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作者：胡適
1932年10月30日

本文為1932年10月30日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系的演講，載1932年10月30、31日北平《世界日報》，後收入1933年3月亞東圖書館出版陳東曉編《陳獨秀評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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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這本來是國文系同學研究的材料，想不到報紙上登出去，變成公開的了。陳先生與文學革命的關系，是很有討論的必要的一個問題，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為我們雖抱定不談政治的主張，政治卻逼得我們不得不去談它。民國六年第二學期陳先生來到北大，七年陳先生和李大釗先生因為要談政治，另外辦了一個《每周評論》。我也不曾批評它，他們向我要稿子，我記得我只送了兩篇短篇小說的譯稿去。民國八年，五四以後，有一天陳先生在新世界（香廠）散傳單，因為前幾天在報紙上看見陳先生的口供，說他自己因為反動，前後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為在香廠散傳單。那時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內，大家印好傳單，內容一共六條，大概因為學生被拘問題。有一條是要求政府免去衛戍司令王懷慶的職，懲辦曹章陸三人……到了十一點鐘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車上一邊談，看見有沒關門的鋪子，我們又要給他一張。我還記得那時是六月天氣正熱，我們夜深還在談話，忽然報館來電話，說東京大罷工，我們高興極了；但一會又有電話，說自你們走後，陳先生在香廠被捕了，他是為了這種（件）事被捕，然而報上卻載著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麽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反動”抹殺了許多事實，他怎麽能算是反動？

　　今天這個題目，說起來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為我們既是同事，而且主張也頗相同。在民國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學與人生觀論集》。那時陳先生已經同我們分別到七海去了。這部二十萬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陳先生也寫了一篇，他極力反駁我，質問我，陳先生那時已轉到馬克斯主義那方面去了。他問我所說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大多數的話，能否再進一步，承認它能解釋一切。他說白話文也是因為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才產生出來的，他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般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他是註重經濟的條件的，我也沒有反駁他，因為他不否認人的努力，兩個人的主張不算沖突，不過客觀的條件雖然重要，但不僅限於經濟一個條件，至於文化的條件，政治的條件，也是不能否認的。

　　陳先生與新文學運動有三點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學訓練，對於舊文學很有根底，蘇曼殊、章行嚴的小說文章，他都要做個序子，這是散文方面的成績。說到詩他是學宋詩的，在《甲寅》雜誌他發表過許多作品，署名“獨秀山民”、“陳仲”、“陳仲子”，他的詩有很大膽的變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說是完全白話的，是一種新的創造。他更崇拜小說，他說曹雪芹、施耐庵的《紅樓夢》《水滸傳》比較歸有光、姚姬傳的古文要高明的多，在那時說這種大膽的話，大家都驚異得很，這可見他早就了解白話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馬東籬的元曲，說他是中國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國文化的影響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書，我記得《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上，他做過一篇《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表示他極端崇拜法國的文化，他說法國人發明了三個大東西，第一是人權說Rights of men，在1789年法人Lafayette做《人權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進化論，法人Lamarck在1809年做《動物哲學》，其後五十年才有達爾文出來，第三是有三個法國人Babeuf，Saint-Simon，Fourier，是馬克斯的先聲，首開社會主義的風氣。但另外還有一點，陳先生沒有說到，就是新文學運動，其實陳先生受自然主義的影響最大，看他一篇《歐洲文藝談》把法國文學藝術的變化分成幾個時期：（一）從古典主義到理想主義（即浪漫主義）；（二）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三）從寫實主義到自然主義，把法國文學上各種主義詳細地介紹到中國，陳先生算是最早的一個，以後引起大家對各種主義的許多討論。

　　三、陳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時我們許多青年人在美國留學，暇時就討論文學的問題，時常打筆墨官司。但我們只談文學，不談革命，但陳先生已經參加政治革命，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向家庭脫離了關系，甚至他父親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可見他的精神。在袁世凱要實現帝制時，陳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許多基本革命的信條：（一）自主的不是奴隸的；（二）進步的不是保守的；（三）進取的不是退隱的；（四）世界的不是鎖國的；（五）實利的不是虛文的；（六）科學的不是想像的，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國五年袁世凱死了，他說新時代到了，自有史以來，各種罪惡恥羞都不能洗盡，然而新時代到了，他這種革命的精神，與我們留學生的消極的態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時所主張的不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藝術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國四年《甲寅》雜誌最後一期有兩篇東西，一篇是《學校國文教材之商榷》，反對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選更古的文章，漢魏六朝的東西做教材，這是一趨勢，又一篇是《通訊》，名記者黃遠庸寫的（他後來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了），他說：“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起說，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還意當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愛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章士釗答他說文學革命須從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陳先生卻恭維自然主義，尤其是左拉Zola。有一個張永言寫一封信給他，引起他對文學興味，引起我與陳先生通訊的興昧，他說現在是古典到浪漫主義的時期，但應當走到寫實主義那方面去，不過我同時[看到]《新青年》第三號上，有一篇謝無量的律詩《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後面有陳先生一個跋：“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民此種精神委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只有此工力，無比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誇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征之。”他這樣恭維他，但他平日的主張又是那樣，豈不是大相矛盾？我寫了封信質問他，他也承認他矛盾，我當時提出了八不主義，就是《文學改良芻議》，登在《新青年》上，陳先生寫了一個跋。

　　他想到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他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我的詩集叫《嘗試》，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向導》，這篇文章又是《文學革命論》！他的精神於此可見。他這篇文章有可註意的兩點：（一）改我的主張進而為文學革命；（二）成為由北京大學學長領導，成了全國的東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說莊嚴燦爛的歐洲是從革命來的，他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為中國文學辟一個新局面，他有三大主義：（1）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2）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3）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通俗的社會文學，他願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後七子和歸，方，姚，劉！這就是變成整個思想革命！

　　最後，歸納起來說，他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個大貢獻：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其他關於陳先生的事，可以看《獨立評論》第二十四期傅斯年的《陳獨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