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

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
作者：蔡和森
1925年3月21日

本作品收录于《向导》

署名“和森”发表

（一）国民革命不会随孙中山之死而消灭么？

　　自上年一月，孙中山先生从新改组中国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发表著名的政纲和宣言之后，中国革命运动显然跃进一个伟大的新时期，震动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之耳目。于是不久便有各帝国主义大批军舰压迫广州政府提收关馀之举；又不久即发生买办阶级武装起事之变；再则中山先生宣言北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这些非常的事变非常的举动使革命形势浩浩荡荡急转直下，骇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属物魂消魄散，飞短流长，狂叫其“赤祸”“反共产”，以为抵制之术：全国被压迫的民众方望在此伟大的革命领袖指导之下解放出来，谁知中山先生竟在这个紧急的奋斗关头一病不起！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革命运动将怎样？这是现在一般人极注意，极怀疑的问题。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来就把中国的革命运动看成为孙中山一个人掀起的乱子，现在他们自然要向自己安慰幷向中国人民暗示说：“孙中山死了，中国革命也就完了”；张作霖老早宣言孙中山如果不讳，中国统一上便去了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那些认时势为英雄所造的人们，于中山先生之死一定也会抱“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观念。

　　我们要了解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将怎样，须先了解孙中山死后中国的客观情形是怎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不是孙中山个人的理想造出来的，乃是外国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形势逼出来的。孙中山虽然成就一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来号召幷指导中国的革命，但他那些理想和主义都是客观情形的反映。我们试看孙文学说第八章的自传，从他倾覆清庭创建民国的动机（决于中法战败之年），运动洪门会党的方法，以至三民主义之形成，那一点不是斟酌当时中国的情形和国际的背景决定的？

　　孙中山之死，在革命的主观条件上，诚然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丧亡了一个具有伟大权威的唯一领袖。但若中国革命的客观情形依然存在，则中国革命运动也要依然存在，而决不会随着中山个人之死亡而死亡。假设革命的客观情形不再存在，质言之即外国帝国主义不再侵掠，中国军阀不再祸国不再战争，那末，就是中山不死，中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完全停止，何况中山死了呢？然而我们要设想帝国主义不再侵掠，军阀不再祸国，只有先假设帝国主义与军阀完全不存在了才有想像之可能。试问中山死后帝国主义与军阀已经不存在了么？帝国主义与军阀依然存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也便依然存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依然进行，国民革命运动也便依然进行。所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生死不是由孙中山个人的生死来决定的，乃是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生死来决定的，抽象的说便是由客观情形来决定的。只有打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才会终止。

（二）孙中山死后中国一般的情形怎样？

　　现在我们可以审查中山死后中国的一般情形：

　　第一、帝国主义与最近的国际形势。自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以至欧战告终，中国完全由日本势力统治着。欧战停后，美国帝国主义力谋打破日本在中国的优势，然而美国在凡尔赛和会中的企图毕竟没有成功，因为当时英法等还要倚赖日本为西伯利亚出兵干涉苏俄的主干。美国帝国主义只得另出一计，组织新银行团，谋以财政资本来减低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口头上是“和平的”谋调剂日美的冲突，但这个计画又遭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一九二〇年英美银行家代表纳门德（Lamont）来华，他的目的说是要建立一个国际的新银行团来开发中国的富源；可是日本政府对于纳门德激烈的反对，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公然向中国人民表示这是美国财政资本企图管理中国的危险，若新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必以租税为担保，他将有权增高租税，横征各种间接税等。新银行团计画失败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只好主张中国门户开放，而以“保障”中国的主权自任，结果由他召集一个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的华盛顿条约，的确削弱了日本在华的势力，解散了英日同盟而使日本孤立；但美国的目的还只达到一部份，所得的不过是形式上的胜利。要由这形式的胜利进于实际的胜利，只有破坏日本在华所维持的势力，换过说即创造一个听华盛顿与伦敦而不听东京指挥的北京政府。所以华盛顿会议后不到几个月，就发生直（英美势力）奉（日本势力）战争。结果，英美势力得了胜利而成功曹吴的政权；但日本势力幷没完全破产。这种形势恰好合于日美当时的势力关系。

　　等到上年日本受了地震的大损害，美国帝国主义要乘机结果他在中国的势力，于是便教齐燮元吴佩孚发难，而爆发这次直与反直的战争。在战争初起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何等的恐怖，何等的惊惶呵！英美帝国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在英字报上公然要求这次的战争要澈底拼个你死我活，不要半途妥协仍然弄成不生不死的局面，以后又“徒苦外人”。但这次战争的胜利不属于自分必胜的先攻者之英美，而反属于忧惶不宁的防御者之日本，这是因为日本政府秘密的外交手腕之成功。日本虽然成功，但英美在华所扶植的势力也没完全推倒；日本自忖这次的胜利已经超乎他的能力之外，所以很小心的不敢任张作霖摇动长江上下游的英国势力范围。这样的形势，也恰好合于今日日美的势力关系。

　　现在的北京政府又是由日本势力支配着；英国慑于中国人民的废约运动不得不向日本谋妥协，日本也就设法拉拢英国而谋美国之孤立。恰好此时英国保守党推翻向美国资本投降的工党政府而上台，于是美国以道威斯计画隶属欧洲的野心受一打击，而自华盛顿会议与伦敦会议（上年八月）后的英美协调局面又呈破裂。最显著的事实：第一、在对德问题中素来异常冲突的英法近来反互相接近，协调的违反伦敦会议的决议不肯撤退柯罗尼的英法驻军，直接打击德国工业之复兴，间接便是打击美国的道威斯计画；第二、英国保守党政府实行在新加坡建筑军港（这是工党政府宣告停止的）幷极力扩张军备，其扩张的速度已令美国赶他不上，这于美国是一个异常的恐怖，换过说即美国恐怖的程度还要超过于日本，因为英国至今还未决定他对于日美战争（即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的态度——站在美国这边呢，还是站在日本那边；第三、最近鸦片会议中英美激烈的冲突，美国帝国主义者公然戴一副“人道”的假面具无情的暴露英国的罪恶以博中国人民之好感。英美的冲突愈厉害，日本帝国主义愈得用小心巧妙的政策企图巩固这次在华的胜利。

　　曹吴倒后，孙中山领导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勃兴，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运动的恐怖，骨子里虽然是一样的，而表面的态度却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呢，表面上反假装接近孙中山幷相当的表同情于这种运动，——一面借此高唱亚洲民族的团结以打击美国；一面借此吓起英国与他接近，他不妨悄悄的告诉英国说“这种运动的发展虽然可怕，但你不要忘记现在北京的政权是在我安福派之手，你若有需要我之处，我相信你英国在华的利益不是没有保障的”。当然，“贤明的”英国帝国主义者那里看不到日本现在在华的有效地位。然而这就未免太恼了美国。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日本胜利后曾企图过两次的对抗政策：第一是所谓对华的道威斯计画，但这个消息一出，日本全国报纸动员攻击，其激烈不减于从前之反对新银行团和纳门德；第二便是美国帝国主义也扬言将赞成中国用和平方法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幷将执行华盛顿会议条约（参看本报九十七期与百〇三期）。他这种政策的作用不外也是一面对付日本幷欺骗中国人民，一面威胁英国与他结纳，他不妨悄悄的对英国说“你须知我美国在华幷没有像你那样的地位与顾虑，你若不向我让些儿步或复与日本接近，那末我不难赞成中国撕破一切条约”。这对中国说，自是欺人的，而在他们外交之间的确能收纵横捭阖之效。

　　这样一来，大家鬼扯脚，弄个不痛快，只有各自努力扩张军备，以图武力解决。我们再看近来每一天的国际消息，太平洋的大战不已是明明白白摆在我们的眼前么？然而他们虽是紧张的准备大战，他们却不是在此武力解决之前暂时停止对华的侵掠，反而是要加紧对华的侵掠，因为各自加紧侵掠之所得，即为保证将来战胜之前提。比方日本现在若能尽可能的扩张幷巩固其在华势力，则日本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自然要格外准备得充分；美国，英国，法国，亦莫不如此。在现在中国的局势之下，列强对华加紧的侵掠是可能的么？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现在中国的局势虽然是日本势力的胜利，而英美所扶植的势力幷未完全推翻，日本不敢幷且不能完全推翻，所以只顾自己尽可能的侵掠，同时也让人家（美英法等）尽可能的去侵掠，——这就是现在列强加紧向中国人民进攻和安福政府“外崇国信”的外交政策之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必然迫使中国人猛烈的进行国民革命，也只有国民革命是他死中求生的唯一出路。所以现在中国的国际情形完全是战争的与革命的，即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侵掠，加紧冲突，以至于爆发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普遍的觉醒，普遍的倾向革命以图推倒帝国主义的压迫。谁说中国革命运动会随孙中山之死而停止？

　　第二、军阀与最近的国内形势。最近的国内形势是由最近的国际形势决定的。曹吴虽倒而直系馀孽依然存在，冯张两派对峙于北，西南联治派不仅存在而且“跳梁”，段派一面与冯张冲突，一面又维持直系馀孽以操纵于冯张之间。所以曹吴倒后，中国军阀成为五派对峙之局。这样的局势，一面是军阀愈加崩溃，愈加无力，愈近灭亡的反映，一面又是军阀愈加反动，愈加冲突，愈加战争。他们绝不因为愈加崩溃愈加无力而对于人民的要求有所让步，对于国家的利益有所保障，他们反因此愈加压迫人民，愈加求媚于帝国主义，愈加掀起他们从新恢复军阀的盛势之野心以及增剧他们的内乱行为。主宰现在时局的段张两派军阀便是这种罪恶行为的祸首。亲日派政府就职三个月以来的卖国行为内乱行为，已经超过曹吴时代之总和，记者在本报百〇三期里面已详细说过，现在可不再赘。人民努力民治的实现，段张则努力恢复军阀的专政，人民要求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废除不平等条约，段张则从新宣布遵守一切国际条约，阻止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中华民国的根本约法被他废弃，而一切压迫人民自由的恶法（如治安警察法，出版条例，惩治盗匪条例等）不仅未随着废弃反而要增订什么治安维持法，共产取缔法。总括一句，现在人民的不自由被压迫被牺牲被战祸的种种痛苦比曹吴时代只有增加而未减少，幷且还是方兴未艾，不知段张引导时局到怎样黑暗怎样恐怖的地步。在这样情形之下，人民必然要觉悟到只有革命是死中求活的惟一出路。所以现在的国内情形比曹吴时代还更混乱更反动，换过一面说也就是比曹吴时代还要更革命。谁敢说在这样的客观的革命情形之下，中国革命运动会受孙中山逝世的影响而停止呢？

　　第三、革命势力的觉醒。中国人民最近几年的政治生活完全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支持着。革命势力的觉醒一天扩大一天，革命宣传的感受一天深入一天。犹忆二年前本报初揭载国际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之理论与事实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目为海外奇谈，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几年以前，孙中山和国民党还为全国智识阶级所不谅解；但自从孙中山决心改造国民党和这党的全国大会宣言政纲发表后，你看全国觉悟的智识分子何等的欢迎，何等的景从。现在全中国的民众都欢迎国民革命的论理与指导，假若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严重压制，假若言论集会结社能自由，几百万几千万的大群众立刻即会集中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我们又看香港海员唐山矿工和京汉路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争斗何等猛烈，广东工人群众反对沙面苛例和反对买办阶级反革命的商团事件何等激昂，最近上海四万多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帝国主义和东江农民帮助革命军打败陈炯明的意义何等重大。而最近几月普遍全国的国民会议与废约运动尤为全国民众觉醒之铁证。试问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革命运动会随着孙中山而消灭么？

（三）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的方针怎样？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实的信念：即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决不至于停止或消灭；只有完全推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这种运动才会停止或消灭。这种信念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和科学的。现在我们更须在积极方面讨论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方针应怎样？要讨论这个问题，须先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特性。中国国民革命的特性是一面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面打倒为其工具的中国军阀。这种特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中国的国际情形决定的。所以中国的革命也如现在的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及其他一切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一样，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份。要中国革命成功，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即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相联合，因为两者的敌人是共同的，两者的目的同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然则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的方针应怎样呢？中山先生的遗嘱说得很对：“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谁？唯一的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所以不及他的本身而成功，这是毫无足怪的，因为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全世界都是由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统治着，中国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怎会成功？这正如从前土耳其革命运动之不能成功一样，一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与苏俄联络之后，土耳其革命才有现在的成功。所以中国革命虽不及孙中山之本身而成功，但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确已获得成功之途径。中山弥留之际遗留这种长期奋斗的经验与他的后身——国民党和人民，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当承继中山这种宝贵的遗产以完成中国的革命。当然他的意义不是教人民只去联合苏俄，坐待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革命便可不劳而获，而是郑重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份，联合苏俄及世界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此外如人民的奋斗、革命党的组织、适当的政策及战略等，当然皆为革命成功之必不可缺的主观条件。中国革命至今未成功，这种主观条件的缺乏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相信中山死后这种条件必一天一天的具足，而中山遗留的经验也将成为四万万人的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

（四）孙中山死后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

　　由以上种种推论，我们知道孙中山死后中国国民革命必然不会停止，幷且必然会要成功。但我们人民单是理解这种必然的趋势与理论还是不够，我们必须在积极方面承继中山的遗志，不停的进行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目前具体的政治奋斗是什么？便是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幷且这也是中山的遗嘱诏示我们的。国民会议和废约运动虽然被国贼段祺瑞阻止了愚弄了，但我们须知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方法；段祺瑞盗政乱国三个月之后，更证明这是唯一救国救民的方法。国人们，“段张”是目前更恶劣的“曹吴”呀！我们若任他们继续的乱下去，今日一仗明日一仗的打，今日千五百万金佛郎案明日千五百万新公债的花，今日摧残民权明日封闭报馆的反动，我们人民的生命自由以及国家的独立主权不仅将来没有担保，现在即已一天一天的被摧残被送掉。只有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人民和国家的真实担保。我们人民努力求得这种担保决不是“过激”，只有阻止这种担保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才真是“过激”。现在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已毫无结果的停会了幷快要闭会了，我们要问他解决了什么？他既一事不能解决而且愈益增加战乱和纠纷，我们人民便应通通站起来向他说一句话：“请你不要再阻挠我们的国民会议！”还有两件事情也是我们人民目前要起来奋斗的工作：一件是保障革命的根据地；-件是保障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这次广东革命胜利的意义是很大的，本报上期已经说过，但革命根据地现在还没有巩固。林虎唐继尧等军阀还是在那里夹攻，而段祺瑞秘密的勾结和公开任命督办省长的把戏正在积极进行。我们须知这次广东的胜利和河南胡军（接近民党的势力）的胜利，在客观上，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很有益的。所以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我们人民非出力维持不可；也只有工农学生各阶级的维持，陈、林、唐、段的反革命势力与阴谋才能完全扫荡。复次，现今那更为恶劣的“曹吴”，在革命领袖孙中山死后，必然有大反动降临，我们人民若不自己起来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国民会议不能实现，我们人民只有束手以待那黑暗恶魔之牺牲与屠杀。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标帜！你们现在只有努力“实现真正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革命根据地”，“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才真是向孙中山的敌人表示孙中山之不死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