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国者取于人事
事有不恒用之，而时用之，而有国者卒不可去焉。善为其所不可去者，当使藏其用于为国之中而待取焉。
夫所谓不可去者，其所关于国虽甚重，然可谓为国之一事；而为国者，其事不尽于此也。要以有国者未有不为国者也。其为国也不善，莫有善焉者矣；其为国也善，莫有不善焉者矣。苟为莫有不善，而此不可去之一事，亦在莫不善之中。故名有近危，而吾不揭之以为名；迹有近凶，而吾不标之使有迹。不为而无不为，为之而若无以为。斯圣主哲臣所为善藏其用，非有道者莫能与于此也。
昔者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争，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于人事；善为国者，取于人事。”夫战守，兵事也，非有国者之所必不可去哉？太公以人事尽之。此言为国也，而兵之体用不出乎此。
尝试论之：君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者，国也；事与人，所以为国也。故轨里连乡之属，有国者之人也，不能外是人而别有战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属，为国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别为战守之事。夫人而能为战守也，夫人之事而能为战守事也，而吾不能取之，而国始交病。
故三代以前，有兵事而未尝有兵家。凡以兵之为物，不可忘而要不可为训者也。不可训，故不必有其家；而不可忘，故不敢无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习之人；有其事者，人无不可用之日。井田而车徒出焉，不言车徒可也；里党而什伍出焉，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不言武功可也。妙于出而善其藏，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意有所隐，而事有所寄。此非管子之言？古之善为国者，皆于是乎取之。
今夫安定无争，内无盗而外无虏，民生其时，可以不衣食而温饱，不屋居城垣而全安者乎？衣食、屋居、城垣，凡有国者皆事其事，不必为盗与虏也。不幸而欲当盗与虏，则温饱安全之民犹可往，而无衣食屋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是为国者之所深念也。
孟子以命世才生战国，梁、齐之王问尽心于国，问保民，以“王政”对；滕文公问为国，以“民事不可缓”对。夫梁、齐之形在战，滕在守，使孟子尽掩其君臣之口，必使不为战守之言，而束其手足，使不复理其事，独以田里、树畜、经界数事当之。三主者将坚塞两耳，不待其辞之毕也。战国之世，亦乌用孟子为哉？观其言曰：“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若曰其所以战守之道，不出此而取之耳。
请以太公人事之说实之。凡为国者，不能使其民无耒耜、锄耰、蓑笠之用，而蒺藜、矛戟、干橹取其中；不能使其民无服牛、乘马、鸡犬之畜，而营垒、转输、伺候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妇不织纴、男不平壤，而旌旗、攻城取其中；不能使其民春勿㧑、夏勿耨、秋勿刈、冬勿藏，而骑步、储守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无相伍、里无吏、官无长、周垣无限，而约束、符信、将帅、队分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勿输粟刍、治城郭沟渠，而廪库、堑垒取其中。不能使民勿为者，所以为国也；而能取其中者，所谓藏其用于为国之中者也。
故战守者，兵也。兵之为道奇，而吾所取甚平；其情隐，而吾所取甚显；其名危，其迹凶，而吾所取甚安、甚吉。善为国者近民，能夺其所为奇者、隐者、危者、凶者，而以平者、显者、安且吉者易之，岂非修事之谓哉？
吾又以为无治法，有治人，三代尚矣。有郑、白之人，而后有开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后有畜牧之事；有充克之人，而后有尽地力之事；有晁错、赵充国之人，而后有积粟屯田之事。食其事之人非创其事之人，创其事之人非守其事之人。
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争”！夫修事难，任人尤难；任人难，养人、知人尤难。夫安定无争，天所假以事与人之时也。得时勿怠，怠则失人，失人则失事，失事则失国。于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于一切以救之。其说曰：以饥胜饱，以寡胜众，以不习胜习。夫所以使之饥且寡与不习者，其故岂可谓工哉？夫以饱胜、众胜、习胜者，中庸之所易；反是者，贤智难之。制胜者不取干中庸之所易，而万一于贤智之所难，此以其国卜者也。
孔子论政，曰“足食足兵”。既曰食与兵矣，又何所逃于富强之名？自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为言，政如杀不辜、取非其有也云尔。宋儒漫然以富强解之，使人讳富强，并讳兵食，岂不悖哉？强生于富，金与粟皆富之资也。管子论金粟生死，宁生粟而死金。金之用纡，不如粟之用直。富之中又审所取焉。古人谋国，操术之约、责效之核、持论之精如此，岂苟而已哉？
富强生于兵食，兵食出于耕战。管、商耕战之说，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为战而耕者，秦所以暴也；用耕以战者，齐所以霸也；耕非以战、而战不出于耕者，周所以王也。故曰：非有道者不能与于此也，太公是也。
〈（沈刻《隐秀轩集·文列集·论三》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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