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于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于措置大方，多所未谕。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复一言。
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于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
至于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劝课农桑，垦辟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某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于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于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于官吏，必求于民，不得于民，其势将求于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奈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闲。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于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阵田猎皆出于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成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于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奈何至于官户则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官，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辙又闻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常平条敕纤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于民，舍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谕也。
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论，明公之所深究。而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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