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作者：陈独秀
1925年11月21日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货，天津汉口青岛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军阀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丝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两报竟为工部局登载“诚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谓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谊的磋商”与“双方谅解”，竟公然说：此次惨案发生的责任究竟谁属，现犹不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调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现在之罢工罢市罢课的紧张局面，首先应设法使之和缓（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就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度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总商会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十三两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团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说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检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会起了不断的纠纷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检查五卅以前存货之名为推销英日货方便法门，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联总会始终只是经收全国各处捐款，他们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们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军戒严司令及交涉员压迫总工会命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给各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军阀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张码头工人上工两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储英日堆栈的货物，议定在此项存货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约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码头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费，此办法由总商会议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结果三千余万元的货物如期运尽，而缴纳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简直不负责任，码头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继续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陆续上工了；至此，资产阶级所谓抵制英日货，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所谓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骗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资产阶级已经是不掩饰的反动起来了。

奉军司令部的人说：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虞和德［即上海总商会头子虞洽卿——录入者注］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说：你们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们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说：总工会不应该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说，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来说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顾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说话，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挥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帮同军阀摧残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现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张了。他们跟著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著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禀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没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请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强关税自主，他们竟会说出“关税已经自主不须开会”的梦话来！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既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哪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运动中，是否应该反对阶级争斗呢？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戴季陶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有一个忠实的解答。

（选自《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署名：独秀）

来源：《陈独秀问题参考资料（第2版）》，林茂生编辑，第165页

录入者：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