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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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作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29年10月5日

  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都乘时活动起来,积极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好像与敌人联盟一样的来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一)他们认为过去机会主义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因此他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这就是托洛斯基当时攻击共产国际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把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当时暂时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各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

  (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不〈只〉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胜利了,但是对帝国主义是屈服了,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强,对封建势力妥协了,因之,封建势力又得到一时的恢复,所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故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三)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胜利了”,自然结论到“现在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权,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而建立他自己一个阶级的政权,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就是这一联盟的具体形式,所以他们内部才包含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正在互相抢夺中国的统治,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正在互争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各派军阀正在互争地盘,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溃的道路。

  (四)他们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得出极奇怪的结论,以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一点矛盾也没有了,而军阀战争却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重工业资本与轻工业资本等)的冲突所造成,这是毫无经济常识之谈。在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因各种经济原因而发生利害的冲突,发生政治的派别,可是决不能发生国内战争,因为在经济上他们互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大于他们的冲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每个国内战争,都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扫除封建藩属制度的日本西南战争,都是一样,独秀同志把这些战争都认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闻!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军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蒋战争,双方都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其所以赞助这一战争,都是为著自己的利益,为著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他的利益范围,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势力也是为著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为著利用这一军阀来保持他的封建剥削关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都是要妥协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没有丝毫革命的意义,所以这样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的战争。

  (五)他从这样抽象的观点出发,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顾事实的而肯定“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的侵蚀,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农村,尤其大革命的经过,已经受到最后的打击,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已经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剥削而“努力资本主义化”,而结论到“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只有共同点而一点矛盾没有了”,这只是脑子里而〔面〕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关系,虽然经过长期的变迁(主要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与农民暴动)虽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占优势,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则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极大的优势。帝国主义商品经济如狂风暴雨般侵入农村,使半自然经济更加崩溃,封建地主更加动摇。可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却更加残酷。大革命的经过,的确给这样的剥削以莫大打击,同时〔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封建剥削关系,又得到一时的恢复,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得到暂时回光反照的机会。同时现在全国的情形,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的:第一,是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资产阶级虽然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也想蜕化为资产阶级,可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无法实现这样的企图,因此资产阶级便不能放弃他的改良政纲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因为畏怕工农民众起来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而封建势力更加要保持并且要更加紧他的封建剥削,〈以利其存在〉⑴,这是明显的客观的事实,任何人只要能抛弃脑子里的幻想与成见,细心的去研究中国经济关系,都能了解这一正确的观点。

  (六)因此他所承认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到来的可能”与六次大会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意义完全不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意义是指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的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因为得不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只有更厉害的向工人进攻,那么,广大劳苦群众找不到第二条出路,因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现在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起,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暴动之不断的爆发,决不是甚么“革命失败的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显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们否认这样的前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让步了,而且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了,(那么所谓帝国主义宰制中国便成了一句空话!)封建剥削更没有了,那么,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们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会与中央指出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而革命形势是走向高潮,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他们只承认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一点,同时又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么所谓“革命高潮必然有再来的可能”只是与“我们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一样的毫无现在实际策略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是取消派的见解”,其实说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到来,何只是取消派的见解,而且是疯子,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

  (七)依据他们的观点,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那么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而是统治阶级稳定不可避免到来,根据这样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策略的路线,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独秀同志却是很怯儒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样的公开主张合法运动与国民会议。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动了。所以借着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话,透露他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的主张真果是如当时列宁的主张一样,那么,决不会觉得中央是盲动。因为中央的路线只是反对合法主义(带血热性的合法),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积极指出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来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同时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的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根本上与第三党的口号毫无二样。

  (八)从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认为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富农是反革命的,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们的策略路线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这又是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农村斗争策略的取消观念!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军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只是与地主阶级利用土地使用关系对农民的剥削相互勾结著,并且多半是豪绅地主兼营,至于富农对雇农的剥削在整个的农村经济关系中,还是次要的地位,所以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他不能坚决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所以现在农村中从雇农至中农都是遭受封建剥削的革命的群众,富农是动摇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们农村斗争主要的口号是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如果现在不以反军阀地主封建剥削为中心口号,决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如果不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决不能推翻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办法。

  (九)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如果主观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要想扩大党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在党内发展。现在中国党的情状,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既弱,尤其是客观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残酷,加以革命斗争又异常紧张,国内军阀战争,国际的反苏联战争郁摆在党的前面,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来实行党内清谈。要求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坏。至于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至于主张党内和平,不过是要求党放弃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指斥,放任这些倾向在党内发展。诬蔑中央用“警察政策”,这更是学习托洛斯基攻击俄国党的最卑污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可惜太不聪明了,因为把这些话用到中国党来,只有得到全党同志的嘲笑与愤慨的回答!

  依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势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佯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罢工与示威,都成为玩弄与盲动了。在组织上自然要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要纪律,不要服从上级党的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宣传。这便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整个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不止是破坏党执行目前迫坊的革命任务,而且可以使党分崩离析以至灭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现在党内还有一种严重的调和派的倾向,如说“托洛斯基主义是有理论的系统,我们不好简单的批评他。”“他们固然错误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对的”,……等,这样调和的观点,只是模糊同志的观念,松懈党对于取消派的攻击,掩护取消派的思想在党内发展,想拿一些技术的,非政治的问题,来动摇党为正确原则的争斗,为列宁主义路线的争斗。他们与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原则上是一样的动摇党的路线的。并且不肃清调和派的倾向,决不能执行反取消派的斗争,所以反对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对取消派一样的重要。

  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未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党同志都必须绝对服从最后一次大会的决议,违反大会决议的观点,绝对不能容许在党内自由讨论,并且现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候,煽起党内原则不同的讨论,毫无疑问的是阻碍革命斗争,破坏党,客观上便是帮助敌人。所以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必须迅速的把他肃清,尤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松懈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

  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

  (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

  (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

  (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中央认为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形势之下,上面的决定,是巩固党,使党能坚决执行领导革命斗争任务的必须的方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通过[1]

  根据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年十二月再版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刊印

  1. 此处日期有误。此文为1929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