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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汪精卫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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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华民国28年(1939年)8月30日
发布机关: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去岁四月,本党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昌,在宣言中明示中国此次抗战之目的及对于将来之希望。

其追溯既往,有曰“盖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 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此于中国本来之目的及其维护和平之意向,阐述甚明。

其叙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以和平无望,迫不得已出于抗战。然仍郑重为之结论曰“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立、 对外得以共存。”于此可见中国本来之目的及和平之基本条件,始终无改。且重言以申明之曰“必使日本了然于中国之目的、知中国终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变计。放弃其侵略主义,更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然后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

中国对于将来之希望,于此更坦白真摰、披露无馀。凡此不特为本党同志之公言,抑亦中国同胞之公意。中日两国同在东亚,文化关系至深且切。数十年来,日本已成维新之业,使东亚增重于世界。中 国亦正觉悟其历史使命,继续总理孙先生之遗志,努力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在此不幸之战争中,中国固深切认识日本国力之强,日本亦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虽抗战 来,中国丧师失地,濒于覆亡。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弥厉;将士效命,前仆后继。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

日本于此,亦觉其先进国之责任,毅然不以战胜者自处。于去岁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声明,此声明中列举日本所要求中国者,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于“共同防共”项中,标明“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于“经济提携”项中,复标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除此三项要求之外,历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抑且不吝进而考虑交还租界、废除中国完成其独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权。”并郑重说明日本之所以出此,“实欲要求中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分担者之资格,于实行其职务时所必需之最少限度之保证。”

日本之为此声明,其为放弃侵略主义、欲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至为显然。日本在战争中有此反省,中国亦不可不深自反省,使合于正义之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夫中日两国之关系,总理遗教中关于 “大亚洲主义”之演讲,久已示其正鹄。“中日两国无论从何方面着想,均宜携手协力进行,共谋两国前途之发展。”“中日两国当为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动力”,其深切著明,久已为吾人之所服膺。前此深维中国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则无分担此责任之资格与能力,故不得不先致力于国民革命以求之。乃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中国之独立生存已受威胁,息息有覆亡之惧。侵寻不已,始酿成此不幸之战争。

今者,日本既有此声明,不惟目前之争可息,历年以来之纠纷亦可本此以为解决。且不惟对于东亚可与日本携手协力进行,世界和平亦可于此奠定基础,此正上届宣言所谓“中日共存之希望始达、太平洋之危机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实之保障”者。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兆铭同志建议中央,主张对于日本之声明“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实为根据宣言所明示之方针,以蕲实现合于正义之和平,此全党同志所公认,亦即全国人民所蕲其实现者也。

上届大会既于宣言中明示方针,并选举蒋中正、汪兆铭两同志为正、副总裁,使负执行此方针之责,同时布告海内外同胞。当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义之下,竭其忠诚、服从领导。乃蒋同志弃置方针,对 于日本政府去岁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声明,遽以个人武断,发言拒绝;对于汪同志之建议,更不念大会付托之重,遽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复用极端严厉手段箝抑舆论、极端惨酷手段残杀同志。遂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而其尤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于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且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利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期攫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的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

其在边区以内,则利用封锁政策以隔绝耳目;其在各战区及各沦陷区,则以无耻的宣传掩其率兽食人的行径。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狐假虎威、含沙射影,使人民为之侧 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此在共匪,出卖祖国是其素志,殊不足责。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拥护、阴则供其利用,曾不一念十馀年来,诸将士为剿共而流之血遍于十馀省、人民直接间接死于共匪之手者不下数千万。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

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夫在未得合于正义之和平以前,战争为 不得已;既得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犹继续战争,则实无意义之尤。况乎和战问题为共匪所劫持,则合于正义之和平永无实现之望。而继续抗战,适以促其灭亡,此诚不能不加以纠正者。上届大会以执行方针之责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

日本政府声明中,关于共同防共,其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于中国实为当务之急。前此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军事内政,今既声明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其所谓“鉴于中国之现状,为获到此项防共目的之保障计,在该协定期间内,要求在特定地点允许日军驻扎防共,及指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域。”其协定期间及特定地域,自有待于两国之协商同意。而内蒙虽为特殊防共地域,其领土主权仍属中国,自无疑义。

关于经济提携,日本既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复声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而仅欲要求中日之提携与合作”,则与上届大会宣言中所谓“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适相符合。

惟关于善邻友好,包括满洲问题,此为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所久悬未决者。惟上届大会宣言中既已明示“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蒋同志在大会中对于此点加以说明,谓“日本如能保障在东北问题解决以后,不再侵犯我领土主权,则个人可以挺身负责,使此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今日本对于中国之领土主权既有如此之声明,则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的解决,中国自当履行诺言,以期贯彻善邻友好之目的。凡此三者,本届大会决定之原则至其具体方案,当由国民政府以交涉方式 悉心厘订,以求适当。要之,合于正义之和平,已因中日两国之相互了解而得其途径。

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且鉴于共匪之死灰复燃、为祸未已,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望海内外同胞共喻此旨,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义之下,竭其能力以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本届大会更对于外交、内政一切重大方针加以检讨,宣布如左:

关于外交,上届大会宣言中曾明白提出“中国今日对外关系,惟当谨守以下两原则:其一、对于曾经参加之维持国际和平之条约,必确实遵守;其二、对于世界各国既存之友谊,必继续不懈,且当更求其增进。”并对于当时流行之人民阵线论加以指正,其言至为痛切。惟人民阵线论者,阳袭救国之名、阴则追随共匪之后。仍鼓其谬说,甚至创为世界大战爆发,其结果必有利于我之谰言。

“此对于中国为不忠,对于世界为不仁。最近国际关系之剧变,更足使此等谰言已穷于辞。尤足使中国国民认识彼追循国际阵线之外交政策,直将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盖中国为积弱之国家,断无实力以纵横捭阖于世界列强之间、随其瞬息变迁之离合,以决大计;尤无实力妄冀远交近攻,以取胜利。充其所至,徒使战则无同盟之援助、和则受外来之牵制,惟有任东亚相与为邻之两大民族,共受其祸而不能自已。非独不忠不仁,抑且不智。不忠、不仁、不智,不特不齿于中国之国民,且不齿于世界之人类。”

故中国今后外交方针,当谨守上届大会所示之两原则,以谋国际关系之维持、各国友谊之增进、以及各国在华正当权益之安全发达,而益之以睦邻友好。庶几可由东亚之和平而得到世界之和平,不惟远交近攻之策绝对屏斥,一切合纵连横之技亦无所施。必如此,然后对内得以自立、对外得以共存也。

关于内政,上届大会宣言中明示内政方针。实与外交方针相为表里,而皆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其关于民族主义者,上届大会宣言中引第一届大会宣言,说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所谓“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乃对外而言,中国所求为自拔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故“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之必要途径;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乃对内而言,第一届大会中已对于诸少数民族有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之诺言矣。本届大会对此,惟有以前后一致之精神,期其贯彻。其关于民权主义者,上届大会宣言中提出“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发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亦为本届大会所当继续力行者。

惟上届大会宣言中,关于政治机构,有谓“战争既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议决,关于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时惟有依据国民会议所制定颁布之约法,以行使治 权”,并谓“应设置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本届大会检讨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之结果,深觉有名无实。盖个人独裁变本加厉,中央同志已无讨论之自由,国民参政会形同虚设,亦固其所宜。且即以国民参政会之职权而论,亦未能举参与大计之实。

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授权汪同志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前此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其人选限于党员。今当破除此例,以收集中全国人才之效;并郑重宣布,除共产党外,凡属人民,皆当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而尤为切要者,则战争既息,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已无延期之必要。务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和平得以实现、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阶段。

其关于民生主义者,上届大会宣言中申明总理遗教,谆谆以消弭阶级斗争为念,其言固已深切。本届大会当共产党人野心复炽之日,不得不再有所申明。盖共产党人往往截取民生主义第一讲中“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语,以为其行动之护符。殊不知民生主义第一讲原文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本为泛指“梳西利甚”而言,非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而言。其意甚明,岂容附会?

且民生主义自第一讲以下,详细讲述民生主义与马克斯之共产主义之异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物质为中心;民生主义以民生为中心。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民生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社会病态、阶级合作为社会生理的常态。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主张以社会革命改造社会经济;民生主义主张以和平方法改造社会经济。故其见诸政策者,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主张没收一切工业私有权;民生主义则提倡节制资本,凡工业之宜于国营者以国家资本任之、宜于私人企业者以私人资本任之,而国家以法律为之保护。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主张没收一切土地私有权;民生主义则反对没收方法,而采取平均地权的和平方法。

由此可见,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固根本不同、在方法上更相水火。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其学理与政策所有弱点至今日已尽暴于世,而世亦无有一国家实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者。苏联之新经济政策与五年经济计划,其去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已不可以道理计;况乎共匪惟知以杀人放火,为李自成、张献忠之续。附会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已为不伦,牵合民生主义,益以见其心劳日绌而已。中国今日以后,以“和平、反共、建国”之必要工作。对于民生方面,惟有在理论上笃守民生主义、在方法上力行实业计划。既不蹈袭私人资本主义的窠臼,尤不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有所关涉。此则上届大会所已宣示于国人,而本届大会尤不惮郑重以申明之者也。

外交内政如上所述,其关于教育思想者,上届大会宣言中提出二条。一为道德修养、一为科学运动,此在和平反共期间尤为重要。共匪之物质观念,举凡人类崇高和平之理想,悉被唾弃。其结果将使人类沦于禽兽,而其愚民政策尤与科学运动背道而驰。简单之标语、笼统之口号,最为科学运动所不容,亦最为共匪所利用,以为杀人放火之工具。今以道德修养提高社会互助精神,排除阶级斗争思想;以科学运动提高求知起信精神,排除盲从、胁从思想。和平反共之成功,必有赖于此。

尤有进者,近年以来,中国之民族意识日益普及而坚强。此为中国之进步,亦世界之所同认。然因此之故,对于中国之民族意识,有欲及其萌芽而加以摧残者,亦有欲利用之以遂其阴谋大欲者。此为中国近年以来所逢之厄运,识者之所引为深忧。今者,中国于创巨痛深之后,知非和平不能建国、非反共不能和平,彼怀挟阴谋者已无所逞。今日以后,中国惟有本于三民主义之指示,以至诚发扬固有之道德、以虚心勇气翕受现代之文化,使生长成熟中之民族意识,内则为自立之桢干、外则为共存之柱石。中国决不以狭隘的爱国主义自囿,而陷于排外思想之歧途。同时亦望我邻国暨诸友邦共明此旨,以兼相爱、交相利之精神相与努力,以期于东亚和平暨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本届大会检讨过去一年有馀之经过,对于中国现状及外交、内政一切进行情形,有不能不郑重声明者。

本党同志追随总理,致力国民革命,至今已五十馀年。所担负者为历史上之使命,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职志。乃自蒋执政以来,对内则未能根据建国大纲,使三民主义逐步实现;对外则未能防祸未然以至事变猝发、又未能及时挽救以致日益扩大。言念及此,至为痛心。今日以前,吾人认非“抗战”无以建国。集其精力、艰难奋斗,无时不准备牺牲一己,以为国家、为民族;今日以后,吾人认非“和平反共”无以建国。其事业之艰钜,一己所受之劳苦与所冒之危险,较之抗战更为严重。盖和平运动正在开始,能否得有效果,全视乎吾人之努力如何。日本政府之声明为其固定之国策,亦为其一致之舆论,吾人固不应加以无端臆测。惟吾人不可不以全力谋其原则之实现,以及各种具体方案之斟酌改善。

此外,则战后收拾,亦非易言。现在全国人民无论所履何地,皆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战时代必要之牺牲,固无所憾;然因政府措置不善以及共匪从中作祟,使大多数人民之生命财产断送于无益之消耗。民力疲敝、国力随之,若不恢复,国家民族何以能自立于世界?本党同志当以极大之决心与勇气,从事自责、从事自任。

本党同志必须认识,数年以来,党已失去民主集权之制度精神,而日益趋于个人独裁,此实为一切败坏之原因。当危急存亡之际,为应付事机,固当授权于有德望才力之同志,使行动得以敏捷,但其基础仍在民主。必有健全之民主组织,乃能有敏捷之集权行动。故自由意志与纪律实当并重,必如是,然后党乃能集中意识、集中力量;必如是,然后党乃能不断的吸收有独立见解及自由思想之份子以同负责任,遇事乃能有真实之认识、坚决之行动。至于个人独裁之下,则但有盲从与胁从,其结果仍一盘散沙而已。同时党的组织与训练必须健全,然后能领导民众,从事于民众组织、民众训练。而党的活动尤必须涵于民众活动之中,然后党与民众之间始无隔阂。

要之,本党同志当此厄运、逢此鞠凶,自责不可不严、自任不可不重。过去之使命,本党同志当继续担负;当前之困难,本党同志尤当努力克服。但求能挽国家民族于将亡而致力于复兴,自可无愧先烈、无负子孙,此外一切生死、祸福、荣辱、毁誉皆当置之度外。党内之能精诚团结,胥系于此。而对于全国有志之士能真实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国”之目的携手前进,亦胥系于此也。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举国一致,出于抗战。其最高目的,在于蕲致合于正义之和平。迄于今日,虽战事未息,而和平已见其曙光。本届大会谨以满腔诚悃,对于为国牺牲之同胞,致其哀悼;同时对于为和平运动献身协力之同胞,致其敬礼。今日以后,更当一其心志、齐其步骤,以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使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确立于东亚、确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