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之趋势/老子与程明道

中国学术之趋势/老子与程明道
作者：李宗吾　1927年

一、中国学术分三大时期

　　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周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研合时期。周秦诸子，一般人都认孔子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赵宋诸儒，一般人都认朱子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书，当分两部分看，他说致虚守静，归根复命一类话，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是世间法。孔子以仁治国，墨子以爱治国，申韩以法治国，等等，皆是以正治国。孙吴司马稷直诸人，是以奇用兵，这都是走的世间法这条路。老子一书，是把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以贯之，两无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总括周秦学术的全体。

　　汉明帝时，印度佛学传人中国，至魏晋南北隋唐五代，愈传愈盛，与中国固有的学术成为两大传统，相推相荡，到了程明道出来，把二者融合为一，是为宋朝之理学，名为儒家，实是中国和印度两方学术融合而成的新学说。程明道的学说出来后，跟著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程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所以宋学，要以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人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学说，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这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故第三时期，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学术之进化，其轨道历历可寻，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的大趋势看出来。

二、《老子》一书是周秦学派之总纲

　　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最初是濛濛昧昧的，像一个绝大的荒山，无人开采，后来才有人在山上拾得些珍宝归来，人人惊异，大家都去开采，有得金的，有得银的，有得铜铁锡的，虽是所得不同，总是各有所得。周秦诸子，都是上山开采的人，这些人中，所得的东西，要以老子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于史官，我国有史以来，零零碎碎的，留下许多学说，直到老子出来，才把他整理成一个系统。他生当春秋时代，事变纷繁，他年纪又高，眼见的事又多。身为周之柱下史，是国立图书馆长，读的书又多。他自隐无名，不问外事，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发现出来。

　　老子推古今事变，融会贯通，寻出他变化的规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非走这条路不可，把这个规律笔之于书，即名之曰《道德经》。根据已往的事变，就可推测将来的事变，故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他见到了真理的全体，讲出来的道理，颠扑不破，后人要研究，只好本著他的道理，分头去研究。他在周秦诸子中，真是开山之祖。诸子取他学说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扩而大之，就独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黄帝，如太公，如鬻子、管子等，《汉书‧艺文志》，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驱。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的解释，呼老子为圣人，可见非之学也出于老子。至吕不韦门客，所辑的《吕氏春秋》，也是推尊黄老。所以周秦时代的学说，彻始彻终，可用老子贯通之。老子的学说是总纲，诸子是细目，是从总纲中，提出一部分，详详细细的研究，只能说研究得精细，却不能出老子的范围。

　　至于老子年代问题，有人说：孔子问礼之老子，为春秋时人，著《道德经》之老子，为战国时人，是两人，不是一人，这层不必深问，我们只说：《道德经》一书，可以总括周秦学术之全体。其书出现于周秦诸子之前，是诸子渊源于老子，出现于周秦诸子中间，或在其后。我们可说：《道德经》可以贯通诸子，而总周秦学术之大成，无论他生在春秋生在战国时，甚或生在嬴秦时，其为周秦学术之总代表则一也。

　　关于老子姓名问题，有种种说法，甚有谓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这样讲，古人的名字，有点像字学中之反动法，用两个字，切出一个字，举出其人之两个特点，即知其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虵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东里子虚，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纥，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马迁是史官，故称史迁，曾受腐刑，又称腐迁。他如髯参军、短主簿，是官职之上，冠以形貌，只要举出两个特点，即可确定其为某人。

　　大约老子耳有异状，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隐无名的人，埋头研究学问，世人得同见他时，年已老矣，人人惊其学问之高深，因其鬓发皓然，又是一个大耳朵，因呼之为老聃。聃是生前的绰号，不是死后之说。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觉得见他时，业已皓首了。一般学者，闻老子之名，都来请教，孔子也去问礼。各人取其学说之一部分，发挥光大之，就成为一家之言，发表出来，俱是新奇之说，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隐无名，其出处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犹之四川廖平，与康有为谈一席话，康本其说，跟即著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震惊一世，而廖之书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为世注意。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大二三十岁，孔子是七十几岁死的，老子修道养寿，享年最高，或许活到二百多岁，著《道德经》时，已入了战国时代，这也是可能的事。

三、无为之意义

　　老子的“无为”，许多人都误解了。《老子》一书，是有为，不是无为。他的书，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无为，下半句是有为。例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要想勇当从慈做起走。要想广，当从俭做起走。要想成器长，当从不敢为天下先做起走。慈与俭，不敢为天下先，是无为；能勇，能广，能成器长，即是有为。老子洞明盈虚消长之理，阴阳动静，互相为根，凡事当从相反方面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写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是无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朴，是有为。“弱胜强，柔胜刚”，弱与柔是无为，胜强胜刚是有为。老子书中，这类话很多，都是“无为则无不为”的实证。

　　老子所说的无为，是顺应自然，我无容心的意思。当为的就为，当不为的就不为，如果当为的不为，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这叫做有为，算不得无为，王弼注《老子》，就是这种见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说道：“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说道：“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谛。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韩非本辅作恃，按作辅义较长），即是《阴符经》所说：“圣人知自然之不可违，因而制之。”（现在的《阴符经》，虽是伪书，但说的道理不错。）也即是《易经》所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曹参为相，日饮醇酒，诸事不管，只可谓之“不辅万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辅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不可违，因而不制之”，黄老之道，岂是这样吗？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来源去路，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发动，或才发动，就把他弄好了，犹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只须轻轻的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稳稳的下去了，这叫做无为，即是所谓，“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何尝是曹参那种办法呢？文景行黄老，只是得点皮毛，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无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称为三代下第一，黄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见了。

四、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之意义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联贯而下的。天地化生万物，有一定规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谓道。吾人懂得这个规律，而有得于心，即为德。本著天地生物之道，施之于人即为仁。仁是浑然的，必须制裁之，使之合宜，即为义。但所谓合宜，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把合宜之事，制为法式，是为节文，即为礼。万一遇著不守礼之徒，为之奈何？于是临之以兵。我们可续两句曰：“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由道德以至于兵，原是一贯而已。

　　老子洞明万事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见老子后，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继孔子之后，故言仁必带一义字。荀子继孟子之后，注重礼字。韩非学于荀卿，知礼字不足以范围人，故专讲刑名，这都是时会所趋，不得不然，世人见道德流为刑名，就归咎于老子，说申韩之刻薄少恩，渊源于老子。殊不知中问还有道德流为仁义一层，由仁义才流为刑名的。言仁义者无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为老子叫屈。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顺著次序说的，韩昌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存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把道德放在仁义之下，就算弄颠倒了。

　　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句话很受世人的痛骂，这也是误解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这是天然的趋势，等于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壮，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说：“失道而为德，失德而为仁，失仁而为义，失义而为礼”，等于说：“失孩而后少，失少而后壮，失壮而后老。”他看见由道德流而为礼，知道继续下去，就会为刑为兵，故警告人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于说“夫老者少壮之终而死之始也”，这本是自然的现象，说此等话的人，有何罪过？

　　要救死只有“复归于婴儿”，要救乱只有“复归于无为”，吾人身体发育最陕，要算婴儿时代，婴儿无知无欲，随时都是半睡眠状态，今之修养家，叫人静坐，却用种种方法，无非叫人达到无知无欲，成一种半睡眠状态罢了。婴儿的半睡眠状态，是天然的，修养家的半睡眠状态，是人工作成的，只要此心常如婴儿之未孩，也就可能长生久存了。我们知：复归于婴儿，可以救死；即知：复归于无为，可以救乱。

　　国家到了非用礼不可的时候，跟著就有不守礼之人，非用刑不可，跟著就有刑罚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礼之时，乱兆已萌，故曰“乱之首。”然则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乱机虽动，用无为二字，即可把他镇压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这个话不是空谈，是有实事可以证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延至嬴秦，人心险诈，盗贼纵横，与现在的时局是一样的。始皇二世，用严刑峻罚，其乱愈甚，到了汉初，刘邦的谋臣张良陈平，是讲黄老的人，曹参相惠帝用黄老，文景也用黄老，而民风忽然浑朴，俨然三代遗风，这就是实行“镇之以无名之市”，人民就居然白化自正、自富自朴了。足知老子所说：“复归于无为”，是治乱的妙法。“复归于婴儿”，可以常壮而不老，“复归于无为”，可以常治不乱。

　　由道流而为德，为仁，为刑，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屡言兵，他连兵都不废，何至会废礼？他说：“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强天下”，又说：“夫慈以战则胜。”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际，顾及道字仁字，即是顾及本源之意。用兵顾及仁字，才不至穷兵黩武，用刑顾及仁字，才能哀矜勿喜，行礼顾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间，不至徒事虚文，行仁义顾及道德，才能到熙熙嗥嗥的盛世，不是相啕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读《老子》一书，当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际，都顾及本源，即知他无处不顾及本源。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为主。”他对于兵是这种主张，即知他对于礼的主张，是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为主。”老子明知“兵之后必有凶年”，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礼之后，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时，还是要用礼。吾故曰，老子不废礼，惟其不废礼，以知礼守礼名于世，所以孔子才去问礼。老子知兵之害，故善言兵，知礼之弊，故善言礼。

　　用刑用兵，只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风也可复归于朴。庄子曰：“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于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于刑，托宿于兵，以达无为之域，我们识得此意，即知老子说“失义而后礼”，说“礼者忠信之薄”，与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同是一意。

五、绝圣弃智之作用

　　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等语很受世人的訾议，这也未免误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无知无欲的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当顺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绝圣弃智，本著个人的意见做去，得出来的结果，往往违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并且害得很深。例如“妇人饿死事小，失节是大”一类话，就是害的这个病。洛蜀分党，也是害的这个病。他们所谓理。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戴东原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圣贤立言之意，……其于天下之学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又曰：“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绝圣弃智，必不会有这种弊病。

　　凡人只要能够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顺天而动，如四时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义而仁义自在其中，《庄子》一书，全是发挥此理。苏子由解老子说道：“大道之降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赡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六亲方和，孰非孝慈，国家方治，孰非忠臣。尧非不孝而独称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独称龙逢比干，无桀纣也。涸泽之鱼，相响以沫，相濡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子由这种解释，深得老子本旨。昌黎说老子小仁义，读了子由这段文字，仁义乌得不小。嬴秦时代，李斯赵高，挟智术以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伪”的实证。汉初行黄老之术，民风浑朴，几于三代，即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的实证。

　　老子绝圣弃智，此心浑浑穆穆，与造化相通，此等造诣极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体力行之，但只能喻之于心，而不能喻之于口，只可行之于己，而不能责之于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非不欲言也，实不能言也，即言之而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处可见孔老学术，原是一贯。重言“天何言哉”，反复赞叹，与老子“君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语绝肖。苏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子由识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称之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最高。”

　　要窥见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与宇宙融合不可，寻常人自然做不到，我们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违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这拿来怎样办呢？于是孔门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这个法子，即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孔门教人，每发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认为对的即是善，认为不对的即是恶，恶的念头，立即除去，善的念头，就把他存留下，这即是大学上的诚意工夫。这种念头与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们最初发出之念，并未参有我的私意私见，可说是径从宇宙本体发出来的，我把这个念头，加以考察，即与亲见宇宙本体无异，把这种念头推行出来的，就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法子，岂不简单极了吗？有了这个法子，我们所做的事，求与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难了，所难者，何者为善念，何者为恶念，不容易分别。于是孔门又传下一个最简单的法子，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把眼前所见的事，下细研究一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把他分别清楚，随后我心每动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别善恶，这就是格物致知了。

　　孔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简单，愚夫愚妇，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诸儒把他解得玄之又玄，朱子无端补人格致一章，并且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直是禅门的顿悟，岂不与中庸所说“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相悖吗？我们把正心诚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问心无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虚消长之理

　　老子的学说，是本著盈虚消长立论的，什么是盈虚消长呢？试作图说明之：如图：由虚而长，而盈，而消，循环不已，宇宙万事万物，都不出这个轨迹。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环著这个轨迹走的。以人事言之：国家之兴衰成败，和通常所谓“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贫贱”，都是循著这个轨道走的。老子之学，纯是自处于虚，以盈为大戒，虚是收缩到了极点，虚是发展到了极点，人能以虚字为立足点，小明则动则只有发展的，这即是长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则消字即随之而来，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书中所谓“弱胜强，柔胜刚”，“高以下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强梁者不得其死”，“疾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种种说法，都是本诸这个原则立论，这个原则，人世上一切事都适用，等于瓦特发明蒸汽，各种工业都适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亏消长之理，应用到军事上，就成了绝妙兵法，试把他言兵的话，汇齐来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驭天下，其事好还，……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与之，以慈卫之。”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又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

　　可知老子用兵，是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以慈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为敌人所杀；二是恐敌人的人民，为我所杀，所以我不敢为造事之主，如若敌人实在要来攻我，我才起而应之，即所谓“不敢为主而为客”。虽是起而应之，却不敢轻于开战，“轻敌几丧吾宝”，这个宝字，就是“我有三宝”的宝字，慈为三宝之一，轻于开战，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宝了。我既不愿战，而敌人务必来攻，我将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则固。”万一敌人猛攻，实在守不住了，又将奈何？老子就向后退，宁肯退一尺，不肯进一寸，万一退到无可退的地方，敌人还要来攻，如再不开战，坐视我的军土，束手待毙，这可谓不慈之极了，到此时，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战了。从前步步退让，极力收敛，收敛到了极点，爆发出来，等于炸弹爆裂，这个时候，我的军士，处处是死路，惟有向敌人冲杀，才是生路，人人悲愤，其锋不可当，故曰“哀者胜矣”。敌人的军士，遇著这种拼命死战的人，向前冲是必死的路，向后转是生路，有了这种情形，我军当然胜，故曰“以战则胜”。敌人的兵，恃强已极，“坚强者死之徒”，他当然败，这真是绝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韩信背水阵，即是应用这种原理。

　　孙子把老子所说的原理，推演出来，成书十三篇，就成为千古言兵之祖。孙子曰：“卑而骄之。”又曰：“少则逃之，不若则避之。”又曰：“不可胜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又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又曰：“投之无所往，诸剧之勇也。”又曰：“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凡此种种，我们拿来与老子所说的对照参观，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时收敛，后来爆发。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幽。”静字是老子书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书上玄字杳字冥字，合并而成的，足知孙子之学，渊源于老子。所异者：老子用兵，以慈为主，出于自卫，出于不得已，被敌人逼迫，不得不战，战则必胜；孙子则出于权谋，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战胜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发挥尽致。凡是一种学说，发生出来的支派，都有这种现象，这是把最初之说，引而申之，扩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独成一派。老子的清静无为，连兵事上都用得著，世间何事用不著。因为老子窥见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学说，无施不可。

八、《史记》老庄申韩同传之原因

　　韩非《主道》篇曰：“虚静以待令。”又曰：“明君无为于上。”这虚静无为四字，是老子根本学说，韩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见他渊源所自。其言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无穷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于道德，而不出于爱恶。”可见他制定的法律，纯是本于自然之理，从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并不强人以所难。他说：“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肖者少罪。”可见他所悬的赏，只要能够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所定的罚，只要能够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若雷霆，神圣不能解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嬖而必诛。”事事顺法律而行，无一毫私见。他用法的结果是：“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上下交顺，以道为舍。”还是归于无为而止。

　　老子讲虚静，讲无为；韩非也是讲虚静，讲无为，黄老之术，发展出来，而为申韩，申韩之术，收敛起来，即为黄老。二者原是一贯。《史记》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即是这个道理，后人不知此理，反痛诋史迁，以为韩非与李耳同传，不伦不类。试思史迁父子，都是深通黄老的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难道对于老氏学派，还会谈外行话吗？不过韩非之学，虽是渊源于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扩而大之，独成一派。老子曰：“我无为民而自化。”韩非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同是无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适，一出韩非之口，则凛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独立成派。

　　庄子与韩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径绝端相反，而皆本之于无为。庄子事事放任，犹可谓之无为，韩非事事干涉，怎么可谓之无为呢？庄子是顺应自然做去，毫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所以谓之无为。韩非是顺应自然，制出一个法律，我即依著法律实行，丝毫不出入，也是不参加自己的意见，故韩非之学也归于无为。因为他执行法律时，莫得丝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议亲议贵这类办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韩非说：“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见他立法是持大体，并不苛细。汉高祖用讲黄老的张良为谋臣，人关之初，“除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黄老举动。“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是设柙役虎，即是申韩手段。我们从此等地方考察，黄老即申韩，有何冲突？

九、老子与其他诸子

　　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

　　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也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励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原故。孔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从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都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他的猛的宗旨，虽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语》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载：“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讲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济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

　　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的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石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比较说得详尽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开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直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同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惟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开导之，……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十一、三教异同之点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是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于是学说就随君主之旨意，也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排斥。汉初改而学黄老。到了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以后，专奉孔子之学。而老子的学说，势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随后佛教传人中国，越传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三教异同，研究一下：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无待我们再说，但我们可补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到身，还不能终止。孟子又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请问孟子之孩提，与老子的婴儿，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呢？孟子所说之孩提，能爱亲敬兄，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说文：孩，小儿笑也。婴儿还未能笑，当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紧的，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确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莫有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更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当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心而无之，以证入涅槃，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

　　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可作图表示，如图：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著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以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总看如何看法。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层，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就有人，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闹个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倘若无有我身，则人与我浑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与夫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他所说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婴儿未孩”的状态。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氏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曰：“复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了毋意必固我，又曰：“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莫有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

　　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人事之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事研究起走，以诚意为下手工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既是想治世，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探讨了。老子意在窥探造化的本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感而通之妙，故取像于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字，却指乙点而言，是介居人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著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人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进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综而言之，释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工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著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氏相同，从“修之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都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十二、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迭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便谓其不复应物，失之远矣。”（见《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冲和以通无”，指老氏而言。“哀乐以应物”，指孔氏而言。裴说：“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把孔老二说，从学理上融合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书，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点厌弃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之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为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是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家，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他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戴东原谓：“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谈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这本是诋斥宋儒的话，但我们从这个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来，最当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二语，老释和孔孟，大家认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儒能把他融合为一，创作力何等伟大。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具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惟其是这样我们反把进化的趋势看出来了。儒释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该合并，宋儒顺著这个趋势做去，自家还不觉得，犹如河内撑船一般，宋儒极力想逆流而上，自以为撑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还看不出天然的趋势，惟其极力反对三教合一，实际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这才见天然趋势的伟大。宋儒学说，所以不能磨灭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为人诟病者，在里子是三教合一，面子务必说是孔门嫡派，成了表里不一致。我们对于宋儒，只问他的里子，不问他的面子，他们既建树了这种大功，理应替他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实质上，不在字面上。若以字面而论，宋儒口口声声，诋斥佛老，所用的名词，都是出在四书五经上，然而实质上却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满纸是儒释道书上的名词，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把三教融合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譬如吃饮食，宋儒把鸡鱼羊肉、米饭菜蔬，吃下肚去，变为血气。看不出鸡鱼羊肉、米饭采疏的形状，实质上却是这些东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这些东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满地是鸡鱼羊肉米饭菜蔬的细颗，并未融化。我们把融合三教之功，归之宋儒，就是这个道理。世间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学深思，凡事要研究彻底，本无意搜求其通点，自然把其通点寻出，所以能够把三教融合。

　　由晋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于宋，都是三教并行。名公巨卿，大都研究佛老之学，就中以禅宗为尤盛。我们试翻《五灯会元》一看，即知禅宗自达摩东来，源远流长，其发达的情形，较之宋元学案所载的道学，还要盛些。王荆公尝问张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轲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孟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宋稗类钞宗乘》）佛教越传越盛，几把孔子地盘完全夺去，宋儒生在这个时候，受儒释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够创出一种新学说。

　　周敦颐的学问，得力于佛家的寿涯和尚，和道家陈抟的《太极图》，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说：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宋史说：范仲淹命张横渠读《中庸》，他读了犹以为未足，又求诸老释。这都是“儒门谈泊收拾不住”的原故。明道和横渠，都是“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试问，他二人初读孔子书，何以得不到真传，必研究老禅多年，然后返求诸六经，才把他寻出来？何以二人都会如此？此明明是初读儒书，继读佛老书，涵泳既久，融会贯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后还向六经搜求，见所说的话，有与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他提出来，组织成一个系统，这即是所谓宋学了。因为天下的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二人得著的结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与力学》一文，创一种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曾说：“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无形无体之物，吸引来成为一个心。”宋儒研究儒释道三教多年，他的心，已经成了儒释道的化合物，自己还不觉得，所以宋学表面上是孔学，里子是儒释道融合而成的东西。从此以后，儒门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于是宋学风靡天下，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传诵不衰。他们有了这样伟大的工作，尽可独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们以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价值看小了。

十三、宋学含老学成分最多

　　宋学是融合三教而成，故处处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学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宋学所含老氏成分，特别浓厚。宋儒所做的工夫，不外“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个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顺著自然的道理做去，这种说法，与老子有何区别？所异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过字面不同罢了。

　　但是他们后来注重理字，忽略了天字，即是忽略了自然二字，而理字就成了意见，此戴东原所以说宋儒以理杀人也。

　　周子著《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这无极二字，即出诸《道德经》。张横渠之易说，开卷诠干四德，即引老子“迎之不见其首”二语。中间又引老子“谷神，刍狗，三十辐共一毂，高以下为基”等语，更是彰明较著的。

　　伊川门人尹焯言：“先生（指伊川）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皆学者所记，所见有深浅，所记有工拙，盖不能无失也。”（二程全书）可见易学是伊川根本学问，伊川常令学者看王弼易注（二程全书）。四库提要说：“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伊川教人看此书，即知：伊川之学根本上参有老学。

　　朱子号称是集宋学大成的人，《论语》开卷言：“学而时习之。”朱子注曰：“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学，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戴东原曰：“复其初出庄子。”（东原年谱）明善复初，是宋儒根本学说，庄子是老氏之徒，这也是参有老学之证。《大学》开卷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朱子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这个说法，即是老子的说法。我们可把这几名话，移注老子。老子曰：“谷神不死”，谷者虚也，神者灵也，不死者不昧也，“谷神不死”，盖言“虚灵不昧”也。“具众理而应万事”，即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之意。“虚”则冲漠无朕，“不屈”则万象森然，故曰“具众理”。“动”则感而遂通，“愈出”则顺应不穷，故曰“应万事”，这岂不是老子的绝妙注脚？《中庸》开卷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提出自然二字。《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注又提出自然二字。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这是前面已经说了的。

　　又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二语，宋儒言心言性，满纸是虚静二字，静宰犹可说大学中有之，这虚字明明是从老子得来。

　　宋学发源于孙明复、胡安定、石守道三人，极盛于周程张朱诸人。程氏弟兄幼年曾受业于周子，其学是从周子传下来的，但伊川作明道行状说：“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又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可见宋学是程明道特创的，明道以前，只算宋学的萌芽，到了明道，才把他组织成一个系统，成为所谓宋学。周子不过启发明道求之志罢了。所以我们研究宋学，当从明道研究起走。

　　明道为宋学之祖，等于老子为周秦诸子之祖。而明道之学，即大类老子，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明道著定性书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性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如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等说法，与老子学说，有何区别？也即是王弼所说：“体冲和以通无，应物而无累于物。”

　　《二程遗书》载：明道言：“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道所悟得者，即是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之理。老子书中，每用雌雄，荣辱，祸福，静躁，轻重，歙张，枉直，生死，多少，刚柔，强弱等字，两两相对，都是说明“无独必有对”的现象，明道提出自然二字，宛然老子的学说。

　　其他言自然者不一而足，如《遗书》中，明道云：“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皆是。故近人章太炎说：“大程远于释氏迩于老聃。”（见检论卷四通程篇）

　　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人老子的途径。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人老氏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人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并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换言之：即是老子之学，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

　　伊川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著些什么呢？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研究。在《尚书》中搜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充执厥中”十六字。又在乐记中搜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数语，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互相研究，这即是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了。

　　宋儒搜出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言之，固然是对的，但务必说这些东西是孔门“不传之学”，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静”数语，据后人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他采入《乐记》的。而《文子》一书，又有人说是伪书，视其全书，自是道家之书，确非孔门之书。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君子而后能知之。”此文前文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成十六字。可见宋儒讲的危微精一，直接发挥荀子学说，间接是发挥道家学说。

　　朱子注《大学》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子以前，并无一人说《大学》是曾子著的，不知朱子何所依据，大约是见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据阎百诗说：《礼记》四十九篇中，称曾子者共一百个，除有一个是指曾申外，其馀九十九个，俱指曾参，何以见得此篇有了曾子二字，就是曾子著的？

　　朱子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学之于书以授孟子。此话也很可疑。《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一语，孔孟是山东人，一举目即见泰山，所以论孟中言山之高者，必说泰山。华山在陕西，孔子西行不到秦，华山又不及泰山著名，何以孔门著书，会言及华山呢？明明是汉都长安，汉儒著书，一举目即见华山，故举以为例。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更是嬴秦统一天下后的现象。这些也是经昔人指出了的。

　　据上所述，宋儒在遗经中，搜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发生疑问，所以宋儒的学问，绝不是孔孟的真传，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种工作，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他们极力尊崇孔孟，反对老子和荀子，实质上反替老荀宣传。此由知：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重在考求真相，经过他们这种工作，就可证明孔老孟荀，可融合为一，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真是不小。

　　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趋势是什么？就是各种学说，基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击，越是日趋融合。何以故？因为越攻击，越要研究，不知不觉，就把共通之点发现来了。

　　《宋元学案》载：“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一切摒除，虽庄列亦不看。”明道把二教之理，融会贯通，把大原则发明了，伊川只是依著他这个原则研究下去，因为原则上含得有释老成分，所以伊川虽摒除释老之书不观，而传出来的学问，仍带有释老意味。

　　伊川尝谓门人张释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尽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作明道行状，言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既自称与明道同，当然也出入于老释。所谓不观释老书者，是指学成之后而言，从前还是研究过释老的。

　　宋儒的学说，原是一种革命手段。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备具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复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路德之新教，欧洲之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凡是新学说出世，都有这个怪现象。

十四、程明道死后之派别

　　明道把三教融合的工作，刚刚做成功，跟著就死了。死后，他的学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伊川和朱子，一派是陆象山和王阳明。明道死时，年五十四岁，死了二十多年，伊川才死。伊川传述明道的学问，就走入一偏，只传以至朱子。后人说朱子集宋学之大成，其实他未能窥见明道全体。《宋元学案》说：“朱子谓明道说话浑伦，然太高，学者难看。……朱子得力于伊川，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据此，司知：朱子得明道一偏，陆象山起而绍述明道，与朱子对抗，不但对于朱子不满，且对于伊川亦不满。他幼年闻人诵伊川语，即说道：“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不类。”又说：“二程见茂叔后，呤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锢蔽深，明道却疏通。”象山自以为承继明道的，伊川也自以为承继明道的，其实伊川与象山，俱是得明道之一偏，不足尽明道之全。伊川之学，得朱子发挥光大之，象山之学，得阳明发挥光大之，成为对抗之两派。朱子之格物致知，是偏重在外，阳明之格物致和，是偏重在内。明道曰：“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明道内外两忘，即是包括朱陆两派。

　　朱陆之争，乃是于这个道理之中，各说半面，我们会通观之，即知两说可以并行不悖。（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子重在学，陆子重在思，二者原是不可偏废。（二）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子宗的是这个说法；孟子又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宗的是这个说法。二说同出于孟子，原是不冲突的。（三）陆子尊德性，朱子道问学。《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中间著一而字，二者原可联为一贯。（四）从论理学上言之，朱子用的是归纳法，陆子用的是演绎法，二法俱是研究学问所不可少。（五）以自然现象言之：朱子万殊归于一本，是向心力现象，陆子一本散之万殊，是离心力现象，二者原是互相为用的。我们这样的观察，把他二人的学说，合而用之即对了。

　　明道学术，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象山相当伊川，阳明相当于朱子。有了朱子“万殊归于一本”之格物致知，跟著就有阳明“一本散之万殊”之格物致知，犹之有培根之归纳法，跟著就有笛卡儿之演绎法，培根之学类伊川和朱子，笛卡儿之学，类象山和王阳明。宇宙真理，古今中外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上之分派，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古今中外也是一样的。

十五、学术之分合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老子》书上有“谷神不死”，及“将欲取之”等语，更是明白援引古说，可见老子也是述而不作之人，他的学说，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外道，释迦一一研究过，然后另立一说，这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宋儒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教而成，也是融合众说，独成一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大凡一种学说，独立成派之后，本派中跟著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著这个轨道走的。孔学分为八派，秦火而后，孔学几绝，汉儒研究遣经，成立汉学，跟著又分许多派。老氏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人中国，又分若干派，宋儒所谓佛学者，盖禅宗也。禅宗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两个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著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圆陀陀的，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智识很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那个圆陀陀的东西，研究得清楚。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他汇归于一的，这是作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作的由合而分的工作。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力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要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到融会贯通过后，再分头研究，做由合而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