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新儒家

基督教与新儒家
作者：叶秋原
中华民国32年（1943年）3月30日
1943年3月30日
公布于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12期

本作品收录于《东方杂志》

　　在推进新儒家运动，和建立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努力上，不可忽略了一种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基督教及基督教思想可能给予这些努力的帮助和支持。新儒家之所以成为新，当然要有它新的地方在；而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建立，必须一本三民主义的精神，自然都是理由极明显的。有人以为新儒家运动和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建立，不能相提并论，那是限制了新儒家运动的意义了。新儒家运动产生于三民主义的环境下，无论其本身是否为三民主义的，这运动的产生，必受到三民主义的影响，当极明显。就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建立的观点来论，新儒家运动应为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建立上的一股主力。这两者实相表里。从事于新儒家运动者或许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感觉到他们是为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才有这番新运动，但他们的努力，无论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却在推进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建立。在这一个观点下，新儒家运动的目的，便在建立或充实三民主义的文化及思想体系。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本与政治结着深缘，目今的新儒家运动，应该与三民主义结着深缘，方才不失儒家之道。三民主义包涵着的浓厚儒家思想，在三民主义的环境下，应该有像新儒家这样的运动，也是极明显的，况当前的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诚如贺麟氏所云：‘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注一）这是在三民主义的环境下，新儒家运动才能发育滋长。

　　在建立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努力上，新儒家运动实是一股主力。在这股主力之外，我们不能忘记另一股主力，其重要实不亚于新儒家运动，这股主力就是基督教文化与思想体系的复兴。三民主义是具有世界性的。它之所以能具有世界性，就是因为除了我国固有的传统儒家思想外，三民主义还包涵着基督教思想。整个西方，它的社会及文化思想都建立在基督教的传统上，正如我国的社会及文化思想体系建立在儒家传统一样。三民主义的理想就是溶我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的传统基督教思想于一炉，因而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民族力量，一种新的世界力量。

　　故就建立三民主义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努力上来论，复兴基督教的文化及思想体系与复兴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及思想体系，其重要正复相同。就新儒家运动的观点来论，新儒家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更须与这股主力，以基督教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及思想体系，合流之后，方能成为新。传统的儒家思想，若不吸收外来的成分，又如何能成为新呢？可喜的是关于这一点，已为若干学人所注意了。贺麟氏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就说到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之一，便在‘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此外，若钱穆，若谢幼伟诸氏的文中，虽则观点及认识不尽相同，也曾注意到基督教这面，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在贺麟氏所著的一文里，他并且这样强调着：‘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洋文明之骨干，其支配西洋人之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如非宗教之知“天”与科学之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之近代西洋文化。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这真是洞中肯要之言。但什么是基督教的糟粕，什么又是我国对基督教的认识，那是似乎值得提出来一问的。老实说，就是在西方，自从所谓宗教改革以来，一般人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是糢糊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若不经过一番客观的判视，自然更成问题。自从所谓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已失去其统一性，而形成混乱。宗教改革的结果，使人惟我独尊，标新立异，遂造成今日之局。

　　自路德马丁以后到如今，产生了一百五六十种以上的教派，这里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说教，其难以代表整个西方文化及思想体系中心的基督教，自属彰彰明甚。那末，我们应该从那里去认识基督教而接受它的¤华呢？这回答是很明显的，我们应该从支配西方生活逾一千几百年，自宗教改革以来，仍没有削弱它地位的公教会即所谓天主教那里认识基督教的真相而取其精华。

　　无可否认的，我们对于公教会往往存着一种偏见和成见。因为有这种偏见和成见在，使我们对于基督教的公教会的认识不够，这偏见和成见的形成，就是受了他方面宣传的影响。由于这等宣传，我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由对公教会存着一种偏见和成见而引起一种反感。我们要从这种偏见或成见中解放出来。我们试想一想，自从所谓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的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而且更形增强。全世界的天主教信众逾四万万人，这是在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宗教改革以前，它是西方的惟一信仰。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于这为西方文化及思想体系的中心的天主教，应该有一种新的认识。不了解天主教，不能认识基督教的真相，不认识基督教，就不能认识整个西方。惟有天主教才是西方文化及思想体系中的主要成份，这正如我们的儒家思想才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构成份子一样。

　　像儒家思想需要新开展一样，西方的基督教也需要新开展；这是为此，我们在上面曾提到基督教文化及思想体系的复兴。天主教在西方为惟一的宗教信仰者逾千数百年，马丁路德和亨利第八各自为了自己的原因，而与天主教崇仰之所寄的罗马教宗分离，这结果于造成自我狂的极度发展，从个人的自我狂到民族的自我狂。惟我独尊--从个人的惟我独尊到民族的惟我独尊--与夫标新立异都是这种自我狂发展的形相。西方本来只有一个整个体系的基督教，就是以罗马教宗为代表的整个基督教体系，如今却分裂成百数十种以上的单位。在政治观念上，本来是被目为一个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西方，却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所谓宗教改革本由于像马丁路德和亨利第八那样的自我狂，其结果是自我狂的发展愈益不可收拾--由个人的自我狂到民族的自我狂。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学术思想，自卢骚，笛卡尔，以至康德，黑格尔等，他们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继承着宗教改革的传统，与正统的基督教愈益远离，这结果于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界的混乱和舍本就末。这种种因宗教改革而造成的在宗教信仰、政治观念、和学术思想各方面的混乱，它们所起的交互影响，便是民族自我狂的极度发展，其最显著的代表便是普鲁士主义和希特勒。

　　西方是衰落了，这衰落由宗教改革所引起。但这里有一点却值得注意，这就是宗教改革所要打倒的对象，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基督公教会，这就是天主教，不但没有被宗教改革所打倒，却反因宗教改革而给予它以新生。它整饬了内部，它产生了一股新力量以复兴其原有的文化与思想体系。这股新力量就是耶稣会的产生和自十六世纪以来耶稣会士在各方面的努力。的确，我们若就公教的历史上来看，在它所经历的一千数百年中，它曾遭遇到各种危险，在每次临到危难的时候，这危难不仅是教会本身的危难，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的危难的时候，总有杰出的人物起而挽救这种厄运。在第六世纪，当整个西方在罗马势力衰微各蛮族崛起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圣本笃的诞生，在第十三世纪，西方外有他族侵扰之患，内有异端邪说横行之忧，这时候，却有圣多明我及圣方济的诞生。在第十六世纪，西方的他族侵扰之患未息，而内有誓反教之兴，这时我们看见有圣依纳爵及耶稣会的诞生。现在这一时代所加予公教会及整个西方的危难，怕更甚于第六、第十三及第十六世纪；挽救这一时代厄运的必有像圣本笃，圣多明我，圣方济，及圣依纳爵那样杰出的人物及由他们所领导的那样伟大的运动。西方如果复兴，西方是必定有一日会复兴的，这复兴决不是帝国主义或民族自我主义的复兴，而是将整个西方认为是一个单位的基督教世界观的复兴，将整个世界认为一个基督教世界。这个观念的复兴，诚如儒家思想在中国复兴所占的地位一样，西方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基本的成分，就是基督教思想的复兴，基督教文化的复兴。

　　这是在这一个时代，当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均吿衰落亟需复兴之际，我们看见有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诞生。这运动所负的历史的任务，实在是非常重大。如何担负起这历史的任务，是则有望于国内外的学人。　　　　

　　（注一）见贺麟作：“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思想与时代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