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
一[编辑]
在第四十二号的《星期评论》上面，我已经把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意见，略为说了一点。我所以对于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有些怀疑的缘故，是为了怕“工读互助团”这一种组织，不能达工读互助的目的，并不是不赞成“工读互助”这个主义。我的理由是：
“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以世界的强力，压迫著自由劳动者的时代，无论什么人，没有不受这一个强力的支配。威迫各人的社会生活，妨碍学生的自由思想，为主的并不是家庭，不是官厅，不是学校，只是资本家生产法所代表的财产私有制。在这一种社会组织的下面，要想用很小一部分人的能力，一面做生产的工，一面达求学的目的，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以不熟练的工作能力、不完全的幼稚的生产机关，要想独力回复资本家生产制所侵蚀的‘剩余劳动时间’，更是做不到的。”
我因为看出这个极大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对于现在怀抱改造社会志愿的青年，提出一个意见是：
“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既不愿意附随著恶社会过生活，又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应该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这两层意思，说得太过简单，现在我再详细一点说明我的意见。
二[编辑]
胡适之先生解释“工读主义”的意思，和我所观察的不大很同。他是把普通苦学的意思来解释工读主义，所以他说，大家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很特别，这实在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欧美各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许多苦学生一面做工，一面读书。这件事固然也是工读办法的一种，但是我相信和北京现在所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意义，或许有些不同。因为那一种单纯的苦学，最初就只是为了个人经济上的缺乏，并没有含得有什么理想。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就不然了。照我所晓得的说：发起工读互助团的人，或许意思还不专注重在解决思想上、物质上的烦闷痛苦；进工读互助团的人，的确有许多是为了思想与生活的不一致，要想用这工读互助，来做解决的方法的。既然如此，他们那些组织工读互助团的青年，第一步便著手去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把“自由恋爱”和“协作共享”拿来作一个理想的标帜。这不能说他们是认识错误、节外生枝的。大概所以发生“工读互助团”这个组（织）的物质的原因有三个：
（一）青年学生，因为思想和行为与家庭抵触，他们的家庭便停止供给他们的学费。
（二）学校的教育、管理和学生的思想相背驰，或学校因此便拒绝有自由思想的学生求学。
（三）有志求学的青年，很想求学，实在没有负担学费的能力。
这三个物质上的原因，和“分工协作”“劳动神圣”等社会改造的理想合起来，才有工读互助团这一个事实发生。所以他们标明是工读互助团，不是仅标明叫工读团。我想已经把理想的目标说明了多少。现在工读互助团在进行上发生了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何处发生的？我想决不是因为那些团员的理想，还是为了“生产能力薄弱”。这一层就是适之先生也看见了的，所以尤其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改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因为那一层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题目。
三[编辑]
北京的生活情况如何，我不能够晓得，所以我的批评，只好拿最普通的情形来讲。
现在是机关[器]工业的时代了。现代机器工业的特殊性：一是动力，二是工人数，三是资本家的经营法。在这一种工业里面，是要有替代人力的汽力或电力的发动机关，有替代人工技术的机器，多数的工人，有专门的指导者，结果就是以很少的时间造大量的生产品。效用就是减轻生产费减少生产品的价格（这是与手工业在同时、同程度的比较上看，并不是说的物价低落，阅者要留意）。在这一种协作生产的上面，再加上一个资本家经营的性的，于是又有了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工银制度；一个就是自由竞争。和工银制度相关联的，就是工银减少和时间加多；和自由竞争相关联的，就是生产过多过少和生产品的停滞、企业的恐慌。
这一种工业制度发生出来之后，从前那些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都一步一步地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多一家大工业发生，就同发生许多失业者。从前费了许多工夫，学得来的一个专门职业，渐渐多归于无用，化为一个普通的无职业者。
此外，在职业的性质上，和大机器工业不十分抵触的工业如何呢？在这一种工业范围内，职业〈虽〉然不受大机器总业的垄断—然而，在生活上却不能不受大机器工业生产费减轻、生产品价格低廉和失业者加多的影响。所以“生活难！”这一个叹声，并不只限于失业者和工场劳动者，就是还不受机器工业直接支配的手工业者里面，也是布满了的。
非机器工场劳动者当中，除了上面所述这种要特别学习的职业而外，还有不要学习随便可以会得的：例如人力车夫、码头人夫之类，但是这一种是要有相当的体力。此外，高等一点的职业，而且还要多少识几个字才能够做的，如像邮政配送人、新闻配送人、牛奶面包配送人，但是这些也要两只脚能够跑相当的路。此外，旅馆、酒馆的茶房，也要有相当的经验。并且以上各种职业，都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社会上也有许多想谋这些职业谋不到的。在这以自由竞争的原则支配商品的社会里面，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并且是一种很广泛的商品，所以也不能不受自由竞争的。
至若商业上的雇员，这个得地位机会更不容易，而且非经过若干日的学习期间 —— 徒弟或学生 —— 不可。
四[编辑]
工读互助团既然是以“劳动”为一个目的，这个“劳动”，又是“生产的劳动”，是要以团员的劳动，支持团员的生活，那么当然是要受上面所讲的商品原则支配。因为团体的生产，并不是直接消费的生产，还是商品生产（最少我想都有一大部分是的），是要把生产品拿去换了钱，再拿钱去买别种商品。不但如此，商品不是徒手可以生产的，是要生产机关。就是先要拿钱去换得所需用的生产机关，然后才能制出商品去卖。那么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当然支配著团员生产品的价值，同时就支配著团员劳动力的价值。市场上面的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现在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并不是机器工业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
不但如此，我想一般团员劳动的熟练程度总是很差的，或者“劳作程序”的配备上，就是在“分工程序”上，所有一切研究和指导，或者也是不充分的。倘若有了这层毛病，那么效率又要减少若干成数。
可是在许多社会的条件不备上面，团员却有了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劳动时间减少”—因为要达求学的目的—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听说他们理想的是四点钟劳动，后来做不到了，才加成六点钟，更加到八点钟、十点钟，然而生活难这一个困难，到底打消不了。实在说来，这一个困难，本来是打消得了的。（在今天这一个社会组织里面）如果可以打消得了，社会上已经早没有生活难的叹声了。
五[编辑]
所以我说：要想用工读互助团这一个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固然做不到；就是要想只拿来达半工半读的目的，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还有一层，在外国做苦学的工夫，我想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第一，工价高；第二，工作时间少；第三，学校发达，有无论日夜可以随时入学的学校；第四，到处都有公共的图书馆、博物馆等等设备。中国这些求学的条件都没有。古时求学的人，只要找到了两本破书，挂在牛角上，映在萤火下面，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现在要讲到求学，这些个法子可不成了。所以古时的求学，的确可以说是私人的求学。现代的求学，除了以“社会的恩惠”来养住求学的人，供给求学者的一切材料，是绝对做不到的。大家都晓得讲：求学问不是在教科书上去求得的，是要从种种方面的研究和试验上面，才可以求得来的。既然明明晓得求学要如此才行，那么，社会上为公共求学的设备一点都没有，又不能供给求学者的需要。有资产的人，还硬把社会财产的一部分扣起来，拿这财产权的权威，压住有新思想的子女，连子女求学的机会，也给他剥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要靠少数的青年男女，和外国的苦学生一样，做苦工的力夫，我看真是不容易得很呵！至如沈君所发起的什么工读介绍社，适之先生也是很赞成的。倘若专就表面看看，定以为这种办法是很通的—也晓得他这个办法，也有些难做。他说：（“）我们把那些要半工半读的青年，由介绍社里介绍给各工场，不要他们多钱，只要够吃饭就行了；但是要预先约定，时间不好过若干点钟。（"）可是我们想想，现在人家做十二点至十五点钟的工人，得的几角钱，够吃人吃的饭不够？够穿人穿的衣不够？够住人住的房子不够？还要说负担学费，真是有点做不到呢！至若说到“预先约定，不要他多钱只要够吃饭，但时间不能过若干点钟”，这更是太把私有财产制下的生活—资本家生产制的生活，看得太过容易。
倘若要说是做特别人情，这倒我相信可以做得通。且不说现在资本家里面“利国福民的慈善家”很多，并且也还有“留美六年”的戴乐尔研究者，平时养几个普通吃闲饭的人，尚且可以做得到；如果用一个大人先生的面子，介绍一两人给他们，就是领领干薪，也未始做不到。但只是很特别的人的特别机会，就是普通可以做得到的。并且这样的事，到处都尽有，只消各人照著老法子办就得，不但用不著讲什么“工读互助主义”，并且也用不著讲“工读主义”。
除此之外，也还有收穷苦学生，不收学费、膳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的大学。但是要关在上海静安寺路两丈高的铁门里，还要三跪九叩礼拜仓颉大圣人。恐怕这样的学校，又非有思想的青年所愿意去的。
至若说到给大学教授或私人著述家作书记，这本来也是一个办法，可惜中国的教授和私人著述家，实在太少。靠卖讲义、卖文章过日子而请得起书记的人，尤其是风毛麟角。而且这些枝枝节节的办法，和工读互助团，简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六[编辑]
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做一个人，穿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衣，吃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饭，用的是世界上的人所制的物品，差不多的人，身上穿的、家里用的，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出产，并且是好几个国度、好几个颜色的人所做出来的。在这一个“物产之世界的集散”下面，做了一个人，又逢著这一个“世界的生活”的当口，要想独善其身，除了采薇而食—不用人工做成的东西—没有别的法子。要想独善其国，除了学红灯教徒，也再没有别的法子。采薇而食，固然是我们所不愿意的；红灯教徒，更不但是不愿意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想改革社会即已—一要想改革社会，决没有只做一个小部分的工夫，可以做得到的。“工读互助”，是一个普通的理想，要实现这一个理想，只有对著全社会的改造事业上去做工夫。在做这一个工夫的人，便没有法子可以免却自己的牺牲。不但是地位、金钱种种利益要牺牲，在有必要的时候，连求学这一件事，也有时非牺牲不可。这一个牺牲，并不是我们愿意的，实在是“社会的罪恶”和我们各人之“社会的良心”逼著我们牺牲的。所以我在这工读互助团发生了破绽的时候，才提出这一个意见来，在我这一个意见内所希望的青年是：
（一）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的。
（二）肯耐苦、肯冒险的。
（三）不愿意附著罪恶的社会和家庭过茍安的生活的。
（四）尽了最善的努力，尚不能够达工读互助目的，并且解决不了自己理想中的问题的。
至于此外单纯以求学为目的，或者是为学得相当的学问技术以后，做一个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忠实雇员的人，以及以阶级的利达为理想的人，当然不在我所讨论的范围以内。因为凭著个人的机会去求人家慈善施与，虽不是人人可以做得来的，却是也有人可以做得来的。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不单是今天中国改造事业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在事业上，已经快要逼到许多中流阶级的人，非走这一条路不可。“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产业界的一个趋势了。
（附注）我听见一个丝行的人说：某丝厂里一个伙房，是一个从前的秀才，一向在乡下教书的。因为在乡下教书，一年只赚得了三四十千钱，到上海做伙房，一年可以赚到一百元左右，所以情愿做伙房。同样的例，上海地方很有的。我还晓得有好几个中流人家的女子，都是在学校里念过五六年书的，因为生活困难，靠手工养活不了，投到工场里去天做十二点的工。我们一方面看见资产阶级的膨胀，一方面看见中流阶级的雕落，便可以晓得今天中国吃苦的人，不仅是眼前看得见的穷苦人，就是中流阶级的前途，倘若放任过去，也是一天一天地穷困。
使用多数人的工场，是一个最新式的协作机关。这个协作，是为资本的利益，受资本家的指挥的协作。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协作组织里面，除去上述两层弊害，为协作者的利益，由协作者自治的协作机关；除了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而外，并无别法。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这些问题的各个解决，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和奋斗才可以解决得来的。何况“产业管理”那样的重大问题，更非有多少日子的训练和教育，哪里容易做得到！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一个办法，是我为有思想、有勇气的青年所提出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七[编辑]
有人说：“我们的理想，总要想法训练，总要试验。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是我们一个训练、试验的机关。”不错，训练与试验，都是要紧的。就算能够集合了一大笔的资本、设备、许多精良的生产机关，联合几十人几百人在里面训练、试验理想中的新生活，这全社会中资本家生产制的压迫力和诱惑力，恐怕也不容抵挡得住。不单是如此离开了现实痛苦的训练和试验，恐怕也未必充分！
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那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在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桃花源、别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
“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这是训练与试验的唯一方法。倘若失败了，也可以对世界上供给一个研究材料。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