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
现在有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横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前面:一个是怎样对付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右派诸叛徒及滇军等都包括在内)在广东做成的反革命;一个是怎样对付美日两派帝国主义在全国做成的直系与反直系两派军阀间的战争。
对付商团事件的正当政策,只有坚持没收全部扣留的军械,否认范廖二军阀与商团私订的六条件,进一步完全解除买办阶级(商团军)的武装,实际抵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唤起全国人民之同情与助力,而开始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新时期。对于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站在国民革命原则上的国民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对于人民的屠杀,反对帝国主义构成内乱借口干涉的阴谋,号召全国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群众集中于自己的旗帜之下,发展幷组成国民革命的真实力量。
但据最近上海各报所传消息:中山先生对于前一问题,于痛斥英国帝国主义的宣言公布后,忽然又向粤人发表一类似“罪己诏”的宣言,悉率客军北伐,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对于后一问题,则已决定实行北伐,响应浙卢。这种政策的内容:第一是中山先生离开广州而赴韶关,以避免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不仅发回扣械,而且以广州市政交与反革命的商团(商团军干事李郎如已代理公安局长);第三是与陈炯明妥协,所谓以广东还诸广东人民,便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这就是现在北伐政策的背影。
所谓“护法”“北伐”虽是国民党以前的传统政策,但这种政策曾经屡试屡败,而且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的新政纲,这种过去的错误政策尤属成为废物而不应该复活。现在居然复活起来,我们敢大声说,这又是右派包围中山先生的成功。右派因为恐怕中山与英国帝国主义冲突而打破他们的巢穴,因为要成功与陈炯明的调和以巩固他们与左派对抗的武装势力,因为要讨好段、张、唐继尧等军阀以遂其蝇营狗苟奔走南北升官发财的勾当,所以又包围老头子出此名为“北伐”而实属投降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的下策。
退一步就北伐政策的本身而说,我们亦完全不能予以赞同: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军事局面不过又是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的军阀做买卖的基础。
或问你们这样主张不怕右派指为破坏革命暗助曹吴吗?我可大声回答:只有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右派是破坏革命,只有主张交还广东于陈炯明和商团的右派是暗助曹吴。我们在革命的政策上和理论上素来不赞成雇佣军阀的军事行动,素来反对在广东设立有害革命进行而徒利于官僚份子非革命份子的革命政府;我们现在更坚决的主张:与其强颜交还广东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上什么北伐政策的鬼当,无甯抛弃广东而与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一死战,以开始全国反帝国主义的真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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