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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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
[编辑]△《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
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迩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于《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于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谷》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复演绎，大旨归本于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于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于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于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于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征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西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于郡县。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于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鸲鹆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厩为延袤其厩，亦为穿凿。杜注陉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骃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贳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郓；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秾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
国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是书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然自宋孙复以来，说《春秋》者务以攻击三《传》相高，求驾乎先儒之上，而穿凿烦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后，说《春秋》者务以尊崇胡《传》为主，求利于科举之途，而牵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张岐然尝作《五传平文》以纠其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书，亦与岐然同意，而简汰精审，多得《经》意，正不以多生新解为长。前有《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为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此本为汝言手稿，其中涂乙补缀，朱墨纵横，其用心勤笃，至今犹可想见也。朱彝尊《经义考》载缪泳之言，称汝言研精经史，尤熟于明代典故，尝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诗、古文曰《渐川集》。今皆未见。盖亦好学深思之士，所由与枵腹高谈者异欤？
国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是岁之夏，复续作此书，以综括大旨。相传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僣，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实情，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其中如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简策相传，必有所据。即就《传》文而论，亦无以断其必不然。汝言皆以为臆测近诬，转未免自蹈臆测。又《公羊》褒齐襄之复仇，固为谬戾。然纪侯谮齐哀公于周，至于见烹，则实有其事。汝言乃谓语言之故不足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谓《左传》“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犹汉称皇汉、宋称皇宋之义，则不知正月、正岁并见《周礼》，兼用夏正，实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时。无庸牵引汉宋，横生曲说。又一行、卫朴推验《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条。汝言无以难之，遂泛谓不足深据。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无殊。一语可明，亦不必颟顸其说。如斯之类，虽或间有小疵，然六类之中，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书，篇帙无几，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于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钞”名。所补二卷，多用顾炎武说。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称庚申之秋，炎武自华阴寄《左传注》数十则，盖是时《杜解补正》尚未成也。鹤龄斥林尧叟《音义》之陋，所取仅三四条，持论极允。至孔颖达《正义》，家弦户诵，久列学官，断无读《注》而不见《疏》者，乃连篇采掇，殊属赘疣。至《襄九年传》“闰月”当作“门五日”，本为杜《注》，乃引以补杜，尤为床上床矣。他如于《定公八年传》，谓公山不狃之意在于张公室，阳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传》，则云“公山不狃、叔孙辄之徒据费以畔，说者谓叛季非叛鲁，其说非也。彼稔见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借口于张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顿殊。又如《庄公二十二年传》，引《史记正义》以未羊巽女为姜姓之训；于《昭九年传》，又续引汪琬之说驳张守节失《左氏》之指。是一义而去取迥异。皆未免于小疵。然其中如引斗辛以驳伍员之复仇，天经地义，为千古儒者所未发。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婿池非晋侯之婿；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之类：亦具有考证。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而荟稡众长，断以新义，于读《左传》者要亦不为无补焉。
国朝马骕撰。骕字骢御，又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己亥进士，官淮安府推官，终于灵璧县知县。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内《地舆》有说无图，盖未成也。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载所著诸书与此本并同，惟无《字奇》及《事纬》，岂士祯偶未见欤？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穀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则多有师承。《朱子语录》谓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谬。盖笃论也。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谷》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自昔说《春秋》者但明义例，至宋张大亨始分五礼，而元吴澄因之，然粗具梗概而已。奇龄是书，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期、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凡二十二门。又总该以四例：曰礼例，曰事例，曰文例，曰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其说以《左传》为主，间及他家，而最攻击者莫若胡安国《传》。其论安国开卷说春王正月已辞穷理屈，可谓确论。然《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礼》正岁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属王制。故变文称“王周正月”，以为建子之明文。而奇龄乃读“春王”为一句，“周正月”为一句，谓王字乃木王于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为乖谬，殆更甚于安国。又如郑康成《中庸注》：“策，简也。”蔡邕《独断》亦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义》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也。”又曰：“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据此，则《经》、《传》简策，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然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征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至于喧呼叫呶，则其结习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议不论可矣。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谷》之异文，辨证其谬。因胡安国《传》多从《穀梁》，并安国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从《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一条耳。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谷》虽先立于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奇龄所考正者，如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齐人来归卫俘，据《书序》知俘即是宝，非《经》、《传》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同例；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之卫齐恶不应作石恶；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作晋侯；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皆极精核。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传》乃作“秋”，但知《经》、《传》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后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则此冬而彼犹秋，实与晋用夏正，《经》、《传》皆差两月一例。又“卫师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诋其宋将作送，卫将作彗，不知《穆天子传》所载盛姬即郕国之女。《考古图》“许”或作“鄦”、“鲁”或作“卤”，俱勒诸钟鼎，断非讹写。古字异文，如斯者众，未可尽以今文绳之。又谓“昔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昔字训夜，虽见《列子》，然不应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称“夜则昏惫而熟寐，昔昔梦为国君”，又称“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正昔夜二字并用。又谓皋陶可作咎由，由于音同；西乞术不可作西乞遂，由于音异。是以后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转音。不知《檀弓》以“木”为“弥牟”，《战国策》以“包胥”为“勃苏”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类，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为未得其平。甚至“于”作“于”、“飨”作“享”，《经》、《传》处处通用，于《公》、《谷》亦缕摘之，益琐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春秋传》，分义例为二十二门，而其书则仍从《经》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门隶事，如沈棐、赵汸之体，条理颇为明晰，考据亦多精核。盖奇龄长于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是书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至《周礼》一书，与《左传》多不相合。盖《周礼》为王制，而《左传》则皆诸侯之事。《周礼》为初制，而《左传》则皆数百年变革之馀。强相牵附，徒滋纠结。奇龄独就《经》说《经》，不相缴绕，尤为特识矣。是书为奇龄门人所编，云本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惟载六卷，且云“未见”。此本于二十二门之中仅得七门，而“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编次未竟之本。虽非完书，核其体要，转胜所作《春秋传》也。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钱塘人，居于平湖。以诸生荐直内廷，授中书舍人，改翰林院侍讲，官至内阁学士。是编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并成是书奏进。据阎若璩《潜邱札记》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讫，问余成公二年鞍之战”云云，则实士奇倩胜代作也。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次，皆先列国都，次及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经》文、《传》文及杜预《注》，而复博引诸书，考究其异同，砭正其疏舛，颇为精核。惟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者。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殊于地理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既不能指为何地，但称犹云苏忿生之田，则亦安贵于考耶？是则过求详备之失也。
国朝徐庭垣撰。据《浙江遗书总录》，庭垣，秀水人，官新昌县县丞。然不言书成于何时。前有庭垣《自序》，亦无年月。案庭垣为朱彝尊同县人，而彝尊《经义考》不载是书，则在彝尊以后矣。自宋以来，说《春秋》者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贬黜天王，改易正朔，举天下干名犯义之事，皆诬称为孔子之特笔，而不知已乱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驳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于周天子则其大君，于鲁公则其本国之君，于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者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遏之”云云，其持论最为正大。又自述注释之例曰：“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于《公羊》、《穀梁》二《传》及诸儒论释，其合于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据《经》文先后以驳正之”云云，其立义亦为明坦。其中如桓不书王之类，间亦偶沿旧说，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经》意。与焦袁熹之《阙如编》，其识皆在啖、赵诸儒之上，正未可贵远而贱近也。旧帙蠹蚀，字句间有残阙，无别本可以校补。然大旨宏纲，炳然无损，正不以一二断简废之矣。
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起士。散馆外补兴国县知县。尚瑗初从朱鹤龄游，讲《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亦作《读三传随笔》。积累既久，卷帙遂伙，乃排纂而成是书。曰：“折诸”者，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也。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于《左传》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诸篇，皆引据典核，可资考证。惟其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每据摭汉魏以下史事与《传》文相证，往往支离曼衍。如因卫懿公好鹤遂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不一而足。与《经》义或渺不相关，殊为芜杂。然取材既广，储蓄遂宏。先儒训诂之遗，经师授受之奥，微言大义，亦多错见于其中。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秕遂尽弃其精英。且《春秋》一经，说者至伙，自孙复、刘敞之徒倡言废《传》，后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实而臆断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灭项乃误归狱于季孙，由议论多而考证少也。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搜罗荟稡，犹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举人。是编为袁熹未成之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盖犹其稿本。前有其孙锺璜《跋》，亦当时手迹也。自《穀梁》发常事不书之例，孙复衍有贬无褒之文。后代承流，转相摹仿，务以刻酷为《经》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无一人得免于弹刺，遂使游、夏赞之而不能者，申、韩为之而有馀。流弊所极，乃有贬及天道者（吕柟《春秋说志》谓书季孙意如卒，所以见天道之左）。《春秋》于是乎乱矣。袁熹是书，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而刊削烦苛。如隐公盟蔑，诸家皆曰恶私盟。袁熹则谓继好息民，犹愈于相虞相诈。至七年伐邾，事由后起，不容逆料而加贬辞。又谓会潜之戎，本杂处中国，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贬俱无可加。谓无骇之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谓书齐侯弟年，见齐之重我，使其亲贵，非讥过宠其弟。谓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助，不以此一事便为恶。如此之类数十条，皆一洗曲说。至于武氏子求赙，乃鲁不共命，天王诘责，岂敢反讥天王？家父求车，乃天子责贡赋有阙，《经》婉其文曰求车，不应舍其下，责其上。尤大义凛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于其间。亦足破穿凿之说。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于经学深为有裨，非其《经说》诸书出于门人杂录者比也。
国朝张自超撰。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进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篇首《总论》二十条，颇得比事属辞之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则从王氏之说，以为鲁之大夫。于秦获晋侯，辨所以不书名之故。于宋师败绩，辨所以不书公之故。于司马华孙来盟，辨胡《传》义不系乎名之说。于盟宋，罪赵武之致弱。于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立，书法见《春秋》微显之义。于齐杀高厚谓非说晋，而于卫人立晋一条尤得《春秋》深意。虽以“宗朱”为名，而参求《经》、《传》，务求心得，实非南宋以来穿凿附会之说。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近时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此亦其亚矣。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编本《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意，贯穿全经，按所属之辞，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分类排比，为篇四十。每篇之内，又各以类从。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笔削之迹，自古无征。《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原本、改本并存者此一条耳。《左传》甯殖曰：“载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经》文则曰：“卫侯衎出奔齐。”其为圣人所改与否，已不可定。至《左传》称仲尼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则但有改本，不知原本为何语矣。故黄泽曰：“《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正自显然易见。”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见鲁史无从辩别为憾。苞乃于二千馀载之后，据文臆断，知其孰为原书，孰为圣笔，如亲见尼山之操觚。此其说未足为信。惟其扫《公》、《谷》穿凿之谈，涤孙、胡锲薄之见，息心静气，以《经》求《经》，多有协于情理之平，则实非俗儒所可及。譬诸前修，其吴澄之流亚欤？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苏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内廷，改授检讨，终右谕德。是书补杜预《长历》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约略篇页，釐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尤足以资考证。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演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皆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以古历推隐西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之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西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退一月就之，定隐西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闰，因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载焉。杜预书惟以干支递排，而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厚耀明于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
国朝陈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见于《经》、《传》者，不可殚数。汉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传。今惟孔氏《正义》中偶载其文，而书则久佚。《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无存。杜预作《春秋释例》，中有《世族谱》一篇，具载其世系昭穆之详，而自宋以来，湮没不见。今恭遇圣代表章遗籍，《释例》一书，得于《永乐大典》中，裒辑丛残，复为完帙。独《世族谱》仅存数条，仍不免于阙略。厚耀当时既未睹《释例》原本，因据孔氏《正义》，旁参他书，作此以补之。其体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图》，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后。次鲁、次晋、次卫、次郑、次齐、次宋、次楚、次秦、次陈、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许、次邾、次吴、次越、次小国诸侯。皆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无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鲁之众仲、秦子之类，则别曰《杂姓氏名号》，另为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后，搜采颇为该洽。近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相近，而考证互有异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庄公诸人，此书征引不及顾本之备。又脱漏王叔氏世系不载，亦为逊于顾本。然顾氏于有世系者叙次较详，其无可考者概阙而不录。此书则于《经》、《传》所载之人祇称官爵及字者，悉胪采无遗，实为顾本所未及。读《春秋》者以此二书互相考证，则《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士奇父周惕，长于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于三《礼》核辨尤精。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谷》。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曰《时令》、曰《朔闰》、曰《长历拾遗》、曰《疆域》、曰《爵姓存灭》、曰《列国地理犬牙相错》、曰《都邑》、曰《山川》、曰《险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赏》、曰《田赋》、曰《吉礼》、曰《凶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王迹拾遗》、曰《鲁政下逮》、曰《晋中军》、曰《楚令尹》、曰《宋执政》、曰《郑执政》、曰《争盟》、曰《交兵》、曰《城筑》、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传异同》、曰《阙文》、曰《吞灭》、曰《乱贼》、曰《兵谋》、曰《引据》、曰《杜注正讹》、曰《人物》、曰《列女》。其《险要表》后附以《地形口号》，《五礼表》后附以《五礼源流口号》。《舆图》则用朱字、墨字以分别古今地名。《附录》则皆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为辨论以订旧说之讹。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说作《春秋分纪》，以《传》文类聚区分，极为精密。刊版久佚，钞本流传亦罕。栋高盖未见其书，故体例之间，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为体，昉于《周谱》。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于条贯。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书者，原可无庸立表。栋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参以七言歌括，于著书之体亦乖。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其《朔闰》一表，用杜预隐西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说，与陈厚耀所推长历退一闰者不合。盖厚耀之书，栋高亦未之见，故稍有异同云。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择言》，已著录。是书凡《春秋职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其考职官，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证，颇为精核。末为《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而详列其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于后，亦皆整密。惟置诸国而独详晋，则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为《晋书地理志证今》，以杜预注《左传》，皆用晋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之。大致与《春秋名号归一图》互相出入，而较为简明。虽似与《经》义无关，然读《经》、读《传》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异，于当日之事迹不能融会贯通。因于圣人之褒贬，不能推求详尽。如胡安国之误执季孙，横生异论，毛奇龄之附会尹氏，牵合正经者，盖有之矣。则廷祚是书，固读《春秋》家所当知也。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书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本所作《九经古义》之一。以先出别行，故《九经古义》刊本虚列其目而无书。目作四卷，此本实六卷，则后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确者，如《隐五年》“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案此朱子之说，非杜注也，盖因补杜而类及之）。《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及《表记》郑《注》“誉，绳也”，证杜注训誉之由。《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引《周书•籴匡解》“年俭谷不足，君亲巡方，卿告籴”，证为古礼。《僖五年》“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腊不始秦。《十年》“七舆大夫”，引王肃《诗传》，证七当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二十七年》“夏书曰”，引《墨子•明鬼篇》，证《尚书》但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无《虞书》。《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二年》“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郭忠恕作“示”为误。《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讹写。《六年》“以盈其贯”，引《韩非子》“以我满贯”，证“贯”字。《成十六年》“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二十三年》“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又“踞转而鼓琴”，引许慎《淮南子注》，证转即轸。《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引《周书•常训解》，证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礼记正义》证杜《注》五献之误。《十五年》“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证妻丧三年为春秋末造之礼。《二十六年》“錾而乘于他车”，引《说文》，证“{轻足}”误作“錾”。《哀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皆根据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废六关”，引《公羊传注》证“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注》证“置”训废则非。盖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宄莫诘，阴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复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字无疑。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二年》“文马百驷”，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襄十七年》“泽门之晳”，谓古皋泽字通，又谓诸侯有皋门，其说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皋门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于姑可解，于姊终无解也。《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服虔说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会。《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盖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鹳”，引陆佃《埤雅》之杂说（案鹳井出《酉阳杂俎》，非始于佃）。《哀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冢琐语》之野谈。《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吴音，不始于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古《经》作“立”。“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駴耳目，不可施行。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编以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其中得失互见。如《襄公二十六年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谓八邑、六邑其数少，乃《司勋》所云赏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误。今考《司勋》曰：“凡颁赏地，参之一食，惟加田无国正。”《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所以厚恩也。”据此，则是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未有赏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谓八邑、六邑为数少，当是赏地，则加田为数当多矣。与《周礼》殊为未合。盖彤著《周官禄田考》，误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即为《司勋》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产皆国卿，若受加田则约得小都，旁加四里。《传》云八邑者，据《注》不过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过二十四井。故疑其数少，非加田。其实皆不然也。又如《文西元年传》：“归馀于终。”彤谓积气朔馀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故曰“归馀于终”。《经》、《传》所书闰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闰八月，于夏时适为闰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书“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谓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更在二月后，故《经》因史而书正月，《传》更具于二月。《疏》谓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时史于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传》于八月之下乃云“闰月戊辰杀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后者，以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也。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史官之失。彤反以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令倍其赋”，孔《疏》谓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于王臣。此采邑贡王之数。然则诸侯之臣受埰地者，亦当三分之一归于公。言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贡王，《小司徒注》曰：“埰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于王。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于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勋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也。然则埰地、赏地贡数显异。今孔《疏》于侯国埰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埰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谓人也。”顾炎武谓执兵者之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西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矣。亦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未完之书，录而存之，于读《左传》者亦有所裨也。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于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西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郎”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者，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于河外列城举焦，于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迳郇城，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于《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饶近盬”合郇瑕为一，于《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以瑕吕为姓，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著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著《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于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轇轕之论，于经学亦为有功矣。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著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于胡《传》苛刻之说及《公》、《谷》附会之例，芟除殆尽。于《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于庄姜见在复娶于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鄫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于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鄫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鄫，《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鄫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之语。使鄫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僣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于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征，已出附会，而奎光乃藉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颣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于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于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于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其为先有此本，又编于《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于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右“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宁所论为允，宁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于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至于左氏文章，号为富艳，残膏賸馥，沾溉无穷。章冲联合其始终，徐晋卿排比其对偶，后人接踵，编纂日多，而概乎无预于《经》义，则又非所贵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