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作者：胡适 |
1933年，北平协和医学校代理校长顾临先生(Roger S. Greene)同我商量，要寻一个人翻译西格里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人与医学》(Man and Medicine)。恰好那时顾谦吉先生愿意担任这件工作，我就推荐他去做。我本来希望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可以担负翻译的费用，不幸那时编委会没有馀力，就由顾临先生个人担负这个译本的稿费。
顾谦吉先生是学农学的，他虽然学过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却不是医学的内行。他翻译此书时，曾得著协和医学校的几位教授的帮助。李宗恩博士和姜体仁先生曾校读译本全稿，给了译者最多的助力。
我因为自己爱读这本书，又因为顾临先生独立担任译费使这部书有翻译成中文的机会，其高谊可感。所以我自告奋勇担任此书“润文”的责任。此书译成之后，我颇嫌译文太生硬，又不免有错误，所以我决心细细重校一遍。但因为我太忙，不能用全力做校改的事，所以我的校改就把这部书的中译本的付印延误了一年半之久。这是我最感觉惭愧的(书中有一些人名地名的音译，有时候先后不一致，我曾改正一些，但恐怕还是遗漏未及统一之处)。
今年美国罗宾生教授(G. Canby Robinson)在协和医学校作客座教授，我和他偶然谈起此书的翻译，他很高兴的告诉我，不但著者是他的朋友，这书英文本的译人包以丝女士又是他的亲戚，他又是怂恿她翻译这书的人。我也很高兴，就请他给这部中译本写了一篇短序，介绍这书给中国的读者。
英文本原有著者作序一篇，和美国黑普金大学魏尔瞿教授的卷头语一篇，我都请我的朋友关琪桐先生翻译出来了。（罗宾生先生的序是我译的。）
有了这三篇序，我本可以不说什么了。只因为我曾许顾临先生写一篇介绍这书给中国读者的文字，所以在说明这书翻译的经过之外，我还是补充几句介绍的话。
西格里斯教授在自序里说：
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是本书的计画，可以说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尝试。
这句话最能写出这部书的特别长处。这书不单是一部医学发达史，乃是一部用一般文化史作背景的医学史。
这部书当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小史。著者领著我们去看人体结构的知识（解剖学）和人体机能的知识（生理学）的发达史；去看人类对于病人态度的演变史；去看人类对于病的观念的演变史；去看病理学逐渐演变进步的历史；去看人们诊断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学问技术逐渐进步的历史。每一门学问，每一种技术，每一个重要理论，各有他发展的过程，那就是他的历史。这种种发展过程，合起来就成了医学史的全部。
但每一种新发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产儿。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智识阶级，决不会产生一个佛萨利司（Vesalius）更不会产生一个哈维（Harvey），更不会产生一个巴斯脱（Pasteur）或一个郭霍（Koch）。巴斯脱和郭霍完全是十九世纪科学最发达时代的人杰，是不用说的。佛萨利司和哈威都是那十六七世纪的欧洲一般文化的产儿，都是那新兴的医科大学教育的产儿，——他们都是义大利的巴度阿(Padua)大学出来的。那时候，欧洲的大学教育已有了五百年的发展了。那时候，欧洲的科学研究早已远超过东方那些高谈性命主静主敬的“精神文明”了。其实东方文化的落后，还不等到十六七世纪——到了十六七世纪，高低早已定了，胜败早已分了：我们不记得十七世纪初期利玛窦带来的新天文学在中国已是无坚不摧的了吗？——我们的科学文化的落后还得提早两千年！老实说，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我们读了西格里斯先生的这部医学史，我们不能不感觉我们东方不但没有佛萨利司、哈维、巴斯脱、郭霍；我们简直没有盖伦(Galen)，甚至于没有黑剥克莱底斯(Hippocrates)！我们在今日重读两千几百年前的《黑剥克莱底斯誓词》(此书的第七篇内有全文)；不能不感觉欧洲文化的科学精神的遗风真是源远流长，怪不得中间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始终不能完全扫灭古希腊、罗马的圣哲研究自然爱好真理的遗风！这个黑剥克莱底斯——盖伦的医学传统，正和那多禄某(Ptolemy)的天文学传统一样，虽然有错误，终不失为最可宝贵的古代科学的遗产。没有多禄某，也决不会有解白勒(Keppler)、葛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的新天文学。没有黑剥克莱底斯和盖伦，也决不会有佛萨利司、哈维以后的新医学。——这样的科学遗产就是我们要指出的文化背景。
《人与医学》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他处处使我们明白每一种新学理或新技术的历史文化背景。埃及、巴比伦的治疗术固然是古希腊医学的背景；但是希腊人的尚武精神，体力竞赛的风气，崇拜健美的人生观，等等，也都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希腊罗马的古医学遗产固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医学的文化背景；但是中古基督教会(在许多方面是敌视科学的)重视病人，看护病人隔离不洁的风气，文艺复兴时代的好古而敢于疑古的精神，巴罗克美术(Baroque Art)注重动作的趋势，全欧洲各地大学教育的展开，等等，也都是这新医学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这样的描写医学的各个部分的历史发展，才是著者自己说的“用一般文化作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样的一部医学史最可以引导我们了解这世界的新医学的整个的意义。这样的一部医学史不但能使我们明白新医学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使我们读完这书之后，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这部书不仅是一部通俗的医学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常识教科书。他是一部用历史眼光写的医学通论。他的范围包括医学的全部，——从解剖学说到显微解剖学，人体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部位解剖学；从生理学说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神经系统生理学；从心理学说到佛洛特（Freud）一派的心理分析，更说到著者最期望发达的“医学的人类学”；从疾病说到病理学的各个部分，说到病因学，说到解剖学、病原学，说到细菌学与免疫性，说到疾病的分类；从各种治疗说到各种预防，从内科说到外科手术，从预防说到公共卫生；最后说到医生，从上古医生的地位说到现代医生应有的道德理想。
这正是一部医学通论的范围。他的总结构是这样的：先说人，次说病人，次说病的征象，次说病理，次说病因，次说病的治疗与预防，最后说医生。每一个大纲，每一个小节目，都是历史的叙述，都是先叙述人们最早时期的错误见解与方法，或不完全正确的见解与方法，然后叙述后来科学证实的新见解与新方法如何产生，如何证实，如何推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历史叙述法写的医学通论。每一章叙述的是一段历史，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历史故事。
这部书原来是为初级医学生写的，但这书出版以后，竟成了一部普通人爱读的书。医学生人人应该读此书，那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从这样一部书里，他不但可以窥见他那一门科学的门户之大，范圈之广，内容之美，开创之艰难，先烈之伟大，他还可以明白他将来的职业在历史上占如何光荣的地位，在社会上负如何崇高的使命。只有这种历史的透视能够扩大我们的胸襟，使我们感觉我们不光是一个靠职业吃饭的人，乃是一个要继承历史上无数伟大先辈的光荣遗风的人：我们不可玷污了那遗风。
我们这些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医学关系我们的生命，关系我们爱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其实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医学的常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著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到了危急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所以我很郑重地介绍这部《人与医学》给一般的中国读者。这部书的好处全在他的历史叙述法。我们看他说的古代人们对于医学某一个方面的错误思想，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自己在那个方面的祖传思想的错误。我们看他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我们看他叙述的新医学的病理学，诊断方法，治疗方法，预防方法，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新式的医生要用那么麻烦的手续来诊断，为什么诊断往往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医生往往不能明白断定我们害的什么病，为什么好医生往往不肯给我药吃，为什么好的医院的规矩那么严，为什么医院不许我自己的亲人来看护我，为什么看护病人必须受专门的训练，为什么我们不可随便求医吃药。总而言之，我们因为要学得如何做病人，所以不可不读这部有趣味又有用的书。
胡适 1935，11，11，在上海沧洲饭店
（收入罗宾生著，顾谦吉译，胡适校：《人与医学》，193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载1936年6月11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