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议

九议
作者：辛弃疾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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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某窃惟方今之势，恢复岂难为哉。上之人持之坚，下之人应之同，君子曰“不事仇雠”，小人曰“脱有富贵”，如是而恢复之功立矣。虽然，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而江左所未尝有也。持天下之危事，求未尝有之大功，此搢绅之论党同伐异、一唱群和、以为不可者欤？于是乎“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曰“吾爱君，吾不为利”，曰“守成、创业不同，帝王、匹夫异事”。天下未尝战也，彼之说大胜矣，使天下而果战、战而又少负焉，则天下之事将一归乎彼之说，谋者逐，勇者废，天下又将以兵为讳矣，则夫用兵者讳兵之始也。某以为他日之战当有必胜之术，欲其胜也，必先定规模而后从事，故凡小胜不骄、小负不沮者，规模素定也。某谨条具其所以规模之说以备采择焉。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唯无以人而废其言，使天下之事不幸而无成功，他日徒以某为知言，幸甚。

其一

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己，为则必成。然而某有大患：天下智勇之士未可得而使也。人固有以言为智勇者，有以貌为智勇者，又有以气为智勇者。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身者也，其中未必有也；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叩之而后应，迫之而后动，度其上之人果足以有为，于是乎出而任天下之事，其规模素定，不求合于人者。

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然而特怵于天下之士不乐于吾之说，故切切然议之，遂使小人乘间投隙，持一偏可喜之论以媒己私利，上之人幸其不徇流俗而肯为是论也，亦稍稍而听之，故施于事者或骇，用于兵者有未可知，此某之所以为大患欤。

故某以为今日之论，“不可白于天下”，所恶乎白者为其泄也，然取天下智勇之士可与共吾事者而泄之，非泄之于天下也。今不泄于吾之共事者而泄于敌，其泄之也甚矣。盖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欲乞丞相稍去簿书细务，为数十日之闲，舒写胸臆，延访豪杰，无问南北，择其识虚实兵势者十馀人，置为枢密院属官，有大事则群议是正而后闻，敢泄吾情者罪之；议论已定，敢泄吾事者罪之。此古人论兵决事之大要也。

其二

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而所谓气者又贵乎平。气不平则不足以知事之情，事不知其情则败。今事之情有三：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

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论战者欲明白而亟斗。终世而讳兵，非真能讳也，其实则内自销铄，猝有祸变而不能应；明日而亟斗，非真能斗也，其实则恫疑虚喝，反顾其后而不敢进。此和战之所以均无功而俱有败也。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昔越之谋吴也，二十馀年而后动；燕之谋齐也，谓其臣曰：“请假寡人五年。”，对曰：“请假王十年。”故疾之期年而无功，与迟之数年而决胜，利害相万也。符离之役断可见矣。故曰：“无欲速”。

凡战之道，不一而足，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与夫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然而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譬之奕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巧者用之以常胜者，谚所谓知先后之?耳，败者反是。故曰：“审先后”。

凡战之道主乎胜，而胜败之数不可必，始败而奋，终则或胜；始胜而骄，终则或败。故曰：“一胜一负，兵家之常。”，讵一败便沮成事乎！且高祖未尝胜，项羽未尝败，然而兴亡若此者，其要在乎忍与不忍而已。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则不足以成事。故曰：“能任败”。 此三者虽非胜负之所以决，然能以是三者处之胸中，则其所施为措注气象宏远，浮论不能移，深间不能窥矣。

其三

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

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溃裂四出、影射回应者，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

彼沿边之兵不满十万，边侥远阔，乘虚守戍力且不给，一与吾战，必召沙漠。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内，彼之召兵也在一岁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战矣。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

吾之出兵也官任其费，不责之民，缓急虽小取之，不至甚病，虽病而民未变也；彼之出兵也，一仰给于民，预索租赋，头会箕敛，官吏乘时掊克，夺攘其财，斩艾其命，而天下大乱矣，虽有严法，不知而禁。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

彼逾淮而来，长江以限之，舟师上临之，不过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耳；吾逾淮而往，民可繈负而至，城可使金汤而守，断其手足，病其腹心。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

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故以形言之，是谓小谋大，寡遇众，弱称强；以情言之，则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举天下之大事而蔽之以一言，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

其四

既知彼己之长短，其胜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已也，故莫若骄之，不能骄则劳之。盖天下之言，顺乎耳者伤乎计，利于事者忤于听。上之人苟不以逆吾耳而易天下之事，某请效其说： 　　智者之作事也，精神之所运动，智术之所笼络，以失为得，转害为利，如反手耳，天下不得执而议也。日者兵用未举而泛使行，计失之早也。虽用兵之道有名实，争名者扬之，争实者匿之。吾唯争名乎，虽使者辈遣、冠盖相望可也。吾将争实乎，吾之胜在于攻无备、出不意，吾则捐金以告之：“吾将与汝战也。”，可乎！ 　　谋不可以言传，以言而传必有可笑者矣。陈平之间楚君臣、与出高祖于平城者，其事甚浅陋也，由今观之不几于笑欤！然用之而当其计，万世而下功名若是其美也。 　　某闻其使人之来，皆曰：“南北之利莫如和。”某度之，必其兵未集而有是言，使之集，则使者健而言必劲矣。吾将骄彼，彼顾骄我，不探其情而为之谋，某未知胜负之所在也。故上策莫若骄之，卑辞重币，阳告之曰：“吾之请复陵寝也，将以免夫天下后世之议也，而上国实制其可否。上国不以为可，其有辞于天下后世，顾两国之盟犹昔也。”彼闻是言也，其召兵必缓，缓则吾应之以急，急则吾之志得矣。此之谓骄。传檄天下，明告之曰：“前日吾之谓也，今之境内矣，期上国之必从也。今而不从，请绝岁币以合战。”彼闻是言也，其召兵必急，急则吾应以缓，深沟高垒，旷日持久，按甲勿动，待其用度多而赋敛横，法令急而盗贼起，然后起而图之，是之谓劳。故彼缓则我急，彼急则我缓，必胜之道也。兵法以诈立。 　　虽然，事有适相似者：里人有报父之仇者，力未足以杀也，则市酒肉以欢之，及其可杀也，悬千金于市求匕首，又从而辱之，意曰：“汝詈我则斗。”曾不知父之仇则可杀，以酒肉之欢则可图，又何以詈为哉！计虏人之罪，诈之不为不信，侮之不为无礼，袭取之不为不义，特患力不给耳。区区之盟曾何足云！故凡用兵之名而泄用兵之机者，是里人之报仇者也。

其五

某闻之：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善为兵者阴谋。阴谋之守坚于城，阴谋之攻惨于兵。心之精微，出而为智，行乎阴则谓之谋。

某以谓今日阴谋之大者，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其要领不可不知也。

求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费，非常之费朝廷所不恤也，然而用之当其计则费少而功多，不当其计则费钜而功寡。何以言之？朝廷所谓经略秘计者，不过招沙漠之酋长，结中原之忠义，其招之者未必足以为之固也；假使招之来，拥兵而强则为我之师，释兵而穷则为今之萧鹧巴；不然，使甘听吾言而就战其地，虽婴儿之智亦不为此。结之者固非锄犁无知之民则椎埋窃发之党，非有尺寸可藉以为变，甚则率数十百人而来耳。势不足以为朝廷重，祸不足以制夷狄命，徒费金钱，为之无益耳。

某以谓欲其招沙漠之酋长，不若攻腹心之大臣，欲其结中原之忠义，不若间州县之兵卒。请言其说：

虏情猜忌，果于诛杀，其朝廷之上，将相则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兄弟则嫡庶交争而不相下。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矾为书，观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则可读，交通内外类必用此。今之归明人中，其能通夷言、习夷书者甚多，可啖以利，务得其心，然后精择上间，先至其廷，多与之金，结其酋贵，俟得其用事之主名，孰为贵，孰为党；用事则多怨，又知其怨者。俟得其情，然后诈为夷狄书画，若与其党交结为反者状，遗之怨家，事必上闻。嫡庶之间亦必有党，将令其争，又复如此。必将党与交攻、大为杀戮而后已。如是而其国大乱矣。是之谓攻其腹心之大臣。

中原州郡类以夷狄守之，故其卒伍之长甚贵而用事，然其心亦甚怨而不平。某尝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共事者，然而计深虑远、不肯轻发，非比垄上之民、轻聚易散、出没山谷间止耳。若威声以动之，神怪以诳之，重赏以饵之，若是而未有不变者，彼变则拥兵而起，据城而守，变一兵而陷一城，陷一城而难千里，计无大于此二者。

苟朝廷不以为然，择沉騺有谋、厚重不泄之人，付以沿边州郡，假以岁月，安坐图之，虏人之变可立以待。

今两淮州郡，朝廷功名地也，盖河北可以裂天下，山东可以趋河北，两淮可以窥山东。朝廷不知重此，而太守数易、才否并置，类非可以语此事规模者，某窃譬之有其器而不知其用者也。

其六

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焉。吾兵与虏战，众寡不相敌也，使众寡而相敌，人犹以为虏胜，何者？南北之强弱素也。盖天下之势有虚实，用兵之序有缓急，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辨也。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故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又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又曰：“形之所在，敌必从之。”

今虏人之所备者，山东也，京师也，洛阳也，关中也。其备山东者轻而京师洛阳关中则重也。彼山东者，于燕甚近而其民好乱，天下有事，虏人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计不知此而轻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三人相搏，殴其心则手足无全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志。故某以为兵出沭阳则山东可指日而定，山东已定则河北可传檄而下，河北已下，则燕山者某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

虏人沿边之兵不满十万，使召兵而来又必十万（若乘其不备则不及召兵），二十万之众，较其数则多，然其边侥阔远，势能分之使备我则寡。将战之日，大为虚声，务使之分，命一使于川蜀，曰“收复关陕”，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聚兵而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荆襄，曰“洒扫陵寝”，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召山东之兵而俱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淮西，曰“御营宿卫”，声言直趋京师，若为羽檄交驰、车马旁午状以俟天子亲驾者，彼必竭天下之兵而南，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又令舟师战舰，旌旗精明，金鼓备具，遵海而行。四路备兵，势分备寡，内郡空虚，盗贼群起，吾之阴谋又行，援我者众。虽有良平，不能为之谋矣。

然四路者非必以实攻也，以言耸之使不得去，以势劫之使不得休。何则？彼重之吾又重之，其信我者固也。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如是不十日而至衮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谕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彼沿边三路兵将，北归以自救耶？其势不得解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反攻之。当是之时，虏人狼顾其后，知为巢穴虑而已，遑恤他乎？故曰：“燕山者，将使塞南门而守也。”今之论兵者，不知虚实之势、缓急之序，乃欲以力搏力，以首争首，寸攘尺以觊下，譬之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其败可立待也。惟详择毋忽。

其七

正取之计已定，然后谋所以富国强兵者：除戎器，练军实，修军政，习骑射，造海舰，凡此所以强兵也。其要在于为之以阴，行之以渐，使敌人莫吾觉耳。

至于富国之术，民无馀力，官无遗利矣，国不可得而富也。兵待富而举，则终吾世而兵不得举矣。虽然，某有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苟从其可惜者而惜之，则国不胜富矣。何以言之？自朝廷规恢远略以来，今三年矣，其见于施设者，费不知其几也：城和、城庐、城扬、城楚、筑堰、募兵，建康之寨，京口之寨，江阴之寨，与夫泛使赂遗，发运本钱，其他便业造是、恩泽赏给、不可得而纪者，合千有馀万缗矣。一岁之币，三年而郊，又二万矣。岁币郊祀之费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其他得已而不已者为恢复计也，然而于恢复之功非有万分一也。非有恢复之万一而费之，则费为可惜矣！若规模既定，断以三岁而兴兵。未战之岁，取是数费而聚之；当战之岁，岁币可绝也，郊祀可展也。如是而得三千万缗矣。今帑藏之储又仅二千万，合五千万缗而一战，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其次则宽民力：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盖恢复大事也，能一战而胜乎，其亦旷日持久而后决也。旷日持久之费，缓急必取之民，凡民所以供吾缓急、财尽而不怨、怨甚而不变者，以其素抚养者厚也。古之人君，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未有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

今世之所病者，深根固本则指为迂阔不急之论，从事一切则目为治办可用之才。国用既虚，民力又竭，求强其手足而元气先弱，是犹未病而进乌喙，及其既病也则无可进之药，使扁鹊、仓公望之而去者是也。

其八

方今之论，以为将有事于中原，必先迁都建业。某以为有不得已而必迁者，有既迁而又当迁者，又有不可得而迁者，不可不知也。

不迁则不足以示天下之必战，中原之变也必缓，吾军之斗也必不力，深居端处以待舆地之来，是谓却行而求前，此不得已而必迁者也。

所谓战者将姑为是名耶，其亦果有志于天下也？姑为是名，虽迁都建业徒费无益；志于天下，虽迁建业犹以为近。何则？人主破天下庸常之论，图天下难能之事，而又阴得其所以必胜之权，不躬犯艰难而决之，天下有不信吾心而殆吾事者矣。向之城扬、城庐，费累百万，其实甚无益也。腐缣败素，染而紫之，价必十倍。异时有急，敕庐、扬为车驾东西巡幸地，以决三军胜负之数，则城庐、城扬真恢复大计也。此既迁而又当迁者也。

天下无事，搢绅之论，人人得以自尽：“主上方以孝养治天下，北内晨昏之问不可得而远也”；“国用方虚，民力方困。千乘万骑、百司庶府，一动而百费出，迟留岁月无从而给也。”苟搢绅之论以是而相持，上之人必无说以?此，此不可得而迁者也。

两敌相持，见之以弱犹恐为强，示之以怯犹恐为勇，见强示勇敌必疑惧，敌既疑惧吾事必去。故先事而迁，是见之强而示之勇也。两敌相持，士未致死，天子顺动，亲御鞍马，隆名重势猝压其上，三军思奋，斗必十倍。国势惊乱，变必内起。此古英雄之君御将决胜之奇术。故先事而迁，是兵未战而术已尽也。吾未战而迁建业，万一虏因是而迁京师（逆亮是也），此事之不可知者也。凡吾所以未战而求胜者，以中原之变为之助也，虏迁京师，胁以兵力，中原之民必不敢变，中原不变则战之胜负未可知也。故先事而迁，是趣虏人制中原之变也。此未可得而迁者也。

参四者而论之，则大计见矣。某以为宜明降约束，以禁传言迁都建业者，姑少待之。异时兵已临淮，则车驾即日上道，驻跸建业以张声势；兵已渡淮，则亲幸庐、扬以决胜负。如是则搢绅之论不见持于无事之际，敌国之重不及虑于已战之后，最为得计。

其九

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不可不知也。朝廷规恢远略，求西北之士谋西北之事，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南北之士斗，其势然也。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有才者相媢，有位者相轧，旧交愿其新贵，同党化为异论，故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亦其势然也。武王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胜商杀受，诚在于此。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则天下幸甚。

右某所陈皆恢复大计，其详可次第讲闻也。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不胜愚者之多而智者之寡也，故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虽然，某尝为之说曰：“今之议者皆言‘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某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为南北，吴不能以乱魏而晋卒以并吴，晋不能取中原而陈亦终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故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办此，吾见韩庐、东郭俱毙而已。”某以谓吴不能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欲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其位，其心盖侥幸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尔，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不交，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摹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鲁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十数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救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不可以南北勇怯论也。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某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

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合，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某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曩时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其口，是犹怀千金之璧而不能斡营低昂、而俯首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曰：“是犹有气。”盖人而有气然后可以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