主義》，又（35）《再論問題與主義》，又（36）《三論問題與主義》。

（三）

以上說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在實際上的兩種表現。現在要問「新思潮的運動

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持什麼態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評判的態度。」

分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為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隻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着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為什麼要整理呢？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地整理。因為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為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如太極圖、爻辰、先天圖、卦氣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如罵楊朱、墨翟為禽獸，卻尊孔丘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紹介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地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地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晨三時

實行民治的基礎

陳獨秀

（地方自治與同業聯合兩種小組織）

民治是什麼？難道就是北京《民治日報》所說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義的元素為四種：

（-）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製表現民意之類。

（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

（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類。

前二種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民治主義，後二種是關於社會經濟方面的民治主義。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用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口治」（Autocracy）相反。後來人智日漸進步，民治主義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但拿他來反對專制帝王，無論政治、社會、道德、經濟、文學、思想，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遍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豎起民治主義的旗幟。所以杜威博士列舉民治主義的元素，不限於政治一方面。

我們現在所盼望的實行民治，自然也不限於政治一方面。而且我個人的意思：覺得「社會生活向上」是我們的目的，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各種工具。政治雖是重要的工具，總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說若要改良政治，別忘了政治是一種工具，別拿工具當目的，才可以改良出來適合我們目的的工具。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閑文。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元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

在這兩種工具當中，又是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我以為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

應當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

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至於他關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覺得還有點不徹底。我們既然是個「自由民」不是奴隸，言論、出版、信仰、居住、集會這幾種自由權，不用說都是生活必需品。憲法我們也是要的，代議制也不能盡廢。但是單靠「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製表現民口（意）"，恐怕我們生活必需的幾種自由權，還是握在人家手裡，不算歸我們所有。我們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是由人民直接議定憲法，用憲法規定權限，用代表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實說，就是消極的不要被動的官治，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的民治，自然還沒有口（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卻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葯，中華官國的葯，並且是中華匪國的葯！「政治的民治主義」這七個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還不大順眼。但是我決不因此灰心短氣，因為有三個緣故：一是中國創造共和的歲月，比起歐美來還是太淺，陳年老病哪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國社會史上的現象，真算得與眾不同：上面是極專制的政府，下面是極放任的人民。除了訴訟和納稅以外，政府和人民幾乎不生關系。這種極放任不和政府生關系的人民，自己卻有種種類乎自治團體的聯合：鄉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團練；都會有會館，有各種善堂（育嬰、養老、施診、施葯、積谷、救火之類），有義學，有各種工商業的公所。像這些各種聯合，雖然和我們理想的民治隔得還遠，卻不能說中國人的民治制度，沒有歷史上的基礎。三是中國人工商業不進化和國家觀念不發達。從壞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因此物質文明不進步，因此國民沒有一致團結力；從好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卻因此沒有造成像歐洲那樣的資產階級和軍國主義，而且自古以來，就有許行的「並耕」，孔子的「均無貧」種種高遠理想。「限田」的討論，是我們歷史上很熱鬧的問題；「自食其力」，是無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證明我們的國民性裡面，確實含着許多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的成分。我因為有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將來都可以在中國大大地發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氣，所以我不抱悲觀。

現在政象不佳，沒有實行民治主義的緣故，也有好幾層：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們從前把建設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傳民治主義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軍全由軍人主動，一般國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擁護共和的進步國民兩黨人，都不懂得民治主義的真相，都以為政府萬能，把全副精神用在憲法問題、國會問題、

內閣問題、省制問題、全國的水利交通問題，至於民治的基礎——人民的自治與聯合——反來無人過問；五是少數提倡地方自治的人，雖不迷信中央政府，卻仍舊迷信大規模的省自治和縣自治，其實這種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劃分行政區域和地方長官權限的問題，仍舊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礎——人民直接地實際地自治與聯合——截然是兩件事。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堅實基礎，必須把上面說的二、三、四、五這幾層毛病通通除去，多干實事，少出風頭，把大偉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運動家、大愛國者的架子收將起來，低下頭在那小規模的、極不威風的、堅實的民治基礎——人民直接地、實際地自治與聯合上做工夫。不然，無論北洋軍人執政也罷，西南軍人執政也罷，交通系得勢也罷，北方的安福部得勢也罷，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學會）得勢也罷，進步黨的內閣也罷，國民黨的內閣也罷，舊官僚的內閣也罷，我可以斷定中國的民治，仍舊是北京《民治日報》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講「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的民治。

我不是說不要憲法，不要國會，不要好內閣，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國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對省自治、縣自治。我以為這些事業，必須建築在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充分發展。大規模的民治制度，必須建築在小組織的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實現。基礎不堅固的建築，像那沙上層樓，自然容易崩壞。沒有堅固基礎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裝飾得如何堂皇，實質上畢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決不會實現，各種事業也不會充分發展。

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哪一國都還沒有實行；政治的民治主義，英、美兩國比較其餘的國家，總算是發達的了。

他們所以發達的由來，乃是經許多歲月，由許多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團體和各種同業聯合，合攏起來，才能夠發揮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民治主義。好像一個生物體，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塊整物，乃無數細胞組織、器官組織合攏起來，才能夠成就全體的作用。他們的民治主義，不是由中央政府頒布一部憲法幾條法令，就會馬上涌現出來的，乃是他們全體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中說道：「美國是一個聯邦的國家，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說道：「美國的聯邦是由那些有獨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並起來的，歷史上的進化是由一村一村聯合起來的。美國的百姓是為找自由而來的，所以他們當初只要自治不要國家，後來因有國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聯邦。」

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

是應當在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這基礎是什麼？就是人民直接地、實際地自治與聯合。這種聯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地，不是用代表間接地；是要實際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務，不是掛起招牌就算完事。這種聯合自治口（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組織。

現在有許多人的心理，以為時局如此紛亂，政府哪裡顧得到地方自治的問題，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還未經正式國會詳細規定出來，我們怎樣着手？至於同業聯合的組織法，政府國會都還未曾想到，更是無從組織。我想這種見解是大錯而特錯，是有兩個根本上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以為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夠實現。我以為這種從上面提倡的自治聯合，就是能夠實現，也只是被動的官式的假民治，我們不要。我們所要的，是從底下創造發達起來的、人民自動的真民治。第二個錯誤，是以為法律能夠產生事實，事實不能夠產生法律。我的見解恰恰和它正相反對，我以為法律產生事實的力量小，事實產生法律的力量大。社會上先有一種已成的事實，政府承認它的「當然」就是法律，學者說明它的「所以然」就是學說。一切法律和學說，大概都從已成的事實產生出來的。譬如英、美兩國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們的人民創造出來這種事實，後來才由政府編成法典，學者演成學說，並不是先由政府頒布法典，學者創出學說，他們人民才去照辦的。所以我覺得時局紛亂不紛亂，政府提倡不提倡，國會有沒有議決法案，都和我們人民組織地方自治、同業聯合不生關系。

我所說的同業聯合，和那由店東組織的各業公所及歐洲古時同業協會（Guild）不同，和歐洲此時由工人組織的職工聯合（舊譯工聯Trade Union）及其他各種勞動組合也不同。因為此時中國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漢口幾個大工廠和各處鐵路礦山的督辦、總辦，都是闊佬官，當然不能和職工們平起平坐。其餘一般商界的店東、店員，工界的老闆、伙計，地位都相差不遠，純粹資本作用和勞力沒有發生顯然的沖突以前，凡是親身從事業務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聯合。

關於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的種種學說、制度非常之多，至於詳細的辦法，一時更說不盡。我現在單只就中國社會狀態的需要而且可以實行的，舉出幾條原則，免得失了直接的、實際的精神，就會發生籠統、渙散、空洞、利用、盤踞、腐敗，種種不可救葯的老毛病。

最小范圍的組織鄉間的地方自治，從一村一鎮着手，不可急急去辦哪一鄉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馬路或是警察的分區，分做許多小自治區域，先從這小區域着手，不可急急去辦哪城自治、市自治。同業聯合是要拿一個地方的一種職業做范圍，譬如一個碼頭的水手、船戶、搬運夫，一個礦山的礦夫，一條鐵路的職工，一個城市的學校教職員、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木匠、瓦匠、車夫、轎夫、鐵工、

紡織工、漆工、裁縫、剃頭匠、排印工人、郵差、腳夫等，各辦各的同業聯合。商業的店東管事和店員，在小城市裡便歸在一個聯合，在大城市裡，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業或馬路分辦各的同業聯合，萬萬不可急於組織那籠統、空洞的什麼「工會」，廣大無邊的什麼「上海商界聯合會」，什麼「全國工人聯合會」。凡是籠統空洞、沒有小組織做基礎的大組織，等於沒有組織。這種沒有組織的大組織，消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多數人冷淡、渙散、放棄責任；積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

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這種小組織的地方團體和同業團體，人數都必然不多，團體內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會直接議決事務，無須採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團體的事務，各個分子都有直接參與的權利。它所生的效果：在消極方面，可以免得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多數人的組織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業上盡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觀、團體渙散。中國現在的地方自治辦不好，就是因為大家讓少數的紳董盤踞在那裡作惡；同業聯合沒有好效果，就是因為現在各業公所的組織，只是店東、管事獨霸的機關，與多數的職工店員無涉。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就是因為小組織的人少，便於全體直接參與，一掃從前紳董、店東、工頭、少數人把持的積弊，又可以磨煉多數人辦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數的教育程度不夠，還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上的話來回答：「民治主義何以好呢？因為它自身就是一種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過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蹋完了，再也不會發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對於政治有很大的責任，然後自然能養成一種政治人才。美國的浩雷斯曼說：「我們的主張不是說人生下來就配干預政治，不過總要叫他配干預才是。」這就是民治主義的教育。從前美國的選舉也有財產、教育、男女的限制，現在才把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後，從沒聽人說過哪個人不會選舉，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學得的，不是生來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為男女應該有同等權利的理論姑且不提，單就事實上說，女子加人的壞處，我一時想不出，我卻想出許多女子加入的好處：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於同情心等，可以使團體凝結的性質，都比男子好。她們第一美點，就是不利用團體去寅緣官做。

執行董事不宜專權久任執行團體議決事務的董事，由團體全員投票選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不應當有教育、財產、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數宜多，任期宜短，不能連任。每半年改選三分之一，滿期退任的次第，抽簽預定。無論大會或是董事會，都只設臨時主席，取合議制，不設會長、總董。這都是防備少數人盤踞必不

可缺的制度。

注重團體自身生活的實際需要地方自治應該注重的是：教育（小學校及閱書報社）、選舉（國會、省縣議會及城鄉自治會）、道路、公共衛生。鄉村的地方，加上積谷、水利、害蟲三件事。同業聯合應該注重的是：教育（補習夜學、閱書報社、通俗講演）、儲蓄、公共衛生、相互救濟（疾病、老、死、失業等事）、消費公社、職業介紹、公共娛樂、勞工待遇等事。上海工業界現在有許多同業的聯合會發生，我們十分歡迎。但是我們也有十分擔心的兩個疑問：（一）是否僅僅為了外交的感觸？還是另有團體本身生活上實際需要的覺悟？（二）是否店東、管事們在那裡包辦？上海各馬路的商界聯合會，頗和我主張的小組織相同，但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一）到會的會員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體，並沒有過半數。（-）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東、管事，沒有店員的分。（三）本身的組織和實際生活需要的問題，都沒有談起，請了許多事外的人來演說，發些救國裕商的空套議論，這是做什麼！我盼望社會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為我所注重的實際生活需要討價過低，說我主張不徹底。我相信照中國現社會的狀況，只有這種小組織，注重這種實際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義堅實的基礎，乃是政治、經濟徹底改造必經的門路。我盼望官場中神經過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馬上就聯想到破壞統一；不要提起同業聯合，馬上就聯想到社會革命。我主張的這種小組織，實在平易可行，實在是共和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實在說不上什麼破壞統一，什麼社會革命。這種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們政權無涉，於你們官興多礙。就是這種小組織的同業聯合，所注重的實際需要，也都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並非什麼過激的辦法，不但比不上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那樣徹底，就是比英國的工聯（Trade Union），還要和平簡陋得多。

斷絕軍人、官僚、政客的關系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無論北洋軍人、西南軍人、老官僚、新官僚、舊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已未系、政學會、可以總批它「明搶暗奪、誤國殃民」八個大字。一定要說哪個好、哪個歹，都是一偏之見，缺少閱歷。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沖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基礎上最後要留意的，就是別讓三害鬼混進來，伸出他背上的那隻骯臟黑手，把我們的一線光明遮住了。蠅營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慣會看風頭，乘機竊取起來，更是眼明腿快，我們要格外嚴防，別讓他利用我們潔白的勞動工人和青年學生，來辦什麼政黨、什麼勞動黨，做他當總長的敲門磚。最好是各種小組織的事務所，都貼上「小心扒手」，好叫大眾留神。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堅實的基礎，也是故意擺出矮戶低檐的景象，

好叫這班闊人恐怕碰壞了紗帽翅，不來光顧才好。

這篇文章剛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見張東莉先生新做的《頭目制度與包辦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見《解放與改造》的一卷五號），說得很透徹，可以補我這篇文章的遺漏，讀者務必要參看。我所主張的小組織好叫人人有直接參與權，似乎是打破一切寡頭制度（頭目包辦制度自然包含在內）的根本方法。這種思想倘然能夠成為事實、成為習慣，不但現在經濟方面的惡制度可以掃除，就是將來較大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大組織，自然也不會有寡頭專制的事發生，真民治主義才會實現。我所主張的同業聯合，也含着有「兩元的社會組織」的性質，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聯合會日刊》所說的盡同，而且我不願意採用「兩元」的名詞，因為本來我們所痛苦的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分裂生活，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斗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_"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斗。怎奈我們現在所處的不結合而分裂的——勞資、國界、男女等一th會，不慈善而爭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裡惡作劇（現在美國勞資兩元組織的產業會議，就是一個例），我心中所想說的話，不願說出，恐怕有人誤作調和政策，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話說來太長，而且不是本篇的論旨，改日再談罷。

十一月二日夜

科學的起源和效果

王星拱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中間有許多地方，都牽涉到心理學。我並不是心理學家，為何敢做這篇文章呢？因為這篇中間所記載的，有些是我自己原來的意見，後來在書上找出來，不約而同的；有些是書上的理論，我把它推論出來，我自己覺得沒有違背邏輯的。所以我相信這篇所記載的，至少總有一定的真實的元素。況且這篇所討論的，是很有興趣的問題，無論這篇的價值如何，我並不持抱歉的態度。

一、科學的起源

科學的起源，不是偶然發現的，因為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有種種心理的根據可以發生科學。我們現在把這些心理數出如下：

（一）驚奇人類都有驚奇的心理，我們看見一物，必訝問這是什麼東西？遇見一樁事，必問這是什麼道理？這種種驚奇的心理，就是科學的起源。最初的人類，看見天然界中日月、山川、草木、鳥獸各種不同的現象，首先要辨識這些現象的不同，然後要解釋這些現象的道理。把這個心理往前發展，就是科學的進步。但是有一班哲學家說：驚奇的心理，只能創造宗教，不能創造科學，因為人類到驚奇不能解釋的時候，就把神來解釋，那心上就圓滿了。我覺得人類有驚奇的心理的時候，總想得個理性的解釋。如果想了多少法子，還不能解釋，方才皈依宗教。所以驚奇的心理，對於科學的起源，總有一部分的潛力。

（-）求真無論何人，總想明白萬事萬物的真理，人類的心理，總是信真實而不信假偽的。就是迷信糊塗的人相信假偽的，他的心上是把假偽當作真實。如果有人叫他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所信的是假偽的，另外還有個真實的，絕沒有不「舍其所信而信之」的。亞拉伯成語曰：「不知其不知，才叫做愚。」若是能叫他知其不知，他便不是愚了。就是有心作偽的人的心中，仍然有個求真的趨向。羅司金（Ruskin）說：「求真的渴望，仍然存在於有心作偽的人的心中這話深有意思。例如點金化學家說銅錢可

變為金，這個學說盛行一千年，但是自十七世紀，有人證明它是假的，也就沒有人相信了。又如星卜、命相之流，他的心上何曾不知道他所說的都是騙人的，不過因衣食、名聲，不得不說誑話罷了。但是有一派悲觀的哲學家，以為「人愛欺騙」。（就是假偽Man loves deceit）這話我還未敢深信，因為人所以愛欺騙的緣故，還是由於「外銖"的，不是由於天性的自然。

（三）美感美感，無論是物質的，是精神的，都是人類所共有的。物質的美，是外界的可以感觸器官的美；精神的美，是心理上的異中求同綜合的判斷（Synthetic judgment）o然而精神的美，常常隱在物質的美的後頭。科學家以為天然界是美的，因為天然界各部分的秩序（Order of its Parts）是恰恰支配得得當，不是紊亂沖突的，這是物質的美。我們把異中的同點綜合起來，成了理論定律，用它去推論，審度，判斷，也是不紊亂的、不沖突的，這就是精神的美。這物質的美感和精神的美感，最初的人類也有的。考古學家查得冰川時代的洞居人類乘（？）在灰石上所刻的稔象的圖像，有寫實的意思。試問那樣野蠻人類，為什麼要圖像呢？是因為他們有物質的美感的緣故。最初人類，解釋現象界的繁復，也想用一種綜合的方法成一種有系統的理論，（參觀以下說簡約節）是因為他們有精神的美感的緣故。科學家何以盡心竭力研究科學呢？因為科學中間有和一（不紊亂，不沖突，參觀以下說美節）的美。所以科學的起源和它的進步，美感也是一個主使的原因。

（四）致用這個科學的起源，要分兩層的說法。在太古的時候，這個想致用的心理，對於科學的發生，或者有很大的潛力。因為那個時候的人類，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漸漸覺得天然界中所有天然的器具，實在是不夠用的，總想拿這些天然的材料制造一番，來供給他們飲食起居的日用。但是我們現在的科學，是在文藝復興的時候重行出世的。當這十五、六、七世紀的時候，那些科學家，像加里里約、牛敦並不是為致用而研究科學的。一直到了近來五六十年間，才有許多科學家，特意地為致用來研究科學。所以致用這一層，在中古期的科學降生，沒有什麼力量。不過近來的科學的進步，致用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主動（Motive）。

（五）好善人有好善惡惡的本能。盧騷說「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絕對的善惡」，這話不錯，但是我們心裡總有個比較的善惡。這個比較，是從辨別得來。科學是辨別的武器，不是糊里糊塗地把前人所說的善惡就當作善惡，必定要明明白白地研究出一個道理來。如果要能辨別善惡，來做行為的標准，必定要發達科學。

（六）求簡宇宙萬象，繁復不同。古時人類，已經想提出一個綱領來，研究宇宙的真理。因為對於繁復的東西，若是沒有簡約的方法，簡直是對付不了，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所以科學之唯一的方法，就是簡約。至於星卜、命相各種邪說，都是故作繁

難，不要使人家懂得清楚的。

因為如果人家懂得清楚，它的本身就不能存在了。古代點金化學家，也是如此。他教人家點金的方法，故意用顛倒錯亂的數目，來蒙蔽人家，人家學過，仍然不懂。倘人來問他，他便答道：「你下次就可以稍為清楚些了」所以這些邪說，是科學的仇敵。科學是從繁復之中，用簡約的方法，理出頭緒出來，剛剛合我們心坎兒上所要懂得的。譬如我們有書一架，各色不同，若有人把它編成目錄，叫我們可以隨時取閱，不費時力，我們必定感激他。科學就是替我們在天然界這個大書架上，用簡約的方法，理出一個目錄來，我們怎得不感激科學呢！

二、科學的效果

我們人類依據以上種種的心理，來研究科學，科學的發達，就是這幾項心理往前發展。現在我們要問：科學既是依這JL項心理而發展，還是每項心理，有一個特別的效果呢？還是他們的發展，都趨向同一的途徑呢我們的答案是：「一定趨向同一的途徑。」第一，因為奇和真實是遞相發現的；第二，因為真實和美、和功用、和善，原是分不開的東西；第三，因為真實是由簡約得來的。怎麼講奇和真實是遞相發現的呢？不懂得的就是奇，既懂得以後，拿來應用，不得生謬誤的，就是真實。我們因為驚奇、求真兩種心理來研究科學，期望能懂得這個奇，又漸漸地逼近於真實。如算學的得數，先得萬位，再得千位，再得百、十單位，再得小數，一層一層地逼近。然而當每層前進的時候，層層裡面有現象發現，這就是奇。再從這個奇又往前研究，我們的知識更增加，我們又得一層真實。凡是研究科學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個道理的。例如鮑以耳研究氣體的行為，看見氣體的體積，因壓力而變遷，這是個奇。因此研究，就得了「氣體之壓力與其體積成反比之定律」，這是個真實。但是這個真實，仍不是絕對的。從此再往前研究，知道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有新現象發現，就是「氣體可變為液體」，這又是個奇。因此研究，就得了氣體變液體之理論和分子的物理之知識，這又是一層真實。從此再往前研究，又有進步，知道「液體變為氣體之時，必收吸熱若干」，這又是個奇。因此研究，就得了熱和形體變遷的關系，這又是一層真實。因驚奇求真，於是研究科學，得和真實相逼近。奇是無窮的，真實也是無窮的。知識增加，層層不絕，我們所以有許多的樂趣在這里。羅司金說：「知之不全，而又知之不已，人生之樂，莫大於此J唐姆司（Thomas）說：「我們所得之真實，可以逐漸進步，並且可以隨時增加確切科學家對於絕對的真實.自然不能斷定它是已得的，然而就此逼近的真實，叫我們有預測的能力，也不妨就把它叫做真實，至少也可以把它叫做「實用的真實」了。

怎麼講真實的就是美的呢？美有兩個不可缺乏的元素：一是秩序，一是諧和。譬如一室之內，桌椅圖畫，東倒西歪，毫無秩序，決沒有美之可言。又如一隊音樂，嘈雜無章，各樂器所發之音不相諧和，也絕沒有美之可言。這兩種性質，在科學里邊發展得最完備。因為各科學都以算學為基礎，算學是最真實的。所以算學秩序整齊，絲毫不可紊亂。必先得第一層的張本（Data），然後能得第二層的得數（Result）。不能無憑借而妄行，也不能桎梏而遷就。又算學的理論，彼此諧和，絕沒有自相沖突的地方。例如一個問題，用數學算之，其得如此；用代數算之，其得數也是如此；用方格圖算之，其得數也是如此。因為這些得數，都是真實的，就是氣體之定律，如鮑以耳之定律、格羅撒克之定律、達爾敦之定律，都是左右逢源，無一點背謬的地方。因為這些定律，都是真實的。就是生物學、社會學里邊各種理論，有貌似不相調和的，然而自然科學的精神（科學的精神，指算學確切的精神，並不是說種種學說都要拿算學公式來表明它。）輸入生物的社會的學問之後，這些學問里邊的定律理論，都是逼近於真實的，並沒有不相諧和的地方。就拿達爾文和克爾泡得金的學說來說，外貌好像兩相矛盾，其實並不是不諧和的。達氏的學說是強的存，弱的滅；克氏的學說是互助的存，獨孤的滅。但是我們要記得達氏的原文是：「最適宜的就能生存。"（The fittest survive）和克氏的學說並不沖突。況且強、弱兩個字，不是專指體大力強說的，因為地質歷史上、人類歷史上，有許多體大力強的東西，反來都滅了，是因為不適於環境的緣故。互助是發達人為同情，是合於大家的心理的，那才真正是強。這樣看來，克氏的學說是比達氏的學說更加精密，更逼近於真實，並不是不諧和的。科學是以求真實為目的，真實的才能有秩序，才能諧和。有秩序而諧和，就是美。

再從心理的一方面看來。我們觀察外界，有千千萬萬的影子和我們的器官相接觸。當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的智慧，不能看出他們的同點出來，一把握在掌中，我們遇着無限的接觸。只好見一個菩薩磕一個頭，那就不堪其苦了^一那就沒有美感（就是愉快）之可言了。幸而我們的智慧，有這個綜合----把握在掌中一的能力。不但在

不同的接觸之中，尋出同點來，並且把未曾接觸的將來都可以綜合在一處來預測它，沒有紊亂，沒有沖突。這個綜合，就是知識的脊椎，就是思想的經濟（是有用的），就是精神的美，因為它是有秩序的，它是諧和的，所以安德雷（Andre）說：「無論美是什麼東西，它的根本總是秩序，它的精液總是和一（Unity）。」「和一」就是不沖突，就是諧和。朋加烈（Boincare）說求美和求有用的心理，都趨向同一的途徑（有用的就是真實的，見後節），因為凡是我們覺得美的東西，都是和我們的智慧相適宜的，所以我們可以懂得怎樣可以利用它的。

怎麼講真實的就是有用的呢？科學對於物質文明，貢獻得如此之多，這是很便易

看得出的方面。物質文明，替人類增加許多幸福，把人類的生活，從不美變成美的。茫特因（Montagne）曾經說：「科學是一個最大的裝飾品（美的），又是一個最良的應用品（有用的）。」但是這個物質文明，可是真有益於人類，我們可以應該享受它，還有些別致朋友（像托爾司泰一般人。「別致朋友」這四個字是吳稚暉先生給這一般人的徽號），都說不是！不是！在這篇裡面，不能作詳細的辨明，我只能截取科學的斷案，說：科學的本身，是有益於人類的，我們大家都應該享受物質文明。這是功利（Utilitarianism）的方面，現在撇開不談。我們再談理論的一方面。我們的科學知識，都從物質的經驗得來，真實不虛，無可辯駁的。科學戰勝所得的地方，永遠不會再被仇敵搶得去的。因為依科學的方法，層層論斷，是確切而不可移，最適宜於應用，決不至受它欺騙的。例如我們試驗多次，水到攝氏百度即沸騰，因此事實構成定律，就可以預測無論何時何處的水（須非溶液），都是到百度就沸騰。又如幾何學中的種種原理，把它量地是準的，把它造機器是準的，把它測算熱、光、電動之分量也是準的，就是拿他來研究社會學中人口、貨品增減各問題也是準的。況且依這些定律、原理推去，並可知道情境變遷之時，應有如何變遷的現象。例如水中加鹽，沸騰點必加高；水上減壓力，沸騰點必減低。因為這些定律、原理論等等，都是真實的，所以無論用於何處，恰恰適宜，永不欺騙我們的。這不是科學的大功用嗎？所以哥脫（Goethe）說：「凡是適宜的，就是對的J赫耳姆毫斯（Helmholtz）說：「我們對於外界之表釋（Representation）何時算得真的呢？依這個表釋，可以推出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必有一定的事實發生，且若變其情境，並可推出結果之同變：那麼，這個解釋，可以算得真的了。」換言之，凡適宜的，可使我們預測將來的，就是真實的，因為它是真正有用的。

怎麼講真實的就是善的呢？科學的致用如此的大，在上節裡面，我們已經截取科學家的斷案說，科學的本身，是有益於人類的。若是我們拿野心家、資本家的罪惡加在科學身上，那就是不怪劊子手而怪刀了。科學既是有益於人類，那不就是善的嗎？這是物質的一方面。再從精神的一方面說，科學所貢獻於精神界的，分析起來，有兩個新觀念。第一，宇宙間的因果的關系。我們從試驗里得了物質能力總數不滅的大理論，就是實實在在的證明有因必定有果。我們要得好果，須得我去做。我和物是分不開的，我是物的一分子，物是我的環境。所以科學的人生觀，就是要求真實於生活之中.第二，是道德的真意義。從前人把肓信當作道德，科學家把懷疑當做道德：因為懷疑才研究，因為研究才有真是非，有了真是非（就是真實和錯誤），我們的行為，才有標准。所以科學的道德觀，要能辨別是非（就是善惡），這是知的方面，就是以上所說的第二個貢獻。又要能取是舍非，這是行的方面，就是以上所說的第一個貢獻。蘇格拉底說：「知識就是道德。」同科學的「真實的就是善的」的意思很相同。

怎麼講真實是由簡約得來的呢？我們要在宇宙不同的萬象之中，求出真實，必用簡約的方法。否則茫無頭緒。所以科學家權量現象之分量，必減少其外來摻雜的情境，然後可以權量我們所要權量的。例如我們要量燈光之分量，必用一黑房，不讓太陽光來摻雜它；我們要量空氣傳聲之速率，必選擇恬靜的天氣，不讓風來摻雜它（量聲之速率尚有他種精密的方法，現在犯不着細講它），這就是用簡約之原理。凡是科學之方法，都是以算學為根據，確切而不模稜。赫切耳（Herschel）說：「數目的確切，是科學唯一的靈魂。」因為算學是簡約的，縱是高深的算學原理公式，終是有層次，有秩序，可以尋繹，絕不是紊亂無章，這就是比較的簡約。因其簡約，所以有用，所以是真實。這種思想，古代人類亦已有之。試看古代神異學說，以神鬼為操縱宇宙之主，然終承認天然界中，有一種天然力，雖神鬼亦須服從——中國人說是數定的——這就是承認天然一致之定律，這就是簡約之方法。不過他們所用的材料，不是真實的，沒有實驗可以證明，所以鬧到神異莫測的地位。科學是平民的學問，就是普通的智慧，都可得其門而入。因為它是簡約而可解的，都是真實不虛的。不是神怪莫測，把我們送到莫名其妙的地位的。試看科學中最普遍的、最真實的定律，莫過於牛敦的吸力定

律：我們要知道這個定律，當先是他把兩個球做試驗而得來的。若是把三個球做試驗，這三個球吸力的互相的關系，已經很復雜，不能拿這樣的簡單公式可以表明得了的。若是用四個球、五個球——百個球、千個球，那就更復雜，不能駕馭了。我們在前頭說的異中求同的綜合，也是簡約方法。我們總要拿我們的智慧去駕馭現象，不能拿我們的智慧去跟隨現象。怎麼駕馭呢？就是簡約的方法。用簡約的方法，雖不能把真實完完全全地表托出來（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和真實相逼近，叫我們在較穩而有限制的地盤上去進行，不至於生出空疏、籠統、紊亂、沖突的弊病來。波耳哈夫說：簡約是真實的封鎖。就是用簡約求真實的意思。這樣看來，真實和美、和功用、和善，是不能分開的東西。我們用簡約的方法，可以漸漸和它逼近。但是什麼時候可以能得着這個東西呢？拉耳默（Larmer）說：「真實住在深井裡邊，我們永遠不得到井底。」然而我們要問：如果我們果然到了井底，那還有什麼生活的樂趣嗎？進一層說，那還有什麼生活的存在嗎？

精神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d, independance de1'esprit）張嵩年譯

精神的勞動者諸君，五年以來被軍隊、被檢查吏、被交戰諸國的憎惡怨恨所分異離析、散遍全世界的諸同人，今當藩籬方嚏、邊界重開之頃，我們敢請於諸君之前，把我們親愛的聯合重新成起，但是非求康續舊有，乃要成一個新的、比前有的更安穩、更堅固經久的聯合體。

這一次戰爭把我們的儕輩既投入迷離騷亂之地。大多數的知識界的人都把他們的學、他們的術、他們的聰明才力，供他們的政府之用。我們現在並不要歸罪哪一個，也非要弄些什麼譴責的話。我們曉得個人精力之薄弱，偉大的集合潮流之天然力量，這一次因為未預籌有抵拒之方，頃刻間遂被他們這種潮流掃盪一空。但是無論怎樣，這一次的經驗，對於我們將來，至少總要使它有用。

第一，我們請記取這次因為全世界的智力殆完全處於退讓，而且甘心屈服於忽然奔放的強力之下造成的種種不幸，種種災禍。許多的思想家，許多藝術家，對於蝕耗歐洲肉靈的凶厄災難，不但不去阻擋，而更加上不可計數的惡毒的仇恨。從他們知識、記憶、想象之武庫，為懷恨，為結怨，找出許多舊的、新的理由，許多歷史的、科學的、邏輯的、詩的理由。天天從事於毀掉互相的了解，天天從事於破壞人人間親愛之情。他們原本是思想的代表，他們這樣子作去，遂把思想大大地損壞、玷污、貶落、糟蹋了。他們把思想竟弄成了情熱之器，又且（或許不自知）成了一個政治的或社會的、黨派的，或一個國、一個邦、一個階級的營私利的用具。但是如今，從打這個蠻野倉皇的亂打亂鬧，一切交鬨的民族，無論勝的敗的，都弄得破頭亂腦，窮乏困羸，狼狽逃出，而且於心底（雖然不自認），在他們的瘋狂之暴發上，也不免覺着羞慚、卑貶、屈辱。就是思想，因為被他們的爭逐所連累，也同他們損掉價值，墮落而出。

起！既知這樣，那麼我們便請把精神解脫了這些連累，脫離了這些卑辱的結合，祛除了這些隱秘的奴役。要知道精神是不為一切東西的奴僕的。為精神奴僕的就是我

們。我們是除他以外，更不曉得別的主人。我們是受命去維持、去擁護他的光的，我們是受命去把迷了路途的人重聚在他的旁邊。我們的職任，我們的本分，就是要保持一個定的鵠的，並當情熱的旋渦中，宵夜的晦暗中，指出極星的所在。於種種不同的傲慢驕誇和互相傾軋的情熱間，我們是不作簡擇的，我們但把他們通通斥棄。

我們尊敬的唯有真理，自由的真理，無邊界，無限際，無種級族類之偏執。信然，我們不是對於人類漠不關心的。我們是正在為人類而工作，只是我們所作非人類的那一分，乃人類的全體。我們不認得這民眾，那民眾，種種許多的民眾。我們但認唯一民眾（The People）-而普遍——就是那受苦、競爭、跌而復起，沿着浸泡在他們

自己的汗血中凹凸不平的路，永遠相續不斷地前進的民眾——就是合一切人類之民眾，一切同是我們的弟兄。而且就是為的他們，同我們一樣，也可以覺悟到這個弟兄之誼，我們故於他們蒙督的爭斗之上，高舉「約章之匱」——高舉那自由、一而多、永遠長久的精神。

簽名人：

（在法）Romain Rolland, Henri Barbusse, Georges Duhamel, Charles Vildrac, E-mile Masson, Mathias Morhardt, Paul Signac，等0

（在英）Bertrand Russell, Izrael Zangwill，等。

（在德）Professor Georg Nicolai, Heinrich Mann, Hermann Hesse，等0

（意大利）Benedetto Croce, Roberto Bracco，等。

（奧大利）Stefan, Zweig，等。

（西班牙）Euganio d'Ors, M.Lopez-Pic6.

（比利時）C.Eekhoud, Henry van de Velde，等0

（荷蘭）Dr.Frederik Van Eeden, J.C.Kapteyn, Dr.L.E.J.Brouwer，等

（瑞典）Ellen Key, Selma Lagerlof，等0

（丹麥）Sophus Michaelis，等。

（在美）Jane Addams，等。

這個宣言是今年夏間以法文發出來的。曾載在六月二十九日的巴黎的從si/m波報上。可惜我們找他這天的報沒有找着，我們這譯文是根據兩種英譯（一載七月十九日的Cambridge Magazine周刊，一載九月份的卯old Toznorr。"）譯出的。巴黎通信社本曾發過一篇譯稿，但他是譯意，拿與英譯比較很有些不甚相符，所以我們未敢從之。因為我們未得着原文，所以不得把簽名的人全體舉出（兩英譯均但舉最著名的人）。現在姑就上列的人中，把我們所知道的人的著作開出幾種，以便讀者諸君研稽。要曉得這些人不但在戰後發出這樣宣言，就在戰時，就在那樣發狂熱的時際，他們也曾不失本色、不辭勞瘁、不

避艱難、不畏強御地為精神、為真理、為人類全體，很出過力。他們發這個宣言，自然是出於不得已。戰起以前，哪個學者、作家的話不是都說得很好聽？可是一遭這個戰爭的變故，許多講好聽的話的人竟都改了色，失了節，丟人丟到那樣的田地！這種的事情怎能不令心韌的人痛心呢？所以他們要宣言精神獨立，要認真思想精神的地位、價值。既然從事於精神的事業，便不可再在別的東西之前屈膝，以失精神之體，而令因為自己屈辱了連累精神也陷入污泥。要而言之，這個宣言的主意不外：無論求學、求術，除了為他自己外，都是為的個人，自己和自己以外真實存在的各個體——便是全人類——絕不是為的哪一部分，絕不是為的私人徒黨的營私射利。所以要望以後有學、有術、有思想、能文章的人，萬不可再拿他們的文章、學術、思想供什麼萬惡的東西、虛偽的東西、不必需的東西作文飾、作利器。讀者諸君，你們還要曉得假使世界只有武人，假使世界只有財奴，世界也還不會有惡；世界的惡業哪一回不是由有思想、有知識、能說能道的、為虎作保的引導着、幫助着作出來的？那麼有思想、有知識的人對於世界的罪過怎能不負責？人總要自反！我們不是常說什麼這好、那好麼？其實我們何嘗願意世界口好。我們自己理想一個好的世界還可以的，如若別人也想出一個，我們便打着徐緩、輕慢、不負責的腔調，說什麼「不——能——罷！」這還是上焉者。其次便連思索也不思索，本着目空一切的習養，浮浮躁躁說些「不會，不會，那哪裡能成「。真想世界好的是不是應這樣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我們如果願意世界好，如果虔誠切至願意世界好，世界當下便會好。世界所以不好，全因人沒有那種誠心。這個宣言上簽名的一個（羅素）曾說過：

……我們必須求的世界就是一個於其中創造的精神是活潑生動的，於其中生活是一個充滿愉樂和希望的冒險事業，基於去建設的沖動而非基於去保留自己所有或去攫取他人所有的慾望的世界，他必是一個於其中情感得自由活動，於其中愛情是去凈了求為主宰的本能的，於其中殘忍與忌妒已為幸福與一切建立生活而充以諸種精神的大歡喜的種種本能之放達不羈的、發展的、驅散的世界。這樣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他只待人想要去創造他。（譯《向自由去的路》結語倒第二段。）

曉得這個，第一便是要認定的鵠，便是要保住那一體多方、恆久不滅、自由超脫的精神。

以下略舉我們知道的幾個簽名之人的著作或略歷。

一、Romain Rolland羅曼•羅蘭，生一八六六年，即二十世紀開頭第一部大小說之著者。他最擅長的學問還在音樂，巴黎大學（蘇爾明）曾為他創設音樂史一席。歐戰

起後，因為全歐洲、全人類說話不容於法人，乃躲至瑞士日內瓦，從事慈善事業（國際俘虜經理處），把所受的一九一五年份「諾貝爾」文學獎金也全用在上面（約美金四萬多元）。同時並作了幾種小說戲曲，又作了很多文學的、哲學的、時事的文章。一九一六年二月英譯的、關於戰事，很有聲名的4歷"山氏血e（法名Au-dessus de la■岳e可譯《超於渾戰之上》）便出於是。羅蘭的人生理想受託爾斯泰的影響最巨。他是始終只認一個人類的，如Adolphe Ferriere說：「歐人中，他是越乎一切民族主義者的精神之上，出乎一切國家主義者的精神以外，把共同祖國之精神，把超民族的文明之精神，體現得最好的在《超於渾戰之上》以前，羅蘭最得名譽的傑著自然是&所Christophe.此書敘述的就是羅蘭理想的一個音樂家（即書名人）之一生史。法文原版凡分十卷。（英版四冊，美版三冊。外更有德、意、俄、波蘭、瑞典譯本。）一八九七年寫起，一九O四齣Some Musicians of Former Days（法原版，一■九O八出）

Musicians of To-Day（法原版，同年出）

Beethoven（音樂家），Michel Angelo（雕刻家，畫家）

Handel（音樂家），Tolstoi（小說家，社會改革者）

腦〃a（畫師）等人傳記。（此中後一種，原以英文著，最先出。但裴多芬、彌開安樓、托爾斯泰三傳最有名。許多人講，裴傳最是他模範著作。）

由這些個書，都可看出羅蘭是崇拜英雄者。但此不要誤會，他的英雄是與常義不同的。如他自言：「吾是不與或以無窮的思想（心力）奏凱，或以獨絕的體力獲勝的英雄之名的。吾所予英雄這個名的只是那以心之善成偉大的」「那作其所能的「（我們給他解釋可說，就是永向至善勇進的）。「開開窗！放新鮮自由空氣進來！讓我們呼吸英雄們之呼吸！」這便是他的英雄主義。他崇拜英雄，他自己實就是一個英雄。「英雄常食苦難與試煉之麵包」，也正說了他自己。

T6e People's T%eato•（法原版一九。三出，英譯去年出），此書是羅蘭為建立民眾戲院的計划而作。什麼是民眾戲院？就是屬於民眾的戲院，為民眾而設的戲院，以民眾而成的戲院：以民眾為主，不以戲院為主的戲院。就是施演民主的、藝術的、應令現代社會使茗術是活的、與生活並進的戲院。民眾於是娛樂，民眾於是蘇息，為精力

源泉，為智力導光。愉樂、精力、智力，是他那基本的三需要。民眾於是宣其情思，民眾於是覺其美妍：於是徹感弟兄之誼。羅蘭設此的計划也是受託爾斯泰——近代最懂得民眾的一一的感化。據托爾斯泰，凡把人分離的東西都是丑的，惡的；凡把人聯合的東西都是美的，善的。此後藝術若要是真的，必須不再只為一有特權的等級所操執，必須歸還於民眾。羅蘭這本書引論中有幾句話也可譯在此地，請讀者諸君思索思索：「我不用告訴你國站在哪兒。就由他那界說，他是永遠屬於過去的。不論他所代表的生活的諸種樣子怎麼新，他總把他們止住、固住。但是你不能把生活只定一次就結了。可是把任凡他接觸的東西都變成頑石，把生事弄得成了官僚的種種理想，這便是國之職能。」

The Fourteenth of July&Danton，這兩出戲都是為民眾戲院作的，同記法國大革命事。（法文原本第二種一九。一出，第一種次年出。）

羅蘭除此以外尚有以前作的十幾種戲本。戰時在瑞士又著兩種，今年已出一種名Liluli，也還無英譯。他的小說著作Jean-C/ir面4之後，曾又作一種，在戰前一月本已付印，但今年才發行，已有英譯（十月九日出），這就是Co展Bmgno兀。此書作法雖與前著不同（著者自謂此書是他對於Jean-Christophe之拘迫反動的結果），但以愉樂為百行首，卻是在《裴多芬傳》（一九。七）已表的思想。書中主人（即書名人，著者同鄉Burg'undian）生在宗教戰爭正酣的時代，也看打仗不但可悲，且是不能見信的蠢笨事，又說人總先是人，後屬這宗那派。所以由此也可見羅蘭的共同祖國、一個人類的思想是早就有的。

法文中尚有羅蘭的博士論文《樂劇史》和別人作的他文章的節選等。德文中亦有他特為作的論音樂的書。

至於研究他敘述他的單行本著作，法文的有：

Paul Seippel, Romain Rolland, L'Homme et/'（Euvre）Henri Guilbeaux, Pour Romain Rolland等。

英文中好的有：

Miss Winifred Stephens, French Novelists of ToDay, Second Series.（外有一■種很不好。）日本也有：

內藤濯，口口才思想與藝術。又（中澤臨川、生田長江）《近代思想十六講》中所載。

羅蘭單篇文章最近譯為英文的有今年五月號Atlantio Monthly登的一篇。題為Go to the Ant，是記述佛瑞（Aug Forel）的蟻的研究的，因論本能並非進化之起點，已是進化之結果，本能也是可變化的——特如戰爭本能——進步不是不可能的，並言「我實不

確信人是如其所說，自然之王——他實以是自然之肆行蹂蹣的暴君為多得多。我相信人有許多的事應從那些比人的更古的、無窮多的種類的動物社會去學」。

現在這個宣言蓋也出於羅蘭手筆。

二、Henri Barbusse巴比塞，小說家，戰時曾從軍，與Adolf Andreas Latzk。（奧大利軍官）同以軍人銳烈地反抗戰爭，高唱「戰爭是地獄！」同著有極悲痛懇至、可怕可哭的名著，為戰爭於戰事書的翹楚。拉剌古著的是Men加用打（筆記小說，美譯，一九一八春末出），巴比塞所著就是Under Fire：the Story of asquad（Fitzwater Wray譯）。

此書法文原版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里出的（原名Lefeu《火》，英譯，一九一七出），受巴黎龔谷爾學會（AcadGmie Goncourt）對於那年最好的書的獎金。他把軍營生活的最凶獰、最污穢的情形，以至痛苦流離的狀態，都實寫出來。戰爭的丑惡，誰不知道？但是經巴比塞那樣的活潑有力的一述，竟成了新的一樣，從未想到的一樣，使人怎能不感動？使人永遠不能忘。巴比塞的著作新近譯成英文的又有一個短篇小說集、一個小說，都在本書以前（且是戰前）作的（譯本去年出），都不及它，但態度卻一樣是悲觀的。

1. We Others（此書分三分：第一•分題Fate.第二分The Madness of Loving.第三分Pity.）

2. The Inferno（地獄），此書頗寫社會之虛偽，示人從牆縫里可見人生之精神的悲劇，由一個很小的隙孔見恆久不滅的東西。其中有幾句話，可以譯在此地：

如若我們想要治好吾們自己壓制和戰爭的病，便有權用一切能有的手段去攻

落它---切！——遺傳之原理與祖國之崇拜。

傳說之精神敗壞人性。

愛國心已成了一個褊狹的、攻擊的情操，只當他存在，便將維持戰爭，空虛世界的。

三、Georges Duhamel杜阿美，詩人，哲學家，外科醫士。嘗為戰地軍醫四年，親接戰地病院中傷兵的苦況，因也不能忍地作筆記，著小說，叫《戰爭之侵犯人道》。其書已譯英文的有三種，即：

1. New Book qf Marg去年出，九篇筆記，述戰地醫院中見的痛苦。

2. Civilization，1914-1917，E.S.Brooks翻〈譯〉，今春出。原本曾受一九一八年的龔谷爾小說獎金。（於原著者是用假名Denis Thevenin）此書也是筆記體，記戰地醫院事，親切哀痛之至，可怕之極，足與《火之下》《戰中之人》齊名。末卒題為《文

明》，盡致地表其痛恨現代、痛恨現代文明之悲懷。「但是，文明，真的文明，吾是常常思想他的！……他就是一個說『彼此相愛』『以善報惡'的人。文明是不在虛美的賣品的可怕的堆里的，假若他不在人之心中，好，那便他無地方在。」

3. 7'成尻如的。。於》譯者同上，去九月出。文集，有《幸福之希望》《貧與富》《別人有的》《發現世界》《生活之抒情詩》等章，與前書神情大異。

四、Bertrand RusseU（生一八七二），羅素的生世，我已在本志的六卷三號里和他處約略說過，更詳細的也當到別處去講。於今只把他的著作略照先後說一說：

1. German Social Democracy，1896.

此是他於一八九六年二三月在倫敦經濟政治學校講的六個講演。後有《論社會民主與德國的婦人問題》的附錄，是他夫人作的。

2. 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1897.

此書有法譯，他和他的同道庫居剌修改加註本：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G^om^trie, Traduction par C.Cadenat, revue et.annvtee par If Auteur et par Louis Couturat.1901.

3.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Leibniz, with an Appendix of leading Passages1900.

此書是羅素的來本之研究。須知羅素的學問很受來本之（德國頂早的大哲學家、數學家，頭一個計划數理邏輯的）的影響，和他很有些地方相似，所以人稱他是二十世紀的來本之。這本書也有法文譯本：Laphilosophie de Leibniz, Trad, par J.Ray, Preface de L.LAvy-Bruhl.1908.

4.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vol.1.1903.

此書是講數學原理很要緊，極受人稱引的書。他的主旨只在證明一切數學不外以邏輯原理由邏輯原理的演繹。純粹數學的根本不外幾個邏輯的常量。「純粹數學就是'P含蓄Q'形的一切辭（命題）之類，P與Q是二含着相同的一或數個變量，不含邏輯常量以外的常量的辭。」邏輯論的是原，數學論的是委。

「數學與邏輯同可界說為只含變量與邏輯的常量的些辭的類。」「凡數學統是記號邏輯，這樁事實實現代最大發現之一。這個事實確定了，其餘的數學原理便只在記號邏輯自身之解析。」「近世數學最主要的勝利的一個就在發見了數學真實是什麼東西。」（即前說的界說等。）羅素便是宣揚這個最有功的。

這本書便是圓成證實這個的。但他後來看出這書還有些地方沒有弄好，所以出一卷便不接續了。這一卷且早已絕版，也還未重出。不過出後次年，他的同道庫居剌便在巴黎"Rewze de Mitaphysique el Le Morale（一九。四一五年份）上解說於法文，後又

印為單行本（Couiurat, Les Principes des mathimatiques，1906.）並有德、俄譯本，均還可得。

5. Philosophical Essays，1910.

此文集共七篇，今也絕版。中載有羅素以前的倫理學說及他對於實用主義極平允切當的批評。此書有前哈佛大學哲學教授桑陀耶那（G.Santayana）的解說，見一九一―■年的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vol.8，nos.3，5，16）和其兩出4Doc沆碇，1913.又日本中島力造編的《新著梗概》第八輯里也有解說。

6. Problems of Philosophy，1912.

此書是Home University Library叢書中的一本。雖是為通俗作的小書，頗含着許多前所未發的新理，文章又作得那樣公正痛快，明澈縝密，使人誠服，召人深入。（羅素的文章從來如此，不論講什麼。「作這樣散文的本領，沒有一個英人能比過他的。」）雖裡面也有些哲學的意見著者後已改過，不可磨滅的卻更多。如他說哲學的特性：「哲學的主要特性，使它成一個與科學別異的，就是批評。」但這種批評並不是絕對的批評，一切都批評，不求信，不求有立，而但批評：絕對的懷疑。這種的批評乃是代加德的「方法之疑」（Descartes'「Methodical doubt」）：「疑凡像是可疑的，而遲疑於對於顯然的知識的片片，自問是不是，在反省上，能覺着確是真實知道了。」一言以蔽之，哲學里「所志向的批評不是那無理由的決意排斥的，是把顯然的知識片片，但照着內在的價值，去思量。這樣思量，再把凡仍然像是知識的留起來的」。此書末章論「哲學之價值」，對於一般讀者最有價值。結論是：「哲學之所以要研究，不是為的對於他的問題的什麼確定的答。因為通例，沒有定答能曉得是真的，寧只為的是那問題自己。因為這些問題，擴大我們對於可能的東西的意念，豐富我們的智的想象力，而減小那使心閉拒懸想的武斷的固執。尤更因為由哲學所沉想的宇宙的偉大，心也弄得偉大，並得能與宇宙成那構成其至高善的聯合

7. Philosophy of Bergson，1914.

是一個演說，批駁柏格松學。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劍橋異端會所演，曾登那年七月的加e Mon面季刊。此單行小冊中附有嘉爾（H.Wildon Carr.在英宣傳柏格松學最力者）的答詞，並羅素的應答。

8.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Field for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1914，

這是羅素的勞威爾講演（Lowell Lectures）。一九一四年三、四兩月在美國波斯頓城所講。是他近來講學的很要緊著作。也是通俗的。是一九一四年唯一的書（The book of the Year1914）o顯揚一個新方法，傳道一種新哲學，這種哲學就是他的邏輯（名理）

原子論或叫絕對多元論，也可叫它作羅素的新實在論。這個方法就是用在哲學里的科學法，就是「邏輯——解析法」。「這個方法在像數、無窮、相續、空時，那些以老而尊的問題，已經成功。」本講演，就是用例喻，指明哲學里的邏輯解析法之性質、能力、際限。他說用這個方法在哲學實成與奠立近世科學的伽離略用科學法於物理所成同類的進步——名理原子論便是代表這個進步的。講演之末，羅素曾訓言這個哲學方法。大意是：但用別的科學不能使哲學成為科學的。欲成一個科學的哲學家，必須一種特殊的心的練習。第一必須有求知哲學的真理的欲好，這個欲好且須非常地堅毅。又須慎防系統之愛：喜歡造立系統。其次必須如代加德一樣，實習方法論的懷疑，以解心習的執著，並須培養邏輯的想象力，以得許多的假設備用，而不為常識弄得容易想到哪一個假設之奴隸。這兩個程術，疑習而想象未習，實居哲學家所須的心的訓養主要部分。問題選定，心養得了，要從事的方法簡直是一律無二的。因為問題常復雜，所以必要解析。解析遇了阻礙，便要哲學的妙觀慧悟，邏輯的想象。如是到底便只須綜合，再無難了。新的事實，邏輯的方法，是今日由同時得到它們，正使哲學日成為科學的。書之最後，羅素因說到：「欲令哲學不久得一個空前的成就，必需的唯一條件就是創造一派有科學的訓養和哲學的興趣，不為過去的諸種傳說的阻礙，不為把古人除其好處以外全盤抄襲來的人之諸種文學的方法所迷惑的人。」

9.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1914.

小冊。《羅素的斯賓塞講演》（The Herbert Spencer Lecture），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在牛津講。宗旨與前書同。羅素在這個講演里，由哲學的辭（命題），必須普遍，必須先驗兩個特性結攏來，為哲學下了個界說，就是：「哲學是可能的之學。」可能的是什麼？可能的與普遍的在事實上是不能分別的。把這個界說詳細說來，就是：哲學所論的是一切可能的東西的最普通的特性。哲學所研究絕非止於現實的。強它如是，便是減它的真值。把哲學拘在人生問題，說哲學全是人生哲學，更屬違實，非科學。

10. Justice in War-Time，1916.

這是羅素第一部因此次戰爭而作的文集。主張和平，主張不抗主義，非駁英國近年的外交政策。第一篇是《敬告歐州之知識界》，意思頗多與羅蘭相同，與現在這個宣言相同。一九一七年正月份的Open Co5對於本書有個很長評論，可以參閱。

11.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6.

（在美國翻印本改名：Why Men Fight：A Method of Abo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Duel.1917.）這是一部因戰爭而作講演。羅素的改造社會的原理就是盡力發展創造的沖動，盡力消滅占據的沖動。他說沖動於陶鑄人的生活上，比自覺的旨趣影響大得多。而沖動泰半可分兩類：占據的與創造的。占據的沖動志在把不能大家有份、不能大家同享

的東西得來或留住；創造的沖動志在弄進些有價值的東西到世界裡。他以為最好的生活是那最建立在創造沖動上的，最壞的生活是那最為愛占據之情所引起的。

政治制度於人之性向（氣稟）上有很大的影響。應當是那樣子的：就是損占據以促進創造。不論政治上的改革，經濟里的改革，都應在培植外人創造的東西，鏟除引動占據沖動的東西，都應該以創造之解放為原理。使得羅素作這些講演就是這個信念。此書已出再版、三版，稍有更改的地方。

12. Political Ideals，1917.

此書集的文章也是曾在雜志上登過的。主意也與前書大同。他仍告人要希望不要怕。以前和現在全壞在只怕勝了希望，恐怕與貪婪是以他們一切自由的生活統被阻遏窒塞的兩個關聯的情熱。世界為什麼不好？貧、病、罪惡、奴制壓迫為什麼老除不了？為什麼不能充世界以美、樂、和平？只因為人太冷淡、無性情，想象力太惰、太不活動，把以前總有過的當作永遠總必有，但以善意、大度、智力，這些廢除貧、病、奴壓，充滿美樂、和平事體，都能弄出來。

13. 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1918.

此是戰前所作，講學或教育的十篇文集。前印在《哲學文集》內的。《數學之研究》《自由人的崇拜》兩篇名文；一九。一年所作，登在那年的《國際月報》的。《數學之哲學里新近的功業》，一篇重要文字，前舉過的斯賓塞講演，和曾登在&加而雜志講外界之邏輯的構作很詳盡的一文，都印在里邊。有一篇《論科學在普通教育上的位置》，也很重要。

14. Roads to Freedom：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1918.

此書是羅素直接關系社會問題的著書最近的，去年十一月末在倫敦出，修改再版今年七月出。又有三月中出的在美翻印本，改名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dicalisma這個書不但是評述這三個主義最公平、明晰，並討論些將來的問題：工作與報酬、政府與法律、國際關系、社會主義的學術。最後第八章，題The World as it Could be Made，敘其理想的世界。他自標其主張是一樣傾於無政府主義的行會（Guild）社會主義。他承認國暫時不可缺，但要極力消滅其權力，可以怎樣消滅就怎樣消滅，並要認明他僅僅的不過一個手段。他說：「吾們應當服事、效力的不是國，乃是群合（公眾）。一切現在、將來的人類的普蓋世界的群合。」他又在開端指明：「在他的意見，純粹的無政府主義，雖應是終極的理想，社會向他應相續不斷趨近，但為現在是不可能的。」他又說：「無政府主義講最強的地方就在政治家常例忽略的事件上--科學與藝術，人間關系和生活之樂。」羅素遂為這些東西主張人不論工作不工作，不論工作什麼，都應與以必須的生活費。「人不論工作不工作都有得生事之資，極

小量的資的權。」這也是羅曼•羅蘭的主張。羅蘭在他的大著15.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1919.

此是羅素一般最近的著作。裡面所載多是未曾以普通言語公開的最新研究結果。但論的還不是數理哲學——數學之哲學——只不過向它的一個「引導」，只論的是數理邏輯之開頭、主要結果。著者殷殷勤勤願人入他的專門學，在本書結語說：「因為這個科目里，有不能數的未解的問題，許多的工夫還須作，假若任何一個學者被這個小書（按原書六九半本，本文二。八頁，五號字並不小，是謙辭）引入個數理邏輯的鄭重的研究，那它便遂了作它的主旨。」

以上都是羅素一人作的書（或小冊），外還有他同懷惕黑博士（A.N.Whitehead）合著一部大書，即：

Prineipia Malhematica（卷1，1910.卷2，1912.卷3，1913.）

這部書出全應有四大冊，第四冊今尚未出。這實是講數學原理——數理邏輯——無比的大作。數學的崇口的美術品——數學文藝的金字塔。拿邏輯的記號把數學的辭都一條一條敷演出來。羅素願人人的就是人這個。雖用的是記號，但如羅素在前書又說過：「因為文字是誤會的，因為它用到邏輯是散漫而不精密的，邏輯的記號制對於吾們的科目任何精密或周到的敘說都是絕對必須。所以欲得精通數學原理的讀者要望，不畏練達那些記號之勞——這個勞，於實，比或想的小得多多。」

除上以外，羅素還在英、法、美、意幾個哲學和數學雜志作了很多講學的文章未印單行本的。從去年末號到今年三號芝加高的77ie Monist季刊上登有他的名理原子論哲學的八回講演（去年正、二、三月，入獄之前，在倫敦講）。今年第一號The Journal qf Philosophy，載有他答杜威的一文，並很重要。一九一四年出的Rancis MaiUand所譯般迦雷的《科學與方法》（Poincare, Science and Method.）有他一席，也屬要緊。此是學問方面。社會問題方面，今年倫敦的77？e4/iewzeam，77te Na五on兩個周刊和紐約的77ie

間周刊等都登有他的文章。他又在今年的77ze/k/zenaeuzn, The Daily Herald, International Review（《倫敦月刊》）等處發有書評。新近又有講「心之解析」的一個八回講演和在英國三哲學心理學會開的聯席會里讀過的一個論「辭」的論文（此已印），都盼望早日公刊。

二十世紀以來羅素的名字在英、美、法的哲學雜志上及哲學的書上，差不多期期、本本要逢見的。至於評述羅素學的專書，去年出有諸而亶（同他研究一樣的學問，也出身劍橋）的The Philosophy of B*rtr*nd R*ss*11，Edited by P.E.B.Jourdain，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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詼諧之作，卻實有價值，治羅素學的必不可不看。

五、Izrael Zangwill臧威爾，生一八六四，住在英國的猶太人。小說家，戲本作家。這幾年內新出的非小說書有：

War for the World，1916.

Principles of Nationalities，1917.

此書中謂對於一民族性必不可缺的，非種族、或言語文字、或宗教、或土地、或利害、或文化、或精神的同一，只是相應於一政治事實的一心境。又謂「諸民族性之真實需要不是獨立，乃是超脫壓迫而得自由。」

Chosen Peoples：the Hebraic ideal Versus the Teutonic，1919.

此外有許多小說及戲本。

六、Dr.Georg Nicolai尼高來，前柏林大學生理學教授。極恥德國九十三個學者、術士、文人為德謊辯的宣言（一九一四，十月發），後因於獄內，作Die Biologie des Krieges（英文譯本去年在美、今年在英出，題Biology of War），

本生物學見地，極冷靜毫無偏頗地指出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德國的軍國主義之愚，證明戰爭之可廢。又說必須為將來之領率精神的乃是人性，不是動物的沖動。

七、Hermann Hesse黑瑟，詩人，小說家。羅蘭曾論此次德國的戰爭文學，稱他道：

但是作最澄靜，最崇高的話，在這個惡凶的戰爭當中保持個不辱哥德（Goe-the）的態度的那一日耳曼詩人卻是赫蠻•黑瑟。（見其《超於渾戰之上》戰爭文學篇）

著有詩集及小說多種。

A>Heinrich Mann恩，/卜說家。

九、Benedetto Croce克樓池，生一八六六，新黑格爾派的哲學家，藝術批評家。他對哲學最重要的貢獻是其美術學說與歷史哲學。他的著作譯英文的已很多。欲得其學的梗概，可看：

Carr, H.W.Philosophy of Benedetto Croce：the Problem of Art&History，1918.

由此也可曉得他的著作。嘉爾又說他與柏格松同代表哲學里的新觀念論（Carr, the New Idealist Movement in Philosophy，1918）o

十、Robert。Bracco布臘古，著作家，

十一、Stefan Zweig刺外赫，文學家，

十二、Euganaio d'Ors戴奧，學士院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自西班牙巴塞洛納城發出的《歐洲德性統一同志會宣言》之領銜者。此宣言羅蘭曾譯登《日內瓦報》及其《超於渾戰之上》內，極表欽感之忱。

十三、M.L6per-Pic6洛貝比高，著作家，也曾署名前宣言上。

十四、G.Eeckhout愛孤，比利時剛城（Gand=Ghent）國立大學法科學教授。

十五、Dr.Henry Van de Velde汪德衛爾，剛城公共及大學合立圖書館修纂。

十六、Dr.Frederik Van Eeden萬愛丹，小說家，羅蘭之同情者。《超於渾戰之上》載有羅蘭給他信一篇。

十七、Dr.J.C.Kapteyn迦普廷，天文、物理學家。荷蘭哥洛寧根（Groningen）國立大學天文及力學教授，觀象台長。又美國加尼基學院附設的太陽觀象台研究協理員。

十八、Dr.L.E.J.Brouwer布魯威，生一八八一，數學原理家，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數學及力學教授。數學原理的研究素分法模（形范）主義、直觀主義兩派。近代法模主義派的代表有德之堪韜（G.Cantor，去年正月卒），意之帕諾（G.Peano），法之庫居剌，荷蘭之曼奧黎（G.Mannoury，布魯威的同事，在阿姆斯特丹大學講「數學之邏輯的基礎」「數學之所謂記號的方法之歷史與應用」，一八六七年生），最著是羅素。近代直觀主義派的代表就是七年前死去、大家公認為當時數學界第一人的般迦雷及今之布魯威（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的Bulletin of the Amer.Mathematical Society曾譯載布魯威在其大學論比此兩種主義的一個講演）。

十九、Ellen Key愛倫開女士，一八四九年生，著作家，教育家，曾為瑞典都城裡的民眾學院教員二十餘年。現代婦人運動之領袖，今日歐洲最著名的女子。著書有（舉英譯。德譯中Personlichkeit und Schonheit一種，未知有無英譯。）：

Century of the Child.

Education of the Child.

Morality of Woman, and Other Essays.

Love and Ethics.

Love and Marriage.

Women Movement.

Renaissance of Motherhood.

Younger Generation.

War, Peace, and the Future：a Consider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sm, and of the Relation of Women to War，1916.

此中末一本是關系戰爭的，她說：「相信吾們有一天能把戰爭阻止住，就同相信能

使人類真實為人一樣所以她雖曉得世界的種種罪惡、種種缺陷，但對於將來，很抱樂觀。評述她的書有：

Louise Hamilton, Ellen Key：Her Life and Her Work.Eng.Tr.by Anna E.B.Fries.1913.

本間久雄、工沙《思想之真髓》。

二十、Selma LagerlOof拉哥樂馥女士，生一八五八年，小說家。瑞典近世浪漫派的領袖o大著Gosta Berling's Saga.

英文譯本今年又在美增補修正，重印出來，凡兩冊，並附有她的著作詳目。（初譯，一八九四，刊於英）此書有「最近的瑞典經典」之稱。

二十一、Sophus Michaelis彌開利斯，小說家。

二十二、Jane Addams亞當斯女士，生一八六。年，社會學家，著作家，慈善家，很盡力於社會事業。她在美洲與在歐洲的愛倫開與蒙台梭利實鼎足而三，大有功於人類。善哉！不嫁的女子！不嫁的人！她的著作有：

A New Conscience and An Ancient Evil.

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

Newer Ideals of Peac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Long Road of Woman's Memory.

（與Emily G.Baloh, Alice Hamilton，合作）Women at The Hague.

（余）前未及記的Emile Masson, Paul Signae等均是著作家。

游歐之感想

陶履恭

（-）

我在三月里頭動身，正是巴黎平和大會議極繁忙的時候。五月到了巴黎，劈頭就遇着一個大棒擊。就是那三大否決我們關於山東的抗議的消息。當時回想我們自從歐戰開始以來，在國內時常讀到海外傳來的新聞，那歐美有名的政治當局的口〈口〉聲聲地講什麼人道、正義、自決、和平那些好名詞，使我們常受欺侮、要在和議席上訴冤的小生靈，聽了那慈仁公直的聲音，不覺得精神鼓舞起來，以為此次會議真是我們人類的大關鍵，世上受人凌辱的民族有無限的希望都寄託在這會議里頭。會議雖然未必就如愛平和者的理想上所期望的，但是議和席上的袞袞諸公既然再三拿永久平和與公道做那和議的標幟，他們的行為總不能與他們的言語太支離。要求平和當然要講公道，沒有公道的媾和必然是將來擾亂之端。世界所以不能永遠太平就是因為向來國際間不講公道，只講勢力。萬不料這次會議又是一番失望。多少理想家的好夢，一下都驚破了。多少愛平和者之希望，一下都變成泡影了。幾百萬條高貴的性命——這些條性命里包含着無量的希望，假使這些條性命可以盡量地完滿發達，可以為人類貢獻多少幸福，可以使他們自己的生命增加多少榮耀——都空空地廢掉了。於死者，於生者，都沒有一點好處。不特沒有好處，反留下一個不可收拾的殘局，使他們的子孫擔憂。還有幾萬萬的生靈，在這四年多的長期間里，犧牲了多少寶貴的東西，受凍挨餓，並且受種種精神上的苦痛，終結也是絲毫的好處沒有得到，只承受了許多不公平的遺產。後來處分這遺產，還要發生無數的轉博。這是我從法國卜倫海口登岸後乘火車赴巴黎的路上看見雙米盎戰跡的一種覺悟。

但是現在的歐洲，仍然是戰爭狀態的歐洲。我到歐洲的時候，停戰的條約雖然是已經簽過了六個月，但是各方面仍然維持着戰爭的狀態。戰場上的鐵絲、鐵網、槍炮、子彈、人骨、獸骨，還沒有收拾清楚。萊因河畔所駐屯的聯軍都在那裡嚴裝待發。東歐若俄國、波蘭，各區域的軍事依舊積極進行。戰時所發布一切拘束個人自由的法令，

仍然是繼續有效。在這個恐怖的環境里，如何能希望發生天國的福音，如何能希望那平和會議席上的一班人物會有高尚理想的判決呢？此次戰爭的發端，就是會議里的人所造出來的。就算不是他們造出來的，也是因為他們因循、糊塗，才醞釀出來的。（就算不是他們醞釀出來的，這班人只能做戰爭時的英雄，不配做和議席上的公正人，只能作戰的，不能議和的，不能謀世界和平的。）我們希望那些貽誤大局的會可以在幾個月里——並且是在巴黎一一整頓全世界紛爭的局面，那真是痴想。

我在英、法兩國住了三個月，所見的明白人都是懷着這種感想。悲觀的人說世界黑暗的程度不能比現在再加厲害了。

以上所說的是此次大戰爭之後國際平和的局面。因為會議的人都是一班舊人物，沒有了解世界的真狀態，沒有懷着高尚的理想，所以又造出一個強權跋扈的世界，與戰爭前原無什麼區別。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把地圖上的顏色改變改變；把德意志逐去強權之列，換了一個東方崛起的日本；把有名無實的海牙平和會，換了一個五大專制的國際聯盟；把「戰敗」國家的富源地，瓜分給各大強國，更把此次戰爭所損失的大部分的負擔，都加在「戰敗」國民的身上。因為俄國人的思想與他們不相合，更派了許多軍隊，費了許多金錢（英國今年自一月至六月征俄的軍費共五千萬磅。法、美兩國征俄的軍費還不在此數之內），攻倒他們的政府，封鎖他們的交通，困死他們的男女老幼。扶持幾個小民族成為獨立的國家，但是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屏風（兩個大國的疆土相接連，若是起了沖突太覺危險，所以最好是在兩國之間造出一個小國做屏風Buffer保持他們的安寧。例如魯森堡一邊是比、法兩國，一邊是德國，就是最好的一個屏風。這是舊政治思想和舊日國際政治的產生物，假使國際聯盟是一個有效的機關，國際上有真正的秩序，這個屏風是用不着的），或認為附庸。（美國《新共和周報》五月三號英人勃雷斯佛論波蘭的一篇文，他說強國用新發生的小國家另有作用的，說得極為透徹。）此次巴黎和會里所辦的重要事端用以上數語足可以簡單包括。歐洲經了這次空前的大戰爭，破爛已經不堪，以後總得要群策群力，還需幾十年的工夫，才可以恢復舊日的文化。現在只由幾個強權國家的代表定了一個最不公道的條約，（公道必是各國都承認的。一方面以為公道而他方面不承認的，哪裡算得公道！）真是人類的大不幸。

這次平和會議雖然是一番大失敗，把千載一時的好機會，空空放過，做成了一樁大錯事。希望平和、愛惜公理的人沒有不失望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輕易陷於悲觀。我們人類進化的歷史，都是由失敗與試驗造出來的。只是有時候失敗與試驗的價值太大，犧牲太重，已是不幸之事。有時候失敗與試驗之後，還要蹈失敗之覆轍，那不特不幸，實是可憐，可憐我們人類的弩鈍，可憐我們人類的怠惰。此次戰爭所損失的生命財產，價值之巨，可稱空前無比。我們固然沒收成效，沒得到積極的教訓，都可以說獲有消

極的教訓。那個消極的教訓就是使我們覺悟，為什麼那理想的國際組織不能實現，為什麼人道、正義，都歸於失敗呢？

我們受了這番教訓，當然就聯想到現在的國家了。此次國際公平的組織不能成立，固然是因為會議的人員沒有眼光，沒有能力。但是現在世界上國家的程度也太參差不齊了。國家的組織不是一時就能完備，世上的國家也不是一時即可達到同等程度之完備，國際組織也不是必須等所有的國家都發達完備才可以成立的。那國際聯盟在消極的方面是維持平和，在積極的方面就是本互助的精神，增進人類公共的幸福，所以已進化的國家就有掖進輔助那未進化的國家的義務，不必一定要所有的國家都要有同等的程度才可以有國際的共同組織。但是我們這次的失敗就是因為我們認為「先進國」的、我們所信賴可以主持公道為人類造幸福的國家，竟不能盡他們的天職。這樣看來，所謂「先進國」不配戴那個名稱了。我們現在且看一看他們國家的現狀是什麼樣。

（-）

我這次出遊雖然把「五大」的國土都到過了，但是為時極暫，只有四個月，所經過的地方觀察的機會極少。沒有就着各國實地的切實調查，不敢為過於概括的論斷。我在英國住的時期較長，所游的地方較多，就英國的情形推論起來當沒有什麼大差誤的。

西歐的國家四年以來都在戰爭里頭，所受戰爭的影響非常地厲害，那是不待言明的。在戰爭開始之先，西歐的國家已經發生了許多切要的問題，急待解決。例如勞動者為爭工資、減工時，與僱主時起沖突，各國只有敷衍彌縫，沒有一種貫徹的辦法。又如他們的政治組織因為時代變遷，向來所採用的選舉法、立法手續也不能不因時制宜要有大部分的改革，各國也沒有定一個大計划，使他們的政治機關合乎現代社會的狀況。此外如社會上、教育上種種問題，須解決者仍多。一旦大戰爭來了，這是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所以一時全國民的精神、能力，全國的富源、產業、科學，都合並起來，全用在戰事上。國內所有的問題，無論是若何迫切，總不能比國家存亡的問題再迫切，暫時都擺在一旁，停頓住了。非但國內諸般問題一時停頓，並且因為在戰爭的時候，政權要集中，政府的權力要大，所以又施行了許多種戰時緊急法律，擴張政府的威力，把人民以先所享受的權利又剝奪了許多。因此國內的問題比戰爭以前更加增了。現在戰爭已經停止，但是戰爭狀態依舊保存，戰爭所遺下之影響，依舊困累人民。總之此次戰爭使五年前所未能解決之問題加增，加倍地厲害，加倍地難解決。（戰爭的壞處已經由平和論者解釋得明白詳細，不待我說了。此次有一個美國人同我講，戰爭的時候，人民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如何發達，真是向來沒有看見過的。我以為這種

好處，也只是暫時的，不能耐久。以先犧牲互助的精神，只因為有共同的外患，於身家性命有大危險。現在危險去了，那犧牲和互助的精神，在一個不公道的政府之下，也就不能發了。看近來歐美勞動界的擾亂就可以明白的。）這些「創痍未復，百廢待舉」急待改造的國家，由他們的代表造出此次平和的條約，當然不能使我們的希望滿足的。

現在西歐的國家正是一個大危機。這個危機遠出我們想象之外。我只就政治、經濟兩方面所觀察的稍為說說，就可以明白他們時局的危險了。西歐的政治採用那代議制度，自從十三世紀以來已行了幾百年，經世界各國的模仿，因在不同狀態之下，所以不免改變了許多。但是那政治制度的改變，還不及社會生活變遷得那樣快，所以那政治制度，現在已不能與社會情狀相適合，因此把它固有的功用失去。歐洲自從工業革新以來，資本制度發達，社會已漸變成個工業社會，社會上大部分的都是勞動者。向來的代議固然是代表人民，但只可以代表消費者的利益，不能代表生產者的利益。現在那許多勞動者一生專從事製造，要想保護擴張他們生產者的權利，在現在的國會是不能辦的，現在的政府自然也是不能辦的。這個問題在戰爭以前已經發生了，但是為了戰爭的緣故，一時大家都迫於愛國心，一致對外，當戰爭迫急的時候，要生產多才可以得勝利，所以生產者就停止他們的要求，暫把平時保工的法律停止有效（言明平和時恢復原狀），為得可以增加生產。但是在戰爭危急的時代才可以這樣辦法。

現在勞動者又要起首要求，所要求的不是恢戰爭前狀態，是為生產者——實在也就是為全國——的利益，出一種徹底的計划（如英國礦山國有、美國鐵道國有之運動。英國勞動者想參預工場之組織管理等事，都是勞動者的新覺悟所產出來的計划，這種計划較馬克斯的階級戰爭更進一步。不是拿勞動與資本家相對抗，是本乎現在社會狀態造一個工業的民治國家）。在戰爭的時候，那國有制度和公有的社會主義（Collectivism）曾在食物、軍需製造、鐵路、船舶諸項事業上實行過。英、法、美的國民，雖然受個人主義的毒最深、最重，但是有了這一番大經驗，也可以看出舊有產業制度不可以不改革了。雖是極頑固的人，視固有制度為神聖的，從此也可以明白制度不是萬古不變的了。但是現在的國會，現在的政府不是可以動手改造的人。「改造」兩個字在今日有極重要的意思，不像一般人所說「改造」的那樣簡單容易。改造不是支節的、部分的改造，是按着現在社會上經濟、政治、教育諸種狀況，造出各種新制度來，便利國民共同的生活。不過現在的政府仍然是戰時產出來的政府，只知鞏固權利，促進戰事，哪曉得全局的改造計划。（這並不是過激之論。英法的報紙現在攻擊政府最厲害之點就是因為政府對於事務沒有辦法，或沒有徹底的辦法。在百政待舉的時候，這種政府是極危險的。）國會也是戰時的國會，只能做政府的瓜牙，沒有建設主張的能力，已

失去向來的尊嚴。（這種西歐政治最危險徵象，理想上國會應該代表人民，與人民的生命相接觸，做映照人民意思的一種鏡子。但是如今國會漸漸地失去功用。那報紙、工聯大會、小冊子直接行動，一齊都是映照民意的利器。人民與國會有機的關系漸漸疏了。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現在他們國會里沒有一個大人物。國會制度最發達的英國尚且如此，此深可注意。）我現在不必再舉多例去說明政府和國會的失勢無能。總括現在情形，就是現在正是試驗舊有政治制度最緊要的時期。假使固有的政治制度可以應乎時代的變遷，應乎各種新勢力的要求（各種新勢力指勞動者、女子、殖民地有色種人諸勢力），自動地改造使各種新舊的勢力調和完滿（harmonize）。章秋桐君所謂「調和」，英文為Compromise與此義不同。共同謀良善的生活，才可以證明固有政治制度的優美，它的生命也就可以延長了（有一種制度能時時改造的才是最穩固的制度，不能自動的改造的，是最危險的，早晚總要推翻）。假使固有的制度不能適應社會的新情勢，只可以代表一部分固有的勢力，那一定要被淘汰的。革命、直接行動、勞兵農會當然都要發生的。我們中國方在這為民治主義奮斗的初期，對於他們工業的民治主義的運動，應該要大加註意的。

現代的政治與經濟問題關系最密切，看以上所舉的例可以明白了。但是現在戰後的經濟問題的急迫，有不能等政治制度改造的。美國食物監督Hoover（此人最初為比國救濟委員會長，運食糧救濟比利時的飢民，措置得當，得了一時的盛名。後當美國加入戰國，方任命他監察美國的食料。）在七月里報告歐洲各國政府說：歐洲全體的生產太低。歐洲戰後人口連俄國在內共四萬五千萬人，他們的生產能力，在歷史上看來可以算最低的了。歐洲人民領失業的津貼的共一千五百萬家，這失業的津貼費都是由政府發給，由政府發印無限的鈔票才可以償出的。假使歐洲沒有從旁的地方輸入物品，可以使一千萬人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現在歐洲的生產額比停戰條約簽字的時候並沒有減少，但是假使不倚賴他洲的輸入，歐洲的人民就不能維持相當的生活程度的。美洲的生產額固然是可以暫時供給歐洲、接濟他們戰後燃眉之急，但是歐洲不能永久專倚賴美洲的輸入過生活的。因為國際間的貿易是物品與物品相交換，金錢不過是一種媒介物。歐洲自己不能增加生產額與美洲產出的物品相交換，一定變成美洲的債務者，從此就變成經濟上的奴隸了。據Hoover說，這種經濟的奴隸制度將來定要惹起戰爭，所以這經濟的大問題真是危急得很。我在歐洲只覺得生活難，物價昂貴，罷工頻繁，影響到我個人身上。但是這不過是戰後生產率低的一種表象。它的關系影響人民，真是出我們想象之外。這生產率低減的結果，就是失業、工商業停滯、資本消耗、貧窮、飢寒、革命、勞兵農會、Soviet相繼而至。勞兵農會辦得好就像現在的俄國，辦得不好就像今年九月的匈加利。總而言之，假使現在的經濟狀態，不快快地整頓、改造，

眼前就是擾亂。這個不只是經濟界的擾亂，也就惹起政治的、道德的、社會的大擾亂，這擾亂雖然是戰爭的結果，但是它的勢力比戰爭還偉大，它的影響比戰爭還厲害、還苦楚。

我這次看了各國戰後的情狀，覺得西歐的國家正遇着一個大難關，好像他們進行的路程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戰前、戰後所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一時都如潮地湧出來，要所有的人民一齊努力去解決。他們國家社會的安危、貧富都系在他們身上。我們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們去訴冤，求他們的幫助，他們並不是純然自利的，不過自顧都忙迫得不了，又哪有機會去替人代抱不平呢？我們現在也是在山窮水盡的時候了，讓我們大家一齊結合起來，去解決我們自己最迫切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罷！新青年！你忘了你的責任嗎？

路旁（並序）

任鴻雋

現在新出的雜志上，講社會問題的多極了，什麼「貞操問題」「女子解放問題」「新生活」"新村落」都講得極有趣味，又極關緊要，但是我覺得社會上的緊要問題，未曾提着的還多着呢。我在內地旅行，看見路旁的許多叫化子，心中很是難過。最可怪的，每每有一個叫化婆帶着一群幾歲的小孩在路旁討飯，我想這個女人的男子和家屋不知道哪裡去了，照這女子的光景看來，她自己還不能過活，如何應該生上許多孩子。這些孩子要是養不成人，半途夭折，還則罷了，倘若就靠這叫化生活長大了，還有什麼本事能替社會出力，豈不是社會的一個累贅嗎？這種能生不能養的「過庶」現象，真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忽然又想到去年有個朋友送了我一部幾卜生（Gibson）的新體詩，名叫《日常麵包》，集中有一首正是講的這個問題，因此把他翻譯了出來，作個研究此問題的發端。譯者自來是不會白話詩的，今回譯這首詩，也不敢存冒充詩人的思想。不過原文是怎麼說，我就怎麼譯。讀者諸君如要看外國的白話詩，此地倒是一個好榜樣。倘若不承認他是詩，我只好請我的老朋友胡適之來解答。我們現在只要看它講的是什麼，周作人先生說得好：「是詩不是詩，倒也不關緊要」。

譯者識

人物

魯濱•阿勃里柏。

吉瑟•阿勃里柏，他的妻子。

彼得•理克孫，石匠。

魯濱和他的妻子都坐大路的樹陰底下。魯濱拿着麵包在那裡吃，吉瑟正拿一瓶牛乳，喂她的小孩子。

魯濱：「有妻子了！」他說，

說時眼睛盯着我——

「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孩子！」

我恭恭敬敬地答道：

「我並不是小孩子，先生。

我已經十九歲多了。」

「十九歲，」他且說且笑道：

「居然就做了丈夫，有了妻子——

也許妻子和小孩哩。」

「我們有了一個小孩子，先生。」

「一個小孩子！你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哩！

你有什麼權利去結婚？

替這個世界添了

一群無用的小孩子，

只會挨餓，叫化，和偷竊呢？」他這樣說着，牽着他的小孩子們，大踏步走了。

我巴不得把他的錢向他摔去，但是我是用勞力換來的。

並且餓得很，

曉得你也要餓壞了，小孩子又要奶吃。

什麼權利！--

我巴不得摔去……

吉瑟你要果真摔去，就是摔去了

你兒子的生命！

魯濱唉，人兒，就是這一點把我擋住了，

我並且想着你，

所以我才把這六角錢拿來

買些那麵包、牛油和牛奶。

吉瑟你拿來得正合時。

他正哭得睡著了，

但是他在我手裡那樣的定靜和慘白，我簡直害怕起來。

魯濱你也餓壞了，人兒。

吉瑟不錯，我也撐持不住了。

我抱他也抱不起，

雖然他那樣的輕——

他又瘦又輕。

但是我把他一放下，他又叫起來，叫得我實在受不得。……

魯濱不要緊，他現在高興了。

他喝起奶來，和魚喝水一般

這牛奶不久就可以養肥他。

但是你還沒有吃東西，吉瑟。

吉瑟我不能吃。

魯濱你不能？

吉瑟現在不能。

魯濱吉瑟，你非吃一點不可，

你要餓死哩。

吉瑟我現在不餓了.

不過一點疲乏。

因為，或者……

魯濱我有什麼權利去結婚！

他有什麼權利——

他，他有妻子和孩子，

向我那樣說？

我巴不得摔去……

吉瑟不要，人兒，不要抱着肚皮憂

他那樣的話。

他講給你那些話有什麼要緊？

現在事已過去，

孩子也喂飽了。

魯濱他的錢買的牛奶^一

啊，並且麵包和牛油。

吉瑟它們吃着沒有味嗎？

你似乎吃得很有味的樣兒。

魯濱它們已經夠好了。

但是飢餓之後，

哪一樣食物不是有味的？

並且是我用勞力換來的。

吉瑟怎麼好說是他的錢，

要是你作工得來的？

魯濱不錯，人兒。

但是，你還沒有吃東西。

吉瑟我不能吃。

魯濱講起來真是苦事，一天到晚在路上走，肚內除了飢餓之外，沒有一點東西。

像我們昨天那個樣兒，

到了晚上，

就在草堆下歇着。

邊睡邊想——

太冷而且勞乏，睡不着了——

邊睡邊想，

不曉得明天有吃的麼。

倒很羨慕那些畜生，就把我們鋪床的草，來當作它們的食料。

不過一天路途勞苦之後，

歇一歇總是好的。

但是，你真有勇氣，人兒，

那樣地拖着走。

吉瑟我差不多要停住了，

要是我們不希望趕天未黑替他弄一點牛奶。

魯濱可憐的小孩子！

他一天只是哭，

我的袖子都被他的眼淚浸濕了。

吉瑟這路又難走又長。

魯濱路又長又難走，但是窮人必定要走。

吉瑟唉，到頭怎麼樣？

魯濱到頭？

誰曉得到頭在哪裡？

（停一停）

妻子，他說的不錯，

我實在沒有權利去結婚一-

沒有權利結婚，並且在這世界裡添些吉瑟你講些什麼？

你討厭極了，丈夫！

魯濱不是，妻子，你曉得……

但是他講的話不錯。

我以前再也沒有想到這一層，我再也不會想到這一層，要是他不說。

我真是蠢。

但是我現在明白了，

我沒有權利去結婚，並且替這世界添了一個小孩……

吉瑟你不愛你的兒子嗎？

魯濱愛他！

我看不得他受餓。

我沒有權利……

但是，我們結婚的時候，

樣樣事情都不同一點，吉瑟，

我每星期有我的工錢，

能夠自己過活，

並且夠養妻子。

我們在家裡也很快活，

一同的，是不是，妻子？

吉瑟啊，我們快活極了，魯濱。

魯濱不久這小孩來了，

但是我們仍然快活。

因為我們那樣想到，

困難的時候就要來了，

工作既不興旺，

並且所有的工廠都關起門來了，

我們忙忙地離了家庭，

除了天邊地遠的，

向別處求工作去，

沒有他法可想哩。

現在正是前途茫茫……

但是他說的不錯……

我沒有權利……

吉瑟不要，魯濱，你講些糊塗話。

你想是餓久了，頭有些發昏。

原來空虛肚子和空虛腦殼是一道的。

這些空話只有讓發財人去講，

我們貧窮人是經不起的。

並且我也沒有忍耐來聽這些糊塗話。

魯濱不是，這不是糊塗話，人兒，

這是真理，很苦的真理。

這不是真的嗎？我們正是路上，

我同我的受餓的妻子和小孩？

吉瑟不是，丈夫，你看！

他剛才吃了牛奶，

現正睡得那樣香甜。

魯濱但是你生病了。

吉瑟生病？

不是，我好得很呢。

魯濱你病得東西也不能吃。

吉瑟不是，我不過疲乏一點。

但是我現在要吃了，人兒。

只要你有給我吃的！

看我吃起來！

魯濱我沒有權利……

吉瑟你要是不愛我就沒有！

魯濱你曉得……

吉瑟我怎麼曉得？

你講話那樣奇怪。

你說你沒有權利同我結婚，

那麼你為什麼同我結婚的？ ，

魯濱因為我不能不……

我不能舍你。

我沒有想到……

在我一心一意只想到你的時候，我怎麼會想到？

吉瑟但是你沒有權利。

魯濱權利！我哪裡想到權利？

我只想到你，人兒。

不是，我並沒有想……

我只是覺得，

並且曉得我非得你不可。

吉瑟你愛我……

那麼愛情不是有盡夠的權利嗎？

為什麼說權利？

哦，你有些討厭我們——

你的妻子和兒子罷？

可憐的孩子！

他不愛我們了。

魯濱不是，妻子，你曉得……

（彼得•理克孫，一個老年的人，瘦瘦的身材，肩有一點駝，扛着並石的斧頭，慢慢地走了過來。他看了魯濱和吉瑟一眼，走了過去，遲疑了一下，方轉身來到他們的面前。）

彼得早晨好，朋友和太太！

你不是要找工作麼，伙計？

那麼……那邊有一堆石頭須打開。

我正要去……

但是我老了，

或是我懶惰一點；

但是你的樣子很年輕，

並且不怕工作，

我的話要是不對，我也算不得工界的老行家。

你把工做畢了，朋友，

可以得一先令。

有的時候為了麵包，比開石頭更苦的工，還要做哩。你去做工的時候，我在這里睡一覺，

或者就把今天下午睡過去，

我是個老不中用的人了。

不，你不要謝我，

我老了，

並且沒有妻子和兒子，

所以竟用不着這一個先令。

但是你還年輕，

須得出點力來賺它，

我就在這里坐着看你。

我最愛看人家做工，

因為我老了並且懶惰。

或者我還睡一覺，只睜着一隻眼。

你想我在熟睡的時候，

我或者還同一堆石頭地滾了下來。

但是你不要害怕！

我必要使你賺這個錢。

不過這個先令歸你之前，

你須得出點汗水，

除非你高傲，

太高傲了，不願做工……

不是？

那麼，石堆子就在那邊，

那邊，轉一個彎就是。

哦呀這個黃瘦的小孩子！

我們沒有小孩子，太太。

一個老頭兒，一個懶惰不中用的老頭兒，

除了自己沒有第二個人去照顧，

拿先令來有什麼用？

（同一道把他們引着向那路轉彎的地方去了）

齒痛

俄國L.Andrejev著周作人譯

在那可怕的一日，就是世界上不法的事做成功了，耶蘇基督在各各他地方，被釘在十字架上，在兩個強盜的中間。那一日，從清早起，耶路撒冷的商人般妥別忒患了受不住的齒痛。

這事還是前晚起的，那時右邊的牙床微微地痛。那個牙齒，正是智慧齒前面這一個，似乎比別的略長了。他用舌尖偌着時，感到一種輕微的疼痛。但到飯後，已經完全不痛了，般妥別忒也便忘記，很舒服了。他正在那一日，做了一件有利的交易，將一匹老驢子換到一匹少壯的，所以他非常得意，對於這不佳的先兆，也不留神了。他睡得很好，也很熟，但在天明之前，忽然醒來，似乎有人叫他起身，去做一件重要的業務。般妥別忒恨恨地醒過來時，他的牙齒全體作痛，公然地而且惡意地痛得極凶，同鑽刺一樣。現在更不知道單是昨日的一個牙齒呢，還是其餘的都聯合了作痛了。他的全張嘴、全個頭顱，全充滿了可怕的痛，彷彿被人勒令嚼着一千多支燒紅的錦利的鐵釘。他從土瓶里取一點涼水，放在嘴裡，那猛烈的痛暫時輕減了。他的牙齒依舊有點痛，又彷彿波浪一般搖動，但便是這感覺也比以前的愉快多了。般妥別忒重行睡倒，記起他新買的驢子，想此刻倘沒有這齒痛，真是十分幸福，漸漸地將要睡熟。但涼水已經變溫，五分鍾之內，疼痛重復發作，比前回更凶了。般妥別忒在床上坐起，左右搖擺，像一個鍾墜子。他的全面龐都發皺，聚在他的大鼻子的周圍。鼻子也因為疼痛，變了蒼白色，上面擱着一粒冷汗。他這樣自己搖擺，又呻吟着，迎接太陽的第一縷光線——這便是規定去照臨那有三個十字架的各各他，因為恐怖與悲哀變了黑暗的太陽。

般妥別忒是善良和溫，厭惡不正行為的人。但這一日他的妻醒來時，他合著嘴，着實將伊罵了一頓，說聽他獨自受苦，叫喊掙扎，像一隻野狗。他的妻對於這不當的責備，默然忍受了，因為伊知道這些話全不是從惡意出來的，伊辦了許多上好的單方：精製過的鼠糞，劇烈的蠍子的蒸汁，摩西所敲碎的法律石板的真正的碎片。敷上鼠糞，覺得略好了，然而不長久。塗上蠍子汁和石片時候，也是如此。略略停止之後，那痛

又復回來，更加猛烈了。在這平靜的片刻中，般妥別忒想起他的驢子，又架起各樣空想，姑且安慰自己。但痛得厲害時，他仍舊呻吟，對他的妻發怒，又恐嚇說，如果痛還不止，便要一頭撞在石上死了。他只在樓頂平台上，從這邊角上走到那邊，怕敢到外邊那一面去，因為他的頭上包了手巾，正像女人的頭。有好幾次，小孩們跑到他身邊，用急促的聲音，對他講拿撒勒的耶蘇的事。般妥別忒立定，暫時聽他們的話，歪着臉。但他便即發怒頓腳，將他們趕走。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很愛小孩的，但現在因為他們用這樣小事來煩擾他，他所以生氣了。而且在街上和鄰家的屋頂上，聚集了許多人，專是很詫異地看般妥別忒用手巾裹着，像一個女人模樣——這也是很討厭的事。他正想下樓的時候，他的妻對他說：

「看啊！他們帶強盜去處刑了，這或者可以使你散悶。」

「請你不要管我。你沒有見我正在受苦麼？」般妥別忒很怒地說。

但在他的妻的話裡面，彷彿含有一種渺茫的希望：他的齒痛可以因此脫離。所以他不甚願意似的走近欄桿。側了頭，閉着一隻眼，一手托着面頰，他做出一副不高興的臉，向下面望。

這條狹街，前端直通山上，擠滿了人，在灰塵和不斷的喊聲中，向前面涌去。人群中間，幾個犯人，彎了身子背着十字架，也向前走。他們的上面，羅馬兵的鞭子盤旋着，像黑蛇一般。其中一個人，便是「他」，披着淺色的長頭發，穿着一件破碎有血跡的小衫，他絆着路上的一顆石子，便跌倒了。喊聲更響了，那群人正像一片雜色的海波，漫過那臥倒的人的身上。般妥別忒忽然覺着一陣急痛，痙攣起來。這似乎有人將一枝燒紅的針插在他牙齒里，又挖了一下。他呻吟道，「啊，啊，啊！」很不高興地、冷冷地、氣憤憤地離開了欄桿。

「他們怎樣喊啊！」他很羨妒地說，心裡描出他們大開的口和強健的牙齒，假使他沒有痛，他也將怎樣地喊。

這樣地想，使他的牙齒痛得更凶了，他不住地搖那包着的頭，又呻吟——牟，牟！

「他們說他曾醫好過瞎子哩！」他的妻說。伊沒有離開欄桿，卻拾起一顆小石子，投在耶蘇所在的地方——「他」正緩緩地走着，已用鞭子打得站起來了。

「啊，可不是麼！他也應該能醫我的齒痛罷。」般妥別忒帶嘲地回答，又恨恨地說，「他們起了這陣灰塵•一正像一群牲口！該用棒打散他們才是！撒拉，你幫我下去。」

他的妻可是對的。這件事真個解了般妥別忒的悶，但也許是鼠糞終於奏了一點效。總而言之，他能夠設法睡著了。他醒來時，那痛差不多全去了，只有他的右顆略略浮腫，然而幾乎不很可辨了。他的妻說，這真是毫無痕跡，但般要別忒微笑，知道他的妻是和善的人，愛說中聽的話的。鄰人撒姆耳是一個糅皮匠，也來了，般妥別忒領他

去看新驢子，又喜滋滋地聽他對於自己和牲口的熱心的頌揚。

後來為了好奇的撒拉的請，他們三人便同往各各他，看被釘十字架的人去，般妥別忒在路上對着撒姆耳又從頭再講他齒痛的事給他聽：昨日如何覺得右顆微微作痛，到夜間如何感了劇痛忽然醒來。他又做出苦痛的臉，閉了眼睛，點着頭呻吟，表明那時的情形。白鬍須的撒姆耳很同情地搖頭，說道：

「呀，呀！可真痛呀！」

般妥別忒聽了這賞識的話，滿心喜歡，於是又從新將這故事重敘一回，提起從前的時候他怎樣脫落了第一個牙齒，那右邊的略低的便是。在這快活的談話中間，他們已到了各各他。那太陽，它被規定在這可怕的日子，照臨世界，此時已經沉在遠山的後面，只留着狹長的鮮紅的一帶，像一條血跡，在西方發亮。當這背景之前，幾個黑暗的十字架，約略可以見到，在中央的十字架下，幾個跪着的人，朦朦朧朧地結成一團白塊。

群眾早散了。天氣也漸冷了。般妥別忒略向十字架上的人望了一眼，便拉了撒姆耳的手，輕輕將他扯轉，向著他的家去了。他覺得特別喜歡說話，想對一切人們，告訴他齒痛的事。他們一同走着，般妥別忒在撒姆耳同情地搖頭與感嘆之間，做出苦痛的臉，搖着頭，巧妙地呻吟。從深邃的裂岩與遠遠的焦枯的平原上，暗黑的夜漸漸上來。這彷彿是想將——地下的大罪遮蓋住，不給天上看見。

外國報說Leonid N.Andrejev（1871—1919）於九月三十日死在芬蘭了。我因此譯這一篇，為他作紀念。

他的著作據我所知道譯成漢文的，只有《域外小說集》里的《默》與《謾》，《歐美短篇小說叢刊》里的《紅笑》。此外重要著作，全未譯出，我譯這篇，也還是第一次，是他短篇中最短的，但是頗有意義的一篇。小說原名8曲7。加現在換了一個題目。文中的地名、人名，多是《新約》中所有，卻都照着舊譯本沿用了。

Andrejev四十八年的生涯，雖然不及Tolstoj那樣悲壯與Gorjkij那樣奇異，但也充滿了「平凡的悲劇」，可以稱得模範的「人的一生」。他在大學時候，便很窮困，從來沒有飽時，而且常常絕食。畢業後做律師，又不流行，只有人邀請他一次，然而訴訟卻輸了。以後改了業，給新聞做速記，藉此存活着。一八九七年才作小說，得Gorjkij的推重，漸漸有名。俄國革命後，逃在外國，詳細情形不得而知。近來Gorjkij有被殺消息——雖然疑是謠傳，同克魯泡特金的事情一樣——畫家Rjepin早餓死了，Andrejev的死，想來也難免藏着一場悲劇。他的有名戲劇《人的一生》（1907）中灰色的人說：

末了我們看見他是個老人，弱了，病了。梯子的階級全已攀完，只有黑的深淵張着口在他蹣跚的腳前「蠟燭的火光，向著地面低了下去，變了青色的微光〉這光低下去而且戰動，低下去而且戰動，——於是輕輕地熄了。

這樣人是死了。他從黑暗裡來，還回到黑暗裡去了，又被吸到時間的無限的虛空里去，更沒有一點蹤跡遺留了。……

那人從窮困得到尊榮富裕，隨後終於回到窮困，死在酒店裡，口裡叫道：

「我的捧甲胄的在哪裡？我的劍在哪裡？我的盾在哪裡？我沒有兵器了！救我，快，快！我詛咒——"

這一篇悲劇，宛然是Andrejev自作的輓歌，但有這一點不同：他雖然去了，他的蹤跡永遠留在世間，便是灰色的人也不能毀滅。種種著作、小說、戲曲，便是他的武器。

Andrejev大概被人稱為神秘派，或頹廢派的作家，但仍然帶着濃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是俄國的特性，與別國不同的。一九。八年所作《七個絞死的故事》是呈Tol-stoj的，書中記五個革命黨人、一個強盜、一個殺人犯同時處刑的事，是一部根本的反對死刑的大著作。著者寄與美國譯者H.Bernstein的信中。有一段說：

我的工作是在指出死刑的恐怖與不正，無論在什麼事情之下。死刑的恐怖本來很大，倘使這件事落在勇敢正直的人的身上，他們唯一的罪便只在他們的過於有愛與正義，——在這時候，令人良心震動。但那繩索做成了圈子，套在愚弱的平民的頸上時，尤其可怕了。說起來似乎有點奇異，我對於Werner與Musja等革命黨人的處刑，比那Janson與Tsiganok等思想情意都薄弱的、無知的殺人犯的絞死，還覺得少一點悲哀與苦痛。對於不可免的漸漸近前的死刑最後的恐怖，Wer-ner能夠用他的開明的思想和鐵的意志，Musja用伊的純凈與天真來抵擋它。……但在那弱的有罪的人，除了發狂與心靈的基本上的劇烈的震動以外，還有什麼可以對付呢？

這幾句話，幾乎是Dostojevskij的口吻了。他乂說：

「我們的不幸，便是大家對於別人的心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業，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這正是他文學上的宗旨，也就可以代表俄國人道主義的文學者，作他們的宣言。

一九。四年日俄戰後，Andrejev作了一部《紅笑》，用筆蘸了血，寫出戰爭的罪惡。美國Phelps教授說，歷來非戰的文學中，要推此篇為最猛烈。這不但描畫許多肉體上的苦痛與凶慘，尤能寫出精神上的悲劇。原書起首這一行，便是「瘋狂與恐怖」這幾個字，實在可以包括全書大意，也可以當作他全集的題詞。一九一四年歐戰又起，Andrejev住在聖彼得堡和一般的「智識階級」飽受了戰爭中留守的惡趣，《大時代的一個小人物的自白》便是寫這一種感想的書。這書於一九一六年出版，要算他最近的著作。書中的Ilja Dementev是一個普通的中流社會人物，他的自白也便是一般人的心理，但著者廣大的愛，仍舊處處流露。Dementev固然多為自己的安全着想，但愈看重自己，也便不能不想到別人的「自己」，所以他說：

我為什麼要怕德國人呢？他們豈不是同我們一樣地是人，又一樣地怕我們，正同我們怕他們似的麼？彼此豈不是同舟的人麼？第一份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記

無論我們事務所里的政治家怎樣說，我總不能承認這戰爭是義戰。想起來何等荒唐！人民被壓死屠殺，然而他們說這是不妨事的，因為等到我們佔領柏林的時候，正義便伸了。這是怎樣的正義？又為誰的呢？在不幸的比利時人，■——•假如說，像和我同樣年紀的一個人——這正義有什麼用處呢？同上八月二十九日記

傳聞柏林已完全在黑暗中，又聞德人均已受餓以俄國人論，我對於他們的不幸，應該欣幸，因為這次野蠻的戰爭，全是他們的過惡。但……我又要說在事務所時不敢出口的話了我實在為德人可憐，假如柏林的地方是和彼得格勒有些相像，那可憐的冒險的條頓人現在可不知道怎樣受冷，又不知他們將如何詛咒開戰的那一個日子哩！...同上九月二十日晚記

今日又得到一個可悲的消息勃加利亞人正在Kniajevetz地方攻擊塞爾維亞人了。就是這一點，我們也還不能被饒恕麼？兄弟在那裡殺兄弟」一想到這種族將要全滅，便是這疏朗朗的草地還不能免於割草者的鐮刀，禁不住神魂都萎縮了。..第三份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三日記

我偶然看到一篇關於殘殺亞美尼亞人的記事，使我從哀憐涕淚轉為詛咒這件事，使我足足一夜不能睡着。這是一個人親眼看見，我逐字抄下來：——我們唯一的見證在Biilis見了最可怕的景象。他剛入Bitlis境界，在樹林中，看見一群新殺死的男人。在他們旁邊有三個女人，完全裸體，兩腳向上地倒掛着一個女人的近旁，有一個周歲的小兒，伸着兩子•向他母親。那母親還活着，臉上充了血，伊也伸着兩手向那小兒，但他們不能接觸着。

這可怕的影像擱在我眼前，我怎麼能睡着呢？我幾乎連氣也不能喘了。血都奔到頭上，彷彿也被倒掛着一般，有時覺得氣塞然而奇怪，我並不流淚，這夜里我的淚已經幹了。我發了暴怒，我要詛咒那伙殺人犯。我且不說那新殺死的人，——我們豈不已經習慣了，將人當羊看待，在被殺的時候，不過動一點因襲的情緒？而且在我們自己的屠殺場里，新殺死的豈不已經多得很麼？但是女人與小兒啊！女人與小兒...

在這全夜裡噩夢中間，我努力地想聯合那伸出的手。看看成功了，兩雙手將要接觸，而且覺得從這接觸，便能生出永遠光榮的生活，然而有不可知的力忽然將他們拉開，我也跟着分散了。……我又竭力地想聯合那手，他們似乎已很接近，但那不可知不可見的力又將他們拉開了。沖到我頭里的血與我的絕望，幾乎將我呼吸堵住了。這噩夢到得後來，變了十分可怕。那手不復互求聯合，但伸着向我，向我的咽喉。他們彷彿鐵鉗一般，快要將咽喉夾住，那裡也不止四隻手了，更有無數、無數的手。……

今天我有許多奇怪的感想。我見了無論忙着或閑着的一雙手，便痴痴地望着，希求他們的聯合。別種的力，正在作用。求聯合的是誰，阻止的又是誰呢？——但他們不能接觸着，那見證說。

我的怒已去，我的悲回來了，眼淚又流下了我能詛咒什麼人，裁判什麼人呢？因為我們都是一樣的不幸。苦難是普遍，手都互相伸着，倘他們——母親和伊的兒子——接觸着時，大解決便到了。但我已經不能親見了。而且我又做過什麼，配受這幸福呢？我像一個細胞地活着，也應該像一個細胞地死了。我對於運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難與死不要虛費了我順受那兩件事但我對於這無可奈何的事，不能全然自己暴棄了。我的心正在發炎，我伸出手去叫道：——來，讓我們接手！我愛你，我愛你。……

我的眼淚很急地流下來了。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三份一月二

十七日

這一章，實在非常有力，我深恐「像座比石像更大二所以竭力節省，只譯了三分之一，但大概已可以窺見他偉大的一斑。以前Tshekhov作《櫻桃園》這篇劇本，借了學生Trophimov的口，說出對於將來的希望°現在預言中了，但Tshekhov也應了他自己的預言，不及見「櫻桃園」的重興：Andrejev所說，與Tshekhov，恰恰相同。現在兩雙手的聯合，彷彿一天近比一天，可惜他自己也竟「不能親見」了。

但Tshekhov與Andrejev卻又並不自己惋惜。Trophimov說得好：

56

幸福是在那裡。它向我們來，漸漸近來了。我能聽出它的腳步聲了。……如我們不看見，如我們不知道，那有什麼要緊？別人會看見的。

第二幕他們明白，櫻桃砍去了，有再生的希望；手不能接觸着，有繼續的企圖：永遠光榮的生活，將來總有實現的日子。這日子，他們雖然看不見，卻已得到了對於命運唯一的要求，苦難與死，都不空費了。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譯者記

一個村正的婦人（短劇）

楊寶三

腳色林氏（村正的婦人）

史媽（老農婦）

岳太太（連長太太）

老所（村正的僱工）

小狗（村正的小孩）

布景——村正的家庭，正屋一座，門窗都掛着竹簾子——左邊一屋，門窗都閉着——右邊一屋，門窗都被煙熏黑了——庭中一棵樹，幾棵草花，樹下一張床，一個小凳子——林氏從正室走出，手裡拿着一雙沒做成的小孩鞋，往空中看了看太陽，坐到床上做鞋——外邊進來一個半老的人，肩上挑着兩桶水，直往右邊屋裡走

林氏老所！還沒做飯麼？天快午啦，小狗亦快下學啦。

老所就去。

（接着進來一位老婦人，手拿兩條乾草辮子，每條上有兩行鴨蛋大的白疙瘩。）林氏呀！史媽來了！你老人家從家來的？

史媽是的，我又來恁家來了。

林氏你拿那蒜干嗎？

史媽恁家沒種這個，我送給恁吃的。

林氏俺家都不愛吃這個，你太費心了。（說着把鞋放到床上，站起來接過那草辮子亦放到床的里邊，同史媽一齊坐到床上。）

林氏（臉朝右邊屋）老所！火上有開水沒有？

史媽不渴，不喝水。

老所頃刻就開啦。

史媽（往前挪了挪，又接近林氏一點，低聲。）彳念（他也）去過了沒有？

林氏你不是往城裡看恁孩子啦？怎麼樣兒？

史媽還是那個樣兒，他還打聽莊稼活怎做呢。他爹能做麼？那麼大年紀了。（說着眼裡就濕濕的，使右手攝着左手的袖口就擦。）

林氏不要着忙！要是沒有……你是昨天從城裡回來的？

史媽是呀。

林氏那就是他瞧錯了。

史媽什麼？瞧錯了什麼？

林氏我告訴你說吧，前天岳太太說，他的連長在營部里查過冊子了。說有個叫榜子的，已經過了炮了。你是昨天回來的，那死了的一定不是恁孩子史榜子了。

史媽我昨天才回來，天黑了才到家呀。

林氏能保出來，連長應許了管從縣里往回要這個人。要能要回來就好保了，雖說求這個央那個吧，總比從縣里往外保少花些錢吧。咱哪裡有那麼些錢往衙門口裡送。（一抬頭見進來一位中年婦人，趕快笑嘻嘻地站起來，史媽亦急忙站起來。）

林氏歡來吧！太太！小閨女睡了？

岳太太睡了。

林氏（指着床）坐吧！

史媽（趕緊離開床邊）坐這里吧！太太！（到旁邊坐到一個小凳子上）（岳、林一齊坐到床上。）

林氏怎你不來俺家來？連長在家呢？

岳太太在家不在，我不管，比着你呢，小狗的爸爸在家，你就不出門。（大家一齊笑T）

岳太太（指着史媽）這是誰？

林氏那是史媽，同俺小狗姥姥（外祖母）家是一個村裡。

史媽我來了好幾回了，還沒見過太太呢，你看他那脾氣有多麼好，好說好笑的。

林氏這就是咱說的那個榜子他媽，偷昨天還去瞧他孩子咧，沒有死了，一定是另有一個叫榜子的。

岳太太啊！

林氏你快催着連長，把他要回來吧！要回這里來，叫他媽求他本村正保出來信，叫他給你多磕幾個頭。

岳太太多磕幾個頭真不屈。我為他費了好多話。連長問我，怎麼春天捉住他的時候，他的村正不保他。我對他說，信不是沒有口供，亦沒人告偷麼？

林氏春天來保過，叫那個排長把俺那些保人都嚇跑了。你忘了麼？

岳太太（作想的樣子）啊！

林氏排長說，恁誰敢保這個榜子，誰就沒頭。

岳太太他是個好人，怎把他捉住呢？

林氏彳念買了個牛，往西村送錢去咧，腰裡帶着三十塊洋錢，一見那些些兵捉匪人呢，他就跑起來了，他一跑，這隊伍只當他是個匪人呢，就把他捆住了，錢亦沒有了。那吧，還是小事，他的命亦保不着，連他爹亦氣得不會動了，地里莊稼活亦沒有人做了。（又指着史媽）只剩下這個老婆子，又想他孩子，又掛心他的老頭子，還得往地里瞧瞧莊稼，你說可憐不可憐？（里邊軍號聲響起來。一個小學生背着書包直往家裡跑，大聲叫。）媽媽，快去看吧，又捆來五個。

（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作）

新銀行團問題

新銀行團問題，在吾國政治上、經濟上關系極大，茲請幾位專門家發表意見如下。

記者

我之新銀團觀

日本西京大學法科經濟學士杜國庠

列強之投資中國也，有銀團自一千九百十年（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始。其初僅英、法、德、美四國，中華民國元年加日、俄為六國。二年美總統威爾遜氏就任，惡銀團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聲明政府對於美國資本家不與保護。於是美國退出銀團，留者英、法、德、日、俄五國，世稱五國團，是為舊銀行團。本年五月美國向巴黎開會中之各國銀行代表，提出四大綱領，倡議改組舊銀團。英、法和之，允許無條件加入。而日本獨持異議，主張非附：（一）滿蒙除外（二）五百萬圓以下之借款自由之條件，不能加入。雙方正在交涉，結果如何？刻未能斷。是為問題中之新銀團。

美國提議之四大綱如下：

（-）擴張四國現在之范圍，更從寬網維資本家，由英、法、美、日四國本資本團組織之。

（二）新借款團不拘政治、經濟借款，均可投資。

（三）新借款團宜將各國之既得借款優先權，讓渡於中國或新借款團。

（四）新借款團之范圍，只得於中國中央的借款及有中央政府保證之借款。

新銀團之組織，根據上舉四大綱，今以之與舊銀團比較，可發現相異之點二：其一，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在新銀團不加區別均歸承攬；其二，在新銀團之下，各國之既得借款優先權不得私有。按舊銀團成立之初，亦無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之區別，及中華民國二年，英國提議關於鐵路及實業借款除外。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經巴黎五國會議議決，自是經濟借款與政治借款分離，由各國自由競爭。歐戰期間，列強無暇東

顧，日本即利用此自由競爭之約，冒經濟借款之名，行政治借款之實，攫奪權利，滿載而歸者也。

列強鑒於此次大戰之慘禍，不滿某國趁火打劫之舉動，故美國一倡，英、法即與贊成。其用意在：（一）免除各國在華單獨壟斷借款，造成勢力范圍。（二）各國非以協同之精神犧牲其不正當之利益，為中國留餘地，則自由競爭之結果，惹起沖突而釀成第二次世界戰爭。此其精神完全與舊銀團異者也，

新銀團之由來及其目的，既如上述矣。然則新銀團之於我國其利害果何似乎？愚以為欲論此問題，有不可不先明了者三事：第一，列強之組織銀團，不因我之贊否為成敗，目下之爭執，列強間之利害不一致故耳。第二，中國目下——最近的將來——不能不借款，而借給資本者舍英、法、美、日外無他國。第三，一、二十年內中國財政上、經濟上之信用，必不能達到無抵押地自由借款之地位，故一言借款，必受經濟上弱者種種之不利。明此諸點，然後不生無謂之議論。

新銀團之影響於中國，由其與舊銀團差異之處，可構成下列諸問題，即：

（一）經濟借款歸諸新銀團承攬，果於中國經濟發展之自由有礙乎？

（二）各國不得私有既得借款之優先權，勢力范圍果能因是打破乎？

（三）列強共同管理財政之危險，果不因是惹起乎？請依次論之。

新銀團問題發生以來，反對者多以經濟借款歸其承攬，有害中國經濟發展之自由，以為我國內爭解決之後，不獨財政上有輸入外資之必要，而經濟上亦非借款無以自存。若經濟借款亦歸新銀團承攬，則彼將利用其獨占之地位，其條件必較自由競爭時更為苛酷。是於我國經濟之發展有大不利。故為我國計，不當祝其成立也。雖然，愚之所見，有異於是。第一，貸借關系，必供求雙方均有競爭，然後能得其平。貸者獨占，則借者受損。此經濟學之通則也。雖然，社會上之關系，不若是其簡單也。吾人論事，理論固不可輕，事勢亦未可忽。貸借必競爭而後平，此就兩造之地位平等者言之耳。若我國目下之狀態，財政窘迫，產業凋零，國家信用掃地無余。飢不擇食，此經濟上弱者之通病也，縱貸者有所競爭，為利能有幾乎？第二，列強之投資也，於我國權利各有所攘奪，日之於滿、蒙，法之於滇、粵，英之於長江流域，所得尤多，隱然有分據一隅之勢。故昔清廷擬借英款，修築新民屯法庫門鐵路，日本阻之，卒為中止，無如之何也。斯時也，經濟借款，非自由競爭者乎？故使新銀團不能成立，或成立而經

濟借款仍聽各國自由競爭，而各國擁其既得之優先權，此疆彼界，深閉固拒，則所謂自由者與獨佔有以異乎？第三，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理論上固異其性質，若夫我國今日之實際，經濟借款有不帶政治之臭味者乎？例如鐵路借款，則同經濟借款也，然而鐵路一通，勢力隨至。權利之喪失，有時轉因自由競爭而愈易，更有甚者蒙虎以羊皮，經濟其名，政治其實。借得之款用之實業者百不得一，余則供當局之浪費，飽官吏之私囊，或轉不若新銀團稽核森嚴之有利也。第四，獨占之不利，惡其條件苛酷也。條件之苛，大要有二：其一，抵押品失宜；其二，則利率過高是也。而以我國政界之現狀，賄賂風行，恬不為怪。倘各國得自由競爭，則彼抱野心者，且輦巨金以投其所好.此征之往事，無能為諱也。夫人以利賂人，必有所大欲。其究極，不責報於押品，必取償於利率，自然之勢也。新銀團則以獨占故，縱不能絕結托之風，而比之自由競爭時必稍殺，權利不當之喪失，或可減少也。第五，鐵路借款，苟仍今日之舊習，則借甲國之款，必用甲國之人，購甲國之林，軌道也，車輛也，管理之方法名稱也，舉皆甲國是賴。如是等等，甲國與乙國不同，乙國與丙國復異，一旦鐵路相接，聯絡多所不便，此稍通此中消息者，類能道也。自經濟上觀之，損失豈淺少哉！且各國各據一隅，往往鐵路之修築，不出於我國之計划，而出於債權國之要求。以此故，時有偏枯之患。夫鐵路猶血管也，必全體均勻，而後身體發達。而我之所利，未必即債權國之所利，故雖全體不能均勻，非所問也。斯又豈經濟發展之利耶！

以上諸點，凡以明新銀團之攬及經濟借款，未必不較現在自由競爭為有利，而反對者之理由不盡確也》

四

然則新銀團之不使各國私有既得借款優先權，果能破各國在華之勢力范圍乎？夫勢力范圍者，政治上之用語也。而優先權之割據，實為利益范圍，而含諸勢力范圍之中者也。優先權之歸並果能完全達到打破勢力范圍與否，固未易言，而因是得阻其進行之勢，則斷斷然也。使新銀團之組織歸諸失敗，則各國之投資，必仍其舊日陰謀攘奪之手段。某國於某地，權利之分捕日益多，斯利益之范圍日益著。利益之范圍日益著，斯勢力之范圍日益堅。進進不已，則由經濟分割之局，可以醴成領土瓜分之禍。就此點言，自由競爭之利——不足以償其弊，轉不若新銀團之出於協同活動，少陰謀而寡秘密之為愈也。何則？列國協同則：（一）互相牽制。（二）無須競爭，故其手段較為光明也。

或者曰：勢力范圍之趨勢，或能因是滅殺矣。而由是啟列強共同管理財政之漸，非國家之福也。是不然，各國共同管理財政，與新銀團之成立，初無必然的因果關系

也。何則？第一，使中國政象，長此紛擾；財政狀態，長此擾亂；當局官吏，長此浪費；債務山積，國家破產，則債權國安能聽我逋負，利害相同勢必聯合，共同管理，斯其時矣，雖無新銀團，能倖免乎？彼埃及之受財政監督，又何曾有新銀團也哉！第二，若我國人能一旦悔禍，協力同心，徐圖振作，以我國地大物博，十年二十年之後，產業可望隆盛，經濟可望發展，財政可望整頓。對於各國之債務，在我償還有着，在彼借口無詞，縱有新銀團乂豈能強行管理也哉！故曰：無必然的因果關系也。

五

由是觀之，新銀團之於中國，實較諸舊銀團為有利，此吾人所確信者也。雖然吾人之希望實為無抵押的自由借款，特以中國今日之狀態，不足以言此，不得已而求次耳，非謂新銀團為最善也。吾人今日之急務，不在求得借款，在借款之後，用途之計划，有系統的研究，款項之支付，有確實之監督耳。不然者借款之條件雖廉.而借得之金錢付諸浪費是徒增國民之負擔，低國家之信用而已，與給盪子以銀行支薄者無異，將反患其得錢太易也，

新銀團與日本

英國愛丁堡大學經濟學碩士程振基

這個新銀團問題近來報紙上不知談了多少。我想說的話，都被他們說過了。我並沒有特別主張貢獻國人。但《新青年》記者問我個人對於新銀團的意見，我簡直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答得明白，容我細細地寫出來，請大家評論評論。

我們先要研究新銀團是一個什麼東西。英人亞笛士（Addis）說，在千九百十年，英、法、德、美四國覺得大家在中國競爭借款未免過當，因想起一種補救的方法，就是合力投資。這四國的銀行家，約定不準單獨借錢給中國，並不準單獨要求利益，但許「利益均沾」。所以在千九百十一年，這四國銀團和中國訂成一千萬鎊借款，名叫「四國金貨公債」享有特殊條件二端：

（一）本銀團關於滿州投資企業有優先權。

（二）關於幣制改革選任監督官監督之。

後來日、俄兩國提起抗議，交款至四十萬鎊，就已停止。日、俄加入變成六國銀團。到了民國二年，即一九一三年，第一次大借款成立，共六千萬鎊。美國因意見不合退出銀團，這次借款，只由五國銀團交付二千五百萬磅。次年歐洲開戰，英、法、

德、俄四國自然再不肯借錢給別國使用，只剩下一個日本因為歐戰收得漁人之利，就想用其金錢勢力，實行他的大陸政策。於是近年和中國訂了幾次軍事借款，而且強迫袁世凱答應二十一條要求，軟硬手段，同時並進。我國在歐戰時期之內有形地和無形地喪失國權已不知有多少了啦！山東、福建、滿州、蒙古以及揚子江一帶，日人的勢力到處侵入。不但我們自己想着有點嚇怕，就是歐美人也代我們擔憂，恐怕日本獨吞中國，那就門戶開放主義不行了。在歐美人方面看中國是一個大商場，若讓日本人占去，是一定不肯的。所以英、美、法三國才打完了戰，就組織一新銀團，邀日本加入。日本要顧全其近年來所得的利益，就要求「滿蒙」除外。因此新銀團尚在擱淺之中。據近日日本當道宣言「滿蒙除外」一層可以做到，外交很覺順手。這是什麼意思呢？倘若滿蒙除外的政策實現，那就是列強承認滿蒙為日本的勢力范圍，新銀團關於滿州投資企業，不特無優先權，並且沒有投資的權利，與千九百十一年中國允許四國銀團之特殊條件大不相符。這是歐美和日本沖突的地方，將來能夠調和與否，乃一疑問。我們暫認日本當道所言的確，各國讓日本人單獨在滿蒙投資。我恐怕英、法兩國（作算美國無野心）也要日本承認某某處為他們的勢力范圍，作為交換條件。由此推想，新銀團可以投資的地方，必定很小，這個是極危險的。因一國在一處居特殊地位，且經別國認為勢力范圍，久而久之，那一處的主權，就都要被他奪去了。一國行之，他國效尤，他處的主權又要被人奪去了。那時吾國雖不至有瓜分之禍，我們也同做亡國奴一樣了。所以我們今日當力求打破勢力范圍，極端反對滿蒙除外，但協助新銀團正式成立。要在使各國在吾國土之內都發生利害關系，庶幾彼此牽制，不能為所欲為。此從外交上觀察，我們決不能默認滿蒙除外政策。從經濟上看去，也是如此。譬如我們要在滿蒙造鐵路只能向日本借款，新銀團不能過問。於是這種結果，就是材料必由日本運來，工程師、管理員必都聘用日本人，借款利息必是很高，除此以外，沿路一帶必都有日本兵隊駐紮。諸君呀！日本的金錢如在中國一天多似一天，那就日本的兵隊也是一天多似一天呢！所以滿蒙除外，是萬萬不能贊成的。

現時我們的中國，是一個民窮財盡的中國。如想開辟財源，不要借外債，又是不行的，或者有人持外債亡國說，來反對舉借外債，這是不必盡然。你看今日世界上尚有多少債權國，又多少債務國。借債亡國，是沒有人相信的了。不過借款的性質如何，經濟的抑政治的；用途如何，生產的抑消費的，這就是亡不亡的關鍵了。我想國民對於經濟的外債，用於生產的事業，必定無人反對。所以今日應研究的問題，是向一國借好，抑向數國借的好？我個人是贊成向數國借.什麼緣故呢？

（一）倘若新銀團成立，譬如我們要造鐵路，材料向何國購買，工程師、管理員聘用何國人，都是要由數國銀行家議定，不能由一國獨斷獨行。

（二）譬如吾國政府現想削平西南，且想舉借一宗外債，作為軍費，向一國開議，或者易於成功，但向數國提議，必有認這種用途為不正當的，不肯應允。民國二年美國退出銀團，即此一例。設前日歐洲沒有戰事我敢說我們南北打戰，也就打不起來了。

由上列原因，我所以比較地贊成新銀團。不過我以為對於新銀團這個問題，我國政府不能全立於被動地位。將來國際聯盟成立，我國應即在聯盟內提議加設一種借款機關。這個主意，英人Brailsford論之，最中肯要。茲節譯他所著的《國際聯盟論》4League of Nations中一•段（二八七頁）如次：

非洲已被瓜分了。土耳其的命運如何，這次戰爭當亦有解決的方法。亞州只一中國未被吞並。現在資本輸出的政治問題，與世界上有關系的，就是中國和南美洲。但南美洲有孟羅主義保護，免卻他為競爭的場所。……中國問題就有急待解決之勢。日本乘歐戰機會，向中國索得各種要求。所以今日日本在華的地位，很是根深蒂固。但是這個便於資本發展的大塊地，必不為英、美、法所棄視。故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出兩層：或是盡量施行勢力范圍政策，或是求一國際間的解決法。前者就啟瓜分中華民國之漸，後者就是保全中國領土，免得列強為擴張勢力范圍的危險競爭，並試驗國際聯盟的建設能力。中華民國國勢薄弱，四分五裂，聽其與銀團直接交涉，不使外交參雜其間，決無危險。……茲有一種建議，就是鼓勵歐、美、日的銀行家組成國際銀團，在中國全境內，投資於路礦、銀行等生產事業，如是打破勢力范圍主義。銀團與政府間發生問題，可交國際委員會裁判，而歸於國際聯盟管轄之下。承認銀團有國際法人資格，庶能起訴或被訴於海牙法庭。國際委員會會員必須富有世界金融知識，且須為列強的代表。享有管理在華投資特權，以免國際借款競爭，而保全中國政治上獨立。

柏氏的議論如此。他這本書是前年出版的，當時歐洲正在戰雲彌漫之時，而彼英人就先倡有這種議論，希望解除將來大戰之禍根。柏氏眼光遠大，認定外交和借款，不宜熔於一爐，並主張打消勢力范圍的習見。新近「滿蒙除外」政策，就是勢力范圍的先聲，吾國人當一致反對。再采柏氏的意見，根本推翻勢力范圍主義，那就新銀團實是一種有利吾國的組織，吾人就歡迎不暇了。

中國與新舊銀行團

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科博士耿丹

今年五月十七日，英、美、法、日財團代表，會於巴黎，關於投資中國，有組織新銀行團之協議。其時不佞適在英倫，即聞列強有利益公攤（A Pooling of Interests）之說，意謂凡舊行團員。因投資中國所已得之利益及特權，均讓渡於新銀行團。此後投資中國，悉由新銀行團員比例分擔之，將以免一國利益之獨占，國際競爭之沖突也。由此可知列強對待中國之政策，將有變遷，中國之前途，將受極大之影響矣。美國倡新銀行團之組織甚力，英、法兩國已接近於美之主張，為無條件之加入，日本獨提出（-）滿蒙除外。（二）五百萬元以下投資自由之兩條件。其第二條件，或能得英、美、法財團之承認，唯第一條件與新銀行團組織之精神不符，日、美相持，迄未解決。日本外交當局，頗主張無條件加入，屈於軍閥之權威，未能貫徹其主張。雖目前新銀行團，有陷於擱淺之勢，然其成立，究為遲早及日本加入與否之問題也。吾人於此所宜研究者：（一）銀行團與列強對待中國政策之關系。（二）新舊銀行團之比較，及與中國之利害。（三）中國對待新銀行團之正當辦法。不佞既於拙作英文《國際投資論》（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China）中有所彈述，茲復增刪前作，輯為此篇，以質國人。

一銀行團與列強對待中國政策之關系

以中國國情與國際政局相加所得之和，為勢力范圍，為銀行團，此觀歷來列強對待中國瓜分、保守兩策之變遷而可知。所謂劃分勢力范圍政策，即瓜分之預備。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即列強之共同保護。自甲午戰敗，內容畢露，俄、法、德更以迫日還遼一事，有挾而求。德人借端占據膠州，實行劃分勢力范圍之首倡。俄、英、法繼之，各有所攘奪。特勢力范圍者，政治上之名詞耳。若從經濟一方言之，則為利益范圍，即獨占路礦發展權及投資優先權於某區域也。而近世侵略政策之進行，尤重投資。投資之所及，即勢力范圍之所及。第三者投資，常遭排斥，蓋即冶政治勢力及經濟勢力於一爐也。英國自由派柏萊斯福（H：n Brailsford）氏，於所著之《金鐵戰爭》中，論勢力范圍之大弊曰：「此政策之危險，首為列強必先從事於激烈之競爭，至於筋疲力盡，而後范圍得以劃定；次為凡被劃分為勢力范圍之國，恆至滅亡，而享有勢力者，恆不得不負擔重大之軍費。」此論洵為透闢無倫。先是英既有揚子江流域不許割讓他國之約，駿駿德、美、日本均侵入英之勢力范圍，英乃引法為助，遂有英、法與德經濟聯合之約。其促成此聯合者，則以川、粵、漢、津浦借款種種問題為之前驅，

嗣美亦加入於英、法、德三國之經濟聯合，因而有四國銀行團之成立，實由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脫胎而來，蓋皆鑒於共同保護之必要，彼此互相監視，不許一國有單獨行動，以破壞列強在遠東之均勢。故雖為國際投資政策之變遷，亦即國際外交政策對我之變遷也。其成立之期，在民國紀元前二年，翌年即與中國立改革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借款一億元之契約，由中國許以將來借款優先權。迨民國元年，英、美、法、德因政策上之便利，卒勸日、俄加入，增為六國銀行團，與中國立改革公債借款契約。民國二年三月，將簽字矣。適美總統威爾遜就任，以銀行團有意壟斷，近於干涉中國內政，力主美財團之退出，聽各企業者之自由投資，政府不以國力為後援，六國銀行團遂又一變而為五國銀行團矣。於此有宜注意者，舊時之勢力范圍劃分政策，雖為保全論所戰勝，固未為根本上之取消，而銀行團借款，初無政治、經濟之分，及美國退出，克里斯卜借款成立，五國銀行團之內容，日即分裂。民國二年九月，英國提議關於「經濟」借款，一任各國之自由競爭，惟涉及政治之大借款，仍歸銀行團之獨占。各國乃爭攫取礦產、鐵路，鞏固其勢力范圍。於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與劃分勢力范圍政策，雙管齊下，並駕齊驅矣。

二新舊銀行團之比較及與中國之利害

自歐戰發生，英、法、俄、德無餘力投資於遠東，對我借款，乃為日本所獨占。民國六、七兩年所借各款，不下四萬萬元，彼戴經濟借款之假面，我負興辦實業之虛名，日本所得之報酬，遠溢四年五月二十一款之外。及歐戰告終，美、英、法於是有組織新銀行團之協議。在美、英、法之意，以為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保全中國，為策之最上者。拾日本之餘唾，固所不欲；坐視中國之兼並，絕對不能。而保全之妙法，僅此組織新銀行團，取投資之一途，其他非引起國際之大戰爭，即迂闊浮誕而不切於事情者也。新銀行團組織之內容，中外報紙已有記載，其最重要者有下列之三款：（一）本於美國國務院之宣言，以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及保全中國之獨立為原則。（二）已締結之工業及鐵路借款，均行讓渡，將締結之一切借款及特權，均歸承攬。（三）發展中國工業及鐵路之計划，以中國之全境為根據。就此辦法大綱及組織精神而言，其與舊銀行團根本相異者：一為借款無政治經濟之強為劃分，二為勢力范圍之趨於打破是也。英於揚子江流域，未提出何等之要求，且許日本分擔建築湖廣鐵道之借款。法之加入，亦處無條件之地位。日本力圖破壞，滿蒙除外，堅不開放，與新銀行團組織之本旨相悖，非美國所能贊同，此雄富如美所以有新銀行團日本除外之憤議也。彼美、英、法之所為，固各就彼之所利或大利者而主張之，我誠能因彼之所利，以成就我之所利，或避去我之所大害，此則為自衛上之必要，國人不可不注意也。

三中國對待新銀行團之正當辦法

上文既確認新銀行團之組織與中國前途，有相當之利益，今將進而論中國對待新銀行團之正當辦法。然於未入本論之先，宜有數言以祛國內反對新銀行團者之惑焉。愚亦根本上反對銀行團之一人，固無間其新舊。誠以銀行團之投資，恃外交為後盾，壟斷利權，條件苛刻，有干涉內政之嫌，啟國際共同管理之漸。曷若脫其挾制，自由借款，利用競爭，就輕避重之為愈，但此非所能言於今日之中國也。夫借款之自由競爭，從有勢力之債務國言之，競爭之結果，可減輕過當之條件，債權國亦不至藉此為要挾種種權利之具。然積弱如我國，列強自由貸款之競爭，必演為勢力范圍割據之競爭。匯豐銀行倫敦總理阿狄斯（Sir Charles Addis）於《國際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著文，已反復說明此旨矣。且以腐敗如今日之政局，使借款一任自由競爭，則野心國必利用之，與我權閥相勾結。若最近數年之借款，雖吾國人有善忘之病，彼英、美則方切戒懼之心也。今國庫空虛，政府已羅掘俱窮，若使國人終無改良行政機關之能力，則將來裁兵、改革幣制、發展交通、振興實業諸端，終不能不唯新銀行團是賴。其與中國前途關系若是之密切，則吾人對待新銀行團，固不宜僅取消極承認態度，概可知矣。新銀行團既引為緩和遠東危局之良劑，國際聯盟亦當引為控制外國財團在中國活動之樞紐。余之積極辦法，意即在斯。今先介紹柏萊斯福氏國際聯盟論中之主張，再伸鄙見。柏氏之言曰，以中國地大物博，足供資本家之發展，英、美、法固不能坐視日本之獨占，而無所奮斗。今惟一之問題，為解決之途，出於劃分勢力范圍乎？抑實行順應國際主義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乎？依前之法，終招武人割據之中國之瓜分;依後之法，則中國之運命生機，得以保全，極危險之列強沖突，得以避免，且可試驗國際聯盟下國際主義建設政策之能力也。以腐弱分裂之中國，道德未可恃之財團。使外交界不加干涉，一任中國政府直接與財團相授受，事實上有所不能。唯一之策，在獎助英、美及日本資本家，組織國際財團，發展中國之銀行、路礦，而以中國之全境為其活動范圍，庶免列強從事於割據，其一切問題發生於中國政府及國際財政團者，取決於國際聯盟所能設立之「國際信用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後此數年之內，國際信用委會正有創造之必要。與會之會員，以通達財政而又能信任其以公誠待遇中國者組織之。凡有關系之國，如英、美、法、日，皆得列席，有管理外國資本在中國活動之全權，而負保全中國及避免國際沖突之使命。柏氏此論，作於民國六年，或有過於信仰國際聯盟之處。然國際聯盟，非僅恃理想所創造，實順應二十世紀之國際政局而發生，篤信正義之士，當擁護之，且當善導之，以緩和國際之沖突。柏氏於歐戰前，著《金鐵戰爭》一書，曾主張於海牙平和會設信用局（Credit Bureau），使貧

弱之邦，得向信用局自由佣聘財政專家，助其改革金融，維持利權，庶不致因雇外員而啟政爭，借外資而招亡國。今建議於國際聯盟設國際信用委員會，固本其一致之主張。誠以財團道德之未可全恃，政府不可放任，須監督之，驅策之，以入於和平正義之正軌也。不佞外觀世界大勢，內察國內現狀，以為國際信用委員會之設置，實可能而必要，而中國更當有通達財政之代表，參列其間，積極舉行監督新銀行團之實。其受理之事務，約略如次：（一）新銀行團與中國政府之交涉，必須公開。蓋強有力之財團，與貧弱之邦秘密交涉，利在彼而不在我。（二）新銀行團之貸款，不能違背中國憲法之所規定，即國庫有負擔之契約，必經中國國會議決通過也。（三）借款之條件，必須公平。而公平之標准，為使中國在歐美市場自由借款所能得之條件。（四）借款之用途，必須確實。否則，新銀行團誘以振興實業之虛名，而我有紊亂財政之實禍矣。（五）國際法上之「褚媾論」（The Drag。Doctrine），必須遵守，即非經海牙或國際聯盟之判定，債權國不得以武力迫脅債務國責任之履行也。以上所述，皆不佞所認為中國對待新銀行團之正當法：是否有當，仍以質諸海內之高明。

論日本要求滿蒙除外之結果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士彭一湖

本年五月十二日，美國對於在巴黎集會的各國銀行代表，提議在中國改組新銀行團問題，據傳所提議改組的綱領如下。

一、組織英、美、法、日新四國銀行團。

二、舊銀行團員，把既得的投資優先權退還中國，或讓給新銀行團。（按所謂既得的投資優先權，系指訂了草約未訂正約，抑或訂了正約尚未履行的借款而言。）

三、新銀行團承攬政治的及經濟的一切借款。

當美國提議之初，英、法亦持異議，後來有所覺悟，轉而極力主張。日本自經該議提出以後，朝野上下，對於贊否兩說，論戰許久，最後決定不除開滿蒙（東三省、蒙古）不加入新銀行團，並以此通告關系各國。刻下交涉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日本既這樣主張，我們就得按他的主張，推究其結果及其結果對於中國的利害如何。（對於這個結果及利害的推究，我曾在北京晨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後來覺得所推究的有些不當、不盡，所以今天借《新青年》雜志徵求意見的機會，重新討論一回。）

按日本的主張，可以假想四種結果如次：

一是美、英、法三國，撇別日本，組織新三國銀行團，和日本單獨一國的銀行團，

在中國境內對抗。

二是美、英、法三國，承認滿蒙除開，加入日本，組織美、英、法、日新四國銀行團。

三是美、英、法三國，取消前議（指前記美國提議二、三兩項）。依然蹈襲從來的勢力范圍政策，組織美、英、法、日新四國銀行團。

四是英、法原屬附和美國，現在美國因為自己的主張不能通過，依然立於聯合銀行團圈外，由英、法、日繼續舊來政策，組織他們的新三國銀行團。

我們所假想的結果，既如上述，現在再進論每種假想結果的產生可能性，以及某種實現可能或或能的結果及於中國的利害怎麼樣。

依我所見，第一種結果產生的確實性最大。因為美、英、法既一致這樣主張，從他們想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免得生出利害沖突，或釀成中國瓜分，再演世界的大亂，又從三國銀行團的投資能力設想，以及在國際上發言有效的大國體面上設想，美、英、法三國，斷不會因日本一國的反對，就放棄他們的主張。然則這種結果產生出來，於中國的利害如何？簡單說來，因為西洋各國取消了釀成瓜分可能而且容易發生瓜分機會的自國勢力范圍，以此牽制日本，中國瓜分的局面，或者可以免掉，但日本在滿蒙的勢力范圍，到底不能打破。中國的滿蒙，實質上依然是日本所有。原來勢力范圍的構成，最重要的就是鐵路，查日本在滿蒙的鐵路權利，除有所有權的南滿鐵路（本線自長春起至大連止，支線有旅順線、營口線、撫順線、煙台線、柳樹屯線、安奉線，全長六百九十五點四英里）及中日合資的吉長鐵路（自吉林至長春，長七十九點一四英里）屬於既成權利，雖依美國提議，設立新四國銀行團，亦不能動其毫發而外（前記美國提議改組綱領第二參照），還有一九。九年獲得借款優先權的吉會鐵路（由吉林至朝鮮會寧，長二八。英里），一九一三年獲得借款優先權的開海鐵路（奉天省屬由開原至海龍，長一二。英里）、吉海鐵路（由吉林至海龍，長一一。英里）、四洪鐵路（跨奉天、蒙古，由四鄭起至洗南府止，長二三。英里，內含屬於日本借款權利的四鄭既成鐵路一段）、長洗鐵路（跨吉林、蒙古，由長春起至洗南府止，長一八O英里）、洗熱鐵路（跨蒙古、直隸，由洗南府起至熱河止，長四七。英里）。一九一五年獲得借款優先權的南滿一東蒙一段未定鐵路。如今假定美、英、法新三國銀行團成立，日本立於圈外，在日本縱無權阻止新銀行團對於滿蒙的鐵路投資，然而中國對於日本，負了條約上的義務。上記指定的鐵路借款，和南滿、東蒙一切未定的鐵路借款，不得不盡先向日本商借。試問南滿一東蒙的鐵路借款，還有容新銀行團插足的地方麼？果然，若使上文所說勢力范圍的構成以鐵路為最重要的前提無誤，那滿蒙的勢力范圍，要算是金甌無缺，完全是日本的。我上次在《晨報》上所發表的那篇文章內，有「新

銀行團既有權對於滿蒙投資，他們又認定保全中國領土，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維持東亞和平的唯一方針，自然對於日本，在滿蒙地方，取一種競爭投資的行動。果然，只要中國不是李完用當國，定要把中國送給日本，故意地給日本以便宜，給新銀行團以障礙，我想日本在滿蒙的勢力范圍，一定多少可以打破」的一段議論，是單從普通事業投資設想，沒有計及滿蒙鐵路情形的誤斷。現在我才特別更正，請在《晨報》上看過我那番議論的讀者，不要把我那種論斷拿作批評材料才好。

次論第二種結果。依我們的常識推測，此種結果，斷乎不會發生。因為美、英、法如果承認滿蒙除開的條件，使日本加入新銀行團，其結果屬於日本勢力范圍之下的滿蒙，不許三國均沾利益，而在三國，倒不能不捐棄他們各人獨享的優先權利，給日本人共同享受。美、英、法何厚於日本而必為這樣的讓步呢？這是斷斷沒有的事，既然決無這種結果，那由這種結果所及於中國利害如何的話，自然是不消說了。

次論第三種結果。依普通常理推究，此種結果，亦似乎不會發生。第一，因為和美、英、法三國想打破列強在中國勢力范圍的理想不相容。第二，因為美國當初標榜要打破列國的勢力范圍，如今陡然把自己堂堂皇皇的主張打消，於他的面目有礙，而且美國從來在中國沒有確定的勢力范圍，現在半路上起來爭奪，於他們實際利益，也打算不來的緣故。但美、英、法想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勢力范圍亦非有愛於中國，若使他們想着日本既不肯放棄他的勢力范圍，他們亦勢逼處此，不能讓人獨步（此種反動思想以英、法為尤易起）。至於美國，在國際上，原來有些虎頭蛇尾的主張，早年滿洲鐵路中立案，就是一個前例。加上德國新敗，俄國內亂，都沒有經營遠東的能力，美國要趁此在中國確立他的勢力范圍，也不是什麼難事由此種種方面設想，那第三種的結果，亦不見得絕對不會發生。果然，我們對於這種結果，也就不能不更進一步考究他的利害。然則其利害怎麼樣呢？不待言，就是前面論第一種結果的利害處所說頭一層的反面一句話，中國的瓜分局面，因此是一定不能免的了。原來勢力范圍的話，本是政治上的用語，用在經濟方面，就是利益范圍（即某國在某區域內獨占路礦發展權及投資優先權的意思），現在所論各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都還是指利益范圍說。但利益范圍的劃定，就是實行經濟分割。處現在經濟要素為一切勢力之基礎的時代，經濟分割的結果，還有不演出領土分割、政治分割的事出來的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由這種結果，當然演出亡國慘劇，是不容疑的了。

復次論第四種結果。依我所見，這種結果和第二種一樣，也是不會發生的。第一，因為美國自脫離銀行團（事在民國二年）以後，漸感失策，年來已改變方針，希望加人，現在想象美國依然立於各國聯合銀行團以外，是斷乎沒有的事。第二，美國自歐戰以來，於對外投資，為最有力量的國。就是英、法國內，都還要倚賴他的投資。如

今想象英、法撇開美國，再和日本合同，從英、法現在正要拉着美國，靠他墊包，以及英、法現在處處顧全美國的感情上設想，都是不能有的事。既然這種結果，在事實上確實不會發生，那他的利害如何，我們也可以不消說了

由上所論，我們所假想的結果，第二與第四，是絕對不會發生的，第三雖有發生的或然性，然而很有可疑，只有第一，其發生的可能性最大，我想如果日本堅持滿蒙除外的要求，將來的結果大概就是這種。（實則日本想着由他一國與美、英、法對抗.他的勢力范圍，雖不怕他人侵入，然而他的活動，也就不得不限於滿蒙以內。而且失美、英、法三大國的協調，於一切外交關系，尤不免陷於孤立。以此這種結果到了將次實現的時候，日本或終降心相從，把滿蒙除外的要求取消，亦未可知。）至於這個結果的利害，上文已經論過，不用再說。

我這篇文章的本論，即此作為完了。現在我要把日本人煽動中國人反對美國所提議改組新銀行團的理由辟一辟。但這一層議論，我上次在《晨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裡面說過，現在只多少添改一點，就把它抄在下面，作為本文的結論罷。

他們反對新銀行團所持的理由，頂大有兩件：

第一說把政治借款、經濟借款，都歸新銀行團壟斷（舊五國銀行團，曾經英國提議，把經濟借款除開，不屬於銀行團權內，所以他們如是雲雲），不許各國自由競爭，其結果於中國不利。這話憑空說來，實在好聽，因為生產者的獨占，決不利於消費者；放債者獨占，自然是不利於借債者的。譬如有幾個人，都有錢放債，現在遇着一位借的，他們心內定想，如果我所要求的條件太苛，這筆債一定給人家搶了去，大家只這樣想，因此他們所提出來的條件，都比自己心中所希望的最高利益低些。而且彼此提出條件之後，借債的一定向那條件最輕的人磋商，其他幾個人，若是很熱心放這筆債，自然乂有提出比他輕的條件還輕者出來的。這樣彼此競爭的結果，那筆債的條件，一定是頂輕頂輕的了。但這種理論，在中國應用不着。為什麼呢？現在有投資能力的國家，大概在中國都有略定的勢力范圍，若是別國想到他們勢力范圍之內投資，他們就說侵害了他們的什麼權利，老早就把人家推了出去。而且他們既都有了他們自己的勢力范圍，在他們自己的范圍以內，盡夠他們投資發展，因此彼此都存一種互相尊重的觀念，不相侵奪。大凡經濟上自由的利益，先要有自由競爭的餘地才說得上。如今把自由競爭的可能性，先就根本撲滅完了，什麼除開經濟借款不歸新銀行團壟斷於中國有利的話，不是哄鬼的嗎？我們只看自英國提議一切經濟借款不在五國銀行團權內（事在民國六年）以來，沒有哪一國在日本勢力范圍之下的滿蒙得了一點什麼權利，就可以證明這種話只是耳邊聽着好聽，實在是不成問題的。

第二說怕生出共同管理中國財政的結果。對於這一層，我以為姑無論新〈銀〉行

團只計投資的安全，未必就有管理中國財政的野心。便有這種野心，只要中國財政，能夠逐漸整理，對於他們的債務，能夠履行，試問他們怎麼樣措辭要求管理中國財政？如其說中國的財政，萬萬不能整理，對於他們的債務，也不能履行，我以為那樣的中國財政，與其給中國的貪官污吏管理，無寧給外國人管理的好。就說這層話說得過激了一點，依論者所主張，不是說單是政治借款，可以由銀行團共同負擔麼？為什麼你們獨不想中國財政如果不能整理，到了要宣告破產的時候，還是有給外國人共同管理的危險呢？至於經濟借款，外國資本家為圖他們投資的安全，是單獨自由投資，他們也要要求監視經營及收支的權利。如今歸新銀行團一手經理，不過把各個的監視權，歸一個共同團體監視罷了，難道這中間還有好歹的區別嗎？所以我對於這一層，也不認為可以作為反對新銀行團的理由。總之依美國所提議組織的新銀行團，對於中國，有足以打破勢力范圍防止瓜分危險的一層利益。我們中國人，對於這種主張，應該出於贊成之一途（中國人的贊成、反對，於美、英、法對於新銀行團的態度很有關系，如果像袒日派一味無理地反對，恐怕如我上面所推定將發生的第一種結果，也有變動）。所有日本人的議論，都是為他們自己利益打算，大家不要為他所騙才好。

社會調查

長沙社會面面觀

此件由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國民公報》《晨報》摘出

-人力車夫的生計

長沙車夫與各省之比較窮苦百姓到了水盡山窮的時候，沒有事干，大半去做車夫。所以商業繁盛、人煙稠密的地方，失業小民，大半靠做這門職業混飯吃。現在北京車夫，居然組織團體。我們湖南地方，寬大不如北京，繁華不如漢、滬，加之街道窄小，沒有馬路，又沒有汽車、馬車，單有人力車一種。許多人說，在湖南坐人力車，顛顛簸簸，比在北方坐騾車還要吃苦，這也是的確的話。湖南的人力車，更有一層使人不能滿意：京滬各地的人力車，在馬路上行走，來去如風，爭先恐後，坐車的格外舒服，價錢也不頂大，約三四里路，有三四個銅元就夠了。湖南的人力車，卻大不同：第一，窄小的街道，行人擁擠，車夫加跑快步，便要撞東碰西，惹出是非。第二，麻石街巷，歷久不修，車行其上，東歪西倒，坐客不免頭昏眼花，頗感不快。第三，湖南省城，地方不大，商務也算不得繁盛，所以人力車也不十分發達，比較北京，不及十分之一。往往經過幾條街巷，不見一輛人力車的影子。車輛既少，車夫的架子就大了，信口開河，毫不替人想想。還價略少了些，他便掉頭他顧，令人難堪。比之外省人力車夫追隨左右的情形，真是天差地遠。有些闊官、闊商情願坐轎子，坐包車，誰肯喚街上的人力車呢？那些中等人家，一天賺幾吊錢、幾百錢過日子的因為車費太貴，一天坐幾次車子，便把吃飯的錢用掉了，自然也不願意坐它。有此種種原因，所以湖南的人力車子，不十分發達。

車夫與車棧之關系長沙人力車，分舊車、新車兩種。舊車共有九百六十輛，新車六百輛。舊車每輛每天租費銅元錢三百文，新車四百文。車夫向各車棧取車，每天交納租費。車棧繳納警廳車稅，每輛每月銅元錢一千九百文，現在略略加增了些。車子損壞了，歸各車棧修理。在修理的時間，無論一天、二天，車夫雖然沒有領得車子，仍要照常納租。車夫第一次向車棧領車時，要找一個鋪保，還要繳納光洋十元，作為

押金。車夫中途改業，押金如數退還。如不清租費，或有別種小規則的情事，押金無退。這便是車夫與車棧的關系：每輛車子都有號，一人領一號永無變更。

車夫之人數長沙人力車，不過一千五百多輛。一個人精力有限，不能整日拖車，也有兩個人一輛車子的，也有三個人共拖一輛車子的。據最近確實調查，長沙城鄉內外，人力車夫約有二千三四百人。這許多人中間，也有做小買小賣的，也有曾經做個苦力的，這也不去述他。最可憐的，內中竟夾有少數鄉下教書先生和前清中了秀才人物，他們因為現時代學堂林立，蒙館事業完全打破，生計艱難，別無他長，只得放下筆頭，做這門職業。起初文弱書生，不免不能吃苦，然為生計所逼，不得不咬牙忍受，到後來卻也慣了，反覺得自食其力，無憂無慮，比之舌耕糊口，還強得多哩。

車工會各行部有各行的會所，人力車夫，雖說是勞力百姓，卻也有一個團體。去年因為租費增加，車夫生計日蹙，大家集議組織一個車工會（車工會是人力車夫的團體，與車業公所是兩起，車業公所是車棧組合的）。每輛車子，捐銅錢一串文，公舉幾個頭腦清醒的，作為人力車夫代表，遇着難題目發生，就請代表主持一切事務。去年因為加租問題發生，各車夫在車工會開了一次大會，請代表打稟帖要求減輕租費，後來居然達到目的。但是人力車夫休息的時候很少，不能長時聚會，現在沒有什麼問題，所以車工會異常冷落，不過有這個名目罷了。

車夫之惡習慣大凡人類，無論是何職業，都有一種惡習慣。車夫清晨忙到天黑，休息時間很少，所以惡習慣也不頂多。長沙人力〈車）夫，交際狀況，不如他省，欺詐行為，卻比他省少些。據我調查：他們有妻室兒女的，每天所得的工錢，都要養活一家數口，惡習慣不多。有少數沒有家室的單身漢，賺了錢，不肯儲蓄，大半聚眾開賭。長沙人力車夫，普通的惡習慣，便是「賭」之一字。有的賭一次錢，輸了幾天工錢，心中氣憤不過，還想再賭打本，不料越賭越輸。借了人家的錢沒有還，也不願意再拉車了，漸漸變成下等流痞，流落無依。這種人在車夫中，有十分之二。

車夫之生活長沙人力車，比別省少些，車費比別省大些。有些明白事理的車夫，只要價錢合宜，也不再向客人多要。這種人每天的收入，可以勉強敷衍過去。但是內中有一種又懶又惡的份子，有客叫車，開口很大，雨天四百五百，晴天二百三百。客人惱了，情願步行。這種車夫，坐客自然少些，收入也自然少些。有人勸他們為什麼要如此呢？他們說：我拉一回，抵得別人拉幾回，雖然比別人拉得少些，卻可以省許多氣力，這種人算得是車夫的敗類。別省車夫，沒有這種現象。車夫的工價，沒有一定限制，有二天可以拉一串五六百文，運氣好的，還可以多些。有一天拉五六百文，除了租費，所得無幾.平均計算，每天約有六百文（租費已除）的正當收入。每月共有十七八串。下雨的天氣，坐車的多些，車費也大些，所以人人都怕下雨，車夫卻最

喜歡下雨。車夫的工價，每月雖有十七八串，〈但〉是現在長沙社會生活程度，比較北京還要高些。小菜至少一斤五六十文，油鹽柴米，一件件計算起來，自然沒有盈餘，算是過一天算一天罷了。假如不幸病了幾天，一家就要慌張。小病不敢歇業，還要勉強拉車，這是車夫的苦處。

車夫之痛苦人不幸做了人力車夫，實在是一種可憐的生活。冬天雨雪紛紛，忍飢挨凍，夏天烈日炎炎，汗流遍體。那些初學做車夫的，對於叫路、擺梢，門門夕卜行，又摸不着路的高低，顛顛簸簸，拉車格外吃力，人家走三步，他只走得一步，坐車的也格外不舒服。這種車夫雖然不懶不惡，每天所得的工資自然趕不上別人。我曾問過車夫，你們這種職業，可以不學就會，只要用些氣力罷了。他回答道：怎能不學呢？（不學就鬧出以上所說的花樣了。他所說的「學」字，不是用人教授，是要自己練習。）這也是實在的話。有時他們還要遇着坐車不給錢，你道他們可憐不可憐呢！今年紙幣取消，百物都漲了價，車費也增高了些，這卻不能怪他。還有人說：車夫因為有許多坐車不給錢的人，又不敢十分爭鬧，所以對於尋常坐客，格外加多車費，彷彿要這坐客替他賠償損失一般，實在可惡得很。這句話，起初我也很表同情，但是仔細想想，不能不體恤他們。所望官廳裡面，對於窮苦的車夫，格外維持，以後凡有坐車不給錢的，當地警察隨時干涉，那些車夫，就感激不盡。湖南車夫討價太凶，比上海北京還要貴些，這雖確有其事，我們卻又不能不替湖南車夫想想：京滬車夫，因為道路平坦，街道寬闊，一往直前，舉步如飛。我們湖南的車夫，拉兩次生意，還比不得他們一次。時間同是一樣，吃苦同是一樣，一個可以多做幾次生意，一個卻少做幾次生意，境遇不平等，雖說討價貴些，也怪不得他們了。

二中等社會的生計

現在長沙的生活程度，較之去年前年，高出數倍，各行各業，一家漲價，百家效尤。那些勞動家的工資，也就水漲船高，加增數倍。現在許多人家，因為長沙百物昂貴，站腳不穩，有些搬到武昌去了。那些富商巨室，在社會上鬼混了一輩子，賺了幾個臭錢，去放析息，不到一年半載，又是一個對本。他們吃好的，用好的，真是無愁天子快活一世。長沙人有一句土語：「財尋夥伴」。這句話雖然含有迷信的性質，卻有至當不移的道理。所以長沙生活程度，無論高到什麼田地，他們這些闊人，好像不知道的一般，毫不擔心。還有這些泥木工、理發匠、挑力夫、車夫和一些苦力百姓，他們因為生活程度高了，也可以漲價加薪，維持自己的生活狀況。要是別人不答應他漲價，干涉他加薪，他卻有許多方法對付抵抗。現在各國勞動家，因為加薪問題，很鬧出一些大亂子，不是同盟罷工，便是停工不做。資本家雖然恨他透骨，卻也無可奈何，只

得使他們滿望。湖南的勞動界，雖然沒有這些情形，卻也露出同樣的性質。即如泥木兩行加價事，政府如何彈壓，商會如何禁阻，他們卻私定行規，不服壓制。現在雖然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卻也打了兩回稟帖，加了兩回工價。所以這些勞動家，雖然比不上富商、巨商的逍遙快活，卻比一般中等社會，好得多了。

中等社會的生計，本來比上、下兩等都要不如。我不要把別的做比方，就把中等社會的女子嫁人問題來談談：這些女子，不生在闊人家，又不生在窮人家，卻生在闊不闊、窮不窮的中等人家。他們選擇女婿，很不容易，高不成低不就，所以結婚時的時期，也就延長。中等社會生活的狀況，和這些女子嫁人問題，是正比例，比那些闊人，自然是天差地遠，不用說了，就是比那些苦工，也是不及。何以呢？苦工有苦工的身份，他要加價、加薪，別人不肯，他惱了，縮手不幹，別人沒法只得軟了。試問中等社會的人，有這種魄力沒有？既然沒有這種魄力，無論何時何事，都是仰人鼻息，去謀生活。俗語道得好：「拿人家的飯碗，便要服人家的管。」這句話，正是替中等社會寫照了。

我現在替中等社會最簡單的家庭，一家三四口，打一個最省儉的每月預算表，請諸位研究研究。

房租 十元

煤 三元

工役 三元

米 四元

油 二串

鹽 一串

菜 十二串

雜用 十串

以上所說的雜用， 是連煙酒、茶水、應酬、剃頭、洗澡、閱報、閱書種種用費，

一並在內。這種預算，實在不能再少了。假如家中有學生念書的，每月的學費、膳費，還不在其內。

這種預算，合計每月的用費，至少要三十多塊錢，又要人口簡單的家庭，才能不超出預算。有人向我說：這種預算表，算不得省儉，還可以減少些，即如工役一項，可以刪除。這句話，雖然說得近理，但是中等社會的家庭，不是大家式微，便是書香後裔，他們雖然生計艱難，斷不能連工役都不要的。不要工役，那便是下等社會的家庭。我常對人說：長沙上、下兩等社會，都不要緊了，最可憐的便是這些中等社會。他們雖然沒有維持自己生活狀況的能力，又不能不顧全體面，出門會客定要穿一件長

衫，在家又不能做勞力的事。煮飯、洗衣、剃頭、洗澡，一件件都要仰賴人家的，不能親自動手。他們既不能有豐厚的收入，又不能像下等社會的人一樣過日子。年年月月，長此以往，不是押當，便是借錢。到後來沒有東西當了，又沒有錢借了，這便是中等社會的末日！到了末日，那種悲慘現象，記者真是不忍細說，有的降為下等，要兄弟、兒子幫生意，或是做勞動家，流離轉徙，這真是傷心慘目的事。

長沙的人民，中等社會要佔三分之二。這些人可分數種：（一）謀事候事的。（二）經商喪資，想要打本，卻沒有本錢的。（三）有小小職務，入不敷出的，如教師、科員、書記之類。（四）從前做過官，念過書，也有小小的前程，一連閑了幾年，賺的錢用掉了，想再回頭，又沒有機會。（五）各機關裁汰的冗員和退職的小政客。以上五種人：每天要吃要喝，債台高築，無面見人。有人叫他一聲老爺，他也不能不裝出老爺的神氣。其實老爺的心中，比小的還要不加了。小小長沙城裡容納了這許多人物，所以每一次添設機關，必定有許多人上書自薦，請托求差，甚至向人要求，跪地不起。可憐他們都是好人家，不是忘廉喪恥的人，因為生計艱難，妻子凍餒，不得不把本來的性情丟掉，做出脅肩諂笑、受人唾罵的窮樣子。罪惡，罪惡，都是社會造成的，大家要不早一點想法子，容納已經墮落的人，預防將來的人再蹈這種覆轍，必定有一日不可收拾的。

泥木工、車夫、勞動家種種，都是社會需用的人物。以上所說中等社會的五種人，不是社會需用的人物。社會需用的人物，現錢交易，不至沒有飯吃。不是社會需用的人物，只憑運氣和機會。運氣好，機會好，就有飯吃；運氣不好，機會不好，就沒有飯吃。運氣和機會是沒有一定的。運氣和機會既然沒有一定，所以有飯吃也就沒有一定。即如長沙的教員，除外國文字教員外，其餘什麼國文、地理、修身、算學，每月不過三十塊錢的薪水。現在教育經費異常支細，教員的薪水延擱數月，沒有着落。就是這三十塊錢的薪水，還不能按月到手，即令按月到手，照我所擬的預算表用去，不能稍有積蓄。至於那些書記、小政客、謀事人種種，更不用說了。可憐有職業的，還是這樣，那沒有職業的，又怎樣呢？況且中等社會人的職業，是沒有一定的，人家高興給你，不高興不給你，好像一種附屬品。我常見許多人，因為謀事無着，不怨自己沒有生活的能力，卻怪人家有眼無珠，吃了幾杯悶酒，便發出一大篇牢騷，說什麼命途偃蹇，埋沒真才。這種人境況本來可憐，我也不敢十分責備他，不過仔細想想，他們的本事不能供給社會，卻要社會去供給他，自然不能長久維持下去了。

社會的狀況，多半隨着教育為轉移。我們中國從前的教育，把工業、商業當做下賤的知識，沒人去理會他。人家的子弟，都是一心念書，念了書，便可以陞官發財，誇耀鄉里。只要學得幾部古文，做得幾篇文章，不管你有才無才，有德無德，都有做

官的希望。這種思想，我們湖南人大受其害。現在時代變遷，一般學子，都知道要拋棄舊日思想，研究新教育，改造社會，應付世界潮流，這也是中國的好現象。但是改良教育，先要從小學入手。現在小學校關於研究工商業知識的課程還是很少，這是教育家應當極力注意的。

三新文化運動

長沙自從受了「五四」運動的鼓動，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實在不少，又因近年來屢受軍閥派的摧殘，弄得長沙這錦綉的地方，奄奄沒有一點生氣。於是一班稍有知識的人——各校教職員及學生一一莫不深深痛恨，更覺得這「社會改造」「思想革新」「婦女解放」「民族自決」種種問題，萬不容緩。起首這旗幟最鮮明的就是「健學會」。這個會是湘中教育界中的巨子——朱劍凡（周南女校校長）、陳夙芳（楚怡工業和小學校長）組織起來的。朱、陳二君，對於「德模克拉西」人生觀極有研究。朱君的第一次的演說，就是「人生與死的觀念」。當時——本年陰歷六月——教育界中人大受感動，都「風涌雲從」地加入會中。最可注重的，省中各中等以上校長，雖平日以守舊著名的，都一概加入，與新思想表同情，沒有一人來反對。這也可是湖南思想變遷的大概了。同時學生方面，都引起新的興味。各校的周刊共出了十多種，都用白話做的。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評論》。後來因為有些說張敬堯的話，就隨學生聯合會解散，取消了。現在且將存在的各種「新」的出版物，記在下面：

（-）《體育周報》楚怡小學校有一個體操教員黃醒君，他的文學和思想，不僅在體操教員中間算出色的，就是一般小學教員及得他的也少。他看見新潮來了，體育上的見解、進步，也是不可不隨世界潮流變遷的。並且當這歐戰終了時候，體育上到底應該如何設施、進行，都是很要緊，他就組織了一個《體育周報》。同時他又把他那雜志社做了一個代派處，專門代買海內「新思潮」的雜志，藉此介紹新思潮到湖南。諸君如再要問他的《體育周報》如何的內容，我把他那揭載出來要求海內同志討論的條件，寫在下面就知道了：

1 .女子體育如何？

2 .學校應否廢止兵操？

3 .小學校應否設體操專科教員？

4 .學校應否廢去課表中的體操？

5 .工作代體操在體育上的價值？

6 .提倡社會體育的下手處？

7 .「競技」與「進化」根本上不沖突否？

8 .「武術」在體育上的價值？

9 .學校廢止體操後體育怎樣設施？

10 .師范學堂的體育應如何？

11 .「時間」和「能力」上都經濟的體育方法。

他這個周刊，已經出了四十期，內容非常完善，銷行也廣，完全用白話的，並且是裝訂成冊，篇幅也不少。

（二）《女界鍾》這個也是通俗周刊，是周南女學——師范部、中學部、小學部——組織的。因為這個學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長朱劍凡極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學生的思想，與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他這《女界鍾》中間，大半是討論「婦女解放」「婦女勞動」諸問題。中國完全由女子倡導「婦女解放」的雜志，恐怕這《女界鍾》為獨一無二的了。每張銅元一枚。

（三）《新湖南》這個也是周刊，是由湖南省政府和雅里會（美國的）所辦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所出版的。原來本是《救國周刊》，所討論的都屬於外交，後來因為政治運動難有效果，改稱今名，專介紹新思潮來作「文化運動」。每張也賣銅元一枚。

此外還有《嶽麓周刊》（高工出版）、《明德周刊》（明德專門和中學出版）數種，這也算湖南人的「文化運動」了。

至於長沙教育的改進，也有可以記錄的：官立各校，因為兵事影響，如第一師范簡直倒閉了。其餘沒有倒閉的，也是校長因為上半年虧了賬，若是不開板子來敷衍，他那所虧的款就會沒有下落，所以勉勉強強來開學，只想敷衍，等和局成了，作一個正當的解決，沒有生氣，那是沒有甚奇怪的。城區的小學校，自從狄昂人君當學董（兼縣立第一高小校長），打起精神做事，無論如何，他總是不灰心的，所以雖然居於「干戈興、學校廢」的圈子裡頭，城區各校都沒有倒閉，並且更有精彩。近來看見中國國語不統一，大足以阻礙文化的進步，乃極力提倡國語的研究。他的辦法，是把省城分為三區：南區為第一高等小學，中區，楚怡小學，北區是明德小學。各國民學校教員，都前往各處研究。並且各國民學校，已經一律改用國語教科書。私立各國民學校也大半照這樣的進行，將來湖南國語成績，總會好的了。

《新湖南》周刊的內容，自從第七號已與以前大不相同。請列位看它第七號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

本報第七號以後的宗旨是：一、批評社會。二、改造思想。三、介紹學術。四、討論問題……第七號以後的本報，同人盡其力之所能，本着這四個宗旨去做，"成敗利鈍"自然非我們所顧。就是一切勢力Authority也更非我們所顧。因為我們

的信條是「什麼都可以犧牲，，惟宗旨絕對不能犧牲！

再看他第七期的內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會主義是什麼？無政府主義是什麼？」——洋洋數千言，說得很透。又有評中國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國》雜志及哭《每周評論》「工讀問題」等，都是很好的。不過詳細記出來太長了。

長郡中學，自校長彭國鈞由京滬視察教育回後，一去年春間，漸有提倡學生自動、思想自由的意志，自受了「五四」運動的感動，就更促起他「解放」的興味。所以他校中學生乃發起一種《長郡周刊》專為學生介紹、發表新思潮的作用，並是完全由學生組織的。現在第一期已於本月八號出版。他那宣言書中間，有五條宗旨，寫在下面，就可知道他的內容：

一、願為本世紀的新出版物。二、介紹世界的新思潮。三、批評社會的新事業。四、研究人類的新學術。五、倡導世界的新文明。

四勞農的生計

（一）各工廠的蕭條省城工廠工程最大而且容納工人最多的，要算是和豐火柴公司、華昌煉錨公司。和豐公司在北門城外，公司附近幾條街，都是公司的房屋，全是住着廠中做工的人。在廠中做的工，是截棍子、上葯、裝盒子等項。裝盒子的都是女工，其餘是男工。平時廠中約共有男女工人二三千人以外，還有許多住在公司附近一帶貧家小戶的婦女，都靠在公司接做盒子，補助他的生活。但是和豐火柴原有二種：一種是紅葯的，發火時有一種磷酸，因為嫌他那磷酸的多，只有鄉村尚能行銷。一種是黑葯的，這種火柴銷路較廣，所以做的工人也較多。近來因抵制日貨，該公司因黑葯原料購自日本，所以只做紅的一種。雖然有許多提倡國貨的人，也改用這種紅葯火柴，究竟銷路仍不發達，公司方面只好減工，一部分人便失了生業。華昌公司在歐戰開始的時候，砂價日高一日，工程也日大一日，容納工人總額高出和豐數倍。近因歐戰終結，睇砂已無人過問，工程頓時收束。湘人從前籌建的經華紡紗公司，雖因各種原因未能開辦，規模的宏大，要算中國頂大的工廠，共有紗筒百個，須要火力六爐（武昌紗廠工程並不甚小，只有二十餘筒，火力一爐）。購機原本費去四百餘萬，被張督以一百七十餘萬賣去，機械已陸續運去，湘民更失了苦力謀生的道路。其餘各處工程莫不縮小，並且所存無幾了。

（二）人力車夫和人力轉運夫的艱苦人力車夫的艱苦，有兩個原因：（1）車租加

重，從前湘省人力車，概系鐵輪，未用橡皮，前年因加用橡皮，已經加租一次。近年金融陡變，拆息每月高至十分以上。一般人力車所有者，因租息太微，屢欲增加租價。去冬人力車夫曾罷工一次，現在車租每日銅元六百文，每車每日所得有不敷租價的，至多也不過一元上下，除飯食外僅能補平日短少的租價。（2）兵差過多。湘垣屯紮軍隊，局外人不能漫為統計。柴草、軍裝、糧米等項轉運，概系人力車和人力轉運夫供差。有時兵士坐車也不給錢，如有違抗，便遭毒打。七月間，督署坪側倒臥車夫一名，經街眾（貢院西街）抬到本街公所王帥殿內，驗有重傷，送到醫院診治，次日便已斃命。人力轉運夫的艱苦，除同困於兵差外，商場冷落，尤其一大原因。省城人力運夫人數過多，所有貨物概須輪流肩運。近來商場冷落，貨物買賣甚少，有每日僅輪一二次恰得飯錢的，也有終日輪不到的。雖欲另尋他項苦力工作，也均無插足，民生至此，將為奈何。

（三）各業工人的閑暇和團體的散漫湘省自民國紀元以來，建築工程，日盛一日。近因金融和政治的關系，房屋建築，除數處西人房屋尚未竣工外，其餘房屋，就是必要修理的，也不過因陋就簡，絕沒有新建築的事。馬路工程（城外商埠一帶），近尤毫無影響。泥、木二業，賦閑的非常之多。其餘各業，因漫無團體，工資起落，概歸資本家操縱。即如染業工人，日前因工價低微，不敷日用，要求加價。經染業資本家議定，請由長沙縣出示規定，不得輕自要求。各工人因恐堅執要求，必至失其工作，尤將更無生路，只好縮食減衣，勉強度日。

（四）農夫的困苦近來物價日昂，惟谷價卻日低落，正合了這句「谷賤傷農」的話。近來一般講社會學的人說：米貴實在傷民，谷賤並不傷農。說這些話的人，實在是和社會情形隔閡：第一他們不明白農夫除谷以外的需要，都是用谷變賣去交易第二是他們以為谷賤米價便跟着便宜，不知這是大謬不然的。現在長沙食米價值至賤的也是每石四元以上，零升每升六七十文不等。谷價至高卻不過一元五六角之譜，也有一元一二角的，甚至有急需用項，每石只賣一元的。谷賤米貴，利益歸了資本家（米鋪不過過手，亦無多大利益）。農夫、平民交受其害°計算今年顆粒全收的農家，除還租外，種子、肥料、人工等項，每谷一石至少費去二元五六角。往年農夫佃種田地，須請引薦人介紹，做引薦的每每須索報酬，地主退田，每每不肯退庄。今秋農夫均紛紛向地主退田，地主皆莫不極力拘留，實在是前此未有的現象。

這些勞工和農夫，都是社會上生產的人，能夠以自力生活尚且陷入這種境界，其余沒得生業的人，就不問可知了。

五一般生計的窮困

湖南民窮財盡，說來大可傷心。即以長沙一隅而言，已有不堪的景象，各縣更可知

了。各學校許久沒發公款，有隻發到四月份的，有五月份領到少許的，至五月以後，就連通知書也沒有，政府簡直沒理會這事。各校下半年純靠學生學膳費，才得勉強維持。但是今又數月，學膳費都已用完，怎能支持下去？因此有許多學校萬分危險，不久就要倒閉，如工業專門、甲種工業都是這種情形。辦事人有點能力的，便不靠公家，四處挪借。沒能力的，除卻關門歇業，外無法子。

商家也是十分困苦，有些經濟能力完全喪失。如南門外靈官渡一帶礦商，因為礦價大跌，資本又不夠周轉，都窮下來了。從前的靈官渡，人都視作金穴，豪商大賈，氣概干雲，今多變作窮光蛋，衣食尚且不給。可見礦業的銷歇到極處了。即如馳名中外的華昌煉礦公司，也不能支持，近來有中、英合辦消息，就是個無可奈何的辦法。又有些受了金融影響，一時周轉不來的。如坡子街八角亭一帶的綢緞洋貨各店，因為拆息太高，受不了損失，便拿出無聊辦法，希望挽回幾分資本。自秋節前後，或改造門面，或更換牌名，懸燈結彩，大出花樣，大減價、大放盤的廣告，滿街都是，其實是種攫騙手段，何曾有真正減價的意思。我曾問過他們，他們也說窮極無聊，不能不如此。現在拆息一天高似一天。商會知道再不減下來，結果更難設法，因於日前召集全體商家開會議決，從陰歷九月中旬起，以前未結的賬，都減作二分。臨時放出的，卻比較漢口增加三厘。聽說錢業不大贊成。

工業更加不堪設想。各工廠多半停工。如麓山玻璃公司是湖南一個生色的工業，因為虧折不堪，不久就要倒閉了。和豐火柴公司素來成績昭著，如今也虧折甚巨，難得維持，聽說有外股在內，方才保持現狀。大工業都是如此，小工也大困苦。只聽得呼籲的聲浪，如泥木工要求加價，人力車夫要求加價，是現成的事實。

人民的困苦，更不待說。百物昂貴，金融枯竭。中產之家，既沒有資本，又不能勞動，無可奈何的時候，只有借貸度日。但拆息過高，飲鴆止渴，能過幾時？近來借無可借，只好將器用物件胡亂出賣，暫糊一家之口。這種情形，長沙城中不知凡幾，說來真大可憐。

論新舊

潘力山來稿

現在年少的人，多愛講「新」，有人很覺得危險，欲矯其弊，根本上不承認有什麼新，除了「舊」就沒有「新丁我從前也講過幾天「舊」的，現在因知識上的變遷，覺得舊的是有些不對，所以我把我對於新舊的感想，略略寫點出來，同大家討論，並不是有意同人搗亂。這一點意思，要請人原諒的。

有人說「新、舊相待者也，舍舊不能言新」。這話不錯。不過還要補一句，「舍新不能言舊」。新舊兩個字，是從時間上發生出來的。要是沒有時間，新、舊兩個字，就無從發生。有了時間，那麼從後者而言前者，前者就是舊的；從前者而言後者，後者就是新的。也有那裡已經舊了的東西，這里現在才曉得，就這里的人說，也算新的。這里已經舊了的東西，那裡現在才曉得，就那裡的人說，也算新的。譬加民權自由的話，在歐洲十八世紀的時候，算是新的。我們東亞，那時正在睡覺，不曉得有這回事（此就一般言，若指個人言，黃梨洲早就曉得，孟子曉得更早）。到了五十年前，這民權自由的話，在歐洲（除俄羅斯等數國）早經舊了的東西，在日本又新起來了。二十年前，這民權自由的話，在日本已經是半新半舊的東西，在中國又新起來了。現在共產主義、集產主義那些話頭，在美歐已經說了幾十年，不是很新的東西，現在那個潮流，才繞到東亞，又新起來了。不能說民權自由的話，在歐洲十八世紀的時候，才算是新，到了五十年前的日本，二十年前的中國，就不算新了。集產、共產的話頭，也是一樣。總之，新舊是依時間而起，也有因空間的關系，對於同一事物，在同一時間內，或認為新，或認為舊。這類的例，是很多的，然而無礙其一為新、一為舊。何以無礙呢？因為新、舊兩字，本非絕對，因舊立新，因新立舊。你若說世間上沒有新的哪，我就要說世間上沒有舊的。我的理由，恐怕比你的理由還長。為什麼呢？因為天下的事物，本來並非常住，是生滅不息，時時變化的。從這個道理說起來，只有新的東西，斷不會有舊的東西。不過我們要說話的時候，沒有法子，不能不從便宜上分一個新舊來。不但新舊兩個字是如此，其他分別的字，都是如此。譬如說「我」，為的是

有「你」、有「他二若是無「你」、無「他」，這個「我」字，也用不着了。嚴格說起來，我們只好「言語道斷，心心相印」罷了。不然，要一開口就落了邊際，還能說別的道理麼。所以新舊本是假立，然而實在有假立之必要。

有人說：「舍舊而言新，則歷史文字，一概抹殺，所謂新者，必且回復上古原人之狀況而後可J殊不知言新的人，還是有一個理想，並不是把舊的東西，無意識地一概抹殺。世間上也難免有無意識的人，把舊的東西，一概抹殺的，但不可以概一般講新的人，所以萬不會有「回復上古原人之狀況」那種事體出現。我倒擔心，若是全不講「新」的時候，倒恐怕要回復「原人之狀況」喏。因為原人沒有理想，多半被支配於本能的生活，後來不知不覺地有了些意識，慢慢進步，又有了些理想，才到了現在。我敢說我們那些未開化的原人始祖，所以有我們現在這樣開化的賢明子孫，就是好在那些始祖，守舊雖然守舊，還不是完全守舊。若是完全守舊，一點沒有變化，一點也不會有新的思想，新的事物出來，那就永遠成一個原人，還能有我們這樣開化的賢明子孫麼？我們這樣開化的賢明子孫，食了「新」的賜，倒反說新的危險。哼，講新舊調和的人，倒決不至於此喲。那些無意識完全講復古的人，總想由民國復到前清，由前清復到前明，層累而上，復到三代，復到唐虞，再復上去，就恐怕真正有「回復上古原人之狀況」那一天，你看危險不危險？所以我說新派倒不是危險思想，舊派才真是危險思想啊！

有人說：「今所謂新之最顯著者，莫若新文學。夷考其實，不過欲以白話為一切文而已白話文是新文學屬性之一種，且屬於形式的方面，不能說凡白話文都是新文學。我以為新、舊文學之分，在實質不在形式。韓退之的文章，與六朝人的文章，同是文言，然而可以算是一種新文學。歸熙甫的文章，與前、後七子的文章，同是文言，然而也可以算是一種新文學。現在的新舊文學之分，雖難下一個確切的斷語，大概舊文學重外表，新文學重內容；（不是說舊文學全不講內容，是說他重內容不如他重外表；不是說新文學全不講外表，是說他重外表不如他重內容。）舊文學重傳奇，新文學重寫真。（不是說舊文學全不寫真，是說他重寫真不如他重傳奇；不是說新文學全不傳奇，是說他重傳奇不如他重寫真。）所以那些「搖頭擺尾」的桐城調子，「妃黃儷白」的文選話頭，在新文學里都用不着了。舊文學本來也有外表、內容兩者兼備，所謂「文質彬彬」的著作，那非有真學問的人做不到。壞就壞在一派專門以詞章名家、古文名家的先生們，並沒有人家文章上的道理，只把人家文章上的字眼、句調揣摩得個爛熟，並且立成法式，來注入後人的腦筋，硬要你合他那一樣的模形，才算好文章。若是有點不合，就說你於義法沒鬧清楚，不合古法，害得全國的聰明子弟，勾腰駝背地在那裡揣摩，也有頭白齒落，還在揣摩的，也有一輩子都沒有揣摩得到的。這並不是

笑話，古文大家的曾滌生，他就自己說過：他老了還在高聲朗誦地讀古文。並且說姚惜抱老了，不能高聲朗誦，也須得把調子放低些來讀一讀，這就可以見得他們一天所做的工夫了。曾滌生又說過：古文萬事都宜，只不宜於說理。因為古文要做出些抑揚頓挫來，篇法、句法、字法，大概都有規矩的，說得理來，規矩就要破壞，抑揚頓挫的樣子，就會顯不出來了，所以只好割愛，把那有礙於文勢的道理，削減一些，或變更一些，來將就文勢。文勢倒好，他為什麼做這一篇文章的意思，卻就拋在九霄雲外去了。以上是古文家的通病：文選派不能說理，更在古文家以上，（像《文心雕龍》那樣的文章，以偶語來說理的，有幾個呢）不用說了。不特說理，就是抒情敘事，大概都很少實際，只是空說華辭。其中縱有極少數講究修辭立誠的人，也不免在外表上費了些工夫。何不索性把我們全副精神多多地用在內容上呢？說到這里，白話文雖不能說就是新文學，總也算是新文學的一種屬性，因為我們說話，是想達我們的意思；我們作文，是想達我們的說話。說話能把我們的意思完全達出，可渭善說話了；作文能把我們的說話完全達出，可謂善作文了。文言能代表古人的說話，白話能代表今人的說話。不能用古人的說話，來代表今人的說話，猶之不能用今人的說話，去代表古人的說話。假如有人硬要用現在的白話去代替《尚書》所載的那些「都」「嗥」「俞」「吁」的字眼，我想人人都必定以為是笑話。反過來說，硬要把古代的「之」「乎」「也」「者」「矣」「焉」「哉」來代替現在的助詞，仔細想一想，不是笑話是什麼呢？不過白話雖足以代表今人的說話，其中也有個巧拙.反對白話的人，避開巧的不說，專舉拙的來作新文學的榜樣，又何足以服講新文學的心呢？

有人說，「某君所解釋新生活的意義，'新生活者，有意思之生活也其義為宋儒所已言、已行者，不得為新。」據我所見：宋儒雖然事事體驗，不是糊糊塗塗地過日子，但是他終有個孔子的偶像在那裡。這「生活中之何故」，恐怕為那偶像所遮蔽，未能完全經過自己合理的考慮罷。況且現在這種政治的、經濟的狀況，是我們十年或二十年前所未經過的。現在的生活，對於我們十年或二十年前的生活而言，就可以說是新生活了。何況對於宋儒的時候呢？以政治論：宋儒時候的人，是專制君主國的臣僕；現在的人，是民主立憲國的主人。以經濟論：宋儒是鎖國自給時代，現在是世界大通時代。因政治及經濟的影響，道德文藝之事，家庭社會之間，其他各方面的生活，都有變動。怎麼能說與宋儒的生活一樣呢？怎麼能說不是新生活呢？縱令某君的話，只能道破「生活」的意義，沒有道破「新生活」的意義，又何能因此就否認新生活之存在呢？

我以為生活的內容，因時代和地域的關系有文野、繁簡不同，分別新舊，這

是一件事。某君把有意思、無意思分別生活的新舊，這又是一件事。前一件事，由時間上、空間上比較新舊，是就生活內容上說。後一件事，是假定的絕對新舊，沒有時間上、空間上程度不同的分別，是就生活意義上說。譬如：一個人的生活，若是有意思，覺得「為什麼」「何故」要這樣，不問他生活的內容是周代、是宋朝、是現代，那內容的繁簡、新舊雖說不同，在生活意義上都算是內部的、自動的、有意思的新式生活。若是糊糊塗塗地過日子，一言一動都跟着環境走，不覺得「為什麼」「何故」要這樣，就日夜生活在極新式、極文明的社會。極而言之，就是坐在科學研究室試驗物理、化學，站在演說台上鼓吹社會共產主義，他生活的內容雖說比古代新些，在生活意義上，卻仍舊是外部的、被動的、無意思的舊式生活。有人誤會了某君的意思，潘先生所辯護的，專注意前一件事，恐怕也和某君的意思有點不同。我所以把某君的意思引申一下，不知道對不對？

獨秀附識

反對新文學、新生活的人，應該把新文學、新生活的意義弄得十分明確，然後再加批評。若單舉某篇白話文不好，就是新文學不好；某文不足以表明新生活的意義，就說沒有新生活，這恐怕不是學者的態度罷。

總之，新舊雖非絕對。一個時代是有一個時代精神，那個時代精神現於社會事物的各方面，與從前的精神既不相同，形式也覺改觀。從便宜上說起來，就不能不謂之為新了。或者那件事體，古人已經說過、做過，而沒有成一種時代精神，我們現在才成一種時代精神的時候，當然也可以謂之為新。就是古時已經成過時代精神的事物，中間又經過多少其他時代精神的間隔，我們再把他翻過來作成現代的時代精神，也不妨給他一個「新」的名字。各位，凡「名」都是由便宜而起啊，要是認它真有「自性」，那就請你還讀兩天佛書來再說。

隨感錄

（六八）「籠統」與「以耳代目」

頭腦不清的人評論事，每每好犯「籠統」和「以耳代目」兩樣毛病。這兩樣毛病的根源，用新術語說起來，就是缺乏「實驗觀念」；用陳語說起來，就是「不求甚解」。這種不求甚解的脾氣，和我們中國人思想學術不發達的關系很大，詳細說起來，不但太長，而且要惹出許多無謂的是非和可笑的辯論。現在且舉一個極淺顯的例：幾十年前，毫無教育、腦筋極簡單的蠢男女，對於一切學堂都叫做「武備學堂」，一切報紙都叫做《申報》，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像這樣不求甚解，像這樣「籠統」，這樣「以耳代目」，你說可笑不可笑？我真想不到現在北京竟有一班士大夫，攻擊蔡孑民先生說他是耶穌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學生，攻擊胡適之先生，也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蔡、胡兩先生是不是耶穌教徒，他們曾在本志發表的文章可以證明，硬相信他們是耶穌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們的確是耶穌教徒，也不算什麼錯處，拿這個來做攻擊的材料，未免犯了「籠統」的毛病。我並不是替蔡、胡二人辯護，他們也用不着我辯護，我所傷感的是中國現在的士大夫、留學生，還是和幾十年前毫無教育、腦筋極簡單的蠢男女一樣！

獨秀

（六九）法律與言論自由

法律是為保守現在的文明，言論自由是為創造將來的文明。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也都是從前的言論自由對於它同時的法律、文明批評、反抗創造出來的。言論

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兒子，歷代相傳，好像祖孫、父子一樣。最奇怪的是舊言論自由造成了現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歡想創造將來法律文明的新言論自由出現。好像一個兒子，他從前並不孝順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時候，他的兒子稍有點意思不和他一樣，他便要辦他兒子忤逆不孝的罪。認真嚴辦起來，豈不要斷絕後代！世界上有一種政府，自己不守法律，還要壓迫人民並不違背法律的言論。我們現在不去論它，我們要記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應該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內的言論自由，並且不宜壓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論自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絕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像這種保守停滯的國家社會，不但自己不能獨立創造文明，就是跟着別人的文明一同進步，也不容易。

獨秀

（七O）過激派與世界和平

俄國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來，乃是從前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瑞典都城Stockholm開秘密會議的時候，因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會）謀妥協的問題，黨中分為兩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張妥協的竟佔了多數，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多數派），乃是對於少數派（英文叫做lesser group）Mensheviki的名稱，並非是什麼過激不過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過激派，和各國的政府、資本家痛恨他，都是說他擾亂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暫且不去論它，痛恨Bolsheviki的各強國，天天在那裡侵略弱小國的土地利權，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我們暫且也不去論它，那第一叫我們覺悟、叫我們注意的，有兩件事：（一）反對BoL sheviki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無理拿大炮來打我們的軍艦，又拿中、俄、蒙條約來抗議蒙古取消自治。（二）反對李普克內希所創斯巴達苦司黨（他們的主張和Bolsheviki相同，都是馬克思派，都想建設勞農政府）的德國的現政府，又在那裡鼓吹德意志帝國主義，又在那裡討論擴充海軍預算等。擾亂世界和平，自然是極大的罪惡，Bolshevi-

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着我們辯護或攻擊。我們冷眼旁觀的，恐怕正是反對Bolsheviki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換一方面說：Bolshevikism的內容，和他們如果得志思想上有無變遷，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沒有人能夠斷定，但是現在反對他們的人，還仍舊抱着軍國侵略主義，去不掉個人的、一階級的、一國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壓迫朝鮮，想強占青島的土地和山東的經濟利權，就是一個顯例），如何能夠造成世界和平呢？

獨秀

（七一）調和論與舊道德

現在社會上有兩種很流行而不祥的論調，也可以說是社會的弱點：一是不比較新的和舊的實質上的是非，只管空說太新也不好，太舊也不好，總要新舊調和才好。見識稍高的人，又說沒有新舊截然分離的境界，只有新舊調和遞變的境界，因此要把「新舊調和論」號召天下。一是說物質的科學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舊的好，中國固有的好。這兩層意見，和我們新文化運動及思想改造上很有關系，我們應當有詳細的討論，現在姑且簡單說幾句。

新舊因調和而遞變，無顯明的界線可以截然分離，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現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舊比較的實質。這種現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現象，是人類惰性的作用。這種現象不但在時間上不能截然分離，即在空間上也實際同時存在。同一人數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舊不能用時代劃分；同一民族中，各社會、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舊，也不能用時代劃分。這等萬有不齊、新舊雜糅的社會現象，乃是因為人類社會中惰性較深的劣等民族、劣等分子，不能和優級民族、優級分子同時革新進化的緣故。我們抱着改良社會志願的人，固然可以據進化史上不幸的事實，敘述它，悲憫它。實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災樂禍、得意洋洋地主張它應該如此。譬如人類本能上，有侵略、獨占、利己、忌妒、爭殺、虛偽、欺詐等等惡德，也沒有人能不承認是實在如此，然斷乎沒有人肯主張應該如此。惰性也是人類本能上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一種障礙。新舊雜糅、調和緩進的現象，正是這種惡德、這種障礙造成的。所以新舊調和只可說是由人類惰性上自然發生的一種不幸的現象，不可說是社會進化上一

種應該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紂為虐，把他當做指導社會應該如此的一種主義、主張，那便誤盡蒼生了。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後的結果是五元；討價若是五元，最後的結果不過二元五角。社會進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惰性當初只能夠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若是照調和論者的意見，自始就主張五分，最後自然的結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會進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損失，豈不是調和論的罪惡嗎？所以調和論只能看做客觀的自然現象，不能當做主觀的故意主張。

再說到道德問題，這是人類進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現在人類社會種種不幸的現象，大半因為道德不進步。這是一種普通的現象，卻不限於西洋、東洋。近幾百年，西洋物質的科學進步很快，而道德的進步卻跟它不上，這不是因為西洋人只重科學不重道德，乃因為道德是人類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識那樣容易進步。根於人類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愛、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發達，乃是因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虛偽、忌妒、侵奪、爭殺、獨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難以減少的牽制。這是人類普通的現象，各民族都是一樣，卻不限於東洋、西洋。我們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為中國和西洋的舊道德觀念都不徹底，不但不徹底，而且有助長人類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東、西洋自古到今的歷史，每頁都寫滿了社會上、政治上悲慘不安的狀態，我們不懂得舊道德的功效在哪裡。我們主張的新道德，正是要徹底發達人類本能上光明方面，徹底消滅本能上黑暗方面，來救濟全社會悲慘不安的狀態，舊道德是我們不能滿足的了。所以若說道德是舊的好，是中國固有的好，簡直是夢話。舊的中國固有的道德是什麼，好處在哪裡？勤儉二字用在道德的行為上，自然是新舊道德都有的，不算舊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為上，像那刻薄成家的守財奴，勤儉都是他作惡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標准呢？忠、孝、貞節三樣，卻是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中國的禮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閑，是禮教的大精神）、綱常、風俗、政治、法律都是從這三樣道德演繹出來的；中國人的虛偽（喪禮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觀，就是這三樣舊道德助長成功的；中國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現象（君對於臣的絕對權，政府官吏對於人民的絕對權，父母對於子女的絕對權，夫對於妻、男對於女的絕對權，主人對於奴婢的絕對權），一方無理壓制，一方盲目服從的社會，也都是這三樣道德教訓出來的；中國歷史上、現社會上種種悲慘不安的狀態，也都是這三樣道德在那裡作怪。章行嚴先生說「中國人之思想，動欲為聖賢、為王者、為天吏、作君、作師，不肯自降其身，僅求為社會之一分子，盡我一分子之義務，與其餘分子同心戮力，共齊其家，共治其國，共平天下。」這種偏枯專制，沒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舊道德造成的。這種

道德就是達到它「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會，去那富於同情心、利他心、相愛互助全社會公同生活的理想，還遠得很。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不能滿足。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爭、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哪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現在他們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拋棄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個人、一階級、一國家利己主義的舊道德，開發那公有、互助，富於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將戰爭、罷工、好利、賣淫等等悲慘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們主張物質上應當開新，道德上應當復舊，豈不是「抱薪救火，揚湯止沸」！

獨秀

（七二）留學生

日本歷史上，有兩次派遣留學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國，一次是現代派到西洋。這兩次的留學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簡直可以說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這兩次留學生造成的。我們中國派遣學生出洋的時間、人數都不算很少，東洋留學生和中國文化史未必有什麼關系，和中國賣國史卻是關系很深了。西洋留學生除馬眉叔、嚴幾道、王亮疇、章行嚴、胡適之幾個人以外，和中國文化史又有什麼關系呢？這班留學生對於近來的新文化運動，他們的成績，恐怕還要在國內大學學生、中學學生的底下（至於那反對新文化的老少留學生，自然又當別論）。這是什麼緣故？各部里每月用幾百張紙錢，可憐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勸已回國、未回國的留學生諸君，別拋棄你自己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

（七三）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

哪個軍人不橫暴不搶錢？哪個官僚不賣國肥家？哪個政客不結黨營私？我們從前專門罵段派、罵曹陸、罵安福俱樂部，以為中國人要算這班分子最壞，中國必斷送在他們手裡，以為別的軍人、別的官僚、別的政客，總要比他們好些。其實這種觀察是一偏之見，大錯而特錯。

南京、武昌、廣州也都禁止國民愛國運動，拘捕學生，打傷學生，比北京還要厲害。廣州的護法軍人居然趕跑了議員，打毀了報館，槍斃了主筆。北海的魚都飛了，佛也跑了，河間府的田地現在也買不着了。南昌的商會叫苦連天，全國督軍的荷包都滿了。吳佩孚一旦做了湖南督軍，假面就會揭穿。我們為什麼專門反對段派呢？

中國實業公司是些什麼人主持，在那裡內外勾結大賣而特賣呢？北京的中交票是何人弄到這步田地，現在還設法阻礙他兌現呢？「新華儲蓄」的功德是誰做的呢？各條鐵路是哪一系的人把持舞弊弄到這步田地呢？北京X X衚衕新造的大洋房，這錢是從哪裡來的？軍事協定究竟有沒有得過日本賄賂的人？北方官場中能找得出幾個像董康那樣干凈的人呢？南方官場中能找得出幾個像伍廷芳那樣干凈的人呢？我們為什麼專門反對曹陸？

上海某某制葯公司是哪些人幫他運動注冊的？第一次北方議和代表用的八十萬，南代表都毫無沾染嗎？倪嗣沖鹽斤加價的事，安徽人無不痛心切齒，偏偏有個進步黨的首領說是義舉。新思潮的運動，已經很受壓迫了，現在又加上一個國民黨的要人大罵無產社會，說是「將來之隱患」，「大亂之道」。廣東財政廳、鹽運使、關稅餘款、西南銀行的問題，鬧得鴨屎臭，北京固然是一派人的家天下，廣州也是政學會的家天下。軍人反對舊國會的軍政府改組案，不是他們指使的嗎？他們上海的機關報，現在開始攻擊新文化運動了。我們為什麼專門反對安福俱樂部？

我並不是為段派、曹陸、安福部辯護，我只希望我們青年國民要有徹底的覺悟。所謂徹底的覺悟，並不是要來徹底地攻擊他們，是要一方面徹底地覺悟他們都不可靠，一方面徹底地覺悟只有我們自己可靠。不管他們怎樣橫暴貪污，只要我們自己萬萬不可再像他們那樣橫暴貪污。從自己個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潔的人格，再由自己個

人延長漸漸造成公正廉潔的社會。這公正廉潔的部分漸漸延長，那橫暴貪污的部分自然就漸漸縮小。照這樣辦法，雖說過於遲緩，就怕比用特別大氣力求急速改造社會的效果還大，還要實在。就是攻擊他們，也不可偏責一方，因為他們通是一路的人，若是責甲恕乙，不但甲心不服，乙必暗笑這班書生容易欺騙。

獨秀

杜威博士講演錄

高一涵3已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引言

杜威博士這一次在北京有兩種公開的長期講演：一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一種是「教育哲學」。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是不用特別介紹的了。我現在且說幾句話，介紹他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杜威先生這一派的實驗主義，心理學一方面有詹姆士以來的新心理學，名學一方面有杜威和失勒諸人的名學，人生哲學一方面有杜威與突夫茨（Tufts）諸人的人生哲學，教育一方面更不用說了。獨有政治哲學一方面至今還不曾有系統的大著作出世。英國的華拉士（Wallas），美國的拉斯基（Laski）、李學曼（Lippmann）諸人的政治學說都是受了實驗主義的影響的。但是我們至今還不曾有一部正式的「實驗主義的政治哲學」。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講演題目時，我就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他借這個機會做出一部代表實驗主義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他很贊成我這個意思，故有這十六次的長期講演。這是杜威先生第一次正式發表他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我很希望中國的讀者不要錯過這個很難得的機會。杜威先生的講演是我翻譯的，是我的朋友高一涵筆記的。這一次所登，都是一涵的記稿。杜威先生現在正要把他的原稿修改成一部書，書成時我要譯成漢文。將來那部書的英文、中文可以同時出世。這一次所登載，已經一道口譯，又經一道筆述，一定有許多不很恰當的地方。這是一涵和我都要請讀者原諒的。

八年十一月胡適

我這回講演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換一句話說，就是關於人類共同生

活的學說。學說發生本是很遲的，是先有制度然後才有學說，不是先有學說然後才有制度。譬如吃飯，先會消化然後才有生理衛生等學說；譬如說話，先有言語然後才有文法學、修辭學、名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也是這樣。人類先有社會的生活、風俗、習慣遺傳下來，然後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所以可斷定思想發生必定在制度、習俗成立之後。

人類有一種天性，遇到需要的時候，自然會有一種動作去應付這種需要。如餓了自然會吃飯，疲了自然會睡覺。最初因為遇到一種特別的事件，發生一種動作，久而久之，養成習慣，自然會照樣做去。也沒有人要問為什麼有這個制度？為什麼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如果有人問他，他就說大家這樣做，祖宗傳下來是這樣做，單照習慣做事，並用不着學理的解釋。不但他們不願去問，並且最討厭人家問他。有許多志士對於現行制度、習俗發生疑問，被當時大家仇視，把性命送掉的，歷史上常常看見。最重要的就是希臘的蘇格拉底（Socrates），因為他歡喜問這個為什麼，那個為什麼，後來人家討厭他，說他妖言惑眾，煽動青年，所以把他毒死。——這就是最初社會不歡喜學理的證據。

照這樣看來，思想既是一種可惡的討厭東西，大家應該跟着制度、習俗走就是，如何還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呢？大概思想發生，必定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平常的人多不肯用思，只願隨便做去。譬如吃飯走路，都是用不着想的。若遇到困難如走路走不通了，或者距離太遠，還是坐馬車呢，還是坐汽車呢，到這個時候才有問題發生，到了發生問題才不能不發生思想。人類對社會政治也是這樣。最初的制度、習俗，到了不中用的時候，才去研究到底為什麼不中用？既然不中用了，到底有什麼方法補救沒有？所以思想發生必定在社會制度不中用和有病的時候。社會有病，才有社會哲學發生；政治有病，才有政治哲學發生。

從歷史上看來，人如果沒有病，一定不會發生醫學、解剖學的。醫學和解剖學發生，都是因為人有了傷，染了病，逼着人不能不研究為什麼有病？為什麼要死？想一想看有法子救沒有？到這個時候，醫學和解剖學等才會發生。社會政治也是如此。社會的生活有了病了，不得不去研究研究，看這種病根到底在什麼地方？到底要想出什麼補救的方法？這樣一來，所以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

我們且看一看歷史，無論東洋、西洋，學說發生的原因大概都是從社會紛亂不安而起的。譬如希臘古代，社會政治起很大的動搖，所以才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的哲學出現。如果我的觀察不錯，那麼中國的學說發生也應該如此。老子、孔子也生在中國社會政治紛亂的時代，因為社會不安寧，所以才有老子、孔子兩派的哲學發生。

以上講的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的原因，現在再講學說發生以後，對於社會

和政治制度上有什麼影響。學說發生既然在社會有病的時候，那麼學說的用處，還是僅僅說明病狀，還是真能治病呢？譬如醫學，只是空說病狀的脈案，還是真能治病的葯方呢？又如蒸汽只是嗚嗚的放氣，還是能鼓動各種機的動力呢？這個問題就是「學理在實際上有什麼影響」，就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在社會和政治的實際上有什麼用處」。

關於這個問題大概兩個極端的學說，互相爭論：

（一）是極端的理想派這派哲學家極端偏重理想，他們說無論什麼東西都由學理發生的。因為他們極端崇拜理想，所以把非智識方面的種種勢力看輕了。所以這一派的斷語，就是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學說的結果。依他們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洲的大戰，完全是兩種思想學說互相沖突的結果。至於物質方面的影響，他們是不大承認的。

（二）是極端的唯物派這派哲學家說理想是果不是因，是由別的東西發生的，並不能發生別的東西。這回歐戰全是物質生活沖突的結果。他們以為世界上大事不外爭生活上的種種利益，不但說政治和經濟是這樣，就連美術也是由生活發生的。依這派唯物歷史觀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戰可以完全作經濟競爭解釋，不是學理上的沖突，完全是物質上的沖突。德國在歐戰以前，國內的出產已超過一定的程度，所以不能不找出銷路，向海外發展。英國方面的經濟發展，全靠海上貿易，德國要爭海上的利權，劈頭就和英國海上利權相沖突，所以這次歐戰可說完全是物質競爭的結果。

照他們的眼光看來，英、德兩國開戰並不是理想的沖突，說理想沖突都是假的，都是拿出好名詞欺騙小百姓的。德國資本家、軍閥派要想利用德國的小百姓，故意提出幾個哄人的名詞，如「文化」「法律」「服從」等，來號召一般人民。協約國方面也提出什麼「自由」「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字，叫許多人民替他們送死。這都是資本家和軍閥派作偽騙人的手段，揀幾個動聽的名詞，做他們保全自己物質上利益的工具，哪裡真有什麼理想的沖突呢？

我提出這兩派極端相反的學說，並不是想批評它，不過想引起人家研究，知道社會和政治的哲學在人生實際上到底有什麼影響罷了。現在我也用不着和這兩派辯論，姑且提出第三派的學說來。

這第三派學說說：思想學理起初都是事實的結果，並不是事實的原因，不過變生之後，和事實合在一起又可變成別種事實的原因。思想本是遇到困難才發生的，發生之後，於文化上、制度上總要生出變遷的。思想無形地傳播出去，傳到人的身上去，就把人變得和從前不同。所以思想發生以後，他的影響可以傳到人生行為、品性、習慣上去。英、法、德三國哲學，如果從抽象上說，並沒有什麼意思，若從實際上看來，因為三國的哲學不同，所以在人生日用上發生的行為、品性、習慣也不同了。我們如

知道思想怎樣影響於人生的行動，就可知道思想有什麼效果。既然知道思想可以影響人生行動，那麼哪種思想是好的，哪種是壞的，正是我們應該討論的。

思想學理的第一個功用，就是把本來暫時的變成永久的，本來變動的變成凝固的。比方有一件東西，若沒有學理的補助，不久就會消滅了，若是得了學理的補助，把他變做抽象的學說和主義，這件東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遠存在。但是這種效果是很危險的。從歷史上看來，如天主教徒把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拿來做他們的正宗哲學，這就是一個例。為什麼天主教徒要把非天主教的學說拿來做正宗哲學呢？就因為他們知道學理的作用可以把不凝固的東西凝固起來，一旦凝固起來，得了學理的保障，就可以永遠不朽。這個例在中國更是顯而易見的。有許多制度因為有孔子的學說替他們作保障，所以幾千年都不容易改變，可見得學理的功用實在有點可怕。

思想學理的第二個功用，就是能在危急的時候，維持一般人心，叫他們拼着生命、財產不要，去做很重大的事體。譬如這回歐戰用幾個「公理」「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詞，就可轟動無數的人民拚命去打仗。就依極端唯物派的見解，承認這些名詞是資本階級用來騙人的。他們既然承認好聽的名詞可以號召人民，就是他們承認人類的行為不單受物質的影響，也還受許多學理的影響。所以到了危急的時候，只有幾個抽象的名詞可以轟動一世，連那金錢勢力也都喪失作用了，這還不是學理的功用嗎？

以上說的理想兩種功用，是很普通的，是很顯而易見的。不但好的思想可以發生影響，就是壞的思想也可以發生影響的，並連那迷信幻想也都可以發生效果的。現在我們且討論學理怎樣發生影響和現在的時代是否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派別，大概和人類性質的區別一樣，簡單說來，可分兩派，人類性質有急進、保守兩種，理想也有急進、保守兩派。

（-）根本解決派這派人的思想總不滿意於現在的社會制度，一味地批評，說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一方面攻擊現行制度，一方面設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對於現在制度不想逐漸改良，只想根本推倒。必定要把現在所有的制度一齊拿來根本推翻，另外建設一個「烏托邦」，才可以稱心稱意。

這派人對於現在制度，完全不睬，只想有一個超出現在的社會政治。他們的學說全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照學說發生的次序看來，激進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後。例如希臘，先有柏拉圖，後有亞里士多德。柏氏所著的「共和國」，完全和當時社會斷絕關系，憑他一人的理想，想出一個共產共妻的烏托邦。有這種根本破壞論在先，才有亞氏保守論在後。中國也是這樣，先有老子破壞的學說，然後才有孔子保守的學說。

因為這派人不承認現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特別注重個人，注重我的良

知。以為如果個人到了明心見性的地步，就可以做人生的監督，可以組成理想的「烏托邦」。

（二）保持現制派這派人的思想也是不滿意於現行制度，但他們以為制度原來是有道理的，後人不照着他原來的意思做去，所以才變壞了。比方政府本是一件好東西，政府原來的意思本不壞，所以壞者，不過是執政的人不照着原來的意思做罷了。因為抱這種觀念，所以只要找出制度原來的意思，並不必把所有的制度根本推倒。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就屬於這一派，他以為理想就在這社會制度之中，不要離開社會去找「烏托邦」。法國革命以前，所有的思想大概多是激進的，多是想把現行制度根本推翻的，到了十九世紀拿破崙失敗後，又起了一層反動，漸漸趨於保持現行制度一邊。孔子也是這樣，他以為制度都有個理想的標准，我們只要照那理想的標准做去就夠了，用不着根本推翻的。

以上所說的兩派，第一派總相信自己，注重個人的理想，自己以為是就是，自己以為非就非。第二派對於個人不大相信，以為個人的知識很容易錯誤，只有前言往行是很可靠的。一是不承認現在的制度，只想創造理想的制度，一是承認現在的制度，只想找出它原來的真意；一靠自己，一靠古人；一注重個人的反省，一注重考察研究。這兩種思想的結果，於社會政治上都發生一種很大的影響。

歷史上雖然有許多學派，但歸總起來不外上說的兩大派。我形容這兩種學說容或有太過的地方，但我的目的，原不在於批評，只想表示社會政治的背景，好引出第三派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出來。人類有個通弊，不是太過就是不及，不是太偏於激進就是太偏於保守，不是說什麼是好的，就是說什麼都是不好。幾千年來的人類大概多吃過這種虧的。要知道人類的生活並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可以解決，也不是完全保持現制可以解決的。人類最需要的是對於事實的判斷力，能判斷在某時間、某環境之中，應該找出某種方法來解決某種問題，隨時隨地找出具體的方法來對付具體的問題，這便是第三種哲學。

以上說過的兩派同犯了一個籠統的毛病。一派說現在什麼制度都不好，不怕立刻就要造出一個天堂出來；一派又說現在什麼制度都好，只要照着理想的標准去做就完了。可是因為犯了這個籠統的毛病把具體的問題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歸總一句話，現在哲學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使人類的知識智慧可以指揮監督人生的行為？想出什麼工具來應付現在所處的環境？這是第三派社會政治哲學的問題，且待下回再講罷。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有個共同的趨勢：就是都想創造社會的科學——關於人生的

科學。把從前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律令，漸漸用到人生社會方面去，拿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科學，這便是科學的精神對於人生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第三派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怎樣受科學精神的影響。

近世科學的起源是先從人生關系很少很遠的地方來的。最初發現的是天文學，再進一步，便是無生機的物理、化學，更進便是有生機的生物學。到了現在才覺得人生社會的問題也許可以拿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所以和人生關系很少、很遠的科學，也漸漸和人生接近，科學的方法也漸漸適用到人生社會事件上來了。結果就生出許多關於人生社會的科學，如研究人種起源進化及生活情狀的叫做人類學，研究人類生計的叫做經濟學，研究人生在國家內一切組織的叫做政治學，研究人類信仰的叫做宗教學，研究人類過去的情狀叫做歷史學，研究人類交通意思的工具叫做言語學。這都是用自然科學的律令方法來解釋人生社會事件的社會科學。

剛才所說各種科學，無論他有功效無功效，是成功是失敗，但總有一句話可說：就是自打這些科學發生之後，人類心理上態度上生出一大變遷。從前的人都以為只有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等有天然的律令可說，至於人類的生活，最難得有條理、有律例的，應當列在科學范圍之外。到了現在大家也覺得人生的事業，心理的活動，也是有條理有律例可尋的，也可以用解釋自然現狀的方法來解釋它，這便是科學發生影響於人生問題的地方。

但是社會科學家雖然發明了許多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哲學總是看不起。他們以為哲學是玄想的，不是根據事實的，不像自然科學有一定的律例，有可憑的事實，這樣空中樓閣的玄想，是很不值得研究的。

我對於社會科學家的見解，原不想去批評的，但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社會科學的原理、通則往往本來是從特別地方、特別情形之中找出來的，預備為某個時代、某種人民應付某種環境的，後來方才被社會科學家推廣出來，要想變成「建諸萬世而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律令。我們且拿經濟學做個例，經濟學原是十八九世紀才發展的，他的原理、通則都根據西歐一部分地方的經濟狀況，想怎樣才能夠出產，怎樣才能夠分配，怎樣才能夠使銷路發達。這都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一個地方經濟的情況，不想那些經濟學家拿這種情狀來做成通例，說是古今中外一定不變的經濟原理，說是經濟學中天經地義，全世界都可以適用的。

且就十九世紀經濟學發生的事實說，那時候經濟狀況大概有三種特別的所在：

（-）經濟組織是大資本制度，出產很多，銷路很遠。

（二）經濟發展的方法是競爭的，不是互助的。

（三）經濟組織的目的全在發財賺錢，不在圖謀社會公共利益。

那個時候經濟原則都是根據這些事實發生的，發生之後，他們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人生經濟的活動一定要照這些定律做去，例如需要供給等律，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應用，人類只能遵守這些定律，絕不能改造這些定律的。所以後來嘉來爾（Carlyle），辣斯金（Ruskin）諸人很攻擊這種經濟學，說是愁慘的科學，要想把他根本推翻。所以後來才有歷史派經濟學出來，根據歷史的事實，考求歷史的制度，才知道原理、原則是根據歷史上特別事實發生的，定律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一時一地的特別律令不能推行到各時各處去的。

照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某種通例是根據某種事實發生的，歷史上的事實是變遷不息的，事實變了，通例也跟着改變。譬如歐洲的國家，當初從市府制度時代漸變到封建制度時代，再從封建制度時代變到實業制度時代。市府時代的通例，到封建時代當然不能用了，封建時代的通例，到實業時代當然又成了廢物了。

一代有一代的情形，即一代有一代的通例，不能說某種通例是絕對的定律，永遠不能修改的。

我為什麼要提到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家種種的見解呢？這里卻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可分作兩方面說。

（一）消極的方面在說明社會還在長進的時代，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正在天天進行。我們應該拿哲學來幫助解釋現狀，應該拿思想來指導現狀。自然科學全是物觀的，只能描寫、記載自然現象，卻不能拿理想去指揮它、改變它。至於社會科學不是僅僅描寫、記載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來指導他，所以不能不帶一點玄想。

（二）積極的方面社會科學發生以後，人類的心理態度都生出一大變遷，也把人類的活動看作有法則、有條理的，不當做q種紊亂無紀的東西。社會科學能把科學的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上來，使那種空中樓閣的哲學也降下來和人類生活接近。因為如此，所以發生幾種影響：（1）注重事實，不去空想；（2）求出證據，不尚武斷；（3）把絕對的態度變做試驗的態度；（4）把一切定律都看做假設，不看做天經地義。所以自從有了社會科學以後，社會的哲學也變做帶科學精神的哲學了。

第二層意思是說自從科學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里邊去之後，因而發生第三派哲學。這派哲學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一）注重實驗從前的學說都是理想的、守舊的，自己成一個世界，不欲根據事實。這第三派的哲學處處想拿應用的結果來證明學理的功效，試驗它到底是真是假。試驗有效，就拿這種學理來指揮人類的行為。

（-）注重個體的研究從前的哲學家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就是完全保持現制。這第三派的哲學不說這樣籠統的話，只注意個體，研究特別情形，絕不承認有包醫百病

的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三）注重隨時補救的智識這派哲學的目的不在完全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只想養成智識能力，隨時隨地補救特種毛病，解決特種問題。

科學本分為兩種：（A）純粹科學；（B）應用科學。純粹科學是專說明事實的，事實是怎樣，就該怎樣說，一點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慾望的。應用科學是純粹科學的律例應用到人的意志慾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志慾望，並且要用學理幫助來滿足人的意志慾望，使人的意志慾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

純粹科學只能拿旁觀的態度來研究事實。譬如研究天文學，看月圓月缺，月出月落，只能說明圓、缺、出、落的道理，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慾望，叫月亮不要缺只要圓，不要落只要出。應用科學便不然。因為我們就是這種科學中一分子，不是和我們不相乾的，所以要拿主觀的興趣來研究他，不能純取旁觀的態度。譬如講醫學，醫生自己也是所研究的一部分，怎樣治病是學理，要活不要死是人的意志慾望，必定要滿足這種意志慾望，才算達到目的，才算學理成立。講社會科學也要這樣。必定要定個方向，叫它朝這個方向走，是要它怎樣便怎樣，不能隨它怎樣便怎樣。社會科學都是應用科學，所有的學理應該可以幫助人生行為，指導人生方向，使達到人生希望的目的。這便是工具主義的態度，便是實驗的態度。

社會的哲學不是純粹科學，乃是應用科學，所以不單是說明事實的現象就算了事，必定達到一定的目的才是。譬如經濟學不單是說明經濟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從經濟現狀中找出一個方向，叫人照這方向走去，得到最大最多的幸福。譬如政治學，也不是單記載政治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醫治現狀的方法，找出修補現狀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寧幸福才對。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都是一種技術，所以必定要社會哲學來指導他們，批評他們，告訴他們哪種是好的，哪種是壞的，這便是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

技術本來有許多種，有好的，有壞的，所以必定要選擇。就拿醫學做個例，醫學也有兩種：一是畫符、念咒的，用手術、幻術的；一是用科學的解剖，化學的應用，幫助它的技術，使人得到健康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譬如政治學，從前的時候，沒有學理指導人類種種行為，所以萬事都聽天由命，全看所碰的機會如何。有了好皇帝、好長官政治就好，不然就不好。這都是沒有科學的知識、科學的方法來指導他們行為的原故。人類行為如果想不靠天，不靠運氣，不靠機會，必定要有一種科學的智慧知識來指揮引導才成。

我們為什麼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呢？這里卻有兩層意思。

（-）現在文化進到了這樣地步，交通也便利，調查也容易，又沒有一個地方、一

種民族未發見的，要想調查、觀察各種社會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倘再不用做科學研究，拿研究的結果來指導人類行為，設偶然有一事發生，也許把幾千年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文化一齊推翻了。我們要想免除人類的危險，所以不能不作科學研究，利用可能的機會，把它研究出來，做指導人類行為的工具。

（二）社會哲學的方法，從前是籠統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想出一個籠統的名詞，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籠統說政府無用，就是籠統說政府有用，不然就籠統說私有財產制是怎樣壞。現在社會哲學的方法便不同了，研究個體，研究特別事實，注意個體和通則的關系，想怎樣從個體中找出通則，怎樣使這通則適用到個體上去。說那些籠統不分、回囹吞棗的話，不是現在的哲學家。現在的哲學家是要從個體上做分別研究苦工的。這都是我們所以要把社會哲學當做科學研究的原因。再舉出幾個例，說一說抽象的、籠統的、理想的毛病。

譬如鐵路工程，我們要想造鐵路，不能定下一個抽象的理想的路線，必定要分別研究，看河流、地勢、山脈的情形怎樣，看出產的貨物怎樣，看貨物的銷場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決定路線，應該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設若定下一個抽象的路線，沒有山也要開山洞，沒有水也要架鐵橋，豈不是白費氣力嗎？

再從歐洲思想史上舉出一個例來講。當十七世紀時代，歐洲各國都是連年擾亂，不是宗教戰爭，便是異族戰爭，不然便是爭王奪霸的戰爭。因為當時政治情形，四分五裂，所以發現一種需要：需要什麼？就是統一的國家。要想造出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把主權、法律、秩序種種觀念講得異常地尊嚴。所以十七世紀歐洲政治學說，大概都注重國家主權、法律、秩序。提倡這些學說的人，以為凡是國家都是這樣，這種籠統的理論出來，就養成了崇拜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種種習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受這種影響，收了很不好的效果。我們要知道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的極端推重都是十七世紀特別需要的東西，我們把它拿來到別的時候、別的地方當做「萬應錠」「百效膏」用，當然生出許多不好的結果。

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蒸汽發明，機器漸漸出來代替人工，於是生計的狀況，生出一大變遷。變遷的結果，有許多法律都不適用了。比如干涉的政策，最妨礙實業發展，於是才有極端放任的學說發生，主張縮減國家權力，讓個人去自由發展。這也不過是反對一時的現狀，並不是天經地義，後來也成了籠統的理論，結果便使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被資本家利用，只看見有錢有勢的人競爭，把那些無錢無勢的勞動家都壓到第四層社會去了。可見得離開當時的環境，把救濟一時的方法，拿來做百年大計，是最危險的一樁事。

所以第三派哲學不像從前的哲學對於現行制度不是總攻擊，便是總辯護，知道用

力去辯護攻擊，不如用力造成進步的觀念。這種進步，不是自然的進步，也不是籠統的進步。是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從各方面各個體進步的。是拿人力補救它，修正它，幫助它，使它一步一步朝前去。所以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

現在世界有許多野心家，高談闊論，一張口就說要改造社會，我想改造社會絕不是一件籠統的事，絕不是一筆批發的貨，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應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學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一處不應改的。在這個時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種籠統的議論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沒有用的。社會上的事不能開口就說全對，或開口就說全不對，要知道進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來的，是零零碎碎、東一塊西一塊集合湊攏起來的。

因為各方面問題太多，太復雜，常常不易下手，即下手也容易生出許多錯誤，所以必須研究個體，把一件一件的事體分析出來，然後一件一件的做去，才能免掉錯誤。

今天聽講的大概多是學生，學生應該格外知道這個道理。世間零碎事體可以幫助做的很多，做零碎的事初看很覺得不能滿足我們的理想，但是各方面如果都以個人的能力知識來幫助做各種事體，到了結果那一天，也許做到我們理想中的大改革。若是先從理想做起，恐怕終久不能達這個目的了。

g-E3

第一〜

民國九年（1920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志特別啟事

前號本志所載的關於「新銀團問題」幾篇文章，都署明作者在校所得學位，原來是想讀者曉得他們都有專門知識的證據。後來覺得學位雖和官銜不同，總帶點虛榮的彩色，我們自己所不願意的事，不求本人認可，硬加在他人的頭上，心中很覺不安。現在又發見所署的學位，竟有因傳聞錯誤的地方，更是抱歉萬分。特此聲明，敬求原宥。

記者白

《新青年》《新潮》《新教育》啟事

杜威先生的講演記錄，由胡適之先生修正，《政治社會哲學》登《新青年》。《思想的派別》登《新潮》。《教育哲學》登《新教育》。請讀三種月刊的注意。

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