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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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
作者:孙中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民国的名称,是革命党推翻了满清之后才有的。不过十三年以来,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实。这种名不符实,就是我们革命没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那一个民族或者那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国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后,然后才有止境,然后法国才定。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这种力量,向来都没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还不能成功。


  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这回变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革命党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举行,所以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于这个理由,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到这次变化发生之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战事起了之后,他们催促更急,主张要我一定放弃广东,赶快到天津。当时我在韶关,督率北伐军出发江西,要北伐军完全离开广东进到江西之后,才可以离开广州;若是我离开广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进行。到了江浙战事发生变化,江西赞成北伐军的同志,不敢来归;在韶关的北伐军,也因之摇动,不能迅速前进。不上十日,北京就发生这次变化。外间的新闻传到了,我们同志的报告也同时到了。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


  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但是还有许多人催我赶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军领袖的张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电报,总是要我赶快北上。我也因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来的真情况,所以便决定北上。又因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数日之内无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内也无船位,所以才绕道日本,来神户。在神户等船,比在上海等船还要快。而且路过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旧朋友,及观察日本国民最近对于中国的感情。至于北京这次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革命举动,但是他们欢迎我去,便是给我们以极好的宣传机会。


  此时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国赶快和平统一。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路过日本,在上海动身及到长崎和神户三处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闻记者来见我,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我现在神户,没有工夫来看日本全国的报纸,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于我这种主张的感想是怎么样,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对的。不过我这两日所见日本的旧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这几个朋友,虽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舆论,但是可以担负在日本宣传我的主张的任务。


  中国要和平统一,为什么我要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呢?和平统一是内政问题,废除条约是外交问题,我们正讲内政问题,为什么要牵涉外交问题呢?因为中国国内种种力量,都没有革命党的力量大;中国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党。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吴佩孚的历史。吴佩孚是袁世凯以后最大的军阀。吴佩孚这个军阀,究竟是从何而起呢?他在民国五、六年以前,是一个无名秀才,没有人知道。就是带兵到湖南衡州,来打南方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旅长。当时南方政府是总裁制,本总理也是几位总裁当中之一,我们南方政府教吴佩孚不要用兵,给他六十万块钱;并说北方政府卖国,教他回师去打北方。他得了我们南方的大批军饷,便回师武汉,进占洛阳。当时北京政府是段祺瑞当国,他便攻击段祺瑞,始而打电报,继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后,口头上虽然以民党自居,总是说北京政府腐败,要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心理上还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外国人考查到了他的这种真相,以为可以利用,便视为奇货可居,事事便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吴佩孚以为外国人都是这样帮助,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所以便越发大胆,用武力横行于中国,弄到全国人民都是不能安居乐业。我们革命党因为要救国救民,所以便联络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诸君听到这地,便知道吴佩孚的成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失败也是由于民党,吴佩孚的起家和失败完全是由于民党的力量。革命党的力量当然要大过吴佩孚。至于吴佩孚在这几年中以军阀自居,专用武力压服民众,我们民党也是受他的压迫的原故,是由于吴佩孚得了外力帝国主义的帮助。所以此刻在中国,只有帝国主义的力量才是大过革命党。我们革命党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因为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所以讲内政问题便牵涉到外交问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像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这些流氓,在外国不过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国,不上几年,稍为知道中国内情,便结交官僚,逢迎军阀;一逢迎到了军阀,便无恶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条约之中所没有记载的事,他们都是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无论那一个军阀做事,背后总有几个外国政客的帮助。


  譬如,广州商团购枪自卫,向来都是很自爱的,对于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广州政府无论是民党或者非民党,同商团相处都是安然无事。这两年来,有几个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不愿意国民党的政府发展,便煽动陈廉伯,运动商团全体,在广州内部反对国民党的政府。陈廉伯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买办,本来是个安分的商人,没有什么野心。因为他做汇丰银行的买办,所以那几位反对国民党的英国人便认识他,便日日运动他反对政府,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当初虽然没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国人的这种运动,既可以得英国的帮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国人的保护,安然无恙,于是他的胆量便雄壮起来,便发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对于本党政府作种种的反抗运动。他当初所有的死党不过是几个人,运动成熟了的商团军士也不过是三五十个人,羽毛还不丰满,要反抗广州的革命政府还是没有办法。他于是又听英国人的话,向外国另外办军火,想另外组织军队。


  他所办的头一批军火,是用一只叫做“哈佛”的丹麦船运进广州。当那只军火船一到广州的时候,便被我们政府查出来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军火船,一面派人调查那船军火的来历,才知道那船军火是用商团的名义运进来的。在那只船进口之前五日,陈廉伯也曾用商团的名义,向政府领过了一张护照。不过陈廉伯领那张护照的时候,曾声明在四十日之后才发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后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张护照都是有用处。陈廉伯当初之所以有这些声明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丹麦船所运来的这批军火,已经想到了种种偷漏的方法,以为不必用到那张护照便可以偷过;他所领的护照,是预备第二批军火到的时候才用的。后来果然有第二批军火由欧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广州失败,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陈廉伯才要所领的那张护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内都有效力。而这船军火运进广州的日期,和那张护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个大疑点。更查这只军火船是属于丹麦商人的,丹麦在广州的领事是一个英国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国人又不在广州,是以我们便和英国领事交涉。英国领事和我们的私交很好,便将陈廉伯买军火的原委告诉我们说:“你们还不知道陈廉伯的行动吗?香港和上海的外国报纸老早就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反对你们政府,你们还没有留心那种新闻吗?我老实告诉你罢,有几个英国人许久<以前>便教陈廉伯买军火、练军队,反对广州政府。这不过是头一批军火,以后还有二批、三批。至于这种主张,只是几个英国人的事,我可以报告我们公使,惩办他们。你们可以办你们的商团,对付陈廉伯。”我知道了这种详细情形之后,便把那船军火完全扣留。当时许多明大义的商团,也承认由政府办理,没有什么举动。


  但是,陈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国人的鼓动,便煽动一般无知识的商团,要求政府发还扣留的军火;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便煽动广州全体商人罢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团,穿起军服,整队到河南大本营请愿,要发还枪枝;若是不发还枪枝,第二日便罢市。我当那一日正在大本营,便亲出接见那一千多商团,对他们演说商团买枪的护照,就日期讲,陈廉伯已经声明在四十天之后才有效,这批枪枝只在领护照后五日之内便到广州,是一个疑点;就枪数讲,护照上载明的长短枪数,与这只船所载的枪数不符,是两〔二〕个疑点。专就护照说便有这两个疑点,有了这两个疑点,那末这批军火,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并且把英国领事对我所说陈廉伯要运动商团,和另外买枪练兵来反对政府的情形,详细告诉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当时便很满足,第二日也没有罢市。以后我把陈廉伯的叛迹,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实告诉商团。但是在手续上,我还没有用公文,只用私缄。对商团各代表说,陈廉伯反叛政府的诡谋,我已经查清楚了。你们商团不是同谋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谋的人,我一定要办几个,以儆效尤。那些陈廉伯的羽党,便鼓动全体商团,要求政府宽大,不能多牵连。政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不但是没有牵连,并且没有重办一个同谋的人。


  陈廉伯看见政府很柔软,便鼓动商家罢市,还是要求政府发还所有扣留的枪枝。政府也答应他们的要求,承允把护照上所载枪枝的数目,分批发还。在国庆日便一批发还长短枪四千枝,子弹一二十万。陈廉伯那些人看见政府一步让一步,很容易欺负,于是更鼓动商团在国庆日收回枪枝的时候,对于政府武装示威,开枪打死许多庆祝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文武学生。因为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日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把广州全市商团的枪枝都集中到西关,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俨然把广州市分成了两部分:城内属于政府范围,西关属于商团范围。凡是商团范围以内,都是由商团发号施令。在商团发号施令的范围以内,不但是没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员路过,只要被他们知道了,就马上有性命的危险。当时西关和城内,完全成了一个交战区域。那几日英国人便在香港英文报纸上挑战,说广州的实在势力已经到了商团之手,政府没有力量行使职权,政府人员马上便要逃走。其实政府还是想调和,但是西关的那些土匪顽强抵抗,无论政府是怎么样调和,都不能得结果。


  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收藏得有几十个团兵,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时候,政府为求自卫起见,才下令还枪。到了政府还枪之后,稍明事理的商团份子便极愿缴枪了结,以免糜烂市场。而陈廉伯的死党还是在西关散布谣言,不说是东江陈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说是白鹅潭的英国兵船马上便要开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团多抵抗几点钟,便可以胜利。


  当商团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十几日,英国领事本告诉了我们政府说:在白鹅潭的英国兵船,已经奉到了他们海军提督的命令,如果广州政府开炮打西关,英国兵船便开炮打广州政府。我得了这个通知,便用很正当的宣言,通告英伦政府和世界各国。英伦政府也自己知道无理,便制止他们海军提督,所以到后来政府和商团冲突的时候,英国兵船到底是守中立。从互相冲突之后,不上四点钟,各武装商团便缴械了事。于是香港英国的报纸,更以为是反对广州政府的好材料,便无中生有,乱造谣言,把广东政府骂得不值半文钱。其实广州政府和商团原来本是相安无事,因为有几个英国流氓居中离间,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后,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结,因为那几个英国流氓又从中挑拨,所以便弄到杀人缴枪,以致商团受英国人的大骗。诸君不信,只看前几个月的香港英文报纸,许多都是恭维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现”的论调,便可以知道英国人的居心。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


  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就是推到全国的情形,也是这一样。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防止了外国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便先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要外国人在中国没有活动的力量,还是在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废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中国才可以脱离外国的束缚,才可以还我们原来的自由。


  用极浅近的道理说,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条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大家的卖身契。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丧失权利的条约,就是把我们国民押到外国人,替我们写了许多卖身的字据一样。中国国民卖身,不只是卖到一国,已经卖到了十几国。我们国民卖了身,究竟国家的地位堕落到什么样子呢?有许多人都说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认是全殖民地。存这样见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国情。如果说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来,中国现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国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归英国,由英国人管理,是英国的全殖民地;上海还是中国的领土,不过暂时租到外国,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讲,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当然比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要高。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香港割归了英国,英国政府便派一个总督来管理。那个总督为管理香港起见,设立了一个香港政厅,另外又设立一个立法局,所有关于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个立法局颁布出来的。在那个立法局里头,还有几个中国人。那几个中国人在立法局里头,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呀,还是在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到的地方,他们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种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


  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讲,凡是一个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国的奴隶,对于母国总可以享多少权利;我们现在做十几国的奴隶,没有一点权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国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许多地方也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设立的政府,对于母国新进口的人民,都有主权可以检查;由母国运来的货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税;英国人进那些殖民地之后,只可以做普通买卖的商业,不能滥发纸币,扰乱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国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国不能另外设立法庭去裁判。试问英国人进中国的口岸,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检查呢?英国货物到中国来,中国有没有海关去自由抽税呢?英国在中国的所有通商口岸,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中国政府有没有权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国人寄居中国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国法庭能不能够去裁判他们呢?英国人的这些行动,在本国的殖民地是怎么样呢?再在他们的祖国三岛之内,又是怎么样呢?不止是英国人在中国是这样横行,就是其他各外国人都是一样。所以中国人不只是做一国的奴隶,实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国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国奴的地位还要低!好比高丽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国,高丽人只做日本一国的奴隶,安南人只做法国一国的奴隶,高丽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国人还要高。我们不用外国的领土来比,就是同是中国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国的,便和在中国没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


  现在北京有了大变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到北京之后,便要开国民会议。这个会议能不能够马上开得成,此刻固然没有把握。假若开得成,我首先要提出来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改良国民生计;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两件事,若是国民会议开不成1,便做不成功。要把这两件事做成功,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能够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大家先出来提倡。


  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法,因为全国人数的调查不的确,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里头,便主张用全国已经有了组织的团体派代表,共同到北京来组织国民会议。至于宣言中所列入的团体,遗漏了的还是很多。譬如报界便没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张加入报界团体。你们在海外的华侨团体也没有列入,为解决华侨在海外所受的种种压迫起见,华侨团体也应该要加入。要全体国民都是一致力争,要全国有组织的团体都是一齐加入,然后这个国民会议才可以开得成,然后这个国民会议才是〔会〕有很大的力量。因为要得到国民全体的主张,然后对内要改良国民生计的问题,才可以根本解决;对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才可以动世界各国人民的视听。现在中国捣乱的外国人,不过是少数无赖的流氓。至于在外国许多主张公道的外国人,都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同他们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坏,他们一定出来仗义执言,为我们打不平,要帮助我们要求他们本国政府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好比美国南方人从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张公道的人便出来打不平,发生南北战争,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样。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必须全国有组织的团体都是一齐加入,才有大力量,才可以动各国主张公道<的>民众的注意,然后乃可动世界的公忿,他们一定要来和我们表同情。到了各国主张公道的人都是和我们表同情,那还愁什么不平等的条约不能够废除呢!


  我们做国民的要将来达到这种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国去力争,要全体国民都是打电报,一致去争。国民为争这种国家大事,打到了几百张和几千张电报,便可以当几千兵和几万兵。假若我得到了国民的一万张电报都是要开国民会议,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万张电报向军阀去力争;用一万张电报去争,这种和平的争法,胜过十万兵。所以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还是要开国民会议;要开国民会议,还是要做国民的大家奋斗,一致去要求。今晚在这里开会的人,都是本党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会之后,要实行本党的主张,便要写信发电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国的家庭,去解释国民会议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一致赞成要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以和平统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还要大乱不已,大家便还要受兵灾的祸害。所以大家要以后所得到的是祸是福,还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来欢迎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会之后,对于国民会议要努力去奋斗。

  注释:

  据《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中国内乱之因》

  *孙中山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抵神户。这个欢迎会是由东京、大阪、神户三#的国民党组织联合举办的。

  1按:以上两句,原文倒排,今予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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