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聞見後錄/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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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於刀機陷阱之下，置於安樂之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協於火德』，謬矣。
『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班固云爾。固《賈誼傳》不書《過秦》，今《史記·陳涉》語下著《過秦》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荊公非歐陽公貶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為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為史？荊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宜其取馮道也。
韓信既破趙廣武軍，李左車降虜也，乃西鄉而師事之，古今稱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車如此，曷不言於高祖尊用之？一問攻燕伐齊之後，則不知左車何在，其姓名亦不復見於史矣。如信故善鍾離昧，昧亡歸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剄，持其首以見高祖。昧罵曰：『公非長者！』予恐前之李左車，如後之鐘離昧也，信之不終，宜哉。
《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溪峒間蠻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為馬留，與其人形同耳。
舜一歲而巡四嶽，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北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世有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貴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撿殊途，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引偽矣。』紹興以來，宰相趙元鎮好伊川程氏之學。元鎮不識伊川士資以進，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無一言。或就之，則曰：『吾方思誠敬。』其去為奸為偽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汙，否則斥為不肖矣。予恐後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橫遠居萬里外海島中，高祖必欲其來，否則發兵誅之，橫不敢違。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長安無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謂『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蓋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
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節云。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予謂桓、靈之時，國命自閽寺出，世既憤怨不平，故處士抗正議。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名，太學諸生從之者至三萬餘人。閽寺反謂：別相署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死獄中。
或徒或廢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為之騷動，自古衣冠之禍未有也。世謂范滂等備忠孝之節者，誤矣。予得申屠蟠事，賢其絕識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後二世已失邦，啟、太康也。周公後五世已殺君，伯禽、考公、煬公、幽公，弟氵費殺幽公自立也。殷湯後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宮。周武王後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漢高祖後一世有呂氏之禍。唐太宗後一世有武氏之禍。是數君者，豈無遺澤乎！
漢武帝用杜周為廷尉，詔獄連逮至六七萬人，交所增加十有餘萬人。唐武后鞫流人，—日之中，萬國俊殺三百人，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蓋謚云。（原註：出《論語疏》、出《春秋．少陽篇》）《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親萬幾，勵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親覽天下之務可知矣。
李勣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生平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應我子孫，悉以付汝。葬畢，當居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至死，不復更言。予謂勣親見太宗百戰取天下之難，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遺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為后，褚遂良、郝處信等死爭不可，獨用勣『此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幾於覆亡，何勣能慮其家而不能慮其國也？勣真鄙夫也哉！
司馬文正公修《通鑒》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漢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鑒》並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鑒》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
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始終之意也。漢武帝乃加建元之號，後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數更易其號，寧有人君即位稱元年之後，再稱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稱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終，為近古云。
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為不可，竟殺李君羨。讖有『一女子，身長，姓武』，其明白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為皇后，長孫無忌、郝處信、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語及武氏之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司馬文正《通鑒》不書怪，獨書此讖云。
漢桓帝時，或言：『民之貧困，必貨輕錢薄，發更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太學能言之士議之。予嘗論國有政事，何太學之士得議？蓋其噓枯吹生，抑揚震動至此，故竇武之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陳蕃聞王甫之變，將諸生八十餘人拔刃以入；范滂挾公議為訐，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諸生附之者三萬餘人，卒成部黨之禍，漢隨以亡。豈但曹節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尚淺。朝廷有施行，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舉合國人進斥大臣，擊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賴今天子中興，加大號令，始畏懾壞散。不然，其禍不在漢部黨之下矣。
鮑宣云：『民有七亡，豪強大姓蠶食無厭，一亡也。』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廉恥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於韋臯刻石文字，後書臯名者，必鐫其中，僅可辯。故宋子京書臯事云：『蜀人思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镵去其文，尊諱之。』近有自西南夷得臯授故君長牒，於臯位下，書若臯字，復塗以墨，如刻石者，蓋『臯』花字也。當時書石，亦用前名後押之制，非蜀人镵其文尊諱之。如本朝韓魏公書花字寫成『琦』字，復塗以墨，尚可辯，亦此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