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

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9年5月6日

本作品收录于《红旗》

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鼓舞下，一个规模空前而又扎扎实实的斗、批、改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胜利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令人振奋的丰硕成果从各个方面不断涌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显示了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巨大威力。

我们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决心为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搞好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

林副主席报告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我们深深感到：这个最新指示，从阶级本质上深刻地说明了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思想，对于正确执行政策，完成斗、批、改，有极其巨大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指明了出路，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这样做，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粉碎一小撮妄图复辟的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最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克敌制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深刻地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的政策，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严重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复地同右的、“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前进的。

为了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斗、批、改，认真地、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具体政策，把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为此，就必须坚决地同一小撮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同来自我们队伍内部某些人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还必须纠正某些同志由于对毛主席的政策理解不深，认识不足，执行不力的现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毛主席的各项政策越是落实，敌人就越加孤立。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惯用伎俩，就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干扰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政策，诱使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以摆脱他们被彻底孤立的境地，达到他们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阴谋，这样的事例难道还少吗？如果我们对于阶级斗争的这个新动向，认识不足，掉以轻心，就要上大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曾经以极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种形式出现。一切右的或“左”的错误，都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在某些时候，极“左”的错误思想比之右的错误思想更容易迷惑群众。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

形“左”实右或宁“左”勿右的集中表现，是否定政策上的区别对待，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没有区别对待，就没有政策。因为没有区别，就不能做到慎重处理人的问题，就不能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就不能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

没有区别对待，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我党政策上的根本区别，就是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营垒中首恶和胁从的，现行和历史的，顽抗和改悔的，也必须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正如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所指示的那样：

“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对于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破坏，不捣乱，就给以由坏人改造为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改造成好人。要给出路，给他们借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争取重新作人，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但是，有宁“左”勿右思想的人，却把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给出路”的政策，同坚决对敌、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他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还可以挽救的人，对于在运动的某一阶段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某些群众，不作分析，不作区别，不做工作，一律打击，统统赶到对立面上去。这种做法“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相反却起了保护敌人的作用。

“我们这里的情况特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历史状况和具体特点，但是，事物的普遍性却正是通过它的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从许多“特殊情况”中概括出来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各单位的情况尽管千差万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对他们都有根本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把无产阶级的政策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决不能借口“特殊”而不执行政策。有少数同志，尽管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要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他们那里就是无动于衷；或者在理论上承认，在会上赞成，事后他们就我行我素，各行其是。这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执行政策中的反映，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表现。

“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宁“左”勿右论者对自己不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又一种辩解词。什么是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原原本本地按照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办事，就是大方向。坚持“宁推勿拉”、“宁挂勿放”等错误做法，难道能说是符合“大方向”的吗？把坚持这种违反政策的“大方向”，说成是“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是“革命行动”，“立场坚定”，难道符合实际情况吗？

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如果不认识这一点，放松了对敌斗争，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正是清醒地从这一点出发，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我们更必须坚定不移地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所掌握，变为自己自觉的行动，对继续顽抗，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准确地、狠狠地给予打击，对于“竹筒倒豆子”彻底坦白，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了的敌人，实行从宽政策，有效地分化瓦解敌人，把最顽固的反动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才是真正最浓的“火药味”。而那种离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不加区别，甚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行为，是既不可能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又恰恰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

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在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绝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用以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在执行政策中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不是突出一个“准”字，而常常是以主观臆想代替事实，以感想代替政策，以感情代替原则，对复杂的事物“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落实政策的基础，失去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他们不善于、也不可能做到对每一个斗争阶段的全过程进行周密的科学的分析，“认真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结果，思想和行动处于盲目状态。这种教训并不少。有这种盲目性的同志应该赶快清醒过来，研究总结这些教训，接受这些教训。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提倡唯物论，提倡辩证法，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对于在人民内部矛盾中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必须加以分析，加以区别。他们当中一些人的错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因此要看到他们以后的发展和变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给他们借以立功自赎、重新作人的机会。只要他们不再破坏和捣乱，有了改悔之意，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充分批判之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阶级斗争是必然会有反复的。有的人气候稍微一变，又要翘尾巴，又要兴风作浪，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也无关大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敌人再捣乱，我们就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斗垮。这种斗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要斗半个世纪、一个世纪。有些人由于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教导，对待这些问题，老是爱好走极端，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轨道，要么走向否定一切，统统打击，不给出路的“左”的极端；要么走向“一风吹”，统统宽大，统统解放，“完事大吉”，“天下太平”，丧失警惕，放弃斗争的右的极端。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了，刘少奇还要在黑《修养》中为他招魂，苏修特务、无耻叛徒王明还要为他喊冤，难道今天被打倒的敌人都那么甘心自己的命运，不会再翻案吗？难道他们不会利用这种或那种机会再向无产阶级进攻吗？要求这一次斗争之后，就保证今后没有坏人，没有反复，因而不愿照政策办事，表面上很“左”，实际上是否认阶级斗争长期性，形“左”实右。这些同志把过渡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不认识、或者没有足够地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他们犯了书生气十足的幼稚病。

在我们的队伍中，有的人在错误倾向面前，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他们不是认真严肃地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去判断、去鉴别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坚持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是“随大流”。你说从严我支持，你说从宽我同意，你说打倒我赞成，你说解放我拥护。他们当中有的人对于某些错误的倾向也曾感到怀疑，或明知其错误，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有的人还把自己这种没有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错误行为，称之为“服从多数的意见”。其实，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最集中地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的愿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才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才是真正的大多数。而一切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错误倾向，是不可能代表群众的大多数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它只适合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需要。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可能会迷惑一部分群众，但总有一天要被群众所识破，所抛弃的。“随大流”的思想，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就是“私”字的表现，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执行政策的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及时识破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由他们煽动的、来自右的或极“左”方面的破坏和干扰。我们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到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我们要坚决地同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政策的反革命伎俩作斗争，同我们队伍中一切违背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

一部分领导者，在违背毛主席的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面前，不敢制止，不敢纠正，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中间的某些同志，甚至说什么“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对。这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尤其对各级领导者强调了要善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相反，那些尾巴主义者对于群众中各种不同的意见，却采取了消极的、不加分析的错误态度。这哪里是尊重群众的意见？实际上是“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违背了群众的意志，是直接地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在发动群众的问题上，是不彻底的。或者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搞，或者一轰而起，放任不管，听其自然。他们尤其不注意去发动那些还处于落后状态的人们，不去耐心教育暂时受蒙蔽的人们，不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善于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他们不懂得，我们必须实行毛主席关于“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的伟大教导。根据毛主席这个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自己，相信和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同时，还要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包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又能划清界限的人和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

当前，在“九大”发出的各项战斗号召的新形势下，夺取斗、批、改的更大胜利，就必须象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的那样，象林副主席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认真注意政策，狠抓政策的落实。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支部一个支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通过斗、批、改，把各个单位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原原本本地落实政策，就要把工作做深入，做细致，就要反对一般化的领导，扎扎实实地做调查、研究的工作。领导者要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没有典型经验，“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对待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态度，是对每一个革命者严肃的考验。每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要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要有坚定的原则性，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要有坚强的毅力，为坚决落实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