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部總論四

學菴類稿

《明食貨志漕運》〈附海運〉

轉輸者，國之大計。歷代以來，漕粟於其所都之處，以給宮府之廩食，各視其京師道里遠近以為之法。明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入於江以達於京師，取道近易。自成祖遷都於燕，道里遼遠，其法屢易。綜一代之法，凡三變，其始海運，次海陸兼運，次漕運。漕運又二變，初支運，次兌運，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二變，是為長運法也。海運既罷，其由天津運至薊州遮洋一總，猶不廢海運，元制也。太祖於蘇州太倉儲糧二十萬石以備運，其後歲運東南七十萬石於遼東，止以餉邊而已。又附遼運綿布棉花以一二十萬計。十五年，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乃命群臣議《屯田法》，諭之曰：「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朕即位二年，元臣來歸，因時任之。其時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事非獲已，憂在朕心。比復命無虞，此心乃釋。近聞有溺死者，朕為終夕不寐也。其西北邊浚開封漕河，轉漕粟於陝西。其寧夏、河州，則自陝西轉運，又運布陝西近邊，減直貿米粟，以足邊儲。其西南，令四川衛兵屯種，又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運，失利便者多所更定矣。成祖元年，轉粟北平，始為河運。水陸半以淮船，受三百石上者，由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易淺船受百石上者，運至跌坡，別以巨舟載入黃河，抵八柳樹諸處，用車陸運赴衛河，轉輸北平。時海運亦輸北平，駕數幸駐，百費仰給，不止餉邊矣。初惟海運用官軍，其餘皆民運。又嘗命蘇、湖諸府漁人、商人舟居不應徭役無田者，充運夫，兼行召募。至成祖十年，敕都督賈義、尚書宋禮領舟師運。十二年令北平、山東、河南、山西、直隸徐州諸衛官軍運，是為軍運之始。始時道海為一運，衛河水陸遞輸為一運，其北則德倉所儲為一運，三運歲合二百五十萬有奇。既因三運不足，特令湖廣、浙江、江西都布政二司，各督運赴北平，充官軍俸糧，總三百餘萬石。蓋歲額無定數也。十三年，會通河成，始罷陸運。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鎮諸府秋糧，除存留並起運南京及供內府者，其餘原屬太倉海運之數，悉運赴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以六十萬石運赴徐州倉；徐州、山東兗州府秋糧，以三十萬石運赴濟寧倉；河南、山東稅糧，運赴臨清倉：皆民運。以淺河船三千支運淮安糧赴濟寧倉，以二千支運濟寧糧赴通州倉，歲通運四次，皆令軍運，所謂「支運」者是也。其天津、通州各衛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是年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倉；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倉；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交收。蓋自是惟宣府餉猶用山東西、河南、江北民丁儹運。若三省督運以次罷，海運亦不復行矣。先是，海運船有千料者，有四百料者，名「鑽風海船」，每歲漂損，補造期迫而工窳。永樂十年，宋禮改四百料為淺船五百隻，每船受米二百石，從會通河儹運，而海運則三年二次補造，漂損期緩而工堅。曰「淺船」者，以別海船而名也。其後增造至一千三百餘隻，於徐州、濟寧支運至北京，計一歲三運，不足當海運之數。於是命平江伯陳瑄增造平底淺船三千餘隻，自二月至十月河凍，往回支運四次，可三百餘萬石。是時，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諸水次兌運三十萬石，以六萬石交天津諸衛倉，以本色十二萬石及十二萬石連耗折石七錢之銀，從直沽入海，於德州常盈庫帶運綿布花各十萬，轉運薊州倉。十六年三月，初命民運蘇州諸府白米。是年，又於浙江、湖廣、江西、直隸、蘇、松、常、鎮諸府坐撥稅糧一百五十萬石，令糧里自運，交通州、河西務諸倉。二十一年，陳瑄言：「京倉陸行往返八十餘里，不免遲誤，官軍一歲可三運，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倉。」仁宗遣官之廣東、西、湖廣督運交阯軍糧。自成祖來，官軍屢有調發。至宣宗，復令民自運赴通。上念歲運勞苦，命尚書黃福往經略之。福與平江伯陳瑄疏言：「江南民糧，昔於淮安、徐州、臨清置倉收貯，軍運至京。後以軍多調遣，江南之糧，令民自運赴京，路遠違期，有誤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