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

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
作者：蔡和森
1923年1月31日

本作品收录于《向导》

署名“和森”发表

　　本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发布和平统一宣言，略谓：“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张使护法问题完成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对于粤事主张讨伐叛国祸粤之陈炯明……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去陈逆而戡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斯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曩者法统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转捩，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当已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澈底，且以毁法之徒谬托于恢复法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废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消息乃嚣且尘上……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诚心，而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亦其致此之缘故。试举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辜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何以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率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又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画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倘蒙各派领袖谅解斯言，文当誓竭绵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有谓须俟统一始可议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谈。何者？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其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画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有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诸公朝赞，则夕可商诸施行……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统一则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奋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

　　我们从文字上分析上列宣言，可得五个要点：（一）中山认调和四派势力可以立刻实现中国永久而非形式的统一，即所谓拟用和平方法来图统一；（二）中山以周旋于四派之间调节其利害自任；（三）调节其利害的入手方法，为四派暂时画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相干；（四）统一之先决条件为和平，和平之先决条件为裁兵，主张用兵工政策，来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五）主张敦请一个友邦为裁兵的佐理，并举行裁兵借款，债权人有参与监督用途之权。

　　直系、奉系、皖系是什么东西？是前清遗留和外力扶植的封建势力。西南势力是什么东西？除了现还忠于革命的领袖外，都是由封建残局孳乳出来的新军阀（参看本报第二期《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关于统一问题，我们早就从事实上理论上论证过：“政治上的统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参看本报第一期《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关于和平问题，我们认十一年以来民主与封建之争的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未解除，北洋派领袖至今因其武力而承袭政权，所以我们屡次高声肯定，用和平方法去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我们这种肯定是科学的归纳过去十一年的事实之肯定，不如此，和平统一是无望的。现在即使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如画疆自守，各不相侵……），换过说即依然是不统一不和平的局面。我们从纯客观的事实观察，从阶级争斗和国际的眼光观察，中国统一的形式只有两样：一是维持现状的封建的协调于内外势力范围的（如联省自治等形式）统一；一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族的统一。前样的统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需要的；后样的统一是中国被两重压迫的人民所需要的。换过说，前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拼命反对；后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拼命促成。现在中山的政策是促成前一种的统一呢，是促成后一种的统一呢？从这点推论，我们不能不说中山现在调和四派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没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

　　我们固然知道小资产阶级和平空气还布满全国，人民左袒革命的还属极少数；我们固然知道国民党此时若继续北伐等军事行动将愈惹起商民的误解和畏避；但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大革命并不是要国民党纯粹建立在军事行动上面（参看本报第九期《国民运动革命军革命宣传》），也不是要国民党只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不去领率种种零零碎碎的民众运动和政治要求（如裁兵运动等参看本报第十五期《革命党的否认病》）；我们乃是要国民党建立在有系统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宣传上面；我们不是空想的忽略实际的革命家，对于一时还不能根本推翻的军阀和至今还不感觉革命霜要的商民，并不反对用一种适当的政策去证明武人怙乱之下的和平企图之不可能；但我们反对国民党离开革命的地位而以周旋于四派军阀间的调人自处；我们更反对国民党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友邦”（或美或日）来合作中国的内政，因为这样一来不仅犯了与军阀妥协的毛病，而且犯了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的嫌疑。

　　像中山这样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在上年六月和八月间发表还不失为稍有意义，因为那时全国商民更是死气沈沈，一面又梦想黎元洪鱼电的骗局或能实现。现在民间空气就比较的不同了，纵然商人与虎谋皮的希望还未尽消，但同时他们已觉到和平哀求的手段终难有效，所以准备举行全国的大示威，而继之以罢市、罢税等抵抗；此外智识阶级与工农阶级间的空气更形愤慨激昂。不意国民运动的领袖忽于此时出此右极的政策，简直比民间现在的空气还更右！“打倒军阀”渐渐成了士、农、工、商普通的口号，而国民运动的领袖反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和！试问革命分子对于国民党将作若何的感想！？我们更要问，现在国民党的民众基础在那里？国民党直到今日还是局促于局部的军事行动而疲于奔命，对于基本的革命宣传工夫一点没有做，就是我们屡次所要求的全国大会至今也还没有召集！国民党长此在无民众后援的空架子上做上层的工夫——而且专门是做与军阀相周旋的危险工夫，一旦失败下来，不但一个民众的波涛引不起来，而且民众将认他的失败为应得之咎。假使中国有个像俄罗斯共产党一样的民众势力基础的党，于此时采用和平统一的政策号召各军阀，那么各军阀不听从时，马上就有几百万工人几千万农人起来拥护这种政策而与军阀宣战。现在国民党那里说得上这个呢？不久中山这次调和各派军阀的和平统一的号召失败，我们敢说在民众中一个影子也没有。所以像有民众基础的俄国共产党来采用一个这样右的政策或还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但像无民众基础的国民党来采用一个这样右的政策，前程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