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 詞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 部文字眼目。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辯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 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 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 作一詩剌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 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 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 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 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 戒。」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 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 罪于聖賢也。〈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 敢自外，敢以求于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 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 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 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 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 也。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而下達于閭巷，學者諷 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 其心，則聲樂之所助于《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 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于聲 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 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 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 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 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 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 知古樂之遺聲，今人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 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于 《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 所講，得毋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 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 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 諷詠，以求之性情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 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 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 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 《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說者之 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 「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 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 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 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 事在其中矣。〈答陳體仁〉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 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 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 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于《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 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 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大抵 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 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 序，恐宋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 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辯論非所敢也。〈答范 伯崇〉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 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于《桑中》《溱 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 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 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 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 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于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 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 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徵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 而求其無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為 辯數而歸其無邪于彼，不若反而責之于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 《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 《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 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于《桑中小 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 《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 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 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 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 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于 序義，或出于傳記，皆有可考。至于《變雅》則固已無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