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异录
卷上·典常上
臣深释曰：典常经久之意，上简帙之首也。是编皆古人之成说，乃今时之急务，第厥所由，盖将以寓施为缓急之序。而区区一得之愚，亦因以附见于此云。
○欧阳修《唐纪赞略》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司马光《应诏论略》
汉世国家有大典礼，大刑狱，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于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厌然，无有不服者矣。又曰：古之帝王，闻人之言则能识其是非，故谓之聪。观人之行则能察其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而舍非，诛邪而用正，确然无所疑，故谓之断。诛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
○富弼《邪正辨略》
夫天子无官爵、无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乃天子之职也。自古称明王、明君、明后者无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为明矣。至于烦思虑，亲细故，则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欧阳修《礼乐志略》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餐。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宰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刘颜《辅弼名对序略》
昔者三王咸设四辅，一曰师，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后，各主训护论思，又建三公以总百揆。《书》曰：梦帝赍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辅三公九卿通谓之辅弼。故西汉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则三公九卿通谓之辅弼明矣，皆所以勖仁劝道补政益德，申朝廷之大义，固社稷之长策，致君上于无过，措国家于不倾，出入询谋，言动献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审情切事，中于时病，合于物心，一言之发，足以广其聪明；一语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辅弼之臣，应对之名者也。
○徐积《书郑綮传略》
天下之所恃而为安危者谁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执事至于州县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过败其一局之事耳。至于宰相者，其人一非，则天下殆矣。虽亡宗赤族，何益祸败？盖天子之于天下也，得其术，则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当天下之责，虽得其术，其道甚难。
○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略》
天子之尊，下视人民，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贤，故能辅其政化德泽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无良马，虽政教之美，德泽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连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民知所赖，而相休养以业其生，惟令而已。令之于民，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富贫勤惰，冤仇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责，岂轻也哉？
○欧阳修《请补馆职疏略》
臣窃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勤劳夙夜，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才能之士。明于仁义礼乐，通于古今治乱，其文章论议，与之谋虑天下之事，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使总治群材众职，进退而赏罚之，此用人大略也。
○刘挚《分析助役论略》
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国家百年之成法，则划除废弃，存者无几。□□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者，凡几人矣，□□亦当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所轧，已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驭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
臣深谨按挚此论，盖当王安石变法之日。然安石犹知畏名义，创宫观以处异议，而朝廷之体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狄构祸，其源已兆于此，挚之论可监已。臣又按章内空白二字，乃前朝臣子尊称君上之文义，当避阙馀仿此。
○刘挚《论人才疏略》
臣窃以为治之道唯知人为难，盖善恶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实义利而已。然君子为善，非有心于善，而惟义所在。小人为恶，颇能依真以售其伪，而欲与善者淆，故善与恶虽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于不明，世之人徒见其须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难进，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论，有安常习故，乐于无事之论，有变古更法，喜于敢为之论。二论各立，一彼一此，时以此为进退，则人以此为去就。臣尝求二者之意，盖皆有所为而为非也。乐无事者，以为守祖宗成法，独可以因人所利，据旧而补其偏，以驯致于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则苟简怠惰，便私胶习，而不知变通之权。此其所失也。喜有为者，以为法烂道穷，不大变化，则不足以通物而成务，此其所是也。至凿者则作聪明，弃理任智，轻肆独用，强民以从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为乱常，此以彼为流俗，畏义者以并进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二势如此，士无归趋，臣谓此风不可浸长。
○《唐制略》
给事中得以封驳诏书，封谓封还诏书而不行，驳谓驳正诏书之所失。○孙觉《论章疏略》
凡人臣当谨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长之势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祸，如其不密，则害于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论，无所忌惮，亦何谨密之有乎？惟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惧为公论之所不容，则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辈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谨按《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此密说之所由始也。窃详密之为义，盖具数端，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几间，大抵缜密之意居多，而非必专主于秘密也。《语》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独。慎独云者，正密之谓也。何者有缜密则秘密该焉？有秘密而无缜密，此祸乱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赵清献公，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乃所谓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谓密者，乃不敢为也，非不敢告也。
○宋祁《庆历兵录序略》
世之言兵者，缘井田作乘车，即乡为军，因田为蒐，周法则然。外制郡国，内强京师，兵非虎符不得发，汉法则然。开府籍军，混兵于农，使士皆土著，有格死无叛上，唐制则然。然晚周力分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国相轧而亡。汉衰权假强臣，其弊势侔则疑，力寡则随，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乱生置帅，其弊乐故群不逞糜溃而争，宋兴划五代馀乱，一天下之权，僭藩纳地，梗帅婴法，经武制众，罔不精明。凡军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马步三司隶焉。卒之锐而慓者充之，或挽强，或塌张，或戈船突骑，或投石击刺，故处则卫镇，出则更戍；二曰厢兵，诸州隶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边蛮夷者，时时与禁兵参屯，故专于服劳，间亦戍更；三曰役兵，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收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一事专，故处而无更。凡军有额，居有营。有常廪，有横赐；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阙者，辄补岁一阅焉，非军兴不得擅行。
臣深谨按祁论历代制兵，甚有要约，又断之曰：始未尝不善，而后稍陵迟。亦深著鉴戒。宋之后，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祸，又令人慨然于藩镇之设也。
○潘兴嗣《通论略》
昔者井法大坏，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则藏兵于民，藏食于兵，以全制胜，坐而收功，则谓之屯田者是也。汉尝以数万之众临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议者谓费而胜之，不若以全制也。于是以万人留田，果无一矢一镞之费而虏平矣。曹操出于扰攘之际，忧不先于天下，而忧食不出于兵也。于是大兴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势，势莫微于羌，事莫急于操，时顾必先此者，盖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为虑也。昔者兵赋之法大坏，而天下之武备虚矣。然而智者一出，则兵有府，府有帅，帅有统，唐尝以六十万众，田于近辅之郊，当四方有事时，长戈利戟，奋然而直往。及其无事，则偃兵以就农，故天下之言武备者，必先府兵。今以数十万之众，宿于燕秦晋魏之地，半天下之赋，长毂巨轴，逆险溯波，而上不足以给奉养，重商贾之利，出内帑之金，不足以佐费用。无事之时，顾且如此。一旦有事，则重以四方之兵。倍数而益之，岂惟费广而生饲之，骄不足以临敌也？
臣深闻之先师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时，犹及见国初人道遇白须眉，辄下马问遗事。有告之曰：太祖最留意屯田，尝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每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为屯田不足，则移数卫于江北，今江浦六合诸屯是已。其法每一军拨田三十六亩，岁收一十八石为子粒，除与月粮岁十二石，闰加一石，馀六石上仓，其分番宿卫上直并打差应役，一应军人于数内支给口粮，又馀以充仓廒之费。行之数年，仓廒苫盖完备，而储偫丰足。自后屯田悉为势豪所侵，其法渐废，而江北诸屯荒芜者亦多。今制民出力以养军，军出力以卫民，二分而后两弊，沿边诸镇，则岁运府藏以给之，骄兵债帅，天下之民，有不胜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讲也。
○朱仲晦《应诏封事略》
今将帅之选，率皆膏梁呆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皆于此乎取之。至于招收简阅，训习抚摩，凡军中之急务，往往皆不暇及。军士既已困于刻剥，苦于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见优异。无能者反见亲宠，怨怒郁积，无所伸诉。平时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缓急，何由可恃？
○张齐贤《谏北征略》
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间，因得以访问三关事宜。若诸边守此，上策也。但所谓边吏扰致之，今则不然。今日之弊，乃在报功耳。当大举入寇之时，边将尽皆束手无策，败衄则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铲截，幸得疲罢之馀者数级，则以奏捷要赏也。
○苏辙《上神宗书略》
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外，无非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际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秩禄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赀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诸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悉降为公。夫自王以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所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
臣深谨按王安石当熙丰之间，亦尝裁减宋宗室，一时宗学诸生，拥马为之大哄。安石立马从容谕之曰：譬如祖宗亲尽而祧，何况贤辈？宗室并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议也，固当不以人废。
○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又曰：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灭六国，再传而灭。西汉之初，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虽大封，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汉魏而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
○贾让《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当水冲者，泛滥自定。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故谓之策。若乃多穿漕渠于翼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亦救败术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溱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卣不生谷，决溢有败为色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卣下隰，填淤皆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一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违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谨按河事，要领无过于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领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让论自东北入海，故为顺。今日则障之南行入海，故为逆。以本朝廷鼎燕都，护运道故也。臣家江湖下流，盖尝睹其入海之处，江流视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则力微，并则势悍，力微则为利，势悍则滋害，又河流或断，而江流常行，断则易淤而浅，行则顺利而深，其所达滞固然也。况江源出峡，则洞庭彭蠡为之潴，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赏少。河出洛阳，行梁宋间，土既疏而无所游泊，并夷夏数十百之水，而纵其所如，安保其不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让之论为不疏矣。
○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捍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
○高锡《劝农论略》
劝农者，古典也，在于知其病而去之，夫农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无常规，服玩无常色，器用无常宜，饮食无常味。四者偕作，于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浇诡骋焉。业专于是，货易于是者，利甚厚于农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农，其利甚寡。农家之利，田与桑也，田桑之所出者谷帛。夫以垦之，妇以蚕之，力竭气衰，方见谷帛。谷帛之价，轻重不常，农家出则其价轻，入则其价重。轻重之币，起于时也，时底于稔。故有轻而出，时过于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轻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务奇伎淫巧，浮薄浇诡，皆坐而获利焉。谁肯勤于农哉？若欲勤农，先思举制，制度举则下无以僭上。上之宫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举焉；上之饮食，下不得荐焉。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者，尽息矣，农不劝而自劝也。
臣深谨按锡所论著，颇尽伤农害农之故，然于国家劝农之法制疏矣，采其要者如此。○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彭城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下。岂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敌耶？
臣深谨按宋都汴，故彭城为左臂，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则徐州形势所系尤大。盖以百物所输，多从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犹未尽彭城之利害也。
卷下·论述下
臣深释曰：道无精粗，法有伦要，故析为下篇，并皆奇文奥义，可以考见古今之物情习俗，盖有神明之道焉。各仍旧篇，故曰论述。○杨时《求仁齐记略》
吾邑距中州数千里之远，舟车不通，缙绅先生与一时怀德秉义之士，足以表世范俗者，皆无自而至。士之欲为君子者，何所取资耶？故后生晚学，无所窥观。游谈戏谑，不闻箴规。切磨之益，同则嬉狎，异则相訾，至悖义逾礼而不悔。虽英材异禀，间时有之，亦不过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之儒，钓声利而已。一日街鬻而不售，则反视平昔所有，皆陈腐剽剥，无所用之。往往转而易业者，十尝六、七。此与廛夫贩父，积百货，坐市区，逐什一之利，流徙无常者，何异耶？予尝悼之，又窃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党之士，柔不溺于随，刚不愤于欲者，相进于道，庶几少激颓俗。今吾子乃能经营于此，以教学为事，是真有志者哉！
臣深谨按：杨时字中立，宋徽宗时人，世称龟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将乐县人也。程门高第，弟子赠将乐伯，《宋史》有传。我朝从祀夫子庙庭。臣至延平，访其遗文，读之首录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朱熹《馀龙山文集序略》
熹少时，犹颇及见前辈而闻其馀论，睹其立心处己，则以刚介质直为贤。当官立事，则以强毅果断为得。至其为文，则又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糊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之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为论某事，出某策，而彼此无疑也。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酝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怀，听其言，终日而莫知其意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盖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观于龙山馀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闻之唐臣刘禹锡曰：文章与时高下，岂不信哉？今世论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云。盖言文既弊，而宋亦晚矣。呜呼，可不惧哉！可不惧哉！观于文公所称四十五年前，正当龟山之时。又观龟山前所云者，习俗已自变矣。宋之盛时可想见也。臣于时事，颇有所感，故知文体所系大矣。
○唐庚《辩同论略》
道至于圣人极矣，岂容复有异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汤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则又如此。使数圣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犹有辞焉。曰：时不同也。若诸子之论性，岂复系于时哉？而孟子之说如此，荀子杨子之说则又如此。使数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其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师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张之徒，则又将安所诿哉？皆出于周末，不可谓之异时。皆受道于洙泗之间，不得谓之异师。讲业请益，周旋出处，奔走忧患，盖无适而不同者凡数十年，不得谓之异友。而论交论学，如黑白之相反，方圆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复何哉？说者以为孔子殁，学者无所统一。使夫子在，学者宜不至此。然吾闻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谓是，卒而非之。曰：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谓昔日之言，有所谓今日之言者，而况于众口乎？是以先生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极其说，而不以同异为诛赏。公卿大夫之出于斯时者，亦人人各荐其所闻，而不以同异为喜愠，何者？闺门之内，父子兄弟相与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蓍，卜人引龟，而参之一从一不从。故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宁可罪哉？今为申商之学则不然。以谓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兴；离心离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赏生杀，足以整齐天下，而不塞异议之口，则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噫！古之所谓同心同德者，果谓此耶？吾不忍闻是说矣。周公之时，朝廷之士不为少矣。而东征之议，书称十夫予翼，则同者寡，而有不同者众矣。岂皆小人耶？岂皆诛之耶？夫以周公之权而十人者助之，其势足以诛锄群臣之异己者为有馀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违，然近于人情，通于物理，忠于王室，而推至公于天下者，终不肯为，此何则？驾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则家道危，臣下同则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胜讳哉！古人所以贵和而贱同者虑此。
臣深谨按：唐庚字子西，盛宋时人。而文亦雄健条畅，臣每爱之，殆不下苏氏兄弟也。○刘更生《灾异封事略》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文武周公，崇推让之风，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自此之后，天下大乱。春秋之世，灾异并起，祸乱辄应，杀君亡国，不可胜数。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揉。忠谗并进，转相是非，毁誉混乱，所以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籍势之人，子弟丛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辏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待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闭而乱也，泰者通而治也。《诗》云：雨雪麃麃，见见曰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骧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察，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孟季，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鲁君、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傅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訾訾，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拨当世之变。放远邪佞之党，坏散险设之聚，枉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汉书》旧本一册，读之，因节此文，并正家疏略之。自此已后，则随所得入录矣。○匡衡《论治性正家疏略》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正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祥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忝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可以替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戒所以崇圣德。
○韩愈《柳宗元墓志铭略》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略》
臣执性至愚，惟道为务，不是饰让，亦非好名。美禄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与不可受尔。苟无后悔，受之无疑。祸若相随，以死不受。今北虏虽暂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赏，恐他日复有变动，朝廷责使人冒赏之罪，臣断不敢避斧钺之诛。设或朝廷谓使人祇是干一时之事，后来不可加责，且怒重诛，其如天下公论，亦不肯放臣矣。畏惧公论，甚于斧钺，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赏功之命者，实欲逃他日斧钺之责，公论之逼也。
○苏轼《上神宗书略》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安。庾亮之如苏峻来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疆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君知此，则知所轻重矣。夫国之短长，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天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故臣愿□□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顾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效。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积劳而后迁，则人各安分。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圣人深意，流俗岂知？知盖台谏未必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典礼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人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当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
○陈瓘《论蔡京疏略》
自古为人臣者，官无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祸，一触权臣则破碎必矣。或以为离间君臣，或以为卖直归怨，或托以他事，阴中伤之，或于已黜之后，责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苏轼《快哉亭记略》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刘挚《分析助役论略》
近岁台谏官，叠以言事罢免，岂其言皆无补于事与？岂皆愿为讦激险直之语，以自为名而洁去与？尝以谓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渐道之，不可以堤防激关而发其怒，不惟难攻，亦为患滋大。故臣自就职以来，窃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违于理，辞顺而不屈其忘，庶几愚忠少悟天听，而亦不敢悻然如浅丈夫，以一言一事轻决去就，致圣朝数数逐去言毕者而无所补。补思以上全国体，而下庶几能久其职业，而成功名两月之间，才十馀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当天下多事之时，而臣言简缓，又不足以感悟，则其负□□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臣至如此。
○张舜民《史说略》
韩退之潮阳之行，齿发衰矣，不若少时之志壮也，故以封禅之说迎宪宗。又曰：自今请改事。□□观此言，伤哉！丈夫之操，始非不竖誓于金石，凌于雪霜，既而怵于死生，顾于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时之难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贵者也，畏死尔。故善为国者，如晨圃然。初则养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终则将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顾必使之至于尽欢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乐天则不然，知其不可为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怀卷而同其尘，可谓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终其身而不辱。
○崔𬸘《杨嗣复论略》
气类所合，物莫能间。君臣相与，必有所谓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强以口舌折奸人之锋，势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一也；人情逆之则怒，顺之则喜；毁之则怒，誉之则喜。小人性便谀佞，志在诡随，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无隐，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二也；君子正直是与不妄说人，而小人窃爵禄以植明党，竭智力以市内援，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三也；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易进则常在上以制人，难进则常在下而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虐幼贱，不畏高明，而小人之于人，失势则鼠伏以事之，得势则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五也；君子穷则以命自安，而不尤人。达则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则不安，而怀毒以伺上；居上则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胜，而君子所以常不胜六也；君子一有不安于其心，则畏君畏亲，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济其奸，则欺君欺亲欺天欺人，无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七也；君子励廉节，崇名誉，小人苟获其欲，则天下贱之而不羞，万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八也；君子所言欲讷，于行欲敏，有过则改，见义则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奸言而文过。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为国求人，难于选拔。而凶邪一啸，则千百为群。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十也；君子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小人忘恩背义，至以怨报德。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十一也；君子有若无，实若虚，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无而为有，虚而为盈，露巧而扬能，矜功而卖善，以惑时君，以冀徼幸。此小人所以常胜，君子所以常不胜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敌亦明矣。
○唐庚《察言论略》
古之人臣，抵掌缓颊，说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尝不引义慷慨，豪健俊伟，使听者踊跃激发，奋然而从之。至考论其心，则有为国计者，有为身谋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战则除害于时，不战则遗患于后，此有必胜之势，彼有必败之道，思虑深熟，利害之形，了然于胸中，知其决不误国而后为之。若此者，为国计，非身谋也，张华、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谋臣宿将，以侯就第。杜门却扫，无所用其奇，则瞋目扼腕，争为用兵之说，庶几有以骋其智勇而舒其意气。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臧宫、马武是已。国家无事，贪财嗜利之臣，无所侥幸，则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动，则金钱货币，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陈汤、甘延寿是已。官崇禄厚，无所羡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势而不得保其所有，则必建开边之议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权。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杨国忠是已。前侯故将，失职之臣，负罪忧畏，思有以撼动其君，则争议边功以希复进。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窦宪是已。古之人臣，逆节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则未尝不因战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为身谋，非国计也，桓温、刘裕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