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夏衍的反共卖国剧本《上海屋檐下》

批判夏衍的反共卖国剧本《上海屋檐下》
西北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971年10月31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日报》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混入革命文化营垒里的反革命分子、“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连续炮制了《赛金花》等十多出反共卖国的“国防戏剧”作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追随叛徒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效劳。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头目周扬一伙吹捧为“夏衍的早期优秀作品”、“杰作中之杰作”的《上海屋檐下》，就是其中的一株大毒草。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投降主义的传声筒

《上海屋檐下》出笼于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夕。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投降、坚决要求抗战的。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则主张卖国投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发出了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狂妄叫嚣。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跟着鼓吹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要联合不要斗争，并且无耻地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完全暴露出一副叛徒的丑恶嘴脸。夏衍在《上海屋檐下》里，则通过对所谓革命斗争带来的“不幸”的铺陈渲染，和对革命生活的“忏悔”，宣扬叛徒们的投降论调，充当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叫嚣的传声筒。 夏衍表白，他写《上海屋檐下》这个剧本，是为了反映“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而这些所谓“苦闷”和“悲伤”，就集中体现在匡复、林志成和杨彩玉丑恶的“三角关系”中。匡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和杨彩玉结婚后，被捕入狱，“受了折磨”；出狱后，他原想找到好友林志成，从而和妻女团圆，不料妻子杨彩玉和林志成早已同居；他想复婚，而又不愿破坏杨、林的平静生活，终于无可奈何地出走了，留下的是深沉的哀怨和无限的惆怅。在这里，夏衍明白地告诉人们，匡复等人的“苦闷”和“悲伤”，是由于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的革命行为或者是同情这种革命行为造成的。他不遗余力地描写匡复等人的不幸遭遇，渲染他们的“苦闷”和“悲伤”，就是要“控诉”革命毁灭“个人幸福”的所谓“罪过”，就是“希望”人们要以叛徒匡复为训，不要革命，不要进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当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保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斗争，所以必须同反共顽固派斗争。在服从于抗日战争利益的原则下，坚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是克服投降危险、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蒋介石叫嚣“停止阶级斗争”，正是他妄图消灭共产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阴谋。在这个时候，夏衍一面写文章叫嚷“我们只有外敌，没有内患”，一面抛出《上海屋檐下》，大肆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蒋介石叫嚣的“停止阶级斗争”相呼应。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抗日时期阶级斗争的英明教导，涣散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意志，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效劳。

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夏衍在极力宣扬阶级投降主义的同时，竭力宣扬民族投降主义。这一点，在他对李陵碑的描写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李陵碑，是一个“年老的报贩”，他的独生子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牺牲了。对于这个为抗日牺牲了的战士的家属，夏衍有意将他描写成疯子。请看：由于儿子的死，他发了疯，“常常酗酒”，“老是爱哼《李陵碑》里面的‘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词句”；儿子死了找不到尸首，“可是他一定说，儿子还活着，在当司令，有点神经病啦”。夏衍把李陵碑描写成老境凄凉的“疯子”还嫌不够，又用周围群众对他的嘲笑和侮辱，来渲染这个“疯子”的悲哀，连他为抗日牺牲了的儿子，也被说成是当了“炮灰”。夏衍就是这样用他蓄意设计出来的李陵碑这个悲剧形象，极其恶毒地向人们宣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只会带来“痛苦”和“不幸”；为了“幸福”，就要反对这种战争。按照夏衍的反动逻辑，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只有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奉送给敌人，只有当亡国奴，才有幸福。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论调！

叛徒哲学的辩护士

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对于这一革命斗争采取什么立场，决定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

列宁曾经说过：“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也许是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革命斗争固然会给人民带来牺牲和痛苦；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斗争，甘心做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奴隶，那么，人们遭受的牺牲和痛苦将会更加大得多。在革命斗争中，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的解放；一时的痛苦，可以换来长期以至永久的幸福。革命斗争可以锻炼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的“节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敌人的镇压和迫害面前，在困难、挫折和牺牲面前，从来不是回避、退让，更不是哀号、呜咽，而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不顾个人安危，英勇不屈，坚持斗争，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

夏衍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样，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反动观点，来看待革命斗争和“个人幸福”的关系，把“个人幸福”看做是超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东西，用对于抽象的什么人类普遍幸福的追求，来否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夏衍的大毒草《上海屋檐下》，肆意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百般同情和竭力美化叛徒、变节分子，为他们叛变革命的无耻行径辩护，其反动实质就在这里。

《上海屋檐下》里主要人物匡复是被夏衍当作“革命者”来描写的。夏衍故弄玄虚地说：“在当时，可能是党员，也可能不是，反正他是个在党领导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其实，撕下作者蒙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画皮，匡复完全是一个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无耻叛徒。

匡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被捕入狱后，就背叛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在狱中，他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梦寐以求的是能够活着同妻儿“团聚”。爬出狗洞后，他诉说这几年“受了折磨”，“沮丧了勇气”，对于生活，“已经失掉了自信”，宣称“身心俱惫”，“已经只是一个人生战场上的残兵败卒”。夏衍通过这个卑鄙无耻的叛徒之口，肆无忌惮地宣扬了剥削阶级灰色、阴暗、颓废、反动的人生观。什么伟大共产主义事业，什么革命斗争等等，对匡复来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不用讲了”。为了彻底背叛革命，他还郑重申明“我谁也不恨”。好一个对“谁也不恨”！这句话出自所谓“革命者”匡复之口，实际上是表白对于让他叛变自首，爬出狗洞，而获得“再生之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他是感恩戴德而毫无怨恨之心的。叛徒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为了美化叛徒、变节分子，夏衍竭力为匡复设词辩解。他说：“在狱中受了折磨，刚出狱，又碰上这么一件事（杨彩玉与林志成同居），他不可能一点不徬徨，不痛苦。”照夏衍看来，一个“革命者”因为个人遭受波折，就不得不“徬徨”、“痛苦”，甚至背叛革命，“忏悔”过去的一切，这真是“叛变有理”的奇谈怪论！夏衍还给匡复这个名字作了解说：匡，是“匡正，改正的意思”；匡复，又名“复生”。怎样“复生”呢？先是作为“革命者”的匡复，在狱中受了折磨变成叛徒；其后在女儿的所谓“启发”下引起“一个想法”，离家出走，叛徒就又变成“革命者”，“复生”了。在这里，夏衍贩卖了叛徒刘少奇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只是“一念之差”的黑货，宣扬的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哲学。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出笼绝不是偶然的。就在《上海屋檐下》出笼前夕，混入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曾经一手遮天，暗中指使薄一波、安子文等一伙丑类，写“反共启事”，陆续爬出狗洞，随后再度钻入党内，组成一个叛徒集团，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文艺界的黑干将田汉、阳翰笙等人，也是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期间叛变革命的。夏衍自己招认写《上海屋檐下》这个戏的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他听了许多出狱者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又说，田汉、阳翰笙等“就在当时被捕的”。这番话正好泄露了秘密：引起夏衍写作冲动的，实际上就是对田汉、阳翰笙这一伙叛徒的“感触”。剧中人物匡复的“苦闷”和“悲伤”，就是这伙叛徒的“苦闷”和“悲伤”。夏衍炮制大毒草《上海屋檐下》，就是为了美化刘少奇叛徒集团，充当他们的辩护士，为这伙丑类涂脂抹粉，树碑立传。

奴才哲学的吹鼓手

夏衍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理想”：维护蒋家王朝的法西斯专政，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状态。《上海屋檐下》里的小学教师赵振宇，就是夏衍为实现其反革命“理想”而树立的“正面”说教者。夏衍情不自禁地称赞：赵振宇是个“乐天派”，“我喜欢他”。在这个人物身上，夏衍更加卖力地鼓吹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奴才哲学。

众所共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法西斯独裁专制制度，是旧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要推翻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可是，夏衍却通过赵振宇的嘴，宣扬了完全相反的谬论：“风气坏，就因为人坏，好人，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的。”在这里，夏衍企图用抽象的“人性”善恶来抹煞阶级斗争和反对暴力革命，一笔勾销了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罪行，否定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所谓只要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成为“问心无愧”的“好人”，“有知足之心”，无反抗之意，社会就能光明，大家都会幸福，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实质上，这和大叛徒刘少奇所鼓吹的“修身养性”是一路货色，就是要使人们“安贫乐命”，“逆来顺受”，去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做他们安分守己的顺民。不仅如此，夏衍还让赵振宇一再表示自己能够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下苟且偷生，感到心安理得，心满意足，津津乐道：“比上固然不足，比下还是有余”。从这里人们不难明白，夏衍在塑造匡复这个剧中人物时，为什么要那样不惜笔墨地渲染革命必然会破坏“个人幸福”的奥妙了：你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进行革命斗争么，就只配落得个“不幸”的下场；当顺民，就可以过“乐天派”的生活。

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辩护，是夏衍宣扬赵振宇的哲学的又一个反动目的。日本反动政府在三十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野蛮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而进行的抗日民族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夏衍公然抹煞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的区别，胡说什么那些“坐在铁甲车上，满脸的杀气，铁帽子下面的那双有凶光的眼睛，好象要将我们吃下去”的日本侵略者，“把那套老虎皮脱下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这是什么话！这完全是汉奸语言，是赤裸裸地为日本强盗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暴行进行开脱！

列宁曾经指出：“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上海屋檐下》里的赵振宇，就是夏衍为适应反革命政权需要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奴才、一个无耻之徒的丑恶形象。赵振宇的哲学，就是夏衍赋给的为反革命政权效劳、起牧师作用的反动哲学。

反革命分子夏衍在《上海屋檐下》里，还精心设计了自始至终笼罩全剧的“戏的调子”，这是一种“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的气氛。用夏衍自己的话来说，这气氛是影射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夏衍们对当时形势的这种估计，正好暴露了夏衍失败主义的反动心理。一九三七年，全国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高举起民族解放的旗帜，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抗日救亡而斗争，出现了团结抗日、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夏衍们无视这一现实，却把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作为政治气候和时代特征的决定因素。在夏衍的心目中，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就是“忧郁的时代”，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英勇战斗的年代，就是郁闷不堪的“黄梅天气”。基于这样的反革命立场和阴暗心理，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上海屋檐下》大肆宣扬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毁灭“个人幸福”的修正主义观点，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同情和美化王明、刘少奇一伙叛徒，鼓吹甘当蒋家王朝“顺民”的奴才哲学，以此破坏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夏衍等四条汉子及其主子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动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全国解放以后，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仍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周扬文艺黑线在一九五七年重新上演《上海屋檐下》，妄图为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翻案，就是一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同他们的主子的命运一样，夏衍及其扯起“国防文学”破旗的伙伴们，连同他们的反动作品，永远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