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

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
作者：胡适
1934年7月8日

本作品收录于《独立评论》

原载1934年7月8日《独立评论》第108号

　　詹詹女士在《吾人对于外人设立的学校应负的责任》一文中，指出近年国内的教会学校因受美国经济恐慌影响，经费上很困难，因为这些学校若因经费不足而衰歇，受其影响的还是我们本国的青年，所以中国政府与社会应该尽力援助。她特别提起燕京大学百万基金的募集，希望社会人士热心赞助这百万基金的成功。我很赞成詹詹女士的意思，所以也想补充几句话。

　　最近教育部有一个补助私立大学的计划，每年准备提出国币七十万元，补助有成绩的私立大学。这是最值得赞颂的一件事，我们切盼他的早日实现。凡是好的学校，都是国家的公益事业，都应该得国家社会的热心赞助。学校只应该分好坏，不应该分公私。在英美两国，私立学校最发达，社会所最信任的大学往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大学往往能得着政府绝大的援助，社会上人士也最热心捐助。最有趣味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母校康南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原来是一个私人康南尔捐钱创立的，但创办之初就请得联邦政府的一大批兴学公地作为基金的一部分。后来纽约省政府要提倡农业教育，就把“省立农科学院”附设在康南尔大学；后来又把“省立兽医学院”也附设在那边。一个私立大学里有两个省立的学院，这是最可效法的事。最近我国教育部有在南京设立一个女子大学的提议，大可效法康南尔大学之办法，把这国立女子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在一处，增加其经费，扩大其名额，就叫做“金陵大学内的国立女子大学”，岂不是更经济的办法？又如河北省立各学院，除工学院外，成绩都不算好。其中一部分也许可以归并到私立有成绩的南开大学，也就可以叫做“南开大学内的河北省立某学院”，岂不也是更经济的办法吗？

　　至于我国私人捐款兴学，从前往往爱单独行动，自立门户，另挂招牌。在从前只须有房子（或租房子），有教员，有学生，就可以叫做大学了，所以这些春笋般的私立大学居然可以存在。现在大家渐渐明白大学不是这样容易办的了，政府的法令也不许私人随便挂大学招牌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以后私人若有财力兴办教育事业，都应该捐助已有成绩的学校，不问是国立公立或私立。钱多的可以改造一个大学，如煤油大王罗克斐洛的改造芝加哥大学；次多的可以改造某大学的某一学系，如赛箕（Sage）的担负康南尔大学的整个哲学系的讲座与助学金（至今此系的讲座名为赛箕讲座，助学金皆名为赛箕助学金）；钱少的也可以专补助某一校的某一个部分，如吴鼎昌先生的捐赠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助学金额。这样方才可以积少成多，使已有成绩的学校变为更有成绩。已故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时，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赠南开大学，此君虽是武人，其聪明远过于后来许多自办大学的政客了。近闻宋子文先生捐赠巨款为约翰大学造图书馆，这也是值得提倡的一个好榜样。总之，以后私人兴学已很难独立创办一个好大学了，都应该用他们的余力扶助已有成绩的好学校。

　　私立学校之中，有教会与非教会的两大类。在十年前，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因为教会学校有他的特别性质：一是因财源出于外国教会的捐助，所以管理权全属于外国人，二是抱有传教的目标，三是本国文字往往太不注意。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些特别色彩渐渐变淡了。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私立学校都受限制，一切教会学校，除约翰大学抗不受命外，都换了中国校长，董事会也都有了多数的中国人，虽然因为财政来源未改，中国校长与董事都还往往无多大的实权，但这几年的改革已有很明显的进步。传教的目标，也因受法令的干涉而减轻了；在一些开明的教会大学里，这个目标已渐渐不存在了（上星期辅仁大学毕业生七十六人中，只有十六人是天主教徒，这在天主教的大学里是很可注意的事。在新教教会的大学里，教徒的比例远在这个比例之下）。至于本国文字的被忽略，在十年前还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十余年来，燕京大学首先提倡，南北各教会大学都受国立大学的影响，所以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辅仁大学，福州协和大学，都渐渐注重中国文史的教学。所以今日我们已不能概括的讥笑教会大学不注重中国文字了。所以在今日教会大学已渐渐失去了他们的特殊色彩（中等以下的教会学校，因为原设立的教会往往是顽固孤陋的小教会，所以除大都市外，还有许多是没有受近十余年的新潮流的洗刷的），今日的教会大学和其他的私立学校已没有多大的分别，只是在财政上比较安定，在校址校舍上比较弘丽整洁，在管理上比较严格，在体育上比较发达而已。他们的长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他们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充分救济。往日的教会大学所以能得社会信用，其最大原因还在财源之比较宽裕而安定，不须全靠学宿费作开销。近年世界经济萧条，传教的热诚与服务的公心都抵不住金钱的贫乏，何况我们的法令又不许他们用学校作传教的工具，所以教会的捐款更减缩了。财源动摇的结果，我们政府与社会若不加救济，难道要逼他们学野鸡大学的倚靠学生缴费来作开销吗？所以我以为今日政府应该认清这些比较有成绩的教会大学值得补助救济的。社会的经济状况还不曾到慷慨捐助私立大学的程度，燕京大学百万基金募集的困难，可以为证。即使捐得百万基金，每年平均收入也不过七万元，在燕大每年九十万元的预算中只占得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今日真能每年提出七十万元作补助金，其功用等于私立大学筹得一千万元的基金。在政府所费甚少，在各私立大学所受恩赐已很多了。

　　最后，我要借此替燕京大学说几句话。燕京大学成立虽然很晚，但他的地位无疑的是教会学校的新领袖的地位。约翰东吴领袖的时期已过去了。燕京大学成立于民国七年，正当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所以燕大受北大的震荡最厉害。当时一班顽固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认北大所提倡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于宗教大不利的。有几个教士竟在英文报纸上发表文字，攻击北大的新领袖；有一篇文字题为“三无主义”（A-three-ism），说北大提倡的是“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其危险等于洪水猛兽。但是一班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如燕京大学之司徒雷登先生与博晨光先生，如协和医学校的一班教员，都承认北大提倡的运动是不能轻易抹煞的；他们愿意了解我们，并且愿意同我们合作。几个公共朋友奔走的结果，就在民国八年的春天，约了一日在西山卧佛寺开一个整天的谈话会。北大方面到的有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陶孟和先生，顾孟余先生和我；基督教徒到了二三十人。上午的会上，双方各说明他们在思想上和宗教信仰上的立场；下午的会上讨论的是“立场虽然不同，我们还能合作吗？”结论是我们还可以在许多社会事业上充分合作。十五年来，基督教的一班领袖，在司徒雷登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极力求了解中国新兴的思想潮流与社会运动，他们办的学校也极力求适合于中国的新社会。有时候，他的解放往往引起他们国内教会中保守派的严厉责备和批评。近年中国的教会学校中渐渐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学风，我们当然要归功于燕大的领袖之功。

　　上文曾说到教会大学近年注重中国文史的教学，在这一方面，燕京大学也是最有功的领袖。我记得十多年前，司徒雷登先生有一天来看我，谈起燕大要改革中国文学系，想请周作人先生去做国文教授，要我给他介绍。我当然很高兴的介绍他和周先生相见，后来周先生就做了燕大国文系的第一个新教授。后来燕大得着美国铝大王霍尔（Hall）的遗产的一部分，与哈佛大学合作，提倡中国文史的研究，吸引的中国学者更多，渐渐成为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个中心。其影响所及，金陵，岭南，齐鲁，都成立了比较新式的中国文史教学机关。今日在辅仁大学领导中国学的陈垣先生，当年也是燕大的一个国学领袖。如果这些教会大学不曾受美国经济恐慌的恶影响，也许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还更大哩。

　　我觉得燕京大学在这十几年中的努力，是最值得国家与社会的援助的，所以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写出来，作为詹詹女士的文字的一点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