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比，曰音，變宮變徵」 是也。聲音二義相兼，所謂樂也。然聲之為義，淺而易解，音之為義，深而難解，故曰「惟君子為能知樂。」 誠哉言也！古者旋宮之法，必用二變四清，而後成均。宋李照之為樂，既黜四清，而陳暘之著書，復擠二變，此古所謂知聲而不知音者也。暘著《樂書》，凡若干萬言，而無絲毫裨補於樂，紛紛饒舌，徒欲沮壞旋宮之法而已，此所謂「不知音而不可與言樂」 者也。先儒唯朱熹最知樂，其次則蔡元定，所論皆有理。今載二家成說，以破陳暘之謬。
《朱熹文集》曰：「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 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 關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 備，即有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 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 均備焉。是亦律呂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 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曲 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 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
熹《語錄》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 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 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 連接處。」
蔡元定《律呂新書》曰：「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 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 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 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 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 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 非正，故不為調也。
又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 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 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 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 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謹按：《四清》二變，古今樂家為之說者眾矣，然惟馮元、楊傑、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說得之。元之議《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百王之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已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 傑之議二變曰：「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 熹及元定所議亦然。陳暘獨不然，謂：「雅樂只用五聲十二律，不用二變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豈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與日月為七政，與炁孛羅計為九曜。五常之名，有禮無樂，有智無勇，有仁無孝，有義無忠，有信無恕」 ，豈可便謂忠恕之類？皆如駢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龍白虎朱雀各一，而元武龜蛇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腎與命門為二。龜與腎屬水，而蛇與命門屬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變之不可去亦如此。然暘之謬說，今人多惑之，是所謂「不知音，不可與言樂」 者也。吁！旋宮之說尚矣，《大司樂》及《禮運》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輩，皆不敢非之。而近代為律呂之學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暘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
陳其愫經濟文輯
《劉鳳論律呂》
「夫律之候氣，長則凌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 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鐘以九寸之管候 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 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蔟律與之等；二月 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鐘長與之等；三 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 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長與之等。五月夏 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