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狂夫為挈壺氏矣。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 《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按《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 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 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 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 ，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 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 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按《挈壺》之職，惟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注云：「象雞知時。」 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司馬彪續漢書
曆
《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許慎說文
漏
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晉書》
天文志
「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織女三 星，在天紀東端。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 漏律呂之事。
《袖中記》
漏刻
《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為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 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稱重一斤，時經一 刻。」
《唐書》
百官志
宮門郎，掌宮門管籥。凡夜漏盡，擊漏鼓而開；夜漏上 水一刻，擊漏鼓而閉。
《宋史》
律曆志
消息數，因漏刻立名，義通晷景。《麟德曆差》曰：「屈伸率 天。」晝夜者，《易》進退之象也。冬至一陽爻生，而晷道漸 升，夜漏益減，象君子之道長，故曰息。夏至一陰爻生， 而晷道漸降，夜漏益增，象君子之道消，故曰消。表景 與陽而衝，從晦者也，故與夜漏長短。今以屈伸象太 陰之行，而刻差曰消息數。黃道去極，日行有南北，故 晷漏有長短。然景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之然也。景 直晷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北極高下，所 遇不同。其黃道去極度數，與日景漏刻、昏曉中星反 覆相求，消息用率，步日景而稽黃道，因黃道而生漏 刻而正中星。四術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約而易 知，簡而易從。
輿服志
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 如稱衡。
無名氏漏刻經
總敘
「嘗觀天文，皆按宣洞陽城晷漏，且自今年冬至起算 至來年冬至日止，所謂周天之正數也。一日一夜，通 計一百刻，每八刻二十分為一時，惟寅申己亥有九 刻，皆以子午定其晝夜。今者所在壺漏異常，不遵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