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行年考

太史公行年考
作者：王国维

本作品收录于《观堂集林》

公姓司马氏，名迁，字子长，〈案︰子长之字，《史记‧自序》与《汉书》本传皆不载。扬子《法言‧寡见篇》︰“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二字之见于先汉人著述者始此，嗣是王充《论衡‧超奇》、《变动》、《须颂》、《案书》诸篇，张衡《应闲》，皆称司马子长，或单称子长。是子长之字，两汉人已多道之，正不必以不见《史》、《汉》为疑矣。〉左冯翊夏阳人也。〈案︰《自序》，司马氏入少梁，在晋随会奔秦之岁，即鲁文公七年，周襄王之三十二年。越二百九十一年，至秦惠文王八年，而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十一年，改少梁曰夏阳。自司马氏入少梁迄史公之生，凡四百七十五。〉《自序》云︰“昔在颛顼，至于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与武安君共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死杜邮，葬于华池。〈《集解》引晋灼曰︰“地名，在鄠县。”《索隐》云︰“晋灼非也。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国维案︰《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阳夏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城西北，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四里所。”此《索隐》所本也。〉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汉书》作“毋怿”。〉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集解》引苏林曰︰“长安北门。”瓒曰︰“长安城无高门。”《索隐》云︰“苏说非也。案︰《迁碑》，高门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国维案︰《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南迳高门原，盖层峦隳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云︰“高门原东去华池三里。”《太平寰宇记》同州韩城县下，引《水经注》“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谓马门原”。《正义》引《括地志》亦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盖亦本古本《水经注》，马门原或以司马氏冢地名矣。〉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说见后。〉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律书》︰“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天官书》︰“自汉之为天文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造汉历，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又《公孙宏传论》︰“治历则唐都、落下闳。”是唐都实与于太初改历之役。考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而其所师之唐都至七年尚存，则都亦夀考人矣。〉受《易》于杨何，〈《儒林列传》︰“《易》，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汉书‧儒林传》︰“何字叔元。”〉习道论于黄子，〈《集解》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术。’”案︰《传》云︰“辕固生，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是黄生与司马谈时代略相当，徐说殆是也。谈既习道论，故论六家要𣥜，颇右道家，与史公无与。乃扬雄云︰“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班彪讥公“先黄老而后《六经》”，是仞司马谈之说为史公之说矣。〉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即公是也。

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生，一岁。

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说见后。〉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苟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又案︰《自序》︰“迁生龙门。”龙门在夏阳北。《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而华池则在韩城县西南十七里，相去七十里，似当司马谈时，公家已徙而向东北。然公自云生龙门者，以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又云︰“耕牧河山之阳。”则所谓龙门，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六岁。

五年乙巳，十岁。

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

元光元年丁未，十二岁。

二年戊申，十三岁。

案︰《汉旧仪》︰〈《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与？

元朔元年癸丑，十八岁。

三年乙卯，二十岁。

案︰《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考《自序》所纪，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其次当先浮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否则既东复西，又折而之东北，殆无是理。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

又案︰史公游踪见于《史记》者，《五帝本纪》曰︰“余尝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曰︰“余从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魏世家》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曰︰“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孟尝君列传》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蒙恬列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已轻百姓力矣。”《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自序》曰︰“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此上所引，其有年可考者，仍各系之于其年下，馀大抵是岁事也。是岁所历各地，以先后次之如左。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屈原贾生列传》。〉　浮于沅、湘。〈《自序》。〉　窥九疑。〈同上。〉　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　上会稽，探禹穴。〈《自序》。〉　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　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据《越绝书》，则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吴。〉　适淮阴。〈《淮阴侯列传》。〉　行淮、泗、济、漯。〈《河渠书》。〉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　厄困鄱、薛、彭城。〈《自序》。〉　过薛。〈《孟尝君列传》。〉　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　过梁、楚以归。〈《自序》。〉　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

又案︰《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驩，驩生卬。”既云早卒，而又及纪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兒宽传》考之，则兒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蚤卒，则其出为临淮大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又史公于《自序》中述董生语，董生虽至元狩、元朔间尚存，然已家居不在京师。则史公见董生，亦当在十七八以前。以此二事证之，知《博物志》之“年二十八为太史令”，“二”确为“三”之讹字也。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岁。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岁。

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

四年戊辰，三十三岁。

案︰《封禅书》︰“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邱，如宽舒等议。”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则司马谈等议立后土乃十月事也。谈为太史令始见此。

五年己巳，三十四岁。

案︰《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考《汉书‧武帝纪》，是岁“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公西至空同，当是是岁十月扈从时事。

又案︰《封禅书》︰“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一郊见。’”案︰《汉书‧武帝纪》︰是岁“十一月，立太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则太史谈等议泰畤典礼，当在是月。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岁。

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云云。”考《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隽、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当在置郡之后。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登崇高，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还，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自碣石至辽西；𢟍北边、九原，归于甘泉。盖史公自西南还报命，当在春间；时帝已东行，故自长安赴行在；其父谈当亦扈驾至缑氏、崇高间，或因病不得从，故留滞周南，适史公使反，遂遇父于河洛之间也。史公见父后，复从封泰山，故《封禅书》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后复从帝海上，自碣石至辽西，故《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又𢟍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故《蒙恬传》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直道者，自九原抵云阳〈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纪》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者也。父谈之卒，当在是秋，或在史公扈驾之日矣。

二年壬申，三十七岁。

案︰《河渠书》︰“余从负薪塞宣房。”考《汉书‧武帝纪》，是岁“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从塞宣房，则亦从至缑氏、东莱、泰山矣。

三年癸酉，三十八岁。

案︰《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当作“三十八”，说见上。〉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考史公本夏阳人，而云茂陵显武里者，父谈以事武帝故迁茂陵也。大夫者，汉爵第五级也。汉人履𢟍，辄具县里及爵。《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𥳑，有“敦德亭闲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幷记其年。敦煌汉𥳑有“新望兴盛里公乘□杀之，年卌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𥳑正同。乙卯者，以《颛项𢟍》及《殷𢟍》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薄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

又案︰公官为太史令，《自序》具有明文。然全书中自称及称其父谈皆曰“太史公”。其称父为公者，颜师古及司马贞均谓迁自尊其父，称之曰公。其自称公者，桓谭《新论》谓“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之也”。〈见《孝武本纪》及《自序索隐》引。〉韦昭则以为外孙杨恽所称。〈见《孝武本纪集解》。〉张守节《正义》则以为迁所自称。案︰东方朔卒年虽无可考，要当在《史记》成书之前。且朔与公友也，藉令有平定之事，不得称之为“公”。又秦汉间人著书，虽有以公名者，如《汉书‧蓺文志》易家有《蔡公》二篇，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名家有《黄公》四篇、《毛公》九篇，然此或后人所加，未必其所自称。则桓谭、张守节二说，均有所不可通。惟公书传自杨恽，公于恽为外王父；父谈，又其外曽祖父也。称之为“公”，于理为宜。韦昭一说最为近之矣。自易“令”为“公”，遂滋异说。《汉仪注》谓︰“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太史公自序集解》、《汉书》本传注如湻说，皆引此文。《西京杂记》卷六语略同，亦吴均用《汉仪注》文也。〉又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自序正义》引《汉旧仪》。案︰《汉旧仪》与《汉仪注》本一书，皆《汉旧仪注》之略称，卫宏所撰也。〉臣瓒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集解》引。〉晋灼驳之曰︰“《百官表》无太史公在丞相上，且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汉书》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又为调停之说，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犹以旧名，尊而称公也。”〈《自序索隐》引。〉国维案︰汉官皆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以奉常、郎中令等为九卿。中间名有更易，员有増省，而其制不变，终先汉之世，惟末置三师在丞相上，他无所闻。且太史令一官本属奉常，与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五令丞联事，无独升置丞相上之理。且汉之三公，官名上均无“公”字，何独于太史称太史公？史公《报任安书》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𢟍，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宋祁援此语以破卫宏，其论笃矣。且汉太史令之职，掌天时星𢟍，〈《续汉志》。〉不掌纪事。则卫宏“序事如古春秋”之说，亦属不根。既不序事，自无受天下计书之理。晋灼谓卫宏所说多不实，其说是也。窃谓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见《茂陵中书》；公为太史令，见于《自序》。较之卫宏所记，自可依据。至太史令之秩，《汉书‧百官公卿表》无文，或以为千石，《报任安书》︰“乡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臣瓒曰︰“汉太史令秩千石，故比下大夫。”或以为八百石，《汉书‧律𢟍志》︰“太史令张夀王上书言𢟍，有司劾夀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祥之辞，作妖言，欲乱制度，不道’。”据此，则太史令秩八百石。或以为六百石，则《汉旧仪》、〈《北堂书钞》卷三十五引。〉《续汉书‧百官志》皆同。又据《索隐》所引《博物志》，则史公时秩亦六百石。案︰史公自称“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而《自序》又称壶遂为上大夫。〈太初元年事。〉据《汉书‧律𢟍志》，壶遂此时为大中大夫，而大中大夫秩千石。千石为上大夫，则八百石为中大夫，六百石为下大夫矣。汉时官秩，以古制差之，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当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当古上中下三卿，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当上中下三大夫，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当上中下士。《续汉志》引《汉旧注》︰〈即《汉旧仪注》。〉“三公东西曹掾比四百石，馀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元士四百石，则下大夫六百石审矣。又《汉书‧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是亦隐以比二千石以上当古之卿，比六百石以上当古大夫，比二百石以上当古之士。则下大夫之为秩六百石，盖昭昭矣。臣瓒千石之说，别无他据。元凤中，太史令张夀王之秩八百石，或以他事増秩。据史公所自述，自以六百石之说为最长矣。

四年甲戌，三十九岁。

案︰《五帝本纪》︰“余北过涿鹿。”考《汉书‧武帝纪》，是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𢟍独鹿、鸣泽，自代而还。”服虔曰︰“独鹿，山名，在涿郡逎县北界。”今案︰《汉书‧地理志》，涿鹿县在上谷，不在涿郡。然《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云︰“涿鹿在涿郡。”是服虔固以独鹿、涿鹿为一地。史公北过涿鹿，盖是年扈跸时所经。

太初元年丁丑，四十二岁。

案︰《汉书‧律历志》︰“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𢟍纪废坏，宜改正朔。’于是乃诏御史曰︰‘迺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仇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迺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迺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増减，以造汉《太初历》。迺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馀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与长相终。律长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终复，三复而得甲子。夫律阴阳九六，爻象所从出也。故黄钟纪元气之谓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平曰︰‘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侯王群臣便。’迺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湻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云云。”如是，则太初改历之议发于公，而始终总其事者亦公也。故《韩长孺列传》言︰“余与壶遂定律历。”《汉志》言︰“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盖公为太史令，星历乃其专职；公孙卿、壶遂虽与此事，不过虚领而已。孔子言︰“行夏之时。”五百年后卒行于公之手。后虽历术屡变，除魏明帝外，无敢复用亥、子、丑三正者。此亦公之一大事业也。

又案︰《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云云。’于是论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记》，虽受父谈遗命，然其经始则在是年。盖造历事毕，述作之功乃始也。

天汉元年辛巳，四十六岁。

三年癸未，四十八岁。

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曰︰“天汉三年。”《正义》亦云︰“案︰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然据《李将军》、《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盖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缧绁，其受腐刑亦当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岁。

案︰《汉书》本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当在此数年中。《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愈，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云云。”是当时下蚕室者，刑竟即任以事。史公父子素以文学登用，奉使扈从，光宠有加。一旦以言获罪，帝未尝不惜其才。中书令一官，设于武帝，或竟自公始任此官，未可知也。

又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史、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之略也。《汉旧仪》︰〈《大唐六典》卷九引。〉“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汉书‧佞幸传》︰“萧望之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者。’元帝不听。”《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者，置尚书员五人。”《续汉书‧百官志》︰“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据此，似武帝改尚书为中书，复改士人用宦者，成帝复故。然《汉书‧张安世传》︰“安世武帝末为尚书令。”《霍光传》︰“尚书令读奏。”《诸葛丰传》有尚书令尧。《京房传》︰“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事皆在武帝之后，成帝建始之前。是武帝虽置中书，不废尚书，特于尚书外増一中书令，使之出受尚书事，入奏之于帝耳。故《盖宽饶传》与《佞幸传》亦谓之中尚书。盖谓中官之干尚书事者，以别于尚书令以下士人也。《汉旧仪》︰〈《北堂书钞》卷五十七引。〉“尚书令幷掌诏奏，既置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盖武帝亲揽大政，丞相自公孙弘以后，如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等，皆以中材备员，而政事一归尚书。霍光以后，凡秉政者莫不领尚书事。尚书为国政枢机，中书令又为尚书之枢机。本传所谓“尊宠任职”者，由是故也。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岁。

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从东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或以任安下狱坐受卫太子节，当在征和二年，然是年无东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与报书不合。《田叔列传》后载褚先生所述武帝语曰︰“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曽坐他事，公报安书自在太始末审矣。

征和元年己丑，五十四岁。

后元元年癸巳，五十八岁。

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六十岁。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惟《汉书‧宣帝纪》载︰“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丙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此内谒者令，师古注云︰“内者署属少府。”不云内谒者。二刘《汉书刊误》因以“谒”为衍字。又案︰《刘屈牦传》有内者令郭穰，在征和三年，似可为刘说之证。然《丙吉传》亦称内谒者令郭穰，与《宣纪》同。然则果《宣帝纪》与《丙吉传》衍“谒”字，抑《刘屈牦传》夺“谒”字，或郭穰于征和三年为内者令，至后元二年又转为内谒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谒”字非衍，则内谒者令当即中谒者令，亦即中书谒者令。《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然中谒者本汉初旧名。《樊郦滕灌列传》︰“汉十月，拜灌婴为中谒者。”《汉书‧魏相传》述高帝时有中谒者赵尧等。高后时，始用宦官。《汉书‧高后纪》︰“少帝八年，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史记‧吕后本纪》作大中谒者张释，又称宦官令张泽，自是一人。大中谒者乃中谒者之长，犹言中谒者令也。《成帝纪》注引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其言当有所本。《贾捐之传》︰“捐之言中谒者不宜受事。”此即指宣帝后中书令出取封事〈见《霍光传》。〉言之。是则中书谒者，武帝后亦兼称中谒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纪》与《丙吉传》之内谒者令，疑本作中谒者令，隋人讳忠，改中为内，亦固其所。此说果中，则武帝后元二年郭穰已为中谒者令，时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

《史记》纪事，公自谓“讫于太初”，班固则云“讫于天汉”。案︰史公作《记》，创始于太初中，故原稿纪事以元封、太初为断，此事于诸表中踪迹最明。如《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讫于太初四年，此史公原本也。《高帝功臣年表》则每帝一格，至末一格则云“建元元年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又云“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以武帝一代截而为二，明前三十六年事为史公原本，而后十八年事为后人所増入也。《惠景间侯者年表》与《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太初已后”一格，亦后人所増，殊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元封以前六元各占一格，而太初以后五元幷为一格，尤为后人续补之证。表既如此，书传亦宜然。故欲据《史记》纪事以定史公之卒年，尤不可恃。故据《屈原贾生列传》，则讫孝昭矣；据《楚元王世家》，则讫宣帝地节矣；据《历书》及《曹相国世家》，则讫成帝建始矣；据《司马相如列传》，则讫成、哀之际矣。凡此在今《史记》本文，而与褚先生所补无与者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馀皆出后人续补也。

史公虽居茂陵，然冢墓尚在夏阳。《水经‧河水注》︰“陶渠水又东南迳夏阳县故城，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历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案︰汉永嘉无四年，晋永嘉时又无汉阳郡。此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疑“四”字或误〉。《括地志》︰〈《正义》引。〉“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夏阳县故东南。”与《水经注》合。又云︰“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则误也。

史公子姓无考。《汉书》本传︰“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是史公有后也。女适杨敞。《汉书‧杨敞传》︰“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又云︰“大将军光谋欲废昌邑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案︰恽为敞幼子，则《敞传》与延年参语之夫人，必公女也。废立之是非姑置不论，以一女子而明决如此，洵不愧为公女矣。

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功、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票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功、董生〈非仲舒。〉曽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汉书》所纪有临淮太守孔安国、骑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谧《高士传》所纪有处士挚峻。

史公所著百三十篇，后世谓之《史记》，《史记》非公所自名也。史公屡称“史记”，非自谓所著书，《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又云︰“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又曰︰“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行事。”《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自序》云︰“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凡七称“史记”，皆谓古史也。古书称“史记”者亦然。《逸周书》有《史记解》；《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公羊》疏引《春秋说》〈谓《春秋纬》。〉云︰“邱揽史记。”又引《闵因叙》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至后汉犹然。《越绝书》〈十四。〉云︰“夫子作经，揽史记。”《东观汉记》〈《初学记》卷二十一引。〉云︰“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后汉书》改“史记”为“国史”。〉《公羊》庄七年《传》何休注云︰“不修春秋，谓史记也。”是汉人所谓“史记”，皆泛言古史，不指《太史公书》，明《太史公书》当时未有《史记》之名。故在前汉，则著录于向、歆《七略》者，谓之《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其在后汉，则班彪《略论》、王充《论衡》之《超奇》、《案书》、《对作》等篇，宋忠注《世本》，〈《左传正义》引。〉亦谓之《太史公书》；应劭《风俗通》谓之《太史公记》，〈见卷一及卷六。〉亦谓之《太史记》。〈见卷二。〉是两汉不称《史记》之证。惟《后汉书‧班彪传》称“司马迁作《史记》”，乃范晔语；《西京杂记》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则吴均语耳。称《太史公书》为《史记》，盖始于《魏志‧王肃传》，乃《太史公记》之略语。晋苟勖《穆天子传序》，亦称《太史公记》。《抱朴子内篇》犹以《太史公记》与《史记》互称。可知以《史记》名书，始于魏、晋间矣。窃意史公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此种著述，秦汉间人本谓之“记”。《六国表》云︰“太史公读《秦记》。”《汉书‧蓺文志》《春秋》类，《汉著记》百九十卷。后汉班固、刘珍等在东观所作者，亦谓之《汉记》；蔡邕等所续者谓之《后汉记》。则称史公所撰为《太史公记》，乃其所也。其略称《史记》者，犹称《汉旧仪注》为《汉旧仪》、《汉仪注》，《说文解字》为《说文》，《世说新语》为《世说》矣。

《史记》一书，传播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其所谓宣播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七略》《春秋》类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是汉秘府有是书也。《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司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见《货殖列传》。〉此桓宽述桑宏羊语。考桑宏羊论盐铁在昭帝始元六年，而论次之之桓宽，乃宣帝时人。此引《货殖传》语，即不出宏羊之口，亦必为宽所润色。是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褚先生、刘向、杨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

汉世百三十篇往往有写以别行者。《后汉书‧窦融传》︰“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又《循吏传》︰“明帝赐王景《河渠书》。”是也。

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纪载，故太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之后，其为私家著述甚明。故此书在公生前未必进御。乃《汉旧仪注》〈《自序集解》引。〉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西京杂记》卷六同。〉《魏志‧王肃传》亦云︰“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二说最为无稽。《自序》与《报任安书》皆作于被刑之后，而《自序》最目有《孝景》、《今上》两本纪；《报任安书》亦云本纪十二，是无削去之说也。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有《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盖后人所辑，书已久佚。今其遗文存者︰《悲士不遇赋》，见《蓺文类聚》卷三十；《报任安书》，见《汉书》本传及《文选》；《与挚伯陵书》，见皇甫谧《高士传》。《悲士不遇赋》，陶靖节《感士不遇赋序》及刘孝标《辨命论》俱称之，是六朝人已视为公作，然其辞义殊未足与公他文相称。若《与挚伯陵书》，则直恐是赝作耳。

《隋志》子部五行家载梁有《太史公素王妙义》二卷，亡。他书所引则作《素王妙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集解》、《北堂书钞》卷四十五、《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条。其书似《货殖列传》，盖取《货殖传》“素封”之语，故曰“素王”，非《殷本纪》“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晋人所依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