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紀，不可謂朱子不學程子也。蓋程子嘗謂義理無 窮，或一時之論而未及定，或其門人傳授之訛，學者 當守其大綱大領，而辨其一二疑義。若一概以程子 之言稱一「好」字，不究指意所歸，不求吾心所安，亦非 程子所以教人之意。昔唐之王珪、魏徵，建成太子之 臣也，及太宗殺兄，而王、魏事之，固有大罪。然近代論 治者，不可謂王、魏為小人，王、魏忘君事讎之罪，固不 可縱，而其匡太宗致貞觀，治功亦不可泯。故朱子謂 「王、魏功過不以相掩」，似未取程子論「王魏後雖有功， 何足贖」之語。此豈非人倫大節，綱常所係，而朱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今以子糾為兄，桓公為弟，而管仲事 之，正與王魏事太宗之事相似。又以孔子與人為善 之意，與「孔子不得已而與齊、晉」之旨觀之，則《論語》許 管仲之功，未為害義，若孔子作《春秋》則嚴矣。《春秋》者， 正義明道之書也，故《論語》許其功而《春秋》定其罪。今 觀《春秋》，於此一事，則上書子糾「以正其名，下書小白 以正其篡，後又書『殺子糾，以正其忍，而聖人之情於 是乎可見矣』。」愚既於《或問》辨之頗詳，亦不復贅述。 明趙汸《春秋師說》。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 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為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 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己，其於《經》旨安在？〈以下漢唐宋諸 儒得失〉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 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 說以說《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 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說 《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 之語為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為時所 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 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為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 佐佑其說。《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 併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 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併不 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 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 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惟 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 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為虛辭，毋乃矯 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說《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 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 盡疑三傳併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 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 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說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師、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為 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 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 獨取《穀梁》之說。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 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內兵以紀為主而先 於鄭，其說尤誤。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 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為 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 鄭，故一歲之內，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 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 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 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 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內兵以紀為主乎？故傳又曰：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宋為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 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 而為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 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 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 意。其次則莊周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 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
凡說《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胸中無主，更 惑虛辭，則終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 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 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說《春秋》大義誠可觀， 然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 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說雖 善，豈不近於虛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 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 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 罪諸侯也。今云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