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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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尽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守参知政事。

范宗尹辞免不允批答：“朕履国家之否运，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粤从布衣，早有人望，累击权臣于方用，未尝好利以邀名，毎陈治道之可行，无不会心而切理。洎参赞于大政，尤灼见于所存，一意尽公，群伦皆理，乃付巨川之济，用符岩石之瞻，制诏一颁，搢绅相庆，伫卿行志，知国有人，谓当承命以周旋，犹复抗章而逊避，惟此举而国无陋矣，今何时而卿辞位乎？勉究良图，毋庸再请。”

再辞免批答：“朕惟治乱两途，未有不由于用相，君臣一徳，相逢鲜值于同时。卿识邃而才全，谋深而器远，学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简于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风宪，升预政机，将观所长，不次而用，而卿性资天至，议论日新，言其重厚，则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语其疏通，则若驾轻车而就熟路，乃布大号，任之不疑，卿当用群策以兼収，念寸阴之可惜，立规模于素定，应机会于方来，辅成再造之基，同享无疆之福，此则尽卿致主之术，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辞奚益！所宜不允，仍断来章。”

《遗史》曰：范宗尹拜右仆射，张守除参知政事，宗尹具辞免，赐诏不允，仍断来章，汪藻行词曰：“言其重厚，则如倚泰山而坐平原，语其疏通，则若驾轻车而就熟路，乃布大号，任之不疑。”宗尹读之喜，宗尹谓守曰：“今日之势，正如人之疾病，沈痼方笃，稍施𫘝药，立有颠仆之势，要使施设有序，勿迂勿亟，当相与戮力，启沃上前，广开言路，拣拔贤材，除剔菑蠧，节抑财用，以至惜名器、损侥幸、斥豪强，左右弥缝，庶乎其可也。”

张用寇淮西。

张用自京西往东京，转南京界，自柳子、蕲阳，趋夀春，至舒城县，遂屯中军，其馀诸军皆分屯四布。是时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东，金人往来，野无所剠，乃采草木，但叶青而嫩者，以火煮之，搦去青水，不问有毒无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动活之物，不论飞走与蠕动，得即啖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军为神武五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五军。

崔増陷焦湖水寨。

崔増，磁州人，隶阎瑾军为将，守泗州浮桥，瑾弃泗州，诸军溃散，増往夀春界中，劫祝博士寨，并其军，自濠州转往巢县，攻焦湖水寨。増得小舟数只，直𢭏其寨，寨有舟四五十只，皆淮西富商大贾及上户富民，初来，曽经兵火，不能迎拒，尽为増所有，虏掠金银财物子女之馀，又选壮充军。

孙兴退濠州，将校朱式率军民，请兵马都监李价权知军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夀春府军周太师，招孙兴等还夀春，官吏居民皆送于西门之外，劝酒酌别，兴与滕郎中及所部兵尽行，唯留伪通判陈浩然在州。兴携二妓——毛马女、杨苏儿去，以金赏其众，自馀无毫发之扰。兴在濠州凡半年，及既去，将校朱式率军民请军马都监李价权管军州事。价用司户参军江洵武谋，囚投拜官张宗望及通判陈浩然于狱，遂复用建炎四年年号。价以洵武权通判军州事，以小溪巡检魏进权兵马都监。

六月二日壬申，刘光世来朝。

七日丁丑，刘位败张文孝，克滁州。

刘位屯于横山，张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复滁州，丁丑，至滁州，文孝退走，遂复滁州。

八日戊寅，刘位及张文孝战于滁州，被害。

刘位既得滁州，即以其属李颉为司法参军，是夜，与颉同宿于子城中，颉梦城中州屋舎尽倒，既觉，以为不祥。拂旦，文孝以其众至城下，位所引兵迎战，位逢兵众数百，以为己兵之战士也，乃指麾杀贼，而所逢者，贼兵也，位觉之，欲急战，为贼所杀。权知州者某、权知青流县梅俊迪、县丞张格非等州县官皆散走。朝廷闻之，即其地立庙，榜曰“刚烈”。

十一日辛巳，赵立出兵攻挞懒于孙村浦。

挞懒以大军下寨于夀河，去淮河孙村浦两舎，乃南北咽喉之路，又作寨于孙村浦以守之。赵立起宿迁县赵琼水寨民兵于城中，辛巳，亲率亲随百馀人，取孙村浦寨，遣统制王彦忠以兵数百防夀河之救兵，金人自夀河寨日遣三二百骑，往来于孙村浦，闻立出兵，急遣铁骑来救之，为彦忠所扼，不得进，立亦闻之又以铁骑来，故不克攻而退，彦忠亦归。

吕頥浩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朱胜非为江州路安抚大使、兼知江州；刘光世为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兼知镇江府。

周望责招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枢密为宣抚使，弃其军而奔太湖也，以宣抚使印弃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渔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抚使职知湖州，殿中侍御史沈与求言其统重兵于吴门，不能捍蔽，脱身先遁，以致连城陷没，与诸郡以城降贼，倂缘为奸，掠取民财等事，乞正典刑，遂责授节度副使，连州安置。

陈规徳安府汉阳军镇抚使、兼知徳安府。

陈规，字元则，沂州人，以明法补官。靖康初，转通直郎，知徳安府之安陆县。金人陷都城，规率兵数百勤王，半道兵溃而反，会郡守及僚属弃城出奔，惟规独留不去，众遂推规权摄府事，规乃聚兵积粮，修城以守。贼王在、党忠相继来寇，皆败而去。迁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李孝义犯城，规与战，颇克，会孝忠为将张在所杀，降于乔仲福，数月，杨进来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为相，分镇，以规为徳安府汉阳军镇抚使、兼知徳安府。赵延夀来寇，规击破其众，累加龙图阁待制，召赴行在。在州八年，屡破贼众，中原郡县皆失守，惟徳安一城独存，识者伟其能，然严刑重敛，颇失民心。

规有《朝野佥言后序》曰：“规守顺昌日，得《靖康佥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反复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零。嗟我国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乱，国之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杨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若非天欲降灾，则人事亦无此失，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御将帅，施设应敌，捍御攻城之失，与夫管见却敌之策，论列而序言之——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谓中国势弱，夷狄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不用兵，何术以壮中国之势，遏夷狄之强？用之，则有弱有强，不用，则终至于弱而已，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东安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致太原陷于虏，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锋遇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自此其后，大兵即却，是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也，岂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兵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万，只十万，亦可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必为之援也，又不五万，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万兵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䕶卫大军，兼备策应，内分三两队，作诸路扼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虏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虏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乡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多则退之，少则擒之，但绝其粮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则大兵必不致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夀阳，夀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虏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佥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无死，夀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先策定守险设备，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内有数步之城，贼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拜伏，乞命于敌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炮于封邱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令金人得之，咸为攻城之具，规以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鼔众击死，已见其因乱，素治之术失也。贼先采湿木编洞屋，以新牛皮盖其上，载之令人运土木塡壕，以进攻械，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炮碎之亦可，用单梢炮，放远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用与不用此炮？若人不究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有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毎十人以上，不过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到数十步外，莫谓小炮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则四肢必伤，中腰以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毎放一炮，小炮可放数炮，兼小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为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独放时，易得无穷，放去人人必伤死，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炮，盖欲摧毁城楼，欲摧敌人攻械，大炮与小炮、远炮齐用，纵贼在城外，伐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等攻械，可以破尽。金人广列礧石炮座，寻碑石、磨盖、石羊虎为炮座，欲攻之，所列炮座百馀，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者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之失计耳，茍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近女墙头坐立，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墙头，击炮在外，无缘中人，则亦不至于死伤，又岂有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墙头稍加高厚，则全安堵矣，又须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墙头，即于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墙头，若此，则炮石纵大至多，亦无能损坏，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止如此捍御，则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无虞也。贼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捍御，有设车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车楼之上，愈招矢石矣。又闻守御官亦以御对楼云梯，毎至，以撞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相杀，亦非全胜。金人塡壕桥成，运对楼过壕攻城，城下列炮二百馀所，七稍炮可施五十斤石，散星炮毎座可施炮石数块，炮石并发，又以强弩千馀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不能存立，然后推对楼，使登城，毎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大炮数多，矢石齐发，只前说女墙头次，备以洞子，皆可以隔尽，对楼登城，毎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上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接敌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角力设施，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战，其迹亦自危甚，自履危地，来与城上守城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自决，若守城人尚怯不胜，则交战于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于塡壕上，惟可以直进，必不能如城下横行，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者术亦多矣，不思则不得也，贼用云梯，止要登城，毎座云梯，须十馀人可以负荷，到城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贼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能不死者，何以致之于死？女墙头里，雀台上，靠墙头排杈木，毎空阔三四寸一根，通度枪刀向上，高出女墙头五六尺，贼至女墙头上，必为排杈木隔，至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枪刀击刺，无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鲜矣。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推对楼五座，盛矢石来，以竿冲倒三座，守城卒孚持草以烧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乘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贼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烧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贼楼子，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贼烧开再进攻械来路，虽然此事已失矣，若守御官别有守捍之具，造城楼骨格，欲于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贼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令人依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摧女墙头，以隔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处，两头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贼急登城，上分兵两向，须打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濠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贼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内濠内，无不死者，如此则一锉，贼必罢攻退兵，不期守御之于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国家之难，岂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用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能者亦难施设，窃闻虏人用炮攻城，京城守御人亦尝用炮，城面不阔，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而台地步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贼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之，守御之人可谓不能用炮也眀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毎座炮前埋立木为衣，贼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能有用炮者，何能施设？或又以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毎座炮则用一人于城上专管理炮稍，与外物相对，即令施设少偏，却令炮手少挪脚上，太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坐，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馀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能如此，虽贼人用炮，何能为也？筑城之计，城面上必作女墙头，中间立拘脚木一条，毎女墙头中挂答笆篱，惟可以隔遮弓箭、弩弓，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笆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与女墙头相似，亦甚济用。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上坠下害贼之物，贼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阔城壕，壕内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二三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缭绕三二里地，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贼善塡壕，止不过塡外壕，必不能塡得里壕，贼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贼，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贼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门入城尚不敢，岂肯用命打城，只如此为备，敌兵至多，攻城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又况京都旧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内，军兵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能竭力修作，不独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筑壕数重，人亦不劳而办，重城既备，然后招敌，使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皆此之谓也。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贼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塞者，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为贼开生路也，其为守之计，不独大启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齐开，于城内运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战士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觇望敌人空隙，稍有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贼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塡壕，欲为出兵计，贼在外塡壕，欲为入计，不攻自破，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塡壕者，非谓贼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险已备，引贼入城而死耳。晋王浚遣都䕶王昌及鲜卑叚疾陆眷、末柸等部，五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苌以谓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勒即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城北垒，勒俟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柸等，众皆奔散，苌乘胜追击，横尸三十馀里，获铠甲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者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有敌楼，而虏人用火炮摧击，城外有壕，而虏人用洞子塡垒，城高数丈，而虏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虏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千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然利不至于百，而功不至于千，其间有须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觇望，及施设枪路，墙里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避寒暑风雨，屋在墙里，墙皆低下，则炮虽在外数多，施设千万，悉莫能及。又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时，暂隔贼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吊桥，兵出入俱利，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馀步置，不独贼矢石不及，其旧作门楼处，行入一步，向里便是贼陷阱，何谓陷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贼人，应杀贼之具，皆可设施，旧门前横筑䕶门，墙高丈馀，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雀头，高二三尺，阔四尺，雀台上，于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觇望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墙头，墙里雀台上栽埋排杈木，以备贼塡平壕堑及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贼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贼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两城，相承齐用，使贼人虽破羊马墙，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贼人以何术可解？若此既有羊马墙，其鹿角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又羊马墙去大城脚止二丈，不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于大城里城脚下作深阔里壕，壕上向里度地五七丈，可作来往路外，筑里城，排杈木，但多备下，贼寇城应敌处用，以此设备，虽使虏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褋为械，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馀，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见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毎见敌人设为一攻械，而无策以应之者，未有思也，规尝谓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谓‘兵者，诡也，用无常形，诡诈为道，故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是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敌不知其所攻’，今夫备御之策，宜乎藏之于身，待敌而用，不可以先传之，然而有传之于近，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虏人以儿戏之具攻打京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拔，迄今一纪有馀，而虏人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矜。在规于未知虏人攻京城械器施设之前，则毎见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不可当，贵显言之则怏然而不敢辨，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详，则其可不尽剖其所见而言之？况规忝冒职，当次对，滥膺守臣，茍无所见，庶㡬乎破彼奸谋，使攻城掠地之心潜消于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无有远迩，若州若县，若守若令之人，强者愈自奋，懦者知其勉，孰畏乎虏人之来，攻城之械？而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壮者，不可不论也。规窃尝闻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机事不密则害成，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孰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拔京城当时攻械施设，略举其捍御之策，大概言之，至于尽精微致敌之方，虽不惮其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则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不能自揆，辄序于《佥言》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