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与专制
上期蒋廷黻先生发表了一篇《革命与专制》，根据欧洲的近世史立论，说：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满清给民国的遗产是极坏的，不够作革命的资本的。第一，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个民族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结果，皇室倒了，国家就成一盘散沙了。第三，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我们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我们简直无抵抗的能力。
蒋先生的结论是要指出：“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他的大意，不过如此。
可是他给了这篇文章一个很引人注意的标题，叫做“革命与专制”。他列举了英法俄三个国家的历史：英国若不经过十六世纪的顿头朝（Tudor钱端升先生译为推铎尔朝）的专制，就不能有十七世纪的革命；法国若不经过二百年布彭朝（Bourbon）的专制，也就不会有十八世纪的大革命；俄国若不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列宁和杜洛斯基也就未见得能造成他们的革命伟业。我们读了他的历史引证，又回想到他的标题，不能不推想到三个问题：（1）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2）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3）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我想，读了蒋先生那篇文章的人，大概都不免发生这三个推想。蒋先生将来一定还有更详细的说明。我现在先把我个人对于这三点的意见写出来，请蒋先生和读者指教。
（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
关于这一点，我的观察和蒋先生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蒋先生所举的英法俄三国的历史，在我看来，只是那三个国家的建国史，而建国的范围很广，原因很复杂，我们不能单指“专制”一项做建国的原因或条件。我们可以说那三个朝代（英的顿头，法的布彭，俄的罗马罗夫）是建国的时代；但我们不能证明那三个国家的建立都是由于专制。英国的顿头一朝的历史，最可以说明这一点。亨利七八两世做到了统一的功绩，亨利八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继续王位，尤其是他的小女儿伊里沙伯女王享国最久，史家称为伊里沙伯时代。英吉利民族在这一百年之中，成为一个强盛的民族国家，是有种种原因的。顿头一朝的几个君主虽然也有很专制的，如玛丽女王在三四年间因宗教罪过烧杀男女异教徒至三百人之多，但这种专制的行为只够引起人民很严重的反抗，而不能增民族国家的建立。玛利女王的末年是英国人民最痛恨的；她的恢复天主教的政策，也是最违反民意的行为。史家说她的时代的英国是几百年来最紊乱的时代，“不但法纪废弛，无领袖，无武备，无精神，无统一性，平时战时俱受侮辱；而且无论从那一方面讲，英国只是西班牙的一个附庸国”（钱端升译屈勒味林的《英国史》，页409）。顿头一朝的两个英主，前有亨利八世，后有伊里沙伯，都能利用英国人民的心理，脱离罗马教皇的管辖，树立英国国教，扶植国会，培养国力，提倡本国方兴的文化。凡此种种，固然也可说是开明的专制。但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这种种因子大都不是在这一个朝代发生的，他们的起源往往都远在顿头朝之前；不过在这百年的统一承平时代，他们的发展自然更快了。
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英国的亨利第八时代正是国会的势力抬头的时代：国会议员从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国王建立新国教也须借国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而政权统一固不必全学罗马罗夫朝的独裁政治。
（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国家？
关于这一点，我和蒋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照广义的说法，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我们现在感觉欠缺的，只是这个中国民族国家还够不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巩固性与统一性。在民族的自觉上，在语言文字的统一上，在历史文化的统一上，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试，任官，法律，等等）的统一与持续上，——在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来都够得上一个民族的国家。其间虽有外族统治的时期，而在那些时期，民族的自觉心更特别显露，历久而不衰，终于产生刘裕、朱元璋、洪秀全、孙文一流的民族英雄起来做民族革命的运动。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
这个民族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两千年的统一政权的遗产。最重要的是那个最光荣的两汉帝国的四百年的统一。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了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已？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于蒋先生指出的三种缺陷，只可以证明旧日的社会与政治的恶果，而不足以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国家。第一，“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这是因为旧日国家的权力本来不能直接达到一般人民，在那“天高皇帝忌”的情势之下，非有高等的知识，谁能超过那直接影响他的生活的亲属而对那抽象的国家表示公忠呢？十八世纪的英国名人布尔克（Burke）曾说：“要人爱国家，国家必须可爱才行。”难道我们因此就说十八世纪的英国还不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吗？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爱国家，一半是因为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想像一个国家；一半是因为国家实在没有恩惠到人民。
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欧洲各国都是新从封建时代出来，旧日的统治阶级还存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武士的阶级，——所以政权的转移是逐渐由旧统治阶级移归那新兴的中等社会的领袖阶级，更逐渐移到那更广大的民众。我们的封建时代崩溃太早了，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科举的制度发达以后，连“士族”都不固定了。我们又没有像英国那样的“冢子袭产制”，遗产总是诸子均分，所以世家大族没有能维持到几代而不衰微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太平民化的结果，虽有专制君主有意维持某种特殊阶级（如满清之维持八旗氏族），终敌不住那平民化的自然倾向。辛亥革命之后，那些君主立宪党也无处可以请出一个中国家族来做那候补的皇室，于是竟有人想到衍圣公的一门！因为今日中国社会本无“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所以我们的建国（建立一个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的国家）事业比欧美日本要困难无数倍。但这是一个政权中心的问题，而不是民族国家的问题。
第三，蒋先生又说，“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物质文明的落后，是由于我们的知识不够，人才不够，又因为旧式的民族自大心的抵抗，不肯急起直追。这是和专制政体无大关系的，也不足以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以上所说，只讨论了蒋先生的论文引起的两点。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第一，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第二，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脚住。
还有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这个问题，今天谈不了，且留在将来再谈。
二十二，十二，十一
（原载1933年12月17日《独立评论》第8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