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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瀛探索/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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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南瀛探索
第十章 结论
黄文博总编辑
第十章 结论

南瀛地区在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舞台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一环,有著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整个台湾来说,南瀛地区是最早开发的地区,以历史环节来说,南瀛地区历经荷兰、明郑、清代、日本几个政权的统治,更增添此地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丰富性。

以地理环境看,从南瀛地区整个地理环境的变迁即可看出,南瀛有河阶、曲流地形发达的山地丘陵,宽阔平坦的嘉南平原,与变动不羁的海岸线,地形的多样性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舞台;且地理环境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期展现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依地形的差异,可将南瀛分为山地丘陵区、嘉南平原及晚近陆浮的盐分地带;早期移民循著河流由沿海深入到平原,再往东拓垦至山地丘陵区,形成“港口市镇”、“平原台地市镇”和“山麓市镇”等3种街市类型, 正隐含著不同的区域内涵。沿海的盐分地带,由于必须面对难以掌握的河海环境,因此形成刻苦坚毅的民风;山地丘陵区,则由于受到地形的阻隔,以致形成较为封闭纯朴的区域风格。

南瀛开垦的历史文化,可分为:西拉雅族等4大社分布的曾文溪流域,为南瀛的古文化区;汉人拓垦的急水溪流域,为南瀛的新文化区。又可以南瀛的母河—曾文溪为界线,将南瀛区分为溪南和溪北两大区域,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区域特色。由此可知,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相异的生活方式,在人地互动的历史脉络下,形塑出繁复的区域特性。

以族群来说,台南县的主人原是悠游自在,过著捕鱼打猎、酣酒高歌的“平埔族群”,因外力影响,17世纪开始受国家机制影响。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从当时所留下的资料显示,在台南平原活动的原住民,主要是西拉雅族群的4大社、亚群大武垅社以及洪雅族的哆啰国社群。从文献得知,很少其他族群入侵西拉雅族,反而是西拉雅族4大社中,新港社和萧垅、蔴豆等社,素来不睦,各社间常有战事发生。

1636年后,荷兰人控制了平埔族各社群,也禁止相互间的征战,各社群已能和平相处,与荷兰人更是盟友关系。1652年,汉人郭怀一事件,还是靠原住民的军队援助才得以平息。1661年,郑成功攻取台湾,平埔社群与郑成功维持良好关系。郑氏治台时间虽不长,但荷兰、郑氏治台初期,大量汉人的进入,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社群生活。

康熙22年(1683),清廷统治台湾,对平埔族群以教养兼施、恩威并济的策略加以绥抚,并依荷、郑旧制,各社设置土官与通事,做为基层行政人员,传达政府政令,疏通汉人与原住民间的意见,兼办诱导驯化的事务。清朝中叶以后,平埔族群在外来移民的压力下,被迫隐逸、外移,虽然经由涵化与融合的作用,平埔族群也吸取了外界的新成分,产生了新的文化,但长期与汉人混居的结果,使得生活习惯越来越相近,赖以维生的方式越发相似,甚至已无法分辨、区辨彼此。

日治初期,理番事业主要在征服未归化的生蕃,平埔族群在整个台南县已属零星少数;后来的熟番政策,将之与汉人等同视之,与汉人已无从分别。所以,从清中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以及有意无意的“汉化”观点解释,平埔族群确实多少都有接受强势汉文化的趋势,加上对汉、埔文化互动变迁现象,均以汉化或同化做结论,所以几乎所有人都已忘了“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平埔族群的子民,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未消失,在融入汉人社会后,语言虽消失不见,却仍有许多文化存留在我们的生活里,深深的影响著我们。

荷兰时期的历史时间范畴内,海洋史是重心,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海上强权国家,倾其全力拓展航海、殖民、经商活动,中国、日本、东南亚的贸易利益,是列强觊觎的目标。中国的生丝、日本的银、东南亚的香料,是获利丰硕的物料,而台湾的地理位置,正处于这转口贸易的枢纽,在荷兰政府独具慧眼之下,成为其东亚贸易的重要据点,更赚得极高的经济利益。

荷兰治台之前,台湾原住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待荷人治台后,把教育与传教结合在一起,广设教堂与学校,导入西方文字能力训练,以拉丁字母将新港口语书写下来,做为各社学校的教学语言,使得台湾进入文字化时期,“新港文书”便是最好的明证。

16、17世纪,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替之际,动荡的时代,民不聊生,尤其闽粤一带,山多地瘠,又遭海禁,处境更加艰难。部分游民流亡海上沦为海盗,部分进出台湾成为季节性的渔民或农民。待荷人治台,为了引进中国汉人的生产力,奖励来台耕种。加上郑芝龙广召中国闽籍乡亲至台开垦,逐渐带动汉人移民入台的风潮,依据《被遗误之台湾》一书记载:在荷兰治理台湾的末期,有许多中国汉人,因战乱而离乡移居至台湾,设立了一个殖民区,除了妇孺以外,壮丁有2万5000人之多,他们从事于商业和农业,种植了大量的稻子和甘蔗。

荷兰初治台湾,大员(安平一带)及其附近的平埔族尚未开化,仍处于部落社会。依照凯第纽斯于1628年写给长官努易兹的备忘录整理出,当时本县平埔族人社会的概况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耕田和种稻,妇女很辛劳,负责大部分田里的工作,只使用尖锄慢慢做。当稻子成熟时,不知使用镰刀收割,而是用像刀子的工具,每次一把的将茎切断拿下稻穗。切下稻子后,没有打掉谷子就带回家,每天只捣碎所要吃的量。男人并不从事农作,在田里建茅屋休息或睡觉,很少帮助妻子田里的工作,其主要的工作是狩猎和打猎。他们没有自己的首领来统治,他们有名义上的议会(council),由12位名声好的人组成,议员们没有很大的权力,但当有困难发生时,必须面对,并深索解决之道。没有人能读和写,但有以口头方式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

待荷人大员政权确立后,藉教化控制平埔族人的思想和行动,组成地方会议,导入西方文字能力训练,使平埔族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遂开启部落社会吸收西方文化之窗。

荷人治理台湾后,由于台湾鹿皮成为国际贸易的商品,更促进“汉番交易”的兴隆,大批汉人过海来台,进入平埔族部落,以鹿皮为主要目标,从事交易。

到了1630年代,荷人在台湾的地位巩固,台湾鹿皮贸易即被其垄断,在其势力范围内,从平埔族人以贡献的方式收取鹿皮外,也招来贫困汉人从事捕鹿,由牧师管理发给狩猎执照,并定价收购鹿皮。1640年代以后,荷人更创设了以招标方式包办“番社”交易,让有财力的汉人包办“番产交易”。

以台湾的开发史盱衡,明郑22年的统治,在时间的纵轴上只是一小点,但是这个小点却完全扭转台湾的发展,让蒙昧的台湾逐渐开发,进入文明的阶段,所以明郑在台湾的历史地位,绝不能以其时间长短等同视之。

郑成功以孤臣孽子之志转进台湾,孤悬海外,开辟台湾,矢志反清复明,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照今日台湾,倒有几分相似。历史的巨轮,不但一直往前滚动, 却也巧妙的让某些情境不断重演,有人懂得从中汲取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有人硬是不信邪,让历史悲剧一再发生。可喜的是,目前台湾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创造了世界奇迹,台湾社会开放而蓬勃的生命力,也逐渐旺盛起来。立足本土,放眼国际,正蕴蓄要开创台湾另一番不凡的局面。

清领之后,台湾最高文职统治机关与机关首长驻节于府城,军事防务上,台湾水师与台湾镇布署也以南瀛为主,所谓置帅府、宿重兵,说明了政治中心确在南瀛地区。此一全台政治中心的情势,到了咸丰10年(1860)台湾开港后,始有转变。开港通商后,沈葆桢考量国防与治安,奏准分全台为台湾府与台北府,至此,南瀛地区为全台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中法战后,全台布局极需做更为实际的安排,光绪13年(1887),刘铭传奏准更分全台为台北、台湾、台南等3府及台东直隶州,至此,南瀛不再是全台政治中心。

至于南瀛地区为经济中心之论,盖因本区开发较早,又盛产米糖,早期又有正口鹿耳门于此,加之台江与倒风两内海大小港口遍布,输出贸易极盛,因之,商业发达之早冠于全台,而郊商的种类与数目之多且繁,可以证明,南瀛地区是开港前台地的经济运作中心,开港后,因贸易范畴不再局限于两岸,同时,北部盛产的樟脑与茶叶,经济的利润远超乎南部仰赖为主的糖,南部的经济地位优势,遂逐渐没落,道光3年(1823)以后,台江与倒风两内海又逐渐淤塞,更加速了南北经济地位的易位,彼升而此落,南瀛为全台的经济中心遂然不再。

汉人入垦南瀛地区之后,对于原住民西拉雅族群产生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巨大冲击,其族群的文化与生存,实面临不可避免的变迁,持续的水利开发,稻作精耕文化,人口与聚落遂持续增加,台南平原逐渐成为汉人的生存与文化空间,遂使西拉雅族群的文化与繁衍空间,遭受空前的压缩;其次,持续的番童教育,全然以汉文化为标准的内容,使其传统文化面临摧折及变迁。再者汉人垦殖鹿场荒埔,使维系文化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文化断裂遂无可避免;再者婚俗与衣著,皆因与汉民的接触,而产生质变。凡此种种,皆使西拉雅族的社会,面临空前的危机与变迁,且时空越往后发展,其生存与文化空间越受挤压,转徙他处遂不可免,最后,终有道光年间大批西拉雅族人的后山大移徙。

关于南瀛地区宗族的发展,主要谈的是,开台祖宗族的出现与发展,此反映移民落地生根,土著化的一个过程,文中以林文敏家族为例,目的在于说明一个土著开台祖宗族的产生过程,深具意义;事实上,考察日治时期祭祀公业的记录,也可发现南瀛地区宗族的发展,是以道光为一分界,道光之前祭祀公业的每年平均件数虽不多,然而是呈稳定成长的;道光以后,除咸丰一朝呈现负成长外,同治年间又止跌回升,而于光绪及明治年间达于极盛,此一趋势,可以说明19世纪末前,宗族在台南地区的汉人社会中,已有显著的发展相呼应。

民变及分类械斗,是清代南瀛地区移民社会动乱的主体,反映的是汉人移垦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值得讨论与了解。首先,是民变与械斗的本质不同,民变乃是表现出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矛盾;而分类械斗则是呈现汉族群的敌对社会关系。其次,要说明的是民变与械斗之间的关系,械斗的扩大即有成为民变之可能,以道光12年(1832)的张丙案为例,事实上一开始,是一械斗事件,迨至他们强夺大林汛的武器后,械斗则与造反同时来了,而成为一民变事件。但民变发生后如引发械斗,则往往削弱了民变的力量,阻止了民变的成功,以康熙60年(1721)朱一贵之役而言,是民变无疑,间却因闽粤的械斗,而削弱了民变军力,卒致败亡。第三,民变与械斗同是社会治安问题的呈现,清代南瀛地区的民变中,游民明显参与者即占50%,馀下的50%也实难摆脱游手参与的阴影,因此可知民变可以说是社会治安问题的具体病象,而游手则是清代台南地区治安的毒瘤。最末,要说的是劣官、腐兵、悍民三者,此三者可以说是清代南瀛地区社会动乱的“变乱结构”,在“变乱结构”相互激荡作用下,“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瀛的经济产业最兴盛的糖产业,始之于荷人,继之以郑氏,鼎盛于有清一代,糖的产销,不仅是一种经济产业,更是及于民家与社会的一种文化与生活,下至基层植蔗取糖的农家,糖蔗实在支配著他们的生活步调,糖利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而米糖相争引发的田园面积争夺战,也使有识之士忧虑不已;其次,今日南瀛地区众多中嵌有“廍”字的地名,实则见证了糖蔗是当时农村重要的经济作物,而由空间上的分布观察,这许多嵌有“廍”字的地名,又点出了当时几乎是一庄一“糖廍”的糖蔗荣华景象,因此,19世纪台湾开港通商之前,南瀛地区一直是台湾首善菁华之区,府城台南是蔗糖的吞吐出口港,而府城之外的台南县,则扮演了糖蔗栽培腹地的重要分工角色。而观察盐产业的发展,我们显然可以知道南瀛地区是清代台湾相当重要的盐产地,道光年间,台地4大盐田,南瀛地区已有其二了,其发展的兴衰,与洪患始终相关,而盐民也随之迁徙,最后尽归之于北门地区,这是吾人观察盐产业时,所不可轻忽的。

在民俗与文化方面,清代南瀛地区宗教信仰比较兴盛与重要的神祇信仰是土地公、王爷、妈祖、保生大帝与大众爷、义民爷的信仰,这些神明显然都有强烈功能性,因此,广为移垦时期的汉人移民所崇拜:土地公可以佑护庄稼,奉祀王爷可以免除瘟疫,妈祖可以保护航海平安,保生大帝具有医生神格,可以疗治众生疾病,大众爷或义民爷的信仰,则是反映了移垦时期人们不忍曝尸路野的民胞物与情怀,及惧其为祟地方而奉祀之的心情。

官方的提倡文教,透过府城、台湾县、诸罗县学宫的建立,并佐之以社学、义学、书院及民间的私塾,文教的开展肇始于康熙一朝,文风日渐开展,逐渐出现具有科举功名的人物,至乾隆年间,南瀛地区士绅阶层乃终告成形,成为清代南瀛地区移垦社会的领导阶层,至此,南瀛地区乃逐渐挣脱移垦社会的色彩,走向文治社会发展。

文教提倡的成果与垦殖社会的上层菁英文化密切相关,而麻豆十八媱、盐水蜂炮及宋江阵,虽然都与庶民及宗教节庆有关,它们是移垦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娱乐。麻豆十八媱的拼阵,时间又在农闲时的过年期间,一夜一阵颇具看头,自然成为麻豆地区民众休憩的重要娱乐;盐水蜂炮初则为驱逐瘟疫,继则燃放鞭炮而成为盐水地区元宵节的重头戏,具足宗教性与娱乐性,流传至今,仍是南瀛地区元宵节庆的重要娱乐节目;至于宋江阵,初始是清代移垦社会庄头的自卫武力,道光以后,与团练相结合,地位更为重要,日治后,因日人之忌惮,虽不再有实质上的庄落武力,不过,因其阵势变化引人入胜,自始至终,在神明圣诞与地方节庆时,娱乐性的节目表演,始终不衰。

就台湾史来说,日本时期的50年,是台湾现代化的重要时间。自明治28年(1895)日人入台之后的十几年中,台人不断的进行武装的抗日活动,乃至之后产生的非武装抗日,在在都显示了台人不愿接受殖民统治的精神。

然受日人用心经营台湾之赐,在日本治理的50年之中,为台湾的现代化建立了重要的基础。尤其是嘉南大圳的开辟,使得本县的水利灌溉设施,不但趋于完善,更使得农产大量的增加。而糖厂、盐场等设施的建立,也使本县的糖、盐产业量,增加甚多。初等教育学校的增设,提升了县民的知识水准;现代化的邮电、戏院、巴士等设施,增加了县民生活的便利性。

日本时期除了传统文学的延续之外,也产生了新文学和新美术等艺文活动。在诸多艺文人士者不断的创作之下,日本时期产生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也因他们不断的散发光与热,才能照耀整个南瀛的艺文大地。

日本治台虽然带给县民许多现代化的生活建设,但因种族的不同及日人殖民心态的作祟,多数的台人仍是反日的。日人在台50年的功过,留待后人评估。

战后南瀛的政治发展,可以说是台湾由威权迈向本土化与民主化的缩影,南瀛人在威权时期就勇于对抗强权,在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的进程中,始终积极以赴,许多南瀛的政治人物,为斯土斯民而无私的贡献。今天,我们享受自由民主的丰美果实,是许多前人努力奋斗的成果。从民国39年(1950)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入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加上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及发展“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台南县也积极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连串的土地及经济改革措施,奠定今日台南县经济发展的基础。

20世纪的台湾是工业经贸之岛,21世纪将转换为观光科技绿色矽岛。在未来的10年,台湾要成为全世界资讯运用的创新者、全球数位经济的领航者,而观光事业发展正是现代化国家整体发展的表征。在政策上提升观光事业为策略性重要产业的愿景,是要将台湾塑造为自由富强、欢乐温馨、永续发展的美丽之岛。台南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环境,如能充分运用,相信必能朝向“观光大县”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