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文录初编/再与刘光汉书

再与刘光汉书
作者：章太炎

　　连接三书，以事冗未及苔。今少得暇，敬陈鄙意，以俟采择。《春秋》书朝而无三时之礼，君云鲁在东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遇于清，则遇礼未尝不举，而事在造次，当不及会礼之详备。是知遇名与《周礼》同，遇实与《周礼》异。素王改制，固无其文，桓、文霸政，亦未塙尔。此绝不可解者。刘、贾以遇为冬遇，此即取《周礼》为说，无知事在夏时，不应反行冬礼。《下曲礼》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此为今文家说。征南取以解经，于情转惬。窃疑《周礼》亦有损益，纬书《《文燿钩》》有“成周改号，苌弘分官”之说，恐前此固尝修改，非必始于苌弘也。前书云：“孤卿非齐、晋所无。”齐、晋指桓、文霸制，文尚未明，故君疑谓齐、晋二国耳。春秋上公之国，惟有晋在，或亦自行殷礼，无《周礼》孤卿之制。然三监之称公，见于《仪礼》，则亦与孤卿同体。周室旧封，惟卫最大，实兼殷畿千里之地。〈郑谓邶、鄘为卫所并，此未必然。邶、鄘所载，皆是卫事。若为卫所并者，则邶、鄘自当有诗，如桧为郑所并。魏为唐所并，而桧、魂二风，自载彼国之事，不载郑、唐之事也。〉其后方伯之国，亦当自有其官，观卫、晋皆置六卿，未必僭拟天子，其三即三监耳，而《春秋》书此，亦与三命之卿无异。且卿亦书为大夫，此岂绝无取义？或大夫为孤、监、命卿之通称，文从省略则然乎？若夫五十凡例，不足尽《传》文之旨，君言诚是。而刘、贾、许颍复于传文之外，自为枝梧，则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释例》，匡救其违，先于篇首为条例数十篇，然后随事疏证，各附其年，斯纲纪秩如矣。康成笺《诗》，必先作《谱》；辅嗣说《易》，亦有《略例》。此则揭示大义，自与随文训说有殊，可据以为法者也。征南《释例》，惟拘于赴告者，必当匡救，其馀可采者多，即如贾侍中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辞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征南于此最为闳通。而近世鲰儒，多谓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宛辈，可谓深通古义矣，于此犹断断忿争，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征南短丧之说，亦为近儒所诮。若夫据《檀弓》所述曾申之说，则《左氏》本无此义，惟文公于丧中纳币，而《传》谓之礼者，或由历记有讹，诚难猝定。其他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征。然春秋诸大国，惟鲁、卫、齐、晋，周室所封，宜秉《周礼》，秦、楚僻远，或杂前王之俗。杞、晋本用夏、殷旧典，而附庸小国，亦多得封于前代，则典礼不同，亦毋多怪。要之，邦交之法，虽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礼》为准，若内政则未必尔。故丧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晋诸国。至于编辑旧注之法，鄙意汉世以《左氏》名家者，不止贾、服二公，贾谊马迁二刘，下及司农父子，其训诂皆略可诠次。前四公同睹古文，义据确凿，二郑、贾、服渐有粗疏。今既所据多家，而又摭拾不具，非如毛、郑二公原书具在，是当择其善者，列之为注，其异说则于疏中驳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己说，列于疏中亦可也。

　　来书言：《后明史》当作地理、职官、艺文三志，最是。遗老故书，蒐寻未易，然《禁书目录》于今尚存，即编排亦非难事，特四部、七略诸科，不易分配耳。职官经制，略与全盛之世有殊，惟临事题署者，致为纷拏，非细考不能得实。地理最易，直于《黄图》中抹去数省，递缩递微，则了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钞传，惜其讹误过多，行箧中独有《明史》及《行朝录》，举以对校，未能就理。内地既有旧刻，宜速印行。明季旧闻，多在零丁小册，独此则为正史体裁，睿临即故相温体仁之从子，故议论不偏护东林，其论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钞，卷帙未具，西南诸将若李定国、刘文秀辈，则无列传，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详，延平始末，亦不具载。未审内地有其文否？

　　编辑辞典，体与字书有异。字书但据朱氏《通训》，略施条贯，如是已足。辞典当分词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于汉文，或有进退失据。儿岛献吉复增前置词为十品。然此皆以欧语强傅汉文，而副词一品，尤为杂乱，必应分析。又《说文》训吹为诠词，此亦自成一种，如聿、曰、欥、谓等字，有时为意中拟议，而非实形于言，则皆当以诠词目之。《公羊传》云：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此谓字，非明有语言，与寻常用为动词者有别，则所谓诠词者也。尔来新学小生，归命日本，或以英、法语格，强相支配，适足见笑大方。此则吾辈责任，必不应弛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