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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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北盟会编 卷四十九　靖康中帙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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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尽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七日壬戌，李纲以宣抚兵发京师。

《遗史》曰：纲以宣抚兵发京师，种师道送之，归而叹曰：“兵可忧矣！”

李纲抵河阳，入札子论罢起兵等事。

《传信录》曰：纲入札子，以“畿甸、汜水关、西都、河阳皆形胜之地，城壁颓圮，当亟修治，今虽晚，然并力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陵寝，澘然涕流，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于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之日，愿徐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无以利口谝言为足信，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初，余陛辞日，为上道唐恪、聂山之为人，陛下信任之笃，且将误国，故于此伸言之，上批答有“铭记于怀”之语。留河阳十馀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自出师后，士卒不得扰民，有赶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之以徇，拾遗弃物，决脊黥配，逃捕获者皆斩，以故军律颇肃，无敢犯者。尝以谓步不胜骑，骑不胜车，金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施皮篱，运转径捷，毎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弩枪牌之属以辅翼之，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馀两，日肄习之，候防秋之兵集，以谋大举，而朝廷降旨，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余上䟽力争，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枢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谓中国之军政不修㡬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馀，不习战陈，故金人得以窥伺，既䧟燕山，长驱中原，遂入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䇿，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社稷之羞，陛下尝胆而思报者也。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塞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皆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馀数，傥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馀万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边雄霸等二十馀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里十馀州军，沿河一带，控扼地方，翊卫王室，堤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攻，不知此十数万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惊乎？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㡬，朝廷已尽改前日之言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刀弩手，又罢土兵，又罢四川、福建、广东南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兵不系将兵，而京西诸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团结之兵罢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也？臣窃思之，以兵为不须起者，大槩有五：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一也；钱粮犒赏之费多，二也；河北冦退，天下已无事，三也；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久自解围，四也；探报有林牙高丽之师牵制，金人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则诏书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今已七月，当时关报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复约回，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若以谓钱粮犒赏多，则今春无兵捍蔽，致令误国，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今惜小费，又不为备，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元降指挥，防秋人兵各令赍粮以行，则钱粮犒赏之乏，似非所患，庙堂不深思祖宗大计，而惜小费，臣窃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无事，则边境日报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寇，当取某地，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悚，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燃也，殆处于烈熖之旁，而言笑自若矣。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曽不能得其实数，姚、种二帅以十万之师，一旦皆溃，彼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谓非愚则诬。至于林牙高丽兵牵制之报，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众，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今河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万为言，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则陛下胡不令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臣已依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所有馀路，乞依元降诏旨起发，庶不误国事。”未报间，再具奏曰：“近降指挥减罢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则河北防秋阙人，恐有踈虞；二则一岁之间，再起再罢，无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计，臣前奏论之已详，请为陛下更论失信之意。昔周为犬戎所侵，尝以烽火召诸侯，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己，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火，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以和议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良非获已，远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复约回，将士卒伍宁不解体？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终不报。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

御史中丞陈过庭上言：“谨按姚古虽本将家，其实畏懦，素无战功，所以登将坛、持节钺者，唯以名马宝货市鬻于童贯之门，滥被恩赏，以至于是。然处高位重禄，荷国厚恩，宜思所以报称。自太原被围，提重兵威胜隆德，逗留数月不进，未尝寸进，及种师中以忠勇自奋，而古违期弗应，遂至师中失利，此古可斩之罪一也。虏人方围太原，未有一骑一卒敢入南北关，自师中失利，古辄退师威胜，士庶叩马恳诉，愿共守御，古乃夜遁去，致使威胜之民，扶老携幼，毙于道路，哭泣之声，振于山谷，此古可斩之罪二也。古既退师，其部将又妄言于众曰：‘国家已割太原与金人，我辈所以南归。’于是役夫般运粮草器甲，及民蚕在箔者，委弃而去，此古可斩之罪三也。兴师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徳，缚伪守倅以献，不血刄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状，不以实闻，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赐帛而已，士气沮伤，抱戈不战，此古可斩之罪四也。当伪官之守隆徳，存恤其民人，保䕶其妇女，贼兵敢犯，立斩以徇，又闭贼兵于他所，不许妄出，请于粘罕遣还其兵，自言先世乃汝颕间人，深有效顺之意，一旦缚至军中，古若能如韩信之师左车，李愬之释李祐，太原之围，自此可解，乃贪冒功赏，献囚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斩之罪五也。人有于上党道中，见大刀巨斧凡数十辈，拥骑而载妇人者，云是将官宠妾，军中妇人不可胜数，人无斗心，士气不振，此古可斩之罪六也。古欲退师，无以发端，忽有统制官焦安节厉声而前曰：‘虏骑迫近，何为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斩安节以慰众心，辄从其言，领众宵遁，实古之谋，假手于安节耳！此古之可斩者七也。”

贴黄：“访闻姚古随行使臣兵级，尚有数百人，见在城外。伏乞圣慈指挥，先将使臣与兵级放散，或拘収他役，然后施行，庶不生事。”奉圣旨：姚古责授节度副使，广州安置。

彗出紫薇垣。

金人西路粘罕、兀室、余睹；东路斡离不、挞懒、阇目，会于山后草地，避暑议事。

《节要》曰：粘罕、兀室、余睹三大酋弃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馀里，而朝廷援兵雾合云集，不能解太原之围，可见失计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车驾诣龙徳宫。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近尝具札子论蔡京罪大责轻，宜窜海外，寻因奏事，毎有敷陈，仰蒙陛下面赐允可，伏候累日，未蒙施行，臣窃疑之。然公论未厌，民听未孚，京者，旦暮之人，使遂溘然明罚不行，徒有后时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凟哉！按京奸心谲计，世无可比，假绍述之名，行胁持之术，摈逐正士，援引憸人，交结阉宦，密为梯媒，首登宰辅，寻践公师，二十年间，已逐而复用，致仕而复起，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所兴建，岁月以仍，藉以固宠，无非蠧国害民，京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敢为欺诞，罔上不道，凶焰炽盛，天下之人，口不敢议而心敢非，卒致政令纷错，风俗凋靡，国用匮乏，生灵贫困，贿赂公行，盗贼窃发，按其事迹，罪在可诛！至于铸鼎列名，位居九五，临平之山，托名祝圣，私第引河，潜通宫掖，引援宦寺，公渎妃嫔，闺门秽污，丑不可言，属者金人内侮，事虽始于童贯，而成于王黼与京之子攸，然致边备废弛，本实由京。金人入塞，尽室东去，门生故吏，缔亲密党，其徒如云，盖不复知有陛下，不复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迹其奸恶，正名定罪，死有馀责，陛下既遵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为岭表，实与内地无异，天下之怨京入于骨髓，陛下灼知京之奸恶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实无以慰塞人望，愤懑之气何由解释？伏望陛下奋乾刚、励威断，早赐施行。其子孙，如攸，罪恶盈溢，臣见别具论奏，请正典刑，鞗尚帝姬，隳废法度，亦合离判，不当尚聨禁戚，其馀并乞裭夺官爵，毋使尚廪给县官，飬赡贼种，天下幸甚！取进止。”奉圣旨：移儋州，下开封府，差人押解前去。

蔡攸移雷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旧校云：此奏见程篁墩《新安文献志》】〉：“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奸御以徳，宄御以刑，古之制也，刑当其罪，则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乱弭奸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为可杀，陛下未能明罚饬法，使公议郁结至今。按攸豺狼种类，固不可以人理责，考其挟媚道以干权，操谲计以固宠，窃弄威柄，至于位师傅之尊，躬俳优之贱，侮慢君上，污蔑宫庭，则厥父或未至是，盖死有馀责矣！又况燕山之役，攸与童贯同为宣抚，丧败师徒，盖以万计，卒不能取燕山，乃开关以招金人，始厚与岁赂，易其空城，招寇纳侮，自此其始，及金人为南犯之计，首议于夏初，决䇿于秋末，攸任枢府，边吏来告，不以上闻，及其犯塞，不复计守御之事，阖家南避，名为扈从上皇，实皆叛也！上皇南归，非独思企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见远识，正应如此，攸盖弄臣，上皇岂复与之论议？乃敢肆为诬罔，谓劝上皇南归，盖欺罔君上，愚弄朝廷，虽已败，犹复尔也，罪恶彰著，海宇愤疾，言章交上，而名为逐之广南，乃实处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缓，伏望陛下发明断，投之海岛，不使污我海内，实快天下之望。取进止。”七月十日，奉圣旨：移雷州，下开封府，差人管解前去。

十三日丁丑，童贯移吉阳军安置。

臣僚上言：“臣近具奏状论童贯罪恶，法当诛戮。今月九日，因职事上殿，再请奏陈，退谓遂有处分，今复未闻。臣伏见童贯罪盈恶稔，讫藏甲飬士，䟦扈难制，反刑逆节，彰彰著见，已合诛夷，而致敌召乱，㡬覆宗社，何可久逭天诛，大违人愿？伏望睿眀，早赐指挥，检臣前奏及臣僚累次章䟽，早赐施行。所有假子若孙，亦乞处分，庶㡬威令果行，奸恶知惧。候敕旨。”七月十三日，奉圣旨：童贯罪大责轻，可移吉阳军。

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

蔡京在徳安府，被南迁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据随行干当人魏觌状，蔡京鄂州扶疾，前来潭州，沿路大暑，愈觉羸困，昏卧不省，粥食不进，乞差医职前来看治，州差医助教谭从义、易缓看医。是日，管押官——修武郎、监徳安府税赵康，转申蔡京于此日为患身故，州差保义郎、城东巡检王从礼、廸功郎、长沙县倅权县事董陟，前去审实，得在崇教寺，因患身故，州司以京于崇教寺之侧拘欑。

《幼老春秋》曰：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人也。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惇为相，京与弟卞皆谄事之。孟后被废，京草诏无一言之諌，又欲㓕刘摰等家族，侍御史常安民言其奸邪，京譛逐之。绍圣二年，卞为尚书右丞，四年，林希同枢密院事，故京怨惇之未荐己也，遂与惇绝。为翰林院学士承旨，交纳内侍郝随、刘瑗、外戚向宗良等，故势益牢。元符末，諌官陈瓘以四章力弹之，殿中侍御史陈师锡两章言之，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瓘再言其奸憸，有滔天之罪，偃蹇无人臣之礼，遂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建中靖国初，召知开封府，惟曲奉权幸，堂吏段处约等私卖恩泽，京不敢推治，为侍御史孙升两章弹之。崇宁初，迁中大夫、尚书右丞，俄除右仆射；三年，迁左仆射，深结宦官，探上所欲，务迎合之。善书大字，宦官轩亭及功徳院额名，多京亲书。姑息堂吏，出知州军，变坏祖宗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马光、张商英、苏轼、刘安世而下，皆指为元祐奸党，禁锢其家，汲引奸佞之士，皆登要路，广营产业，以收复湟中，加左银青光禄大夫；四年，以收复鄯廓等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宫祠罢。大观初，复拜左仆射，以康居、夜郎之属纳土，加太尉；二年，拜太师，立阻御笔之限，以坏封駮之法，务兴事功，穷极奢侈，以蠧国之财赋，屡改盐法，以困民力，阴为蠧国害民之政，妖人术士劝之曰：“兴化，公之乡里也，若决水贯之，则旺气愈壮；临平，公之父坟也，正占龙势，但未有两角，若立两塔，龙角成矣。”京尽用其言，诈言欲利民田，遂决其水，又言欲祝圣夀，遂建其塔，专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权尽归于京矣；三年，彗星见，御史中丞张克公〈【旧校云：蔡京本传云：“御史张克公劾京”，时为御史中丞者，乃石公弼，“中丞”二字疑误。又云《张克公传》云：“蔡京再相，克公与中丞石公弼论其罪。”】〉二十一章言其奸邪，陈朝老上言书其罪十四，吴执中又言其罪，乃罢为中太乙使，封楚国公，台諌多再弹之；四年，诏京权重位高，人屡告变，全不引避，公议不容，降为太子太保，以楚国公致仕，令毁临平之塔，后为宦官提荐不已。政和三年，复诏拜京太师，领三省事，蔡京阴为坏国之计，与蔡崇逆谋，为陈瓘之子正彚来告，京怒送正彚沙门岛编管，瓘亦责令通判居住。诸州门向帝都者，谓之“朝天门”也，京改为“朝京门”。太学三舍法，以贡士退归者，京改为退送，皆欲阴合䜟兆。张怀素、吴储等谋反，为汤东野、范寥所告，勘得其实，词连京，开封尹林摅、御史中丞余深，力为掩覆之，京皆骤迁二人为两府。姬妾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门吏若王瑜、李奎、魏伯初、张亮等十人，皆为观察、为横行，赐金带者数百人。名园甲第，亚于宫禁。诸子皆学士，金紫烜赫，子鞗尚茂徳帝姬，拜驸马都尉，自古执政之盛，莫与为比，冯浩以为不诛之，必乱天下，京怒谮之，送浩循州编管，言路遂绝。

《中兴姓氏奸邪录》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后，召拜太师，领三省事，阴为坏国之计，天下大权一归于己，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宣和初，内侍冯浩力言京必乱天下，宜速诛之，京怒，谮于上，编管浩循州，至蔡州，使人杀之，自后言路绝矣，有识之士，比之王莾。方腊反于浙，四方已乱，王黼言于上，子攸亦屡言京之短，乃勒京致仕四年。五年，河北、京东群盗蜂起，各十馀万，民被其害者数千里，皆京所致也。七年，复起京领三省，俄以目疾罢，大金入寇，京劝徽宗幸江西，京举族皆行，太学生陈东上书，言京为六贼之魁。靖康初，臣寮力言其罪，责授中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致仕。其子修、侄仍、孙衡术、征、同皆落职，押归本贯。臣寮又言京罪，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徳安府安置，后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于东明寺，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诛之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