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自述》序
| 《中年自述》序 作者：胡适 |
这是沈宗瀚先生的第二部自传，写的是他卅三岁到五十一岁的工作。承他的好意，老远的把稿子寄给我看。我是到处劝告朋友写自传的，所以对于他的第二本自传也感觉很大的兴趣。
我在前年，曾写信给沈先生，说：
一切自传，最特殊的部分必定是幼年与少年时代。写到入世做事成名的时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含蓄"“委婉”了。
沈先生的第二本自传正是他入世做事的时期，他写信给我，说他很承认我前年说的话是“名言”。他说，在这一本稿子里，他写到“与他人有关系的事实，就往往难于取舍，苦于措词了”。
虽然如此，我觉得沈先生这本自传还是很有价值的，还是有历史价值的。因为他的卅三岁到五十一岁正当中华民国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正当西历1927年到1945年，——这十八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值得一切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们各各留下一点记录的。
这十八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分作两段：前十年——民十六到民廿六——是国民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建设成绩的十年。后八年——民廿六到民卅四——是中华民族对日本抗战的八年。这两个阶段都应该有很详细确实的纪录；都应该有从各个方面，从种种不同的角度，作详实描写的记录。
沈先生这本自传分两个部分，正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分别的记录这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部分只有两章，写的是民十六到民廿六的十年之中的中国教育史的一页，和中国科学研究发达史的一页。第二部分共有九章，写的是中国抗战时期的农业增产，粮食政策，农学试验等方面的努力。
我们因为经过了最近十八九年的痛苦，往往忘记了民国十六年到廿六年的十年里的全国公私各个方面的建设成绩。又因为十年苦干的一点建设成绩好像很容易的就被毁灭了，我们就往往有一种错误的见解，往往把大毁坏以前的努力工作都看作没有多大价值了。因为这两种原因，近年写历史的朋友们往往不大注意那十年的公私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也因为这两种原因，我们应该特别欢迎沈宗瀚先生这个自传的前两章。这两章写的是他个人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学生活，和他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工作。但这两章的记录同时也使我们明了那十年里的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的进步情形。
民国三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金大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这两个农学院的初期领袖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的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者，他们都能实行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材料来教学生，用中国农业的当前困难问题来做研究。金大的农林科是民国三年创办的，南高的农科是民国七年成立的。沈先生告诉我们：
……民国三年，金大美籍数学教授裴义理（Joseph Bailie）住在鼓楼宿舍，夜听江北难民啼哭，激动了慈悲心，遂设法取得华洋义赈会捐款，雇用难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赈。继感农林人才缺乏，乃创设农林科。民国三年秋，芮思娄（J. H. Reisner）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来金大教授农业功课。
……（自民国五年起）芮氏任科长十五年，努力造成一个研究中国农业与训练中国学生的农学院。……
从这样简陋的开始，一一从“雇用江北难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赈”开始，——在二十多年之内，发达到全中国农业科学的教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中心，——全中国作物品种改良的最重要中心：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发达史的一页，是中华民国教育建设史的一页，是很值得记载的。
最可惋惜的是这二十多年里的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至今都还没有留下多少有系统的记载。沈宗瀚先生的两部自传里记录的许多农学家，——从已死的金仲藩、过探先，到青年一辈的蒋彦士、马保之——他们都太懒于执笔了，或太谦虚了，到今天还没有写出他们知道最多又认识最深的工作记录。
其中只有沈宗瀚先生，他一生苦干，从没有懒于执笔的毛病；写“自述”又是他的“宿愿”，他从没有太谦虚的毛病。他自信他少年时代的刻苦求学是值得记录的；他自信他壮年时代的农业教学研究也是值得记录的。所以他不但很详细的记录了他自己在金大农学院教学的生活和他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的生活，并且使我们透过他的自传，得著那十年（民十六到廿六）之中的中国农业科学猛进的大致情形。
从沈先生的自传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农学研究，曾经过几个发展的步骤。那短短的十年，就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民国十一年已开始）是金大农学院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与纽约洛氏基金会三方合作，成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事业”的时期。合作的中心在金大农学院。
第二时期（民二十到廿三）是浙江省政府发起的江苏浙江两省作物改良合作的时期，合作的事业已超出学校的范围了。
第三时期（民廿一到廿六）是中央政府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时期，用科学研究为基础来改良全国的农业，——特别是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计划全国的粮食自给。
这三个阶段的农学研究推广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民族的现代建设史的很重要的一页了。
沈先生写的只是他知道最亲切的一页。他的榜样是值得他的农学师友弟子们的仿效的，——特别是钱天鹤先生，谢家声先生，邹秉文先生，以及他们的徒弟们如蒋彦士先生，马保之先生，……。他们都有各各补写自己知道最亲切有味的一页的义务。此外，手创金大农学院的芮思娄（Reisner）先生，亲自来中国主持作物品种改良事业多年的洛夫（H. H. Love）先生，也都应该为中国农学史留下他们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页。
那十年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最危险的状态之下埋头苦干，努力建设的十年。不但农学工作者应该学学沈先生不太谦虚的好榜样，写出他们的工作记录。那十年之中，在一切方面埋头苦干的许多许多工作者，也都应该学学沈先生，不要太谦虚，都应该写出他们的自传。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沈先生的同事，我的老同事，老上司，蒋孟邻先生。他若肯用“不太谦虚”的态度来写他七十年的自述，那部自传一定可以给我们增添许许多多有趣味的史料。单说我自己记忆最清楚的六年（民二十年到廿六）里，孟邻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京大学去做校长，那时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援助，他放手做改革的事业，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在八个月的筹备时间里居然做到北大的中兴。我曾在《北大五十周年》一文里略述他在那六年里的作风：
……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校长，他不应该学学我和沈宗瀚的不太谦虚的榜样，给那六年的北大留下他最关切，最了解的一页苦干史吗？
沈先生的自传的第二部分（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写的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苦战时期的一个农业学者在后方的工作。这八年当然是最值得回忆，最值得详细描写的一个悲壮时代。最可惜的是，——也许是因为那八年的生活太艰苦了，也许是因为“苦尽甘来”的时间太短了，——那个时代的传记资料实在太少，自传的资料也实在太少（至少我看见的已发表的史料与传记资料实在太少）。所以我很感谢沈先生，感谢他在这九章里给这个悲壮的八年留下了一些很可纪念的史料。
在这八年里（民廿六到卅四），他“专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职务，兼任有关战事的农业工作。”他的“有关战事的农业工作”就是军事委员会第四部的粮食组的副组长。他在第三章里指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战时海口封锁之下，如何在大后方“增产米麦与杂粮，以供给军粮与民食。”他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协助贵州省政府改良农业。他的第二件任务就是改任中农所的副所长，要协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诸省的农业改良。后来他也曾参预粮食管理的政策。
关于这些大问题，他的记载应该可以供给将来的史家不少的直接史料。我在这篇短序里，只能指出几件最使我感觉兴趣的事实。
一件是他和他的夫人沈骊英女士终身最注意的小麦良种。沈先生是“金大二九〇五”小麦的改良者。沈女士是“中农廿八”小麦的改良者，又曾费九年的功力主持小麦杂交育种的实验工作。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一日，沈先生同农林部的沈部长从成都到金堂，沿途的农产品以小麦为主，农民种的"金大二九〇五"小麦很多。汽车开的很快，沈先生远远地就望见他自己改良的小麦了。他对沈部长说：
我自民国十五年起，培植此麦，年年播种，除草，观察，收获。好像亲生的儿子，异地相逢，倍感亲热……
他又说：
从南京到安徽南宿州，在抗战前已多种此麦。现自金堂到陕西汉中亦多种此麦。每亩产量较农家小麦多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我在工作上所得的最大安慰。
在沈女士去世之前，她改良的“中农廿八”小麦已表现了很好的成绩了，——产量比农家小麦多百分之二十左右。她的“杂交小麦九品种”比“中农廿八”的成绩更好。但她得了脑充血的病，突然死了，竟不能看到她的杂交小麦的最后成绩了。
一件是沈先生记载民国二十七年他在云南开远考察木棉的经验，那地方有位傅植先生，在民国八年，他看见关帝庙里有一株不知来历的木棉，他采下种子，种了四十多株。二十年后，关帝庙的老木棉早被人砍去了，傅植先生种的四十多株木棉就成了开远最老的木棉。从这些木棉的种子发生的木棉，遍地都是，有二十年生，八年生，三年生，二年生，一年生的。据沈先生的记载，开远的木棉自第三年开始丰产，一年两次开花，两次吐絮，棉地每亩一年可收子棉四百斤左右。
沈先生记载开远的木棉就写了三千字以上，这是这本自传里最有趣味的一大段文字。和他同到开远的农学家冯泽芳先生说：云南的回教徒往往到埃及亚拉伯去巡礼，关帝庙的那一株木棉可能是从埃及输入的。一株偶然输入的木棉，在二十多年后，发生了近万株的木棉，就成了战时中国大后方的“至宝”。沈先生的报告当时很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开远，蒙自，元江等县的木棉经中农所改良后，长绒细白整齐，与埃及棉相同，为昆明纱厂高价收买。胜利后供应上海纱厂，棉农获利甚厚。”这种文字是最值得读的。
一件是沈先生记载民国廿八年八月他从重庆到荣昌，在荣昌境内发现黄麻的故事。从前各方的书面报告都说四川省不产黄麻。这一天沈先生远远望见农家有八市尺高的作物，还不敢自信，他走近前去看，果然是黄麻！他调查得荣昌与隆昌两县每年产黄麻就约有六千六百多市担！这个就事也有一千多字，也是很有趣味的材料。
总之，抗战的八年应该有许多值得回忆，值得详细写出的事实。沈先生给我们做了前导，教我们不要太谦虚，教我们各人放大胆子，各自写出那八年里我们认为值得回想的一些实事。这也故是我当年提倡写“自述”“自传”的一点用意了。
1956年8月29日晨 胡适
（收入沈宗瀚著：《中年自述》，1957年7月台北正中书局初版。1962年11月再版，再版加印此序的影印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