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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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四[编辑]

述而篇[编辑]

问:夫子以生民来未有之至圣,何不立法创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旧,何也?曰:惟其不师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创制而述旧,此夫子所以为至圣也。后世纷纷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聪明,不率由旧章,而轻改祖宗法度;在下者,自逞己见,不则古称先,而弁髦圣贤遗训,立异好奇,雄视百代,高抬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真儒所以不多见也。

《书》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学者敝精神于无用之虚文,其于当代章程,尚多茫然,况往古之典则乎?譬犹正墙面而立,一无所见,匪见胡获?匪获胡戍,学无实用,世乏良材,盖有由矣。

以夫子天直聪明,犹不轻“作”,乃后世书生,动辄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纪极,岂皆发夫子所木发,补夫子所来备,如日用菽粟之不可一日无耶?可以观世变矣。

《六经四书》而外,如潦、洛、关、闽、河会、姚泾、东林、少墟诸先儒讲学明道之书,皆本于躬行心得之;鳔,非汲汲以著述为事者也,其言纯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经四书》,开来学于无穷。吾人幸生其后,当享其现成,实体而力践之,无烦著述。昔有人问章枫山先生以无著作,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删其繁可也。”而陈白沙先生亦曰:“千圣遗编皆剩语,小生何敢复云云。”其言深可味也。

圣贤著述,原为明道;常人著述,不过博名。

圣贤著述,是扶纲常、立人极、绍往古、开群蒙,常人则借以表见于天下后世,以图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于此。故著述愈多,则丧心愈甚,去道愈远矣。

“默识”,是人道第一义,“默”则不尚言说,“识”则体认本面。认得奉面原无声无臭,原“于穆不已”,自然无容拟议,自然终日乾乾,操存冈懈,何“厌”之有,以此自励,即以此励人,视人犹己,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著裹、尽性至命之圣学。若误以“识”为志记,终日志记所闻,则反己自认之实安在?纵如痴如痦,忘食忘寝,不厌不倦,亦祇是口耳末习,记诵俗学。以此自励,是内不识己,便是误己;以此励人,是外不识人,便是误人。误己、误人,夫子岂然?

夫子之所谓“默识”,即大学之所谓“顾认明命”也。如猫觑鼠,心无杂用,意不他适,一念凝此,万虑俱寂。如是则本体清明,不至昏昧,日用寻常,无不在此觉中。

“默而识之”,谓沉潜自认,识得天命本体、自己真面,即天然一念,不由人力安排,湛然澄寂,能为形体主宰者是也。识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识“仁”。孔门之学,以仁为宗,及门诸子,终日孜孜,惟务求仁。程伯子谓:“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即学而不厌也。”罗豫章令李廷平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而延平教学者默坐澄心,体认天理,陈白沙亦言“静中养出端倪”,皆本于此,乃圣学真脉也。

问:学所以求识本体,既识本体,则当下便是,如何逞说“学”?还说“不厌”?曰:识得本体,若不继之以操存,则本体自本体;夫惟继之以学,斯缉熙无已。所谓识得本体,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才不尖本体,夫是之谓“仁”。

朱济道力赞文王,象山谓之曰:“文王不可轻赞,须识得文王,方可称赞。”济道云:“文王圣人,减非某所能识。”曰:“识得朱济道,便是文王。”至哉言乎!可谓八字打开,当机觐体,分明直指矣。今人所以支离葛藤于语言文字之末,而求诸外,原自己不识自己也。城识己之所以为己,本自高明,本自广大,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圣非有馀,己非不足,自然自成自道,岂肯自暴自弃。

问:“识”谓识本体,非徒志记所闻固已,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诲人不倦”,岂尽望人以识本体耶?曰:本体人人固未易尽识,而求识本体之工夫,未尝不入人尽诲,博约之诱、克己笃敬之说,所以示人以后入者,未尝不谆恳,夫何倦耶?

学之所以为学,祇是修德;德若不修,则学非其学。“讲学”,正讲明修德之方也,不讲则入德无由;“徙义”,所以崇德也,不徙则崇德无藉;“改不善”,所以进德也,不改则无步可进,安得不忧。故为己而忧,是自视败然;为人而忧,是视人犹己。

自己不知学,不可不寻人讲,讲则自心赖以维持;自己知学,不可不与人共讲,讲则人心赖以维持。所讲在学,学术愈明,则世道赖以维持。

治乱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则天下不治;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讲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之人心。严义利,振纲常,戒空谈,敦实行。一人如是,则身心康平;人人如是,则世可唐虞。此拨乱反治、匡时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全在有立人达人之志者,刻意倡率,随处觉导。

学之不讲固可忧,讲而不行尤可忧。盖讲学本为躬行,如欲往长安,不容不讲明路程,若口讲路程而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于不讲,岂不尤为可忧。

“志道”、“据德”、“依仁”而后“游艺”,先本而后末,由内而及外,方体用兼该,华实并茂。今人所志惟在于艺,据而依之,以毕生平,逐末迷本,骛外遣内,不但体无其体,抑且用不成用,华而不实,可耻孰甚。

古人以道为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艺为先,是以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艺成而下,审乎内外轻重之分,可与言“志”矣。

志道则为道德之士,志艺则为技艺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莫先于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艺,则朝夕游衍,莫非摄心之助,巨细精粗,一以贯之矣。

古之所谓“艺”,如礼、乐,射,御、书、数,皆日用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为“志”,必体立而后用行。今之所谓“艺”者,诗文字画而已,究何开于日用耶?或问枫山何不为诗文?枫山笑曰:“末技耳,予弗暇也。”庄渠先生答唐应德书曰:“闻开门授徒,无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谁始为举业作俩,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厂多少葛藤蔓说,纵斩绝之,犹恐牵缠,况可引惹乎!朱子谓举业是一厄,诗文是一厄,簿书是一厄,祇此三厄,埋没了天下多少人材。愿应德卓乎万物之表,莫以此等樱心。若谓此是次业,是指寻花问柳与力穑同也。”按先生此书,言言警切,辨志者不可不知。

“用之则行”,可以仕则仕;“舍之则藏”,可以止则止。行藏惟道是徇,进退不失其正。道苟见用,则进而行道以济时,进非希荣;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万锺有所不顾焉。颜子才堪经邦,学能知几,“箪瓢”泰然,心无系累,故夫子以是许之。

能知几则临时自小心兢业,敬慎无忽,计虑周详。不万全决不轻发,识微识彰,能柔能刚,涉世用兵,无不成宜。德性作用与血气作用,自是不同,深潜缜密典孟浪勇敢,得失何啻天渊!

“临事惧”,“好谋成”,岂惟为将之道当然,为君为相,及凡百有位,以至士之立身行己,莫不各有当临之事、当成之谋,事无大小,莫不当然。故君而能然则万几理,相而能然则百官治,百执事能然则职业举,士能然则品诣端。

富若可求,人人皆富矣;人不皆富,非命而何,即求之而得,齐景千驷之马,何如夷齐西山之薇,一则死之日民无得而称,一则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君子终不舍比以慕彼,况求无益于得,又岂可随俗驰逐,徇人而丧己耶?故学者第一要安命守义,不可妄求。

问夫子“所好”。曰:夫子之好,秉彝之好也。好民彝物,则好性分懿德也,是以“好学”、“好古,敏以求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今人或好声色货利,或好诗酒博弈,非不各有所好,然好而不得其正,流荡忘返,适足以自误生平。

“乐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贵本如浮云,况不义之富贵乎?其为心体之累、终身之玷,亦犹浮云之障太虚,扫而去之,则万里清澈,光风霁月,其快无涯。

古今人士,本来皎洁之品,其为不义富贵所障者何限?苟得一时,遗臭千古,清夜扪心,乐乎,不乐乎?当必有辨之者。

子雅言《诗书礼》者,原欲学者雅闻其说,心绎神会,以之理性情、谨节文、练政事而逢之用也。吾人生乎千百世之后,虽不获亲炙子侧而聆其“所雅言”,而共“所雅言”者,未尝不口诵而心维,果以之理性情、谨节文、练政事而达诸用乎?若徒假其言以为富贵利达之资,无惑乎庄生谓“儒以《诗礼》发坟”,李卓吾目为“衣冠大盗”也。每一念及,曷胜惭赧!

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而异于常人处;若常人亦能如是,尚何圣人之不可企及?曰:常人非全无发愤时,当其发愤,亦或忘食;非全无所乐,当其乐时,亦能忘忧。但圣人之愤忧,全为明道修德,道有未明,德有未修,安得不忧?安得不发愤?道明德修,不容不乐,乐则何忧之有?置身世情绿于度外,并死生亦忘,学至于忘忧忘死生,则身与道为一矣。常人之发愤,不过为富贵功名而已,未得则发愤以图,既得则意遂而乐。愤乐无异,而所以愤乐则异,能于所以处自奋自拔,其庶乎!

夫子以行示范,而门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无隐”之实以警之,与“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迪及门以返躬尚行者至矣。

师之于及门,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于观感者尤深。夫子而后,若曾子之于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门,见曾子居庭,亲在叱吒之声,未尝至于犬马,说之而学;见曾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说之而学;见曾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说之而学。故不言之教,不从耳入,而从心受,根于心,斯见于行矣。

问:世有夫子之道德,而后诸及门得以“景行行止”,相观而化;有曾子之笃行,而后公明宣得以奉为楷模,是则是效,其如经师易遇,人师难逢何?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其所从游,岂无彼善于此者乎?有一善即师其一善可也,即一无所逢,而孔、颜、思、孟、周、程、张、朱及薛、陈、王、吕并先辈高贤真儒之行实,具在一室,静对目击而道存,莫非我师,莫非“无隐”之教,在加之意而已。

问“不知而作”“作”字。曰:“作”,动作也。动于心为思,动于口为言,动于身为行,而知为主。知则清明在躬,理欲弗淆,心无妄思,口无妄言,身无妄行,是谓动无不善;不知则昏惑冥昧,理欲莫辨,心多妄思,口多妄言,身多妄行,此之谓无知妄作。

“多闻”善言,“多见”善行,藉闻见以为知,亦可以助我之监衡,而动作不至于妄,然去真知则有间矣,故曰“知之次也”。知闻见择识为“知之次”,则知真知矣。

真知非从外入,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心思言动,莫非天则,未尝自私用智,虽作非作。

夫所谓真知非他,即吾心一念灵明是也。天之所以与我,与之以此也。耳非此无以闻,目非此无以见,所闻所见非此无以择、无以识,此实闻见择识之主,而司乎闻见择识者也。即“多闻多见”、“择之识之”,亦惟藉以致此,非便以多闻多见、择之识之为主也。知此则知真,知真则动不妄,即妄亦易觉。所贵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动而已,此作圣之真脉也。

天之生人,未尝不与之以善;人之受生,未尝不共有是善。互乡之人,乃独不善,此非其生来如是,亦习俗使然也。顾天下无不可变之俗,无不可化之人,特患无机可乘耳。以互乡之童子而知慕夫子,不顾流俗之非笑,毅然请见,可见秉彝好德之良,原非习俗所得而泯。即此便是可乘之机,迎其机而进之,安知其不可与为善也。童子一善,将来可以善一家,善一乡,变化之渐,安知其不基于此乎,夫子之见,堤子以为“待物之宏”,余窃以为成物之殷也。故君子之于恶俗,当思转移,勿轻鄙弃。

问“君子坦荡荡”。曰:能俯仰无愧,便是“坦荡荡”;能持敬谨独,方能俯仰无愧。问:持敬以谨、谨其独,固致坦之要,而独之当谨者,其详亦可闻乎?曰:独之当谨者非一,而名利之念,尤为吃紧,千病万病,皆从此起。祇不为名牵,不为利役,便俯仰无愧,便坦荡自得。小人不为名牵,便为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长戚戚”。

泰伯篇[编辑]

泰伯逐身遐荒,毁伤发肤,以绝大王王季之望,让国不居,泯然无迹,并让之之名不居,此所以为“至隐”也。今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浅亦甚矣。谚云“满瓶不响”,亶其然乎!

为善不近名,方是真善;否则纵善盖天下,可法可传,有为之为,君子弗贵,以其非真也。

或曰:人祇要力行好事,一时虽不求人知,天下后世终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当然而然耳,后世知与不知,非所望也。若谓天下后世终必知之而力行,终是有为而为,非当然而;然也,而身后之名,果足以润枯骨乎?

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后季札化之,避位辞封,安于延陵,高风伟节,仪表千古,渊源远矣!

曾子临终,启手足而“知免”,由于平日之修其身而无歉。吾人平日多歉,临终将何以自兔?今日尚未免消沮闭藏于世上,异日必不免抱悔含羞于地下,念及于斯,曷胜蹐!

孝以保身为本。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曾子“启手足”以免于毁伤为幸。然修身乃所以保身,手不举非义,足不蹈非礼,循礼尽道,方是不毁伤之寅。平日战兢恪守,固是不毁伤,即不幸而遇大难、临大节,如伯奇孝己,伯邑考、申生死于孝,关龙逢、文天祥之身首异处,比干剖心,孙揆锯身,方孝孺、铁铉、景清、黄子澄、练子甯诸公,寸寸磔裂死于忠,亦是保身不毁伤。若舍修身而言不毁伤,则孔光、胡广、苏味道之模棱取容,褚渊、冯道及明末诸臣之临难苟免,亦可谓保身矣?亏体辱亲,其为毁伤,孰大于是!

保身全在修身,而修身须是存心。终日凛凛,战竞自持,察之念虑之微,验之事为之著,慎而又慎,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务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则俯仰无怍,生顺而死安矣。

曾子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诗,以告及门,此千古作圣之基也。念念如此,则念念皆天理;事事如此,则事事皆天理。一日如此,则一日皆天理;终其身常常如此,则终其身常常纯乎天理矣。故存心不如此,则非所以慎独;临事不如此,则非所以敬事;涉世不如此,则非所以涉世;经世不如此,则非所以经世。故绝大经纶,出于绝小一心。

心小则心存,心存则不乱。临大事而不乱,方足以任大事;临生死而不乱,方足以了生死。

生之必有死,犹昼之必有夜,圣愚同然,古今一揆。祇要平日心事无歉,便是临终了死善著。

一生战战兢兢,此心常存不放,到头检点乎生,超然无累而逝,方是好结果、好散场。盖善始乃能善终,善生乃能善死。

吾人自今以前,既往之纵逸,疚心荡检,业已悔憾无及;自今以后,尽战兢自持,犹岁有月限,来日无多。若复悠忽纵逸,临终检点生平,虽欲少延时日,痛自绳束砥砺,何可得耶?

颜子“以能问不能”,若无若虚,与物无竞,非其心同太虚,安能如是,在颜子实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称之,则曾子所养可知矣。今学者居恒动言人当学颜子之所学,试切己自反,果“若无若虚”、物我无间、惟善是咨、怡然“不校”乎,否则其所养可知。

有大学问、大识力、大气骨,方足以当大任、应大变,托孤而克副所托,寄命而不负所寄,遇祸乱而忠贞益著,处末路而大义愈明,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戍王、孔明之于后主是已。苟息节固无亏,然才弗胜任,卒负所托;霍光虽不负托,而寡学鲜识,大节为妻所夺;范质、王溥同受周世祖顾命,陈桥之变,临难惧死,以宰相而反北面点检;高拱、张居正同受明穆宗顾命,拱才疏识寡,居正以计挤去,恃才擅权,则又苟、霍之罪人也。

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不遇重大关节,无以别操守。居恒谈节义,论成败,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陨其生乎者多矣。惟遗大投艰,百折不同,既济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优之君子,其孰能之?

善心之兴,立身之卓,德器之成,由于《诗礼乐》。今《乐》虽士不肄习,而《诗》典《礼》,未尝不家传而户诵,兴者、立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古之肄《诗》,原监其善恶以淑心;今则惟讽诵其章句,讲明先儒之所发明,以为举业之资而已。古之肄《礼》,原准其仪节以律身;今则惟裁取可为科试题目,以为应试之备而已。是肄习之始,便以弋名媒利为事,而欲善心之兴、律身之卓,何可得耶?然则屏举业不事,专心致志,肄《诗》肄《礼》,惟藉以淑心律身可乎?曰:亦顾其人何如耳。苟志在兴善,即以之兴善;志在律身,即以之律身。终身肄《诗》肄《礼》典人同,而所以肄《诗》肄《礼》与人异,即其所肄而一一反之于心,见之于行,由是出而应制,以其躬行心得之馀,发之举业,方为有本之举业,而善心之兴、律身之卓,益以举业而逢诸用,举业即德业矣。曰:其肄之之方,可得闻乎?曰:别无方,肯实反之身心便是方。仍于肄诗之馀,择先儒所吟有关于身心性命、纲常名教痛快警切者,每日午候精神倦散之时,朗诵数首,以鼓昏惰;择》曲礼少仪《之有切于日用之急,及吕新吾》四礼翼《,佩服勿皲,坐立言动,整肃威仪。朔望,则设先师及颜、曾、思,孟、周、程、张、朱并薛、陈、王、胡位行礼,时操琴音,养其性情,其庶几乎!

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则骄,骄则吝。

“骄吝”,由于不知学,盖知学,则知道理无穷。恒若己无一长,知德业难尽,恒若己无一善,自然威仪收敛,虽遇庸劣,亦谦和可掬,汪汪有千顷之度;不知学,则道理不明,德器无成,薄有技能,辄沾沾自喜,旁若无人。

谢上蔡别程子数年,去得一“矜”字,知学故也。“学不志谷”,方是实学,方为有志。

实学道德,自不志于功名,实为身心性命,自不念及于富贵利达。

今人初学之日,便是“志谷”之日。揣摩帖括,刻意雕绘,疲精竭神,穷年累月,无非为谷而然,此外无志,故此外无学。夫惟此外无志,是以修己务实之儒,世不多见,以致修己务实之业,无人讲求,士趋日卑,士风日壤,病正坐此,可胜叹哉!

问:列国之时,邦域各别,遇“危邦”固可以不入,“乱邦”可以不居,夫在一统之世,际危乱奈何?曰:小而郡县,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间岂无彼善于此者乎,故处蜀而罹缯,李巨游之往祸足鉴;避逮而获免,管幼安之见几可钦。

“有道则见”,必才足以有为,见庶不徒见;“无道则隐”,须铲彩韬光,隐方是真隐。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尺璧非宝,寸阴是惜。作圣君子,及时努力。

为身心性命而学,则“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君子“自强不息”之心也;为富贵利达而学,则“学如不及,犹恐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异情,人品霄壤。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所性不存故也。

人若见得透时,则知有天下,原不足与;天下尚然,况区区寻常所有乎?一或萦怀,便为心累。夫惟淡忘,斯胸次洒然,道思过半矣。

问:“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后世师济盈廷,而天下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为天德,才为王佐,视天下犹一家,万物犹一体,王事犹家事,各效其长,同心共济于上。其所引用布于中外者,莫非贤能,舜又以圣明临之,故世登上理,俗臻雍熙。后世既无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所汲引,贤者不用,用者不贤,举错失宜,人无劝惩,故虽济济盈廷,究竟无补于洽。间有彼善于此,不过仅臻小休而已。

学者居处食用,俭约方好。“禹之无间然”处,祇是“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功在万世;君临天下者且然,况常人乎?故养德当自俭始。

近代章枫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仅小屋三间,前面待客,后面自居,粗衣疏食,人所不堪。先生处之裕如,门人化之,莫敢华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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