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見春秋左傳〉 《太初》己丑五十刻， 《大衍》己丑四十五刻。 《紀元》庚寅二十五刻。 《授時》戊子八十三刻， 《大統》壬辰七刻。 《新法》己丑二十三刻。
右《紀元》後天一日，《授時》先天一日，《大統》後天三日，餘與天合。
按：南至晷景，見於經傳者，惟此二條而已，餘或見於讖緯等書，若《春秋命曆序》之類，即《漢志》《隋志》所引者，今未敢以為據。《授時曆議》據《前漢志》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甲寅朔旦冬至，引用此條為首。蓋獻公乃隱公五世祖，其十五年戊寅歲下距隱公元年己未歲，百六十一年，其非春秋時明矣。而《元志》乃云，「自春秋獻公以來者」 ，許、郭諸儒多聞博古，豈不知獻公在《春秋》前百餘年哉？第以所推昭公己丑冬至而得戊子，既不能合，偶與獻公相合，故援此以飾非而為之說云曲變曆法以從昭公，則與獻公不合。遂謂《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然則《大衍》《宣明》諸曆推之，皆得己丑，豈皆誤耶？夫獻公甲寅冬至，別無所據，惟劉歆《三統曆》是據也。若《左傳》不足信，而歆獨可信乎？太初元年冬至在辛酉，歆乃以為甲子差天三日，尚不能知，而能逆知上下數百載乎？然則獻公十五年冬至當在何日？曰：《三統授時》之甲寅失之先；《紀元大定》之丁巳失之後。大衍所推丙辰，宣明所推乙卯，庶或近之。然別無所考據，闕其疑可也。以要言之，凡春秋前後千載之間，氣、朔、交食，《長曆》《大衍》所推近是，劉歆、班固所說全非，杜預一行已有定論，詳載別卷矣。
劉宋元嘉十二年乙亥歲，十一月十五日戊辰景長。 〈見隋志〉
《太初》癸酉七十五刻， 《大衍》戊辰三十五刻， 《紀元》戊辰三十九刻， 《授時》戊辰四十七刻， 《大統》己巳十四刻， 《新法》戊辰五十二刻。
右《太初》後天五日，《大統》後天一日，餘與天合。
元嘉十三年丙子歲，十一月廿六日甲戌景長。〈見隋志〉 《太初》己卯空刻， 《大衍》癸酉五十九刻。 《紀元》癸酉六十三刻。 《授時》癸酉七十一刻， 《大統》甲戌三十九刻。 《新法》癸酉七十六刻。
右《太初》、後天五日，《大統》與天合，餘皆先天一日。《唐志·大衍曆議》曰：「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爾。」 元《授時曆》所議亦同。今按前人考古景長之驗，或不相合，則云日度失行。竊謂此言過矣。苟日度失行，當如歲差，漸漸而移。今歲既已不合，來歲豈能復「合耶？」 蓋係前人所測，或未密耳，非日度變行也。夫冬至之景，一丈有餘，表高晷長，則景虛而淡。欲就虛景之中，考其真實，或設望筒，或置副表、景符之類，以求實景。然望筒或一低昂，副表、景符或一前卻，兼以測景之人工拙不同，用意詳略亦異。所據之表或稍有傾欹，圭面或稍有斜側，二至前後數日之景，進退只在毫釐之間，僾俙之際，要亦難辨。若夫「陽城岳臺」 ，略分南北，尚有不同，況於四海九服之遠，相去千有餘里，委託之人，未知當否。既非目擊其實，所報晷景，寧足信乎？
元嘉十五年戌寅歲，十一月十八日甲申景長。〈見隋志〉 《太初》己丑五十刻， 《大衍》甲申八刻。
《紀元》甲申十二刻。 《授時》甲申二十刻。 《大統》甲申八十七刻。 《新法》甲申二十五刻。
右「《太初》後天」 五日，餘與天合。
元嘉十六年己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長。〈見隋 志〉
《太初》甲午七十五刻， 《大衍》己丑三十三刻。 《紀元》己丑三十七刻。 《授時》己丑四十四刻， 《大統》庚寅十一刻。 《新法》己丑五十刻。
右《太初》後天五日，《大統》後天一日，餘與天合。
元嘉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長。〈見隋志〉 《太初》庚子空刻。 《大衍》甲午五十七刻。 《紀元》甲午六十一刻。 《授時》甲午六十八刻， 《大統》乙未三十六刻。 《新法》甲午七十四刻。
右《太初》後天六日，《大統》後天一日，餘與天合。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長。〈見隋 志〉
《太初》乙巳二十五刻， 《大衍》己亥八十二刻， 《紀元》己亥八十五刻， 《授時》己亥九十三刻， 《大統》庚子六十刻。 《新法》己亥九十八刻。
右《太初》後天六日，《大統》後天一日，餘與天合。
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初三日乙巳景長。〈見隋志〉 《太初》庚戌五十刻， 《大衍》乙巳六刻。
《紀元》乙巳十刻， 《授時》乙巳十七刻， 《大統》乙巳八十四刻。 《新法》乙巳二十三刻。
右「《太初》後天」 五日，餘與天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