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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至岳/編輯-正心得自由
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考进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系主任是明清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当我们踏进这所享誉国内外的学府时，就参加了“反右”的批判会，会上受批的是陈碧笙教授，我们是新生不知因由，只听有人在会上批判陈教授讲课及参加历史研讨会时，用英语发言讲解。听了批评会，内心觉得：陈教授是多么的了不起啊，会用英语教学、发言！这是当年的心里事，以后我却特别崇拜他。十多年后，我回学校参加厦大七十周年校庆，陈教授已平反，听说他对施琅大将军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有了更新的研究和论文，就拜托当时的校教务处长柯友根老师（他是我毕业论文指导师）向陈教授借来一阅；拜读以后，觉得陈教授对施琅历史功勋的正面论断，正是我心中一直想说，却说不出来 。
我们系里有一位年纪颇大的古文学教师，名叫陈文松，他眼力已不大成，但他在教我们《左传》、《春秋》时,根本不用看,篇篇倒背如流,解释清楚确切.陈老师学识广博,当时厦门大学发展郑成功铸造的钱币,钱币正面铸的草书“朱成功”那个朱字,就是陈老师考证的.他认为:郑成功赐国姓,明朝皇帝姓朱,因此明朝钱币上铸朱姓. “朱成功”钱币现在保存在厦门,两位老师对施、郑两位英雄的研究，都各自有成绩。笔者近读施、郑史迹，颇受益智，现试说其异同。 施琅，福建晋江衙口人，1621年（明·天启元年）出生；郑森（郑成功原名）福建南安石井人，1624年出生在日本长崎平户。施琅比郑森大三岁，他俩同是福建泉州府人，也一样出生在明末清初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不管施、郑俩各自出身与背景不同，各自为国家统一立功的动机不同，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人一样都是对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的中华民族大英雄。
现在，我们根据史实对施、郑作些比较，评说两位英雄人物的异同。 施、郑俩年龄相差甚少，可出身却十分不同。从史料看，施琅是出身于贫穷的平民家庭，而郑森则是出身于集官、商、海盗淤一门的富裕之家。 施琅出生在常遭倭寇和土匪抢掠的南浔乡衙口村，祖父施一举逃难时，摔断了腿，一只眼睛因伤失明；父亲施大宣也是个“遭外衅，家落”（施德馨《襄壮公传》）的老实平头百姓；施琅还有一个平民叔父施大突。还有施琅三兄弟：大哥施肇科，早亡、施琅本人，还有一个少他三岁的弟弟叫施显。
郑森的家世则十分显赫，据[清]郑达辑的《野史无文》卷十二《郑成功海东事》《郑成功传》中记载，郑森的父亲郑芝龙初随泉州人李习（旦）贩货日本李习看重郑芝龙“抚以为子”并且“为芝龙婚于长崎王家”。后来李习死了，“芝龙乾没其货财”。后因崎王的信任，又“使芝龙主舶”，到“闽浙互市易”，赚了巨量的财物。并被推为八舶之长，“往来泛海洋，久之为盗。”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初（1627年），郑芝龙船队的海盗行径是：“攻同安、海澄。败泉州兵。”后来“受巡抚都御试史沈犹龙约，遂纳款降。”封为“游击将军”。郑成功的两位叔父郑芝虎（豹）、郑鸿逵也跟随归顺朝廷。郑芝虎在平海盗刘香老时与香老“徒手搏相持落海中俱死。”郑鸿逵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1644-1645年在位）时，“封靖虏伯”，隆武帝时封“定国公”。而郑芝龙在弘光帝时，就封其为“南安伯”；至唐王（朱聿键，年号[隆武]）在福州即位时（1645-1646），“进太师平国公。”此时，郑芝龙在南明小朝廷中，可挟天子而专横跋扈 ，致而隆武帝“欲裁抑之，然卒不可得。”可见郑森的父、叔在南明小朝廷中，已经官居极品。后来，郑芝龙在同乡洪承畴（南安英都人，1642年降清）领清兵入浙时，“持两端，遣人私款洪承畴。”南明国公郑芝龙转投清廷。
1628年八月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漳、泉等地灾民数万，用海船运送台湾垦荒定居，成为组织大量移民到台湾开发的第一人。郑芝龙虽非有心，但此举客观上却为郑成功以后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建立“匡复明室”的巩固根据地开了先河。而移民台湾、开发台湾更可供郑森参考。 施琅七岁就上私塾读书，但由於家道中落，“年未及冠，学书未成，弃而学剑”，“遂智勇为万人敌。少年施琅挑盐、采薪、当佣工，什么苦活都要干，但他生性勇猛好动，更有将帅之才与潜质；他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记述他弟弟（即都阃安侯施显）曾向他说：“大丈夫当磊磊落落，著勋名于千古。今四方骚动，正英雄建立时，吾兄弟膂力不让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经生伎俩为！”施琅听了弟弟这番话“壮之”。给予鼓励、肯定、认可，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志向：“著勋名于千古”。
施琅十七岁那年，靠自己的神力投入己被崇祯皇帝招抚了的郑芝龙军中，当上千夫长。但投军三年，从未见到芝龙兄弟，更无法施展才能，实现抱负。所以当其弟施显来投奔时，他将千夫长之职让予施显，自己毅然回家乡衙口，另觅出路。过了三年，施琅己23岁，在一位名叫施福的族叔力荐下，郑芝龙让施琅当施福副手（（施福此时是郑芝龙帅府将中军）。在剿灭泉郡盗贼叶绩、徐晃及“扫靖江、赣、闽、粤三百馀贼盗之寨，降世魁数十“（见《襄壮公传》）后，才被提升为游击将军。1644年大明王朝覆灭后，五月，福王朱由崧（即南明弘光帝，1644——1645在位）在南京称帝，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伯，施琅遂被升为副总兵。朱由崧在位不到一年，弘光朝即灭亡。郑芝龙等拥立唐王朱聿键（隆武帝，1645—1646在位）在福州称帝，郑芝龙被封为平国公，施琅随同被提升为佥都督，任左冲锋，施显也授锦衣卫。
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郑芝龙见南明气势己完，打算降清，故将五百艘战船的水军撤回晋江安平，并调回施琅部队。隆武帝被俘，绝食饿死于福州。11月15日郑芝龙降清，施琅无可选择地随主将投附了清廷。 郑森是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翁氏）所生，可以说是中日混血儿，1630年（崇祯三年）七岁，他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即“延师授学”。十岁就能写八股文。恰当明朝覆灭那年（1644），文章华丽典雅的郑森21岁，以榜首进南京国子监太学，并以儒学大师钱谦益为师；学习之馀，也喜舞剑、弯弓。1645年郑森在其父郑芝龙引荐下，到福州朝见了隆武帝（郑芝龙等所拥立的），“帝以芝龙故，封忠孝伯，既而授招讨大将军；许便宜拜官（可以自主选择将官）。”并赐郑森国姓“朱”，改名“元功”，因明太祖名朱元璋，讳“元”字，故改“元”为“成”。史书上的郑成功、国姓爷、或钱币上的“朱成功”都是指郑森。据《野史无文》《郑成功传》记载：“日本之法，中国人婚於日本，不得归。”由于“芝龙主舶，携夫人（儿子）共载，因得与之归闽。”因此，郑森也得以随父母回国，学习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忠君不贰，后来还赶走荷兰人，收复我国领土台湾，成为我国的民族英雄。因郑芝龙的缘故，郑成功一踏足建功立业的官宦之道，就十足风光，这与施琅那坎坷征途和艰辛奔波相比较，有如天渊之别。
出身清贫的施琅，少年时也受儒家思想教育，他一样有忠君不贰思想、孝悌观念，跟随郑芝龙抗清、投清，只是对主帅芝龙的“忠”和效命，绝不能说他是“贰臣”（有人还污骂为“汉奸”），当然也谈不上当时施琅己认识到我们今日的民族观：以汉族为中心、汉人当皇帝才算正统，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是错误的。其实，明（汉）朝换清（满）之前，我国己有地跨欧亚、蒙古族人统治的大元王朝；而在施琅生活的青壮年代，1644年崇祯帝亡后，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风雨飘渺中的南明小王朝又先后在南京、福州、广州建立了一年至40天的几个短命政权，在北方满族人建立了大清王朝，顺治皇帝（1643—1661）己在北京即位。
政权更迭如此频繁，施琅在这个大漩涡中，因应各种实际情况与不同境遇，为达到自己奋斗的目标，顺潮流向前，应予肯定。！郑成功门第显赫、家庭富有、进国子监太学，又识刀剑，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时代骄子。可惜他青壮年所处时代，正是明、清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他在三十九岁的短暂一生中，征途也满是荆棘与坎坷。然他对隆武帝的知遇之恩，刻骨铭心，以匡复明室为己任，忠君不贰，至死不变。当他的父亲劝他降清时，他写信劝告父亲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之祸，儿只有缟素而己。”顺治三年十一月“清兵入泉州，掳芝龙室，淫成功母，母耻之，自缢而死，遗书成功：”涤肠腹以殓。成功遂起兵。”（见《野史无文》《郑成功传》）如此奇耻大辱，郑成功怎可忍受！国恨家仇，他投笔从戎，树起“杀父报国”旗帜，进行招兵买马，矢志抗清。历史在发展，形势比人强，不用说他父亲，当时连科甲出身、最讲究忠君不贰的士太夫如洪承畴、钱谦益（钱还是郑成功儒学之师）等，也都投降了清廷，这对他心理上难免有很大的冲击。
虽然，郑成功曾在厦门海战中大胜八旗军。可是，当时全国基本上己无其他反清武装力量，郑军孤军作战，坚守厦、金二岛，最后难免失败。为让匡复明室有个较稳固的后方基地，他将目光投向了他父亲郑芝龙曾大力移民、开发过的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二万五千将士，乘350多艘船舰从金门料罗湾出师，浩浩荡荡直取宝岛台湾，给霸占台湾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予沉重打击。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荷兰总督揆一正式向郑成功呈上降书，台湾终于回归中国。成功在台设置天兴、万年两县，在澎湖设安抚司，“取台湾地筑为明都”。他此举动虽是为反清复明建立较巩固的基地，历史却公正地使他成为我国的民族英雄，他的功勋和名字永垂青史！
施琅随主帅（郑芝龙）附清，动机也绝谈不上国家、民族的政治理念，更不可能上升到我们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当施琅在清军中受赫尚久阴谋追击，突围出走至黄岗时，顺治六年（1649）二月，他转而跟随原主帅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一起反清复明。这既保存他领带下的一支只有800多人小队伍免于覆灭，也为自己他日“著勋名”保存有用的实力。事实上，施琅率领下的士卒，很快就成为郑成功部队的重要力量。施琅任郑成功军的左先锋，在攻夺云霄、平定白灰寨、破溪头寨、生擒陈禄、招抚万礼，为郑军立下卓著战功。更重要的是施琅妙计智取厦门（此时厦门是郑成功族兄郑联、郑彩占地），为郑军奠定了抗清基地，这事也显示出施琅是个富于谋略、胆识过人、知兵善战的大将之才。
由于施、郑出身和经历、个性和思想各不同，施琅每投身于一建功业事，都忠心耿耿，尽心尽意；他的人生观、军事谋略与胆识，使他处事果断、深思卓见，也显得他恃才傲物。而郑成功虽文武全才、谋略卓远；但刚愎自用、已意执着、治军过于严酷，显得过于寡情义薄。以前史家确有褒郑贬施，今日笔者无意贬郑褒施，就事论事，施琅嫌隙的发生和后来迫得施琅离郑军而附清，主要责任多在郑成功。
几个引起施郑嫌隙发生的例子可以说明。1．郑成功在征剿地方土豪势力、扩大郑军反清力量时，所到之处强征横敛，常祸及百姓。出身贫困，较亲近乡亲平民的施琅，对此自然感到切肤之痛。故郑成功“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正言以阻”（襄壮公传）。施琅这个正确阻止，郑却心怀不满，只是隐忍不发作，剽掠不停止。
2．郑成功要占取产粮区潮州，命施琅切断潮州东面环溪的浮桥，施琅连攻三天不下，最后是郑成功强令施琅部的亲随把浮桥烧断。郑成功竟然话带嘲讽地说：“谅一桥难拔，尚欲图大？”矛头对准施琅地下令道：“今日本藩亲督，有奋勇拔克者，重赏升擢；退却者，不论总镇官兵，立即枭示!”“总镇官兵”(见郑成功书记官杨英《先生实录》)已将施琅包括在内了。也就说，生计琅若也“退却”虽是总兵，一样“枭示“！后来与此事有牵连的陈斌在向郑成功“密启一禀”，告发施琅兄弟跋扈后，竟脱离郑军帅兵潜逃。这件事更使郑成功对施琅心存怨恨、猜忌和起了戒备之心。
3．南明末帝永历五年（1651年），已是清顺治八年了，此时清兵气势如虹，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挥军围剿位于广东肇庆（有时在广西南宁）庸碌无能的永历皇帝（朱由榔）小王朝，很快地攻下广州。对此，郑成功执意南下勤王，要与清军一拼，以保南明末帝。施琅对南下勤王之举，分析了双方军事形式，对郑军此举根本很不看好，但又恐惹怒上司，因而婉转地假托梦来劝谏郑成功放弃南下的计划。他说：“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得一梦，甚然不利，乞复细思。”本就对施琅心蓄反感的郑成功，认为施琅心存胆怯，临阵内避，托梦之言有动摇军心之嫌。于是解除了施琅左先锋之职，并摘其印，立即遣送回厦门。然而郑成功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他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不信忠告付出了惨重代价。
4．有关曾德案，有各种不同立场的记载，但综合起来，事实应是；曾德原是郑彩（郑成功族兄）的部将，郑成功采用施琅妙计袭取厦门（郑彩之兄郑联被郑成功部将杜辉伏杀）后，郑彩带军投郑成功，被收编，曾德分拔在施琅手下听候差遣。当曾德见到施琅与郑成功经常磨擦，而且施在郑军中也日暂失势，善于钻营的曾德，利用在郑军中的旧关系，擅自离开（出逃），转投到郑成功帐下。施琅闻知自己的部下曾德逃走，立即派人捉回。郑成功闻知曾德被施捉回，并要依律执军法，本是小事一件，可不理采，可他对施琅本就有心病，所以立即“驰令勿杀”！性格刚烈的施琅也愤然，他反问郑成功：“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郑成功）自盾其法，则国乱矣。”（见江日升《台湾外记》）施琅依军法，不买郑成功的账，还是把曾德杀了。于是郑成功大怒，下令捕杀施琅及其父，弟。施琅逃脱，其父、弟却被郑成功杀害。对于这件事，平心而论，郑成功若非本来就对施琅有心病，一个原来就收编在施琅部下的士卒，逃来转投自己帐下就应拒绝，并促其回施琅部，事也就完了。可郑对施早存心病，因而对曾德心存偏袒，闻施琅捉回曾德时，他竟急令勿杀曾德。郑是施工的上司，施是曾的上司，曾德犯法，施琅貌视郑成功“勿杀”令的权威，执法杀了曾德（且不论曾德该不该杀）；施琅犯了郑成功“勿杀”曾德之令，郑成功却追杀施琅不逞后，把施琅父、弟都杀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施琅被迫只有投附清廷之路可謂逼上梁山。不管怎么说，依法，依理，郑成功如此苛待施琅，实在是蛮横无理，而且过于凶残。郑成功一生坚持“反清复明”，最后是失败了，这虽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但也因他与施琅之间关系搞得如此僵局，致而失去了施琅兄弟这两名虎将，最终也失去了他一生坚持的忠君，忠明（汉），“匡复明室”事业。施琅出身平民，对百姓亲近，也体恤民情，早在跟随郑成功广东剿匪征粮之时，他对郑成功采取“男女一尽剿杀无遗”的做法就十分的反感，表示过反对。而自小到大锦衣玉食的郑成功，由于其父在海上贸易、掠夺积聚的巨额家财，使他养尊处优，不懂民间疾苦。加之性情暴躁、刚愎自用，他不只对施琅残暴，在攻打清军时，战胜了对俘虏不抚却杀。1660年，郑军攻打厦门清军，清兵大败，被击沉十三艘战船；走投无路的清军放下刀枪投降，“后亦被成功溺于海。”（《见台湾外记》）郑成功派守高崎、五通的右虎卫陈鹏暗欲降清，他虽率领辖下将领围攻施琅带领的清军，杀清兵无数，并俘三百多人。当郑成功查知陈鹏与施琅密约欲降清时，“遂将其逮捕，陵迟处死，祸及全家。”对所俘三百多名清军，也“断手割耳放回”，郑成功自起兵反清以来，执法严酷、以杀立威，在一百多次战役中，被他殊杀的部将多大七十余人，有的还祸及妻室、家人。如此严酷对待下属，怎得军心、民心？“反清复命”岂能不败！ 郑、施两人在明（南明）、清两朝担任的最握实权的官职，施琅当然是“福建水师提督”。他亲自征募水兵，亲手组建清朝首支水师部队，自己也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统帅，而郑成功则是“招讨大将军”。1662年6月23日，离郑成功收复台湾不到五个月，招讨大将军在台湾逝世了，他为明室尽忠尽力，南明皇帝封过他忠孝伯、威远侯、延平王，但他“藏其印不用”只称“招讨”。
郑成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最辉煌、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迹。数百年来作为民族英雄受海内外华人的尊重、爱戴，他的名字史书上永放光芒。而施琅的光辉事迹则在郑成功逝世之后，也一样是在收复台湾统一祖国这伟大历史功绩上。施郑收复台湾功绩一样伟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施琅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业的继承人。两人的动机虽不同，但效果一样。施琅的光辉事迹，使祖国美丽的宝岛台湾，正式划入中国版图。 166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被清军杀害，明朝政权应该是彻底覆灭了，改朝换代，由明朝改换成清朝的争斗已经结束。我们史书有这样写称：李唐、赵宋、朱名（以皇帝姓氏称朝代）、蒙元、满清（以皇帝所属民族称朝代）那么，其时既是无朱姓皇帝，只有爱新觉罗氏皇帝了，可过去“史家”还是将郑经（郑成功之子）守据在台湾经营的年代称为“明郑时代”。
其实，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其部将是推郑世袭（郑成功之弟）为护理，主持台湾事务的。但郑世袭却密谋自立，与守在厦门的郑经形成相拒对立局势，郑经闻知此事后立即在厦门继承父位，自称“世藩”随即进兵台湾，迅速平定了他叔父郑世袭在台湾掀起的内乱之后，又回厦门。此时郑经虽可反清，但已不想，也不能复明了。水师提督施琅查知郑氏集团近况，决定给回厦门的郑经予以打击，也为自己新组建的水师作一次实战演兵。1663年四月施琅派船20艘突袭郑军，杀伤郑军200多人，夺战船5艘以及武器物资装备一批，并活捉参将士兵二十多人，施琅按清政府招抚政策善待之。施琅对郑经军初试牛刀，大获全胜，既鼓舞了士气，也提高了这支水师部队声威，更让清廷认识到自己的领军、治军才干。乘胜进击，五月十八日施琅向清廷呈上《密陈进攻厦门疏》机密奏折，力陈郑经军“慌乱不堪，惊魂不定。”指出“若不趁此良机而取之，致失机缘，必将贻误谋略……”造成后患。并且向年轻的康熙皇帝表态：“臣必身先士卒，誓将二岛顷刻扫清，”六月，清廷决定让施琅等将领相机进剿驻于金、厦的郑经军，经过充分讨论和准备，康熙二年十月施琅会同福建总督李率泰等共同作战，于21日占领厦门、26日夺取金门，郑经逃到铜山去了。在金、厦战役中，施琅既重视搜集敌情，又准确判断形势，注重进攻策略、战术，指挥得力，临阵作战英勇，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天才和智慧，也显现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
经过韬光养晦十多年，在清廷大臣们对台湾“弃留‘喋喋不休的争论中，施琅挺身而出，言人不敢言，力陈将台湾划归朝廷的重要性。在他的奏折《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提出：台湾的弃留”事关朝廷封疆重大“，并向康熙帝坦然直指：“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1683年，六十三岁的施琅终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争得收复台湾“专征权”，兵不刃血，收复宝岛台湾。施琅虽与郑氏有世仇，但他在攻台前表示：“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又说，郑军若来归顺“当即赫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见富鸿基：《靖海纪事序》）实际上施琅攻占澎湖时，善待郑军俘虏，他对四千多名降卒，都予以优厚待遇，给他们饷米；有病的还给医。施将军还曾严下命：戮一降卒，抵死。又宣布：“吾断不报仇。当日杀害吾父者已死，与他人无干。”“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还下令减免澎湖各岛居民三年的赋税。并在他《晓谕澎湖安民示》中，明确宣布澎湖之地是“王地”、之民是“王民”，他已首先将澎湖视为国家版图中的领土了。施琅不但指出收复台湾、将台湾划入国家版图的重要性，而他在征战中对治军，优待俘虏等重要问题上，的确都比郑氏高出一筹，从史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心胸宽广、眼光独到，爱家乡、爱人民，为大清皇朝尽心尽力的施琅大将军。
施、郑两位英雄平台壮举和开发、治理台湾的功业都被载入史册，都会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铭记于心。这是他俩最光辉的共同点。然而两个人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性格不同、遭遇不同，最后结局也不一样，不过他们俩统一祖国之功则一样的。过去曾有过褒郑贬施的不公，今天笔者此文只是循着历史发展规律，以史实为依据，比较两人之异同，绝没有褒施贬郑之意，只还历史之真实。民族英雄郑成功官至延平王（藩王），可这只是南明末代永历皇帝的封赐；而爱国将领施琅大将军的官衔是：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内大臣靖海将军靖海侯兼管福建（统辖台澎）水师提督。这却是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最突出的“千古一帝”——康熙皇帝的封赐。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的公正。我们永远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我们更永远铭记民族英雄施琅大将军！
（作者至岳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曾任晋江专署清资办干事，后旅居香港，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