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集/卷十七

大山集
卷十七
作者：李象靖
1802年

书

答柳叔亨_通源、叔文_道源、叔远_{长源○壬辰}

十载愿言，二宵联话，归来耿想，宿昔而未敢忘也。前后书问，仰感不遗，辄缘乖便，未有以奉复，自讼不敏而已。即拜令胤，兼奉辱问，谨审旱阳，兄履胜相，叔季二兄，次第患痾，承于向安之后，犹为之惊虑也。

象靖一味颓愦，重以应酬烦扰，内凋外讧，无善状可以自慰，乃佥兄不惜牙颊，外加引重，已非爱人之德，今又以二难枉驾，令人愧窘，欲遁逃而不得也。既来无可拒之说，相携入高山，作数日计活，其见解步趋，已褎然有成，顾老废空洞，何足以备相长之益？三胤以阃忧先归，甚怅恨也。一番联枉之约，固所跂伫。但天气向热，愆候新复，不瑕有劳损？惟在审量于未动之前，不敢以承拜之乐而望其夙驾也。知事先生、木川令公，一时捐背，乡邦空矣，奈何奈何？礼疑书示之教，窃有投质之愿，而滚汨未暇，当早晩遂意耳。谷兰道兄，昨得数日之稳，得闻宏言妙旨。但其羸惫甚，令人可闷，未知返后起定何如耳。

答柳叔亨_丁酉

顷者得与好朋友游好泉石，不能款听好议论，只供一场好则剧，归来悔懊，月十日未已也。麦秋搬动之举，预切怅惘，无由驰别，俟九秋时节，或可以竹杖芒鞋，共寻周房、青鹤否？惟祝体度万相。

答柳叔文、叔远_己丑

积岁暌违，怀想风仪，与夫瓢岩泉石之胜，有时发于梦寐，杜门汨没，不能效古人思起命驾之义，时因便风，询扣动静以自慰而已。忽得长笺，落自无何，把玩惊喜。仍审寒序棣床湛乐，燕超佳相。象靖七尺仅存，而神精已内凋，旧茫新昧，兀然为村里庸人。回顾宿志，未有万分一可酬，每中夜无睡，抚躬自悼而已。

雨谷无恙时，有讲讨振拔之益，而九京已不可作矣。侧闻高明联床对讨，互相博约，其必有所得者矣，其必有自乐而可以及人者矣。亟欲致身其间，盘礴月十日，与闻奇伟精奥之论，而此事未易谐，乃蒙不遗，远辱音问，长箚、短幅，意寄深远。顾此衰颓朽浅之身，何足以备江湖之匹雁，而辱贤者之留意至此勤也？既而细审两书之旨，无一言之及于警诲，而游辞、费说，虚为引重。如所谓“道体门下主盟拂牌”之云，皆盛德之所辞让而不敢居者，而强以被诸无状之一凡夫，无论一己之资人笑囮，或有以议贤者语默之节，则亦岂小故哉？自玆以往，扫去此等，更攻互磨，左右提挈，使桑楡晩景，获有尺寸之进，则区区亦将忘其驽劣而自列于他山之石矣。

窃详来诲数纸，见理精密，命辞详悉，仰认沈潜探索之功。然或恐上达之意多而下学之工有未足，考校勘核之功胜而玩养履践之力有未至也。盖道体虽极高远，而实本于彝伦；工夫虽极广大，而不外乎日用。此行远升高，所以必自乎迩卑，而不有以先成乎其小，亦何以遽造夫其大哉？孔门诸子极天下之英材，而师弟之所授纳者，不过孝弟忠信之训、克复敬恕之说，至性与天道，则罕言之而有不得而闻者。今且当以《大学》、《语》、《孟》为先，虚心游意，反复浸灌，使其意味浃洽，路脉平实，渐次进步，脚踏实地，及其积累纯熟之久，则理与心一，习与身安，所谓“深造自得、居安资深”之妙，当不离于此而得之。向所谓“性与天道”者，洋洋流行于日用周旋之间，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此未可以易言，然其入门路头，不可不先审而预定，故敢诵言及此，未知意下以为如何？

九思文字，闻收辑已有头緖，可以不朽斯翁矣。情义所在，窃欲一观，而远不可易以得。传闻已登高案，幸大家评量，期于精约，可以传之久远，自是朋友之责耳。王伯书，未曾接得，然大槩当如来谕矣。礼疑，略贡臆见，幸更加驳示如何？《近思》疑义，何敢妄有评议？头项甚夥，留俟从容讨究，以取斤正。然恐来谕盖多得之，区区之见，无足以居意外耳。适患牙风，拥颊自将，不能各幅修敬，深觉简率，幸赐谅恕。

别纸

金士休迁厝疑节，亦尝与闻委折，而蒙陋寡闻，只以臆见，草草应酬。窃闻高明所论有所据依，恨不得一观以开迷滞之胸，玆承委示，益感问寡之盛意也。今葬礼已讫，不必更有烦言，而第私相讲质，以究一定之论，不害为穷理之一端，幸高明之终教也。

来谕引近世礼家“逮事五代祖，持服承重”之说，以为证案，而区区不能无疑于此。盖《礼》：“小宗有四，而极于继高祖。五代以上，则亲尽于上而宗易于下矣。”高祖有传重之义，故其孙有承重之服，五代以上，亲尽而服竭，主祧而宗毁，初无传重之义，又何重之可承乎？没而当祧主毁宗，则其可以逮事而遽有传重、服斩之义乎？

《礼》曰：“嫡孙，父卒，为祖及曾高祖承重者，服三年。”《语类》云：“自四世以上凡逮事，皆当为齐衰三月。”〈来谕所引，与此略有异同，意虽相似而语脉间便别，幸考之。〉礼家又论：“高祖以上远祖，皆齐衰三月，假令有彭祖之寿无名之祖存，不可以无服云云。”夫承重之服，只及于高祖，而五代以上，皆以三月为断。盖世数有限，服制有穷，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而亲毕，既无立宗、传重之义，而强以名之曰承重，则是便有五世之宗矣。诸矦虽祭五代，而并数太祖，其实只祭四代，大夫有事于庙，则干祫及其高祖，今曰承重五世，则是诸矦、大夫之所不敢，而匹士可僭为之乎？五世既然，则六代、七代以至无名之祖，若无中间持服之人，亦当为承重三年之制乎？夫五世以上，有承重服斩之义，则是丧礼之大节，服术之最重，古今礼家，何故都无一言而只泛论逮事三月之制？今乃立宗法于代尽之馀，持重服于泽斩之后，未知其于守经信古之义为如何？而毋或近于以礼许人之汰乎？

来谕曰“既卒丧而迁于最长之房”，未知祠版当题以五代祖而自称以五代孙奉祀乎？幸而有最长则善矣，如无房可迁，则当旋埋之乎？抑终身仍奉乎？未逮事则当祧主而逮事则承重持衰，果合于礼意乎？

来谕：“迁厝之礼，当以丧礼处之，宗子虽代尽，而为之服缌主丧。”夫所谓“处以丧礼”者，指“哭泣”、“敛窆”、“馈奠”等事而言，非谓主丧必以代尽之宗子也。代尽而宗子之名犹在，则不必祧于最长，虽已祧于最长，而遇迁窆之节，则亦必以宗子服缌而主丧，然后方得重宗之义乎？

士休家尚未祧迁，自是因仍迁就，拘于事势耳。葬日稍远，卜日行祫而祧迁于长房，则都无所碍，日期甚窄，不可回旋，则告庙、哭庙之节，未祧之前，不得不以宗子之名，而庙与墓稍别，且依“亲尽之墓，诸位迭掌”之文，以最长素服主事，既葬之后，克日祧迁，则犹足以补前日迁就之失。今以迁就之失为固然，而就上起义，仍主墓事，则不几于朱先生所讥“失其大体而随宜区处”者乎？〈见《节要ㆍ答李守约书》〉退陶先生所谓“别室迁主，宗子主之”，盖谓长房未及迁奉，姑安于宗子之别室，故不得不暂主其祀以待其迁奉耳，非以别室主祀为常行可久之道也。今乃因家庙不得已之变礼而推之于墓所，移承服未的之旁证，而引之于迁窆曰“分际甚严”，曰“宗子当服缌”，然则设有迁六七世以上之墓，其主必以宗子，而其服必以缌制然后为可乎？〈若迁大宗之墓，则恐当用此说耳。〉仲氏所论“宗子代已尽，而服缌似过隆，只得吊服加麻”，此说稍契鄙意。但谓“迁葬于未祧之前，故可以宗子主之”，是则宗子之主葬与否，在祧迁之行不行而初无一定不易之义也，如何？

向对濯以，亦如来说，东坡表叔亦有书来炒，是必鄙见底滞，不足以窥诸说之微蕴。幸望不厌反复，预为后日遇此事者准备，亦一事也。

答芋洞李丧人问目，考据明白，意义精审，仰认用工之深，自此人家遇疑文、变节，不患于无所就质也。区区亦尝与闻此事，略有往复，而不能如是之详且尽也。但前一日，既以遭丧代摄之意，具由告殡，则行祀之际，不必一事再告，直以己名用本祝，未知如何？

答柳叔文_庚寅

杜门孤陋忽此新年，一纸惠书，又奚翅百朋之锡邪？仍审体履履端增庆，区区慰幸。向来一书，信笔胡说，何足以槪盛意？而乃蒙假借辞色，还自愧悔耳。

象靖素不习于礼，寻常仪节，犹无以自达，况可以骤语变哉？偶因迁礼一节，率尔供臆，亦自附于有疑相讲之义，非有一定之见可以借手而自说者。即蒙反复开示，转加详密，正所望于直谅多闻之益也。来谕上一截，固与鄙意同，而不免下截之异者，盖以久稽祧迁，不免祭五之僭。今不理会此著，而就上起义，轻破“诸位迭掌”之文，恐或涉于以礼许人之汰，故略有云云。然事势既如此，则不能无随时通变之义。

来谕“告庙改葬，自是一项，不可有二主”者，亦自有理。但叔远之意，虽已行祧迁，而不许最长之主事，寡陋之见，终未晓悟，与渠书略贡所疑，今不能缕缕也。

心丧除服，今俗例于祥祭之日，而区区每有疑焉。大抵出继子，嫌于二本；父在母丧，嫌于二尊，不得不降屈其服，而圣人许心制之丧，以伸孝子之情。夫亲丧之二十七月，自郑氏以来，未之或改也。既许其伸，则引而至于禫月，无所于嫌，而符于从厚之义，亦何为而不可哉？黪冠、缁带，特以表心丧之貌。今在家兄弟，方白笠布带以居禫制，而出继者遽以吉冠吉服自居，则乌在其为申丧之义也？且不敢与在家者无别，而黪、白迥异，〈此以《五礼仪》言之，虽从古制同一黪服，而彼为禫制，此为心制，其义自别。〉则压降之义，隐然流行而无所嫌矣。

礼虽先王未之有，而后来君子多有从厚之论，如被发本出蛮俗，而其意近厚则取之；间月而禫，朱子以为未是，而亦以从厚而不改。况此心丧之终禫，无害于礼而实惬于情，则所谓“犹加一日贤乎已”者。古今礼说，虽无“心丧终禫”之文，而亦无“祥日必除”之文，等是无文可据，无宁从厚之为恔？

且今之居心丧者，虽已从吉而终，禫月犹不敢自处以平人，是其心犹有所不安也。心既不安，则表心而存其服，亦何所妨哉？间尝质诸一二先辈，及得慎独之说，然后方信不疑。顷年持服之日，休文弟依以行之，遂成一家之礼，未知不得罪于秉礼之君子乎？

但慎独“吉祭除之”之论，终有所碍，尽有如来谕所疑“兄弟已即吉而仍服缁制”者，且今人往往不能即行吉祭，则是过时而犹不除也。鄙意兄弟有行禫者，则同时而从吉，惟父在母丧，未知当除于何日。然沙溪说：“承重孙，遭私丧不禫；诸叔父，以当禫日除之云云。”夫卜禫先近日，则上旬之或丁或亥，为当禫之日乎？父在母丧，虽无吉祭告迁之节，而四时之正祭，固当仿此而行，眉叟所谓“二十七月以吉行祭”，亦恐为此。但既不用吉祭除制之说，则不须烦延及此耳。虽然，此但据鄙意，以取正于高明。如贵门所处，自有遗旨，且有东坡、雨谷诸先辈议论，惟在商量行之如何耳。菊兰患报，不觉惊虑。然岂弟神扶，即当勿药矣。

答柳叔远

顷书，自觉率易，惧无足以留盛意，乃蒙还惠手毕，教告谆悉，捧读数四，益知高明析理之精、用工之深也。仍悉棣履均庆，慰意不浅。象靖碌碌无状，又添一齿，便是六十岁人，空吃世间人饭，无万分一可以慰夙心者，只抚躬自悼而已。

向来礼疑，只供一时谈辩，非有平日讲讨之素，自知愧笑。然不有狂瞽之言，又何以来精妙广博之论乎？大抵高明之于礼，殆古所谓“专门名家”者，其考据该悉、义理深到，非卒然立说所可破，而愚蒙抵滞，往往有看未到处，不再三叩问，无以窥其微奥，不惮烦复，复有缴纷。幸高明终不遐弃，使得为听说之初平，其何幸如之？

来谕以丧礼、祭礼为两项事，引据甚详，然愚意却恐未然。程子曰：“高祖有服，不可不祭，虽七庙、五庙，亦止于高祖；虽三庙、一庙以至祭寝，亦必及于高祖，但有疏、数之不同耳。”朱子亦曰：“礼家言‘大夫有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可为立三庙而祭及高祖之验。”盖古者庙制甚严，代各异宫，故大夫士以下，拘于法制，不能准立四庙，而其祭之也则必及于高祖，故有传重之义，而其死也，为承重之服，是丧礼、祭礼，通为一义而未尝分为两项事也。若以不立庙而便谓宗毁，则大夫无继高之宗而士无继曾之宗矣。礼家论小宗，皆以大夫士言，则不以庙数之多寡而增减其宗法也较然矣。若五世则诸矦之所不敢祭，而礼家只许齐衰三月之制，故愚顷有此说。然来谕所谓“中间一世，断而不续，递迁之节、合享之际，有未安之事”者，实鄙见之所思量未到者，反复究索，终未有会通处。所论“当服重立主，既卒丧，合食宗庙而后或迁或埋”者，用意宛转，尽有条理，所谓“礼穷则变，不可尽以常礼处”者。然窃怪古今礼家既立逮事之服，至有十世祖在堂无名之祖之说，而未有一言及承重之服者，后生末学轻易骤语于变，恐有害于守经信古之义。且俟异日或得古据，或自家眼目渐高，然后徐议之未晩也。未知此意如何？

代尽迁窆之节，仲氏以为神主未祧之前，不可庙墓异主，姑以宗子主之，而来谕“虽既祧之后，亦当主以宗子”，此即程子“计会宗子”之意，其义甚严，然恐稽之于古而有不合者。盖宗子虽已代尽，实先祖之正嫡而尝奉承宗庙者，不可以宗毁而视之如泛常诸族，盖其尊祖敬宗之馀义，如最长之不称孝，亦其一端也。然其代尽之祭，则不得不移奉于最长，酌献、祝号，皆使主之，不敢以计会宗子之故，使之主事，则义之所在，礼有时而变，不可以执一论也。若曰“窆礼与墓祭有异”，则又有说焉。《家礼》：“大宗之祖，亲尽则藏主于墓所，而宗子主之，岁率宗人，一祭之。第二祖以下及小宗之祖，亲尽则埋主于墓所，而诸位迭掌，率其子孙，亦岁一祭之云云。”夫大宗之第二祖以下及小宗亲尽之墓，非无宗子之可计会，而犹必使诸位迭掌以祭，则是庙与墓，俱属之诸位矣。或遇迁窆之节，又使宗子主之，既窆而又还之诸位，则不惟举废之无常，祭与葬，初无异义，而其主之也，或宗、或支，亦何所据也？且庙祭既属之长房，则其告庙、哭庙，亦当以长房主之，而窆葬之节，独主以宗子，则毕竟有二主之嫌，与今日之事，异序而同归矣。高明于今日之事，坚执二主之嫌，而于此又却不计，得无自相矛盾之失乎？鄙说既不可用，则宁从仲氏之说，犹为近于事情。高明所执，终未得其所安，必是滞泥之见，不足以窥精奥之义。幸乞更加勘破，用开迷惑，如何如何？

《近思箚疑》，精微缜密，十已得其八九，区区无容评议。第辱询之意，不敢终负，谨就其中，略有一二所贡，亦望更加批回也。盛录，切欲留置以资览观，而或虑无副本，玆用投还。若更许惠寄，亦足以替面讨也。

别纸_{论郑守梦《近思录释疑》}

《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注“用，起天地先；体，立天地后”，《释疑》：“用与体，皆指阴阳言。”ː按此“用”字，恐是妙用之用，即指太极而言也。若以为用与体皆指阴阳而言，则其于叶注“太极流行之妙，二气对待”之文，有不合，如何？

窃意邵子本意，当如《释疑》。叶氏引之，则固指太极而言，然终觉有未安。朱子本解，以“命之流行不已”、“分之一定不易”，对待立说，就动静阴阳上，以太极为主而言。然叶氏以“太极流行之妙”、“二气对待之体”，相对为言，是理为用而气为体也。朱子尝以太极为体，阴阳为用，而旋自谓其言有病，况理为用而气为体乎？来说以用为妙用之用，然与不易之体相对，则毕竟是体用之用耳。如何？

“立天之道”注“太极之体，太极之用”，《释疑》：“朱子曰‘于其中，各有体用’，叶氏以阴阳、刚柔、仁义为太极之体，以死生为太极之用，未稳。”ː按朱子之训，是就阴阳、刚柔、仁义而分体用者也；叶氏之说，是就太极而分体用者也。其说虽殊而各有发明，恐不必证此而非彼也。或云“不可以阴阳、刚柔为太极之体”，然此恐不然。朱子曰“阴阳、五行为太极之体”，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叶氏说，疑有所本也。

当从朱子，然叶氏说亦有意义。盖义理无穷，参互错综，其义方备耳。朱子以阴阳、刚柔分体用，亦就气上指其理而言，故曰“其实一太极也”，非专就阴阳、刚柔说也。来谕辨或说之不然则是，而其为说则恐有商量。盖阴阳、刚柔，即分之所以一定，对原始反终流行之妙，则亦不害其为体。若程、朱所说体字，皆以体质之体而言，非体用之体也。

朱子曰：“仁存诸心，性之所以为体也；义制夫事，性之所以为用也。”《释疑》：“‘性之所以为用’之‘性’，疑‘情’字。”ː窃谓“性”字为是。

《孟子》首章、《太极图说》小注，幷引此说而皆作“性”字，不必有疑。然仁义固具于性而其发为情，故朱子曰“以性言之则皆体也，以情言之则皆用也”，李先生《答艮斋书》，论仁义、中正而亦曰“此兼性情言”。今以制事之义，对夫存心之仁，则其界分属乎情矣。如羞恶固是情，而亦可谓之义，则《释义》亦无大害，但不必改“性”字耳。

乾天也章注“朱子曰‘妙用言其理’”，《释疑》：“妙用言其功用之妙处，今曰‘妙用言其理’，若以妙用为太极者然，可疑。”ː窃谓“妙用谓之神”之神，与“鬼神”之神，微不同。“鬼神”之神，是往来屈伸之神也；“妙用”之神，是大传所谓“妙万物不测之神而为鬼神之主宰”者也。合而言之，则非鬼神之外别有妙用之神；而析而言之，则其精者为理而粗者为气，又自分明。《西铭》注亦曰“神底是理”，此实朱子之定论也。

朱子曰：“某就形而下说神，滚在气里说，然又是气之精妙处云云。”盖以其运用无迹，变化莫测，故对功用之粗者而谓之理。然毕竟是形而下，张子所谓“良能”、朱子所谓“灵”，是也。《释疑》所谓“言其功用之妙处”者，亦自不妨，只此便是理，非便以为太极也。来谕引《西铭》注“神底是理”，以破《释疑》，则恐又未然。“神”字，往往就理上说，如《通书》论神处，亦多此意。然其正训则当以气之精妙为言，大传“妙万物不测之神”，亦非专以理言。来谕“合而言之，非鬼神之外别有妙用之神”，此言甚好，还可谓非鬼神之外别有理乎？“析而言之，其精者为理而粗者为气”此“理”字，亦对粗而言，非直谓太极之理。此梁文叔“气愈精而理存焉”之说，所以见非于朱子也。

人性本善章注“合理与气而成气质”，《释疑》：“‘合理与气’，此言未稳，言气则理在其中。”ː窃谓人物既生之后，则固可谓理在气中，若其真精妙合，人物未形之时，亦可谓之理在气中邪？但叶注以“昏明强弱”，承“成气质”之下，不可晓。盖昏明强弱，专出于气，非因合理气而然也。

“理与气合而成气质”，此言自是无病。理不外气，言气则理固在其中。然理为主而气为资，其可舍理而独言气乎？但来谕以为人物未形之时，不可谓理在气中，则恐未安。夫理是藏头物事，乘气而为动静。故未论人物未形与已生，理之在气中则一而已，但有流行、定体之异耳。所论叶注，亦恐未然。盖言气质之成，则当言合理与气，气质成，则随其清浊粹驳而有昏明强弱之异，其语势自是相因，非谓昏明强弱之由于合理气也，亦不可以昏明强弱之出于气而外理而言成气质也。如何？

忠信进德章注“变易之用谓之神”，《释疑》：“只下‘用’字似泛，带竗字之义，可也。”ː朱子曰：“妙用，言其理也；功用，言其气也。”又曰：“其体则谓之易，其功用则谓之鬼神。”据此则是可以功用言，而不可以妙用言也。

“鬼神”与“神”字，相对说则分精粗，专言则可通用。朱子此引功用谓之鬼神，即专言者而和妙用在其中，《释疑》之专以妙用言，恐倚于一偏，而来谕之欲专以功用言，亦未得为该遍也。如何？

二卷题注，《释疑》：“首卷，论道体，非尊德性也。叶氏以尊德性言之，未安。”ː按首卷极言心性之德，谓之尊德性，似无不可。况《中庸章句》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德性、道体，恐不可异看也。

详叶氏之意，先言总论为学之要，而继引尊德性、道问学，言为学工夫有此两段。上篇既明道体而知所指归，则于此可以著尊之道之之工，盖但曰明曰知，则非尊之之谓。此篇如《好学论》、《定性书》、《西铭》，“涵养、致知”、“尊德性、道问学”，皆幷言之，不可专谓道问学一边也。如何？〈尊德性，极乎道体之大；而道问学，尽乎道体之小。上篇以明道体之大小，而此篇言其极而尽之之工，恐不必以二段分属于两篇也。〉

精义入神章注“化者，著万物而有迹”，《释疑》：“语意似陡，如曰‘变万物而有渐’，如何？”ː按《西铭》注“化底是气，有迹可见”，叶注恐有所本。且“变”与“化”不同，变属阳、化属阴，今以阳变释阴化，似未安。

叶注自是无病，不必疑，然来谕引“阳变阴化”，恐未然。对言“变”、“化”则有阴阳之分，单言“化”则包变在其中，如“穷神知化”、如“造化之迹”，岂专指阴化而言邪？读书切忌太泥，来谕往往有此病，未可检改否？

伊川曰致知在所养章注“心境清”，《释疑》曰：“语意近禅。”ː按横渠亦有“心清时少”之说，若斥以近禅则过矣。

《孟子》“操则存”注：“学者当无时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气定，常如平朝之时云云。”又《记》言“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朱子屡引以言圣人之心。盖心境清明，万理森然，与释氏之“空寂”迥别，即朱子所谓“其唤醒此心则同，而其为道则异”者，何语意之为病乎？

仲尼元气章注“颜子与圣人合德”，《释疑》：“恐无差等。”ː按《论语集注》，以伯玉出处为合于圣人之道，则以颜子谓“与圣人合德”，恐无不可。且“合”字，便见颜子与圣人异。

颜子于圣人，体段已具，观此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处，便见与圣人合，但比元气无不包，气象微有小大之差耳。来谕不必引伯玉为证，此只言其不背于圣人之道也。又不必言“合字便见与圣人异”，如言“阴阳合德”与“天地合其德”，亦岂有浅深高下之意乎？大抵看文字，须就本文究玩义理，沈潜久熟，自见有意味，有形容不到处。如此比校引证，虽说得通，终觉意味浅淡，无实得处，久远却恐不济事耳。

大抵来谕考据详密，思索深透，可见其用功之久、造理之精。如象靖读书卤莽，不能会疑，今因所谕而得前日之未知者甚多，岂复更有气力可以点检其疵病邪？然反复究玩之馀，有一二信未及处，不欲蓄疑护短，自阻于问寡之下。其馀诸条，只见其精确而未有可摘，不能备礼生说以供一时谈辩之资也。但恐比较磨勘之工胜，而或少沈浸玩熟之味。且诸家议论，不胜烦蔓，顾不可一一爬梳，先就《论》、《孟》、《大学》、《中庸》、《近思》、《节要》等书，反复咀咬，浃洽而有得焉，则意味深远，眼目高明，诸家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矣。朋友交际，贵相偲切，故不量己之不足而窃有献焉，未知明者以为如何？

答柳叔文、叔远

梅雨支离，令人意败，忽得联札远坠，不觉心开目明。谨审际玆运气，棣履动静珍卫，且有观书玩理之乐，区区慰沃，奚啻执热者之濯清风邪？象靖目渐昏、耳渐聩，心渐无馀力，有时抚躬自悼而已。

礼疑往复，自家初无据依，只从颔颊拾来，以资一时竞辩，追思可笑，承此反复引喩，义理益深，辞旨益明，区区琐说，如雪见𬀪耳。谨当缄口囚舌，以俟他日或有尺寸之窥，然后复求就正，庶有合一之路也。京中一士人所处，果是朝廷处断，则未论是非得失，便是时王之制，只有遵而行之而已，自此无许多论辩矣。

《近思》首条所疑，向者只据臆见，未及深考，邵诗本意，必有谬误，从当更考耳。诸条的确之示，全未全未，胡不逐节攻辨而遽加相外乃尔？盛录，欲留置以资观览，乃蒙靳许，深悔当时不能遂留也。盖其中极有精义妙论，以说多，未能誊置，早晩复蒙投惠，亦与人为善之一端也。

九思文字，顷被其孤强嘱，不免僭加标点，以俟诸长老眼目，未知已登览否？文章、议论，浩博精切，不可轻易删去，但务精不务多，以副本家之意。如有去就失当处，逐一点抹，毋以已经鄙迹而有所逡巡，正是朋友之道，亦所以追报于九原也。

答柳叔远

屏伏吟呻，不能嗣修书问，益愧自远于强辅，乃蒙先施惠墨，寒温之外，重有云云，自省不敏，何以获此于吾友也？仍审至寒静履毖重，慰泻无已。

向来往复，似涉闲气，然所以开发蒙陋则甚大，方窃自幸，而来书过自引咎，至有唐突抗敌之喩，殆异乎吾所闻也。古人有十反不置，终身不相下者，是岂好己胜哉？盖理义所在，毫厘必计，此正所望于直谅多闻之友者，而何竦蹙之有哉？至以呫呫无益之辩自嫌，则区区当幷坐收司之律，亦不应罪同而罚异也。收敛凝聚之喩，正是学之大题目，盖尝用力而未能者，敢不服膺书绅以无负见教之意哉？

邵诗之义，前书忘未提说，又此承教，益见精思妙悟，不粘滞旧见，警此昏惰多矣。“妙用”二字，鄙意本非以为不是。盖因来谕以妙用直指太极而言，故辄谓虽作妙用，毕竟是对体之用，不可唤做太极也。

答柳叔远别纸_辛卯

本生舅姑为出继子妇服，礼无明据。今于子妇之丧，家兄服制，只依《家礼》“降一等”之文，服小功服矣。更窃思之，本生父母之于出继子，既视兄弟之子而报服不杖期，则其于子妇，亦当如兄弟子之妇而报服大功，未知如何？若大功为是，则家兄时未除服，更合引月而服大功否？

礼无明文，不敢强说。然本生父母视出继子如兄弟之子，则其子妇亦当视兄弟子之妇。今降为小功，不得比于兄弟子之妇，则岂不有舛于情礼乎？盖既名降服，而与在家之子无别，虽若可异，然此以兄弟子而服，非以为己子而服，其意义实不同也。令兄引月之喩，未敢的知。然朱子以漆纱、浅黄之服为未安，因葬时，请更为三年之制，如知其未安，恐不必以始制为断也。如何？

本生祖父母为出继孙服，亦无明文，据《家礼》“降一等”之说，则当降为小功。而或云“本生父母为出继子，既报服期，则祖父母亦当报服大功”，此说如何？

本生父母为出继子服期，为其视兄弟之子也。祖父母之为之也，只合就本服降一等，恐不必视其父母之服而为之增减也。如何？

为本生母党服，《仪礼》无明文。至开元礼，始据郑氏“外亲无二统”之说而为降一等之制，此则然矣，而本生母党为出继孙服，合有商量。盖外孙则有二统之嫌，故为本生母党，不得已降一等，而其外党则无此嫌，恐当依“异姓无出入降”之说〈《丧服》疏：“异姓无出入降。”○《大传》疏：“出入者，女在室为入，适人为出及为人后者。”〉及“子虽不服外祖，外祖犹为服”之说，〈此指出妻之子而言。然为人后者，似可通用。〉而服本服，未知如何？年前九思翁力主此说，未知当日与门下往复商量而有一定之论否？

思翁无恙时，未记得闻此义。然来谕说得有意义，引得有援据，恐外此不得有异义也。如何？

答柳叔文、叔远_壬辰

顷修小复，想已登照矣。近日秋意乍生，不审棣履对序毖相否？一番风色又是意外，世间万事无不有。然只当自检如何，不必以外至者为戚忻矣。象靖病不成行，欲藉佥执御，做圆满世界，毕竟成大缺陷，恨不同受其败而移难于人。然应酬馀毒，尚尔呻喟，知吾人运气出与处无殊也，可呵。

权景晦遽至不救。志气坚笃，经术精明，朋友中何处得来？令人气短心死，半月十日未瘳也。濯以尚栖山寺否？其病固可念，然将息有道，早晩当勿药矣。俟秋气渐凉，若得联临于孤云、龟潭之间，盘礴数日，可以复雁门之踦，而人事喜违，安能保其必遂邪？

令胤顷蒙枉顾，了得一卷书，只是古人糟粕耳，闻其录去数段，令人愧惧。然因此而得质之高明，亦未始不幸也。别纸谬询，辨释微奥，非愚昧可及，聊贡左见，以俟斤教，幸无惮十反如何？礼疑亦幷呈，只是臆说，所以无隐者，欲以来精核之论也。《变礼集说》，固知厘改之难，然既被彼家勤嘱，不可白还。幸就其类例讹误处，贴纸书标，因便投寄，欲凭依高明以答彼耳。

答柳叔远问目

《大学》首节小注“心属火”ː按五性是五行之理也。以五者各一其性之义观之，则仁当属肝，义当属肺，礼当属心，智当属肾，信当属脾，而今以五性皆属乎心，何也？盖五行之生，虽曰各一其性，而五行又各具五行之理，则不独心具五性，肝、肺、脾、肾，莫不皆然。而但以受形之不同而有通塞之分，肝、肺、肾，只是一片血肉耳，无些虚处可以具得众理。惟心之为物，位乎一身之中而窍圆向上，平正滢洁，其方寸之虚，便能包藏许多道理而光明发动，酬应万变〈虚故具众理，光明发动故属火。〉云云。

所论尽有条理，恐当如此看。然鄙意穷理之要，亦不在此。须就心上认得虚明之体，其体段何如；所具之理，其情状、意思何如；所应之事，又如何，各当其则，件件究索，积习用工，方有真实得力处。只向无形象处揣摸，恐未甚切己，未知如何？

《章句》“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ː按《大全》、《经筵讲义》及《仪礼通解》，皆作“至于至善”，张氏师鲁以为此“至”字，应上文“必至于是而不迁”之“至”，据此则恐作“至”者为是。然窃以《章句》反复而观之，则上文是只释“止”字之义，故必举工夫之始终而备言之；此段则是历叙“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而总结之，故直用经文而无所变改，义固各有当也。今考唐本、乡本，皆作“止”，岂容皆误邪？但门下之教，亦以作“至”为是云，必有意义，示破如何？

见行印本，皆作“止”字。但“不迁”二字，包在“止”字里面，曰“止于是而不迁”，则恐重叠賸了。故疑当从《仪礼》、《讲义》，作“至”为是。唐、乡板本，以其音同而字相似，安知非传写之误邪？然亦不敢保其必然，依见成本看读，亦慎重之意，不敢以来说为非也。

三纲、八目，工夫、功效ː顷年长源与九思翁论工夫、功效之说，往复三四而终不合，遂著《功效说后论》。其略曰：“退溪先生《答李仲久书》曰：‘三纲领有工夫、功效而有结，八条目亦有工夫、功效而有结。’今以是说推之，则首三句为工夫，而定、静、安、虑、得为功效；欲明明德以下为工夫，而物格以下为功效。今雨谷之论曰：‘诚意、意诚为一条，正心、心正为一条，上一条为工夫，下一条为效验。逐条如此，节次相承如是，而后分数均停，位置不乱。’此恐其不然也。盖以心正为效验则然矣，而又以正心，同谓之效验，则是以工夫为效验也。既以心正为上一条之功效，而又以为下一条之工夫，则是以效验为工夫也云云。”格物与物格，相对而为工夫、功效；致知与知至，相对而为工夫、功效，逐层如此，节次互配，则分数岂不均停？位置岂不井井邪？是以退溪先生又尝曰：“如有人，自此历行郡邑，至京师，犹格物致知之工夫也；已历郡邑，已至京师，犹物格知至之功效也。”斯岂非分明断案邪？近阅思翁遗稿，有《拟答长源书》，其于《后论》之说，逐段勘破。第其为说，多有信不及处，今未敢条列烦禀，而姑就首二节论之。首节之为工夫、二节之为功效，是思翁之所深排者。然此非但有退溪之说，《语类》有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句，是做工夫；下面‘知至’五句，是说效验如此。上面是服药，下面是说药之效验。正如说，服到几日效如此？又服到几日效又如此云云。”朱夫子既如此说，而思翁不以为然，何也？

鄙见亦正如来谕。向与思翁，亦有酬酢而未能合，今承示，又不能外此为说，恨无由起九原而痛与讲究也。

正心章小注胡氏说ː按《语类》曰：“平居无事之时，先有此四者，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须是涵养此心，未应物时，湛然虚明，到得应物时，方不差错。”又曰：“人心本是湛然虚明，先有此四者，在这里，事来又以这心，相与衮合，便失其正。”详此数说，则《章句》所谓“欲动情胜”者，是言未应物时，先有此四者，为主于中而失其湛然虚静之本体也；所谓“用之所行失其正”者，是言心不虚静而失其正，故其见于用者，亦不能不失其正也。学者正当于未应物时，去其偏滞之病而涵养本源，使心之本体湛然虚静可也，岂可曰“体无不正而必待应物时，只得正其用而已”邪？如是则心体上密切病根，无时可去，而事到面前，不胜其正之矣，如何如何？首章《或问》正心条亦曰“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又曰“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朱子之言“正心”，皆就本体上说，而胡氏乃曰“心之体无不正，所谓‘正心’者，正其心之用”，恐未稳当。

胡氏“心之体无不正”此说，恐不可全非。盖心之本体，元无不正，被四者留滞牵引，不能保其本然之体耳。其曰“正心者，正其心之用”，此言却自是。盖四者留滞不化，牵惹纷扰，即此便是用之失其正者；察之而去其留滞之病，则便是正其心。看传文“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云云”，其意可知也，《章句》之义亦然。《语类》数说，幷言本体，盖平论道理，究极而言之耳，恐不可以此而废“正其用”之说也。虽然，体用元不相离，正其用则体自正。程子所谓“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所谓“约其情使合于中以正其心”者，皆谓此也。《或问》中“本然之正”、“心之本体”，亦指此心本然义理而言。心之正用，亦不害其为本然之则，非专指湛然虚静之本体也。未知如何？

按《章句》曰“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朱氏克履因此而有“专以用言之”之说。然传文首尾“在正其心”及“心有所、心不在”等“心”字，皆从经文“先正其心”中出来，则自当依经文，兼体用看，何必云“经言‘正心’，是兼体用；传言‘正心’，是专以用言”邪？〈“经言正心”以下，朱氏说。〉《章句》所谓“用失其正”者，正谓“心有所偏滞而失其虚静之本体，故其于用处，未免差错”云尔，恐不是舍本体而专言用也。如何如何？退溪先生虽尝有取于朱说，而其所自为说，则乃曰：“体之不偏，固可谓之正；用之各当，独不可谓之正乎？”语固完备，与朱氏说，大故不同，如何？

“正其心、不得其正”之“正”，朱氏以经传分体用，而来谕欲幷传文、兼体用看。然鄙意又欲幷经文，皆作用看，何者？孔门之教，皆就用处下工，未尝说及未发之体。《大学》“诚意、正心”，亦是动处用工，发而中节，各当其则，则其本体不待正而自正矣。故《章句》勿论经传，皆以用言之，而《或问》始极本穷源而论虚明之体，恐不可谓经传皆兼体用言也。如何？

章下注“密察此心之存否”ː按《大全》与石子重论《心说》曰“今人著个察识字，便有个寻求捕捉之意，流于释氏之说云云”，此却云“密察此心之存否”，何也？朱子尝曰：“已发之处，以心之本体权度，审其心之所发，恐有轻重长短之差耳。若欲以所发之心，别求心之本体，则无此理矣。”此注亦当依此看否？更思之，注文初不言“审其心之所发”而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则是乃直指心之主宰而言耳。既指心之主宰而察其存否，则审其所发之说，亦似用不得。妄窃以为“密”字当玩味，此非“精密”之“密”，乃“微密”之“密”也。心之存否，虽不可有心察之，而亦不可不略加提省，以施直内之工，此乃以不察察之也。如何？

所论甚精，然鄙意亦恐未安。盖所谓“察其存否”者，就四有三不在处，精察其有留滞流注之病耳。所谓“敬以直之”，亦就动处用处用工，非如《中庸》戒惧存养于未发之前也。然则来谕前引朱子答黄商伯之问，正说此义。“微密之密”、“不察之察”，恐推言之太过也。未知如何？

“如保赤子”，《或问》云云，番昜朱氏曰：“《或问》，从《章句》初本，《章句》，后因汪德辅疑而质之，故朱子改之，而《或问》未及改耳。”ː按朱氏“未及改”之说，恐未安，盖此段正义，则不过如《或问》所云耳。但《章句》初本，只就慈上说而不及孝弟，学者不能善观而有所疑问，故改以今本；《或问》则既言慈幼之可推于使众，又言孝弟之可推于事君、事长，语已周备而无欠，故仍存其旧，似非欲改而未改也。窃闻门下亦尝以朱氏说，举似学者，却恐后生辈因此而轻视《或问》，以为朱子未定之书也。如何？

“如保赤子”，《章句》、《或问》，初未尝致疑，及见番昜朱氏说，意其去朱门不远，必有相传旨诀，必不妄言以诳世，故往往对朋友说此义。承示辞意严密，义理亦无不足，深悔前日之不思而轻发也。

本生祖父母为出继孙，降服小功之义，谨悉教意。然窃以为凡服，惟臣僚子姓之服不报，其馀则皆用往来相报之法。今服出继子期年者，正所以深抑之，使同于旁亲之报服也。〈《仪礼ㆍ丧服》不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疏：“言报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来相报之法故也。”〉本生父母之于子，既同于旁亲之报服，则祖父母之于出继孙，独不用旁亲报服之礼而却用子姓不报之例，未知如何？

所论礼意甚精，深荷开示。然出继孙为本生祖父母大功，祖父母若报服大功，则与众子孙，少无差等，盖缘“子姓不报”、“旁亲相报”之异。然孙降其祖而祖依本服，未知无碍否？《丧服》、《通典》、《家礼》，皆有“降一等”之文，所以不敢别为说，幸更加考示。

为人后者，降其本生外祖父母，而其外祖父母，却不降之义，谨闻命。第未知舅与从母及内外兄弟，亦当比类于外祖父母而服本服欤？抑或只外祖父母服本服，而其馀旁服，则自依相报之例而递降一等否？

为人后者，以异姓无二统之义，不敢服本生外党；而外党，以异姓无出入降之义，只服本服。盖彼虽压屈而不得伸，而吾之为亲懿则无变也。外祖父母既服本服，则馀亲恐无递降之义也。如何？

独子后大宗，其众子还承本祖服，盛论所引“祖庶母”一段，似可为证。然窃以为祖庶母是本无服者，故可以恩制服而为之服三年，若本生祖则自有本服大功，恐当依张子说，服本服而心丧终三年，未知如何？出入时服色及题主称号，亦无前据。明斋尹氏则以为：“出入时所著，当依用心丧之服，而若题主则礼无侍养祖孙之文，势当称以季祖考而自称从孙奉祀矣。”此说何如？琴通伯家则出入时具深衣、方笠、桐杖，而旁题书以嗣孙云，此或有考据处云邪？

当初妄引“祖庶母”一段，只证中一位而服三年，亦有一段义理云耳，非欲施于琴氏今日之用也。来谕所引张子说亦善，鄙意却恐未然。盖张子所论，为鞠养私恩而加服者发；今此所论，为还承本宗者而言。其本服当为期年，而以其父出后，故降为大功，其父既命之还承本宗，以奉祀事，则与一己鞠养之私恩自别。《仪礼》“为祖庶母”注：“重父命，故为之三年云云。”今以父出后而降，而父命之还宗，则还服其本服之期，用意自是宛转，与张子所讥，恐不可一例幷按也。出入服色，未知当如何？深衣、桐杖，曾闻宁海忠孝堂有此制，琴氏或照用否？若依来说，服大功，则当如尹氏说，彼家既定为期制，则如是亦无害否？题主称号，闻宁海亦以叔祖、从孙，未知嗣孙之称何所据依。然恐不若从孙之为稳也。大抵此事，今人家多有之，而别无考证，难于立定一法。幸更加讨究，以备异日之用，如何？

金濯以遭妻丧，而其母夫人在堂，疑于当杖与否，长源答曰：“按《杂记》‘为妻父母在不杖’注曰：‘此谓适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礼如此。若父没母存，则子可以杖云云。’据此则母在妻丧，似可以杖，故《备要》亦引之。然此是适子妻死之礼，若非适子，则恐不得为证也。又按《小记》‘宗子母在为妻禫’，注曰‘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疏曰：‘宗子谓百世不迁之宗。贺玚云：“父在，适子为妻不杖，不杖则不禫。若父没母存，则为妻得禫、杖，凡适子皆然。宗子妻尊，母所不压，故得禫也。”’据此则非适子而母在，不得杖，尤为明甚。以兄家言之，虽非继祖之嫡，而亦为祢适，或可用适子之礼否？但古礼惟继祖之宗而后，方称适子、适妇，朱夫子亦曰‘下正犹为庶也’，下正谓祢适也，只得继祢，似未可纯用适子之礼云云。”未知鄙说或不悖于礼意否？

所论大槩皆是。盖既曰“凡适子皆然”，则祢适亦似通在其中。然《礼》：“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与祢也。”庾蔚之曰：“‘用恩则父重，用义则祖重’，已承二重之后，然后可以服斩云云。”祢适虽通谓之适子，而以其不承二重，故父母不为三年，则是不成之为适子也。夫既不成为适，则其妻不得为适妇，姑不为适妇之服而遽用妻尊不厌之礼，未知于礼意何如也。然此据《礼记》而言耳。《家礼》妻丧杖期，无此节目，今未知当何所从也。

答柳叔文

日对贤器，娓娓及下史，不禁瞻咏之思，忽得惠音，谨审旱旸静履未全安，区区仰虑不浅。象靖得与胜友，踏逐于山水胜处，数年来所未有。仍讲了一部《曾传》，其见解已褎然老成，正是合下门庭。区区老拙，何曾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邪？且其志意坚恳，操持谨笃，异日必有成就，深可喜也。但游方有期，徒御已戒，令人惘然自失耳。三哥归侍无挠，志气甚好。想陶养有方，次第当有成就，深贺德门之福未艾也。早晩联枉之约，跂伫如渴，前书略致不瑕之虑。但辞气不审，似有𫍙𫍙之色，欲改窜而未及，今承示量势徐图，还切愧悚之私耳。

清醪、薧肴，感佩情味。一杯浇胸，陶然卧对苍岩，兴趣不浅，亦荷故人之赐也。礼疑，久欲仰复，草本在湖舍，适未携来，又失今便，甚愧不敏，后当勿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