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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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六

史记通鉴兵事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馀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鼌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论末云，近代郑端简作名臣记，于韩国公李善长传末载虞部郎中王国用一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欤？

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闰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闰，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后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惠景间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梁氏曰】汉兴将相年表天汉以下皆后人所续，以汉书校之，大半乖迕。如刘屈牦为澎侯，而称彭城侯。王章为安平侯，而两书平安侯。韦玄成嗣父为侯也，而曰因丞相封扶阳侯。元帝永光二年，冯奉世击西羌，八月，任千秋别将并进，乃此移奉世击羌之月为千秋，反遗却奉世主帅。斯皆误之大者，其馀年月、官职驳戾颇多。太始、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梁氏曰】史记讫太初，而高祖功臣表与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盖大初之见侯称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为限断，故不数之。与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号分纪者，判然不同。表中大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后人妄续，当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后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末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后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洫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埋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钜定，下云，马车渎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钜定入马车渎。【钱氏曰】琅槐属千乘，广饶属齐郡。又临朐下云，石膏山，洋水所出，东北至广饶入钜定。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则其名望审矣。史于世表作太公尚，于世家作早尚，以望为号，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组绀，安得预知吕尚而望之？太公乃长老之称。庄子山水有大公任，释文引晋李颐云，太公，大夫称。则或又以吕尚为大师三公故欤？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太王。齐之太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春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杨氏曰】说文田字解，田，陈也。盖以音相近。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书注，公孙龙，赵人，为坚臼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杨氏曰】弟子传亦多不可据。

商君传，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原注】赵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郸。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亦有可疑。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梁氏云】史策书辞既殊，而策复有留赵不报之言，未可并混为一。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后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遗乐间书与遗乐毅书，用意迥别，其不报宜也。

屈原传，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沈氏曰】此说误。

随何说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后，始立为淮南王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阴侯传先云范阳辩士蒯通，后云齐人蒯通，一传互异。

韩王信说汉王语，乃淮阴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汉书

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复，十八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虫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后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绝夺在前者皆不与。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埋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原注】史记田叔传既云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而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此亦古人附注备考之文。古人著书，有疑则阙之以待考。如越绝书记吴地传曰，湖，王湖当问之，丹湖当问之是也。【梁氏曰】案汉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汉四年薨，史不得称谥，必后人因增政梁孝王世家并改年表也，当云今王襄。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钱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狱事。【又曰】文可互见，非乖舛也。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下云，后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末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后之读书者愈卤莽矣！【原注】后周书蠕蠕并作茹茹，惟列传二十五卷独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觽、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白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后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

食货志，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埋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面而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埋志》以为吴子之丹阳，寻吴楚悠隔，䍀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原注】山海经，丹山在丹阳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

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时暴胜之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钱氏曰】史文但称昆弟子。当时大臣、后族犯法者众，周能以法绳之，故武帝嘉其尽力无私，非谓周所逐捕者即卫皇后、桑大夫也。【孙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卫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权贵而逐捕之也。本文并不云治桑卫狱，无缘以此为班氏之谬也。

王尊传，上行幸雍，过虢。按今之风翔县乃古雍城，而虢在陕，幸雍何得过虢？当是过美阳之误。【原注】美阳故城在今扶风县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转守槐里。兼行美阳令事矣。

王商传，春申君献有身妻，而产怀王。误，当是幽王。

外戚传，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汉书二志小字

汉书地理艺文二志小字，皆孟坚本文。其师古曰、应劭曰、服虔曰之类，乃颜氏注也。近本汉书不刻注者，误以此为颜氏注而并删之。

续汉郡国志云，本志惟郡县名为大书，【原注】本志司马彪所撰。其山川地名悉为细注，今进为大宇，新注证发，臣刘昭采集。是则前书小字为孟坚本文，犹后汉之细注也。其师古等诸注，犹后汉之新注也。当时相传之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耳。

汉书不如史记

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见淮阴、淮南传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则下矣，江则更下矣，息则无赖耳，原不合作特传。【钱氏曰】二淮两字不成语。

荀悦汉纪

苟悦汉纪改纪、表、志、传为编年，其叙事处索然无复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惟一二条可采者。杜陵陈遂，字长子。上微时，与游戏博弈，数负遂。上即位，稍见进用，至太原太守。乃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重，可以偿遂博负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遂乃上书谢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见厚如此。汉书以负遂为负进，又曰，可以偿博进矣。进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应用之。【原注】或曰，进即尽字，财货也。史记吕不韦传，车乘进用不饶。荀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亲，放而不诛。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晓，荀纪为长。【原注】按汉书粲而不殊，当作●而不诛。说文，●，●●散之也。从米，杀声。徐引左氏定公四年传，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传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索葛反。后有善读者，仿裴松之三国志之体，取此不同者注于班书之下，足为史家之一助。

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于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

后汉书

后汉书马援传上云，帝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下乃云，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此是采辑诸书，率尔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无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书若此者甚多。

桓谭传，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按前汉书翟义传，莽依周书作大诰，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还封谭为明告卫附城。【原注】师古曰，如古附庸，《王莽传》，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为讳之尔。光武终不用谭，当白有说。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震上疏救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时事。而张皓传以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腾死罪一等。又以为顺帝事。岂有两赵腾邪？

桥玄以太尉罢官，就医里舍。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索货。其家之不贫可知。乃云，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史传之文前后矛盾。玄以灵帝之世，三为三公，功。岂无钱者？【杨氏曰】以子被劫而云有钱，亦不然。【孙氏曰】桥公于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于六年。此五六年间，虽有陆贾之橐，荡然无馀，亦事理所恒有。公为人刚急则有之，末闻以贪黩称，不可以此议史文之矛盾。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而党锢传表、俭二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孙氏曰】按党锢传上既列张俭、刘表于八及，而下文张俭乡人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则以张俭为八俊，刘表为八顾。盖此但指目俭之同乡有八俊、八顾、八及。表传号为八顾，谓此与上文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者不同耳。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降操，则是表卒之后，琼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传谓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辟之，称疾不就。卓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传有议郎蔡邕，荐边让于大将军何进一书。按中平元年，黄巾起，以何进为大将军。正邕亡命之时，无缘得奏记荐人也。

郡县志，睢阳本宋国，有鱼门。引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县渚鱼门为证。按杜预注，鱼门，邾城门。非宋也。

三国志

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而先主未称尊号，即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前后不同。按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仅二十有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

孙亮太平元年，孙𬘭杀滕胤、吕据，时为魏高贵乡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云，壹入魏，黄初三年死。误也。

陆抗传，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馀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杨氏曰】止羽下添一濑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鹤龄曰，太史公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盖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谱牒，【梁氏曰】史通杂说篇谓太史公之创表，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宇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大事记谓史记十表意义宏深。通志谓史记一书功在十表。诚哉斯语！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其失始于陈寿三国志，而范晔踵之，其后作者又援范书为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北史皆无表志。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沈氏曰】救文格论云，作文莫难乎志，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宏览博物者不能为，其考订之功亦非积以岁月下能遍。自东京以后，典册既缺，人趋苟且。陈寿三国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北二史并因之不立志，其他诸史虽立志，而秕谬特多。夫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矣。

陈寿三国志、习头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姚思廉梁陈二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皆无志。【杨氏曰】思廉、百药、德棻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别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别修五代史志，，诏编第入隋书。古人绍闻述往之意，可谓宏矣。

史文重出

【汝成案】汉书云云，已见前。元本此旋下仅一条，别书是条于上，疑先生删去，潘氏误入云。

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两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则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马贵与文献通考因而录之，不知其误。

续汉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而辽东复出一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东复出一无虑。必有一焉宜删者，然则天下郡国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论合二条为一，末有夫以二刘之精核，章怀之详明，马贵与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伺欤数句，而无上条之注。

史文衍字

汉书吴王濞传，吴有鄣郡铜山。误多一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误多一高字，党锢传，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误多一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讳武。后父不当言讳，讳字衍。【杨氏曰】五代时有讳后父者。

儒林传，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按此则十五，非十四也，盖衍一毛字。其下文载建初中诏，有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之语。【原注】本纪建初八年诏同。又下卷云，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原注】贾逵传，建初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原注】徐防传注引汉官仪曰，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则此毛字明为衍文也。

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脱古文二字。

史家误承旧文

史书之中多有仍旧文而末及改者。史记燕世家称今喜。魏书孝静帝纪称太原公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谓玄宗。韦贯之传，上即位谓穆宗。此皆旧史之文，作书者失于改削尔。

《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讳为淮阳王。顺帝纪，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给事黄门侍郎萧讳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军大将军讳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讳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晋王讳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己亥，晋王讳来朝。张煚传，晋王讳为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讳班师。铁勒传，晋王讳北征。北史李弼传，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讳。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讳举兵诛韦武。睿宗纪，临淄王讳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等。玄宗纪，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郝处俊传，周王讳为西朋。并当时臣子之辞。

三国志魏后妃传注，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此讳字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宇文讳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帝谓勰曰，讳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并合称名，史臣不敢斥之尔。然宋纪中亦有称刘裕者，一卷之中往往杂见。【原注】《册府元龟》，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讳宅。讳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选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称臣王言。表辞本合称名，而改为公王，亦其臣子之辞也。

晋书

晋书宣帝纪，当司马懿为魏臣之时，无不称之为帝。至蜀将姜维闻辛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所谓贼者，即懿也，当时在蜀人自当名之为贼。史家杂采诸书，不暇详考，一篇之中帝贼互见。

天文志，虚二星，冢宰之宫也。主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事，又主死丧哭泣。按此冢宰当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传宰上之木拱矣，则墓亦可称为宰。又曰，轸四星主冢宰辅臣也。则周官之冢宰矣。

艺术传戴洋言，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瑜卒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之袭关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钱氏曰】予作考异，与此暗合，今已删之矣。

顾荣传前云友人张翰，后又云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云封谢艾为福禄伯，后又云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举考廉入洛，周𫖮传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丁绍。石勒载记前作段就六眷，后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作句摩罗耆婆，后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弘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杨氏曰】以弘为洪，来人避讳改书。

宋书

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辽西之县，其民南渡而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是广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复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肥如县。时无复肥如县，当是肥如故县处也。二汉、晋太康地志并，无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违错。【钱氏曰】肥如故县即谓广陵侨立之肥如县，非辽西之肥如县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为正，其时肥如已省，故不载。且二汉之肥如自在辽西，安得属之广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敉宁云，宋书列传六卷末，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赵伦之传下有到彦之传，而此书独缺。约之史法，诸帝称庙号，而谓魏为虏。今帝称帝号，而魏称魏，良与《南史》体同，而传末又无史臣论，疑非约书。然其辞差与《南史》异，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张畅传，十九卷又有张畅传，传中称庙号，魏称虏，传未有史臣论，则六卷畅传非约书明矣。是当削去，何未之详考而互存耶？

魏书

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小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彊，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史于冯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冯汉彊魏起漠北，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彊，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纠，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即其例也。

梁书

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焉。梁宜帝讳詧，故改之。盖襄阳以来困史之原文也。乃其论则直书姚察。【杨氏曰】姚恩廉讳父名而改之，其直书者援班彪之例。【钱氏曰】按思廉修梁陈书，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续成之。梁书诸论述其父说必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仿孟坚汉书称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称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传二十七论称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是传刻之误。察非唐臣，不应系以史臣也。

书中亦有避唐讳者，顾协传以虎丘为武丘山，何点传则为兽丘山。

后周书

庾信传，哀江南赋，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漂渚当是溧渚之误。【钱氏曰】漂渚是用韩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经过之地，不应连用子胥事。且漂母进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见淮阴侯传，无庸破漂为溧也。张勃吴录曰，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史记范睢传，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至于陵水。【原注】《战国策》作菱夫。索隐曰，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吴越春秋云，子胥奔吴，至溧阳，逢女子濑水之上。【原注】古溧、濑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后子胥欲报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处为投金濑。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濑渚是也。或以二句不应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四句亦是皆用司马子长事。

隋书

经籍志言，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云，后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东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当八十馀矣，不堪再使绝域也。盖本之陶隐居真诰，言孝明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秘之兰台石室。作史者知张骞为武帝时人，姓名久著，故删去之，独言秦景。而前后失于契勘，故或以为哀帝，或以为明帝耳。【孙氏曰】此自前后二事，魏书释老志则哀帝时，受经之博士弟子乃秦景宪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单名景，又真诰称其官为羽林郎，是名与官俱不同。

突厥传上言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误重书为二事也。

北史一事两见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俨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一事两书，必有一误。

徐之才传，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才即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其序传又云，于路见狗，温子昇戏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神儁曰，为逐丞相东走，为共帝女南徂。一事两见，且序传是延寿自述其先人，不当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齐梁三书南史一事互异

《南齐书》，李安民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为崇。按宋书孔季恭传，为吴兴太守。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梁书萧琛传，迁吴兴太守。郡有项羽庙，土民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听事安施床幕为神座，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听事。闻室中有叱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听事何也！因迁之于庙。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为遭祟，一以为厌邪，立论不同如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惠休，自吴兴太守征为右仆射。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谨，故得美迁。【原注】《南史》同。南史萧猷【原注】本作渊猷。传，为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后为益州刺史，值齐苟儿反，攻城，兵粮俱尽，乃遥祷请救。有田老逢数百骑如风，言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儿。则又以为获佑，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前后太守不敢上。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馀，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此又与李安民相类，而小变其说。【原注】按宋书惠明传无此事。

旧唐书

《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其中唐临传今上字再见，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字各一见，皆谓玄宗，盖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则既直书其叛乱之罪。而哀帝纪末云中兴之初，王处直传称庄宗，王镕郑从谠刘邺张濬传各有中兴之语，自相矛盾。按此书纂于刘煦，后唐末帝清泰中为丞相，监修国史，至晋少帝开运二年，其书始成。【原注】《册府元龟》言，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光等修上，并赐缯彩银器，并及前朝刘煦。当时避晋高祖嫌名，或谓之李氏书。【钱氏曰】《旧唐书》修于石晋时，初命宰相赵莹监修。莹罢，以宰相刘煦代之。若后唐时，监修国史及宰相虚衔。亭林误仞为一事，盖未考五代会要也。朝代迁流，简牍浩富，不暇遍详而并存之，后之读者可以观世变矣。

杨朝晟一人作两传，一见七十二卷，一见九十四卷。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杨氏曰】欧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别有礼志故也。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

《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馀、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𫗧、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瑶、郭行馀。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入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

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鲭录曰，方等者即周遍义。【杨氏曰】作萧方者，当是传写之误，必非欧公原本。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原注】后异母兄。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旧书。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原注】旧书。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縚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原注】此二事已见于新唐书纠缪，今仍录之。

杨玚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原注】此说又见韦皋传，盖因陆畅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后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晟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原注】马燧杨收传并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长六尺五寸。【钱氏曰】古尺短于今尺，它书已言之矣。【赵氏曰】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眦，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谓姚令言之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砒。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诗鄂不韡韡。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杨氏曰】考异云，会要作马，今从《实录》。

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宇何所本邪？【杨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确传，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钱氏曰】此条吴氏纠谬已有之。

旧唐书郑綮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綮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胥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綮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

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甯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

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杨氏曰】自是子京见解之偏，其改傅奕辟佛疏及柳玭家训，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与金约灭辽，止求石晋赂契丹故地，而不思营、平、滦。三州非晋赂，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赵良嗣往请之再三，金人不与。此史家之误。按通鉴，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有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又按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禆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卢龙军置节度使。辽之天赞二年，乃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是营、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于刘仁恭，又非赂以求援也。若滦本平州之地，辽太祖以俘户置滦州。当刘仁恭时，尚未有此州，尤为无据。【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误。辽史于滦州下云，石晋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误也。【原注】金史张觉传，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执弗与。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曰北兵、北主。昴为胡星，改为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门，则不能改也，仍其文。

书中凡卤字皆改为敌。至以金卤为金敌。【原注】陈康伯王大宝传。惟胡铨二书不改。

阿鲁图进宋史表

元阿鲁图进宋史表曰，厥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亡而访王蠋，乃存秉节之臣。楚灭而谕鲁公，堪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曰，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此皆宋世以来尊经儒重节义之效，其时之人心风俗犹有三代直道之遗，不独元主之贤明也。【原注】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杨氏曰】韩通传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进，三也。

齐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辽史

宋史富弼传言，使契丹，争献纳二字，声色俱厉，契丹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辽史，兴宗纪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议始定。而刘六符传则曰，宋遣使，增岁币以易十县。六符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顾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亦同。二史并脱脱监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传似本其家志状，与其祖景同为一传，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之笔，亦颇可观，【原注】刘祁，字京叔，浑源人，著归潜志。元好问，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杂编，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见文艺传及完颜奴申传赞。【钱氏曰】贞祐南迁以后事迹多取元、刘两家，章宗以前则《实录》具在，非出二人笔也。然其中多重见而涉于繁者。孔毅父杂说谓，自昔史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约弈棋一段，两传俱出，此为文繁矣。正同此病。【杨氏曰】《金史》较辽史为胜。

海陵诸子传赞当引楚灵王曰，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为失当。

幽兰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原注】本纪。息州行省谥之曰昭宗，【原注】完颜娄室传。史从哀宗为定。而食货志末及百官志复有义宗之称，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传中并称金义宗。

金与元连兵二十馀年，书中虽称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为善。【钱氏曰】《宋史》述与交兵事，亦止称大元，未尝内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议两史之优劣。

承麟即位不过一二日，而史犹称之为末帝。【原注】白撒传。其与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绝异，故知非一人之笔矣。

元史

元史列传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两传。盖其成书不出于一人之手。【杨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两传。【钱氏曰】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大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无各，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已秕缪若此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祎总裁。二年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征，因末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三年二月乙丑开局，七月丁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诸国，宪宗续平西域诸国，则纪传皆有之。刘郁西使记作于中统四年，具载诸国山川风土，今西北四十八家皆为元裔，则元太祖、世祖之勋绩洵奇伟矣。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奎章阁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纪太祖以来事迹，翰林学土承旨押不花等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其后撒迪请备录，皇上固让。大凡往来奏答与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续为蒙古脱卜赤颜，置之奎章阁。从之。则太祖之勋迹以奎章阁无书而不传矣。总裁仍濂、祎二臣，而纂录之士独赵埙终始其事。然则《元史》之成虽不出于一时一人，而宋王二公与赵君亦难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吴缜言，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否如此。则初修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乃历代修史之臣皆务苟完，右文之眉亦多倦览，未有能行其说者也。洪武中，尝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其书留中不传。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以兴、松、云三州隶上都。四年五月，昇上都路望云县为云州，松山县为松州。是三年尚未昇州，预书为州者误。【钱氏曰】滑州自唐来迄金元无异名，而志云，唐改灵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考唐志虽州郡兼称，而改州为郡，不过天宝至德十馀年耳。乾元以后，仍为滑州。岂可以此十数年概唐一代？且改州为郡，十道皆同，不得谓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为节度军额，而滑之昇节度始于唐，本号义成军。宋太宗时避讳，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镇表亦未读矣。随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称崇信军者，节度军号，非改州为军也。枣阳本随州属县，南宋昇为枣阳军，则与随州各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为崇信军，又为枣阳军。此两军者一为虚衔，一为实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皂白，且枣阳与随各自为郡而强合之。又云复因兵乱迁徙无常，欲以弥缝其失，则舛益甚矣。河中府自唐中叶已为节镇，称护国军，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称河中府，与唐无异。护国军之号，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异，宋非废府而称军，金亦未尝去护国军之号。志中此类甚多，举之不胜举也。【又曰】宋时州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县分繁简耳。单本刺史州，后昇为团练，其州名仍旧也。志乃云，后唐改为单州，宋昇团练州。是误仞团练为州名矣。史臣乏不学如此，岂不贻笑千古？志又云，济宁路，唐麟州，周于此置济州。按元之济宁路治钜野县，在唐则为郓州之钜野县耳。唐志虽云武德四年以县治麟州，五年州废。然唐有国三百年，其称麟州者仅一年，岂可以此概一代乎？宋承后周之旧，济州真治钜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说也？志于济州下又云，唐以前为济北郡，治单父。唐初为济州，又为济阳郡，仍改济州。周濒济水立济州，宋因之。此条尤可怪异。夫元之济州治任城，唐之济州则治卢，即隋之济北郡也。元和以后，省济州，以卢县隶郓州，自是无济州之称矣。后周始于钜野立济州，卢与钜野邈不相涉，岂可混而为一？周濒济水立济州二句，当书于济宁路，亦不当在此条也。唐以前济北郡治单父，不知何据？考太平寰宇记，单州单父县，后魏尝置北济阴郡。或因是误仞为济北郡耶？郴州之郴阳县，志云，旧为敦化县，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颇疑之，谓湖南旧为宋土，而敦字犯宋庙讳，且宋志郴州倚郭为郴县，非敦化也。顷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寰宇记云，晋天福初，避庙讳，改郴州为敦州，改郴县为敦化。汉初，州县名悉复旧。是敦化之名乃石晋所改，未几即废。而元史臣乃以为至元十三年改敦化为郴阳，真可笑也。

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天文志既载月五星凌犯，而本纪复详书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馀见本纪。亦非体。

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如河渠志言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参政，皆案牍中之称谓也。

张桢传有复扩廓帖木儿书曰，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此谓明太祖也。晋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远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于此书见之矣。

石抹宜孙传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谓元也，内外之辞明白如此。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庆路。其时国号未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书之也。古人记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类如此。【钱氏曰】蒙古灭金之时，亦未有国号。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则金亡久矣。金史纪传皆追称大元，此明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鉴

吕东莱大事记曰，史记商君本传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鉴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为不告奸之罪。本传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鉴削之。本传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鉴削以家次三字。皆当以本传为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汉赐夏侯婴北第第一之类。

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鉴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之四十六年，岁在著雍阉茂。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齐破燕，杀王哙。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已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数邪？【钱氏曰】宝应王懋竑谓，孟子书所言齐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强天下，亦必有过人之才，故孟子许其足用为善，而好勇好货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丧邦之辱。后人校孟子书者疑孟子不当仕湣王时，添入宣王谥，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记所书得其实。【赵氏曰】孟子手自著书以为齐宣王，岂有错误？乃史记则以为湣王，遂致纷纭莫定。按国策燕王哙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乱，储子劝齐宣王，因而仆之，并载孟子劝王伐燕之语，宣王令章子将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为宣王无疑。史记所以系之湣王者，则以湣王之走死实因乐毅伐齐，而毅之伐齐实因齐破燕，而为燕昭王报怨。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齐相报不应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为湣王。然国策言齐破燕之后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章言昭王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后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馀城。是齐破燕至燕破齐之岁相距本有三十馀年，则破燕者宣王，为燕所破者湣王，国策本自明白。计宣王破燕之后不久即殁，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为燕所破，计其年正与燕昭二十八年之数约略相符。则国策之文原与孟子相合，而顾又谓当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属武断。总由未尝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报怨之语耳。【雷氏曰】此周赧王元年、齐宣王七年事也。纪年谓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时齐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立之十年，田午弑剡自立，是为桓公。桓公十八年，当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败魏于马陵，时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为元年。后元之十五年，威王卒。时周显王之四十八年，齐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为齐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时周赧王之元年也。国策燕王哙既立一篇，亦三称齐宣王。一则曰，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又曰，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夫纪年成于魏史。其人与孟子同时，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验，何致反误？《战国策》虽短长书，词多蹖驳。然纪事之言不必皆谬。如王哙既立一篇亦经之佳证已。自太史公作史记，于魏增哀王一代，此因竹书末出，襄哀字讹，不知惠有改元之事，犹可说也。至齐之桓、威、宣、湣，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齐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谓在湣王十年，田齐世家又缺而不录，反取孟子劝伐之说载于燕世家，此实大谬。唐初竹书虽传，而晋书束皙传诬之于前，太平御览、寰宇记诬之于后，于是纪年一书，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止据史记集解所引荀勗、和峤之言，记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终求其说而不得，乃将宣之即位移下十年以迁就孟子，自后说者疑信各斗，议论滋纷。朱子通鉴纲目虽从温公，而孟子序说仍袒史记，甚以荀子北足败燕句疑似之词，疑孟子与之不合。他若吕东莱大事记谓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黄氏震日抄谓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湣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乱。国朝阎百诗四书释地又将子之事移上十年，谓当周显王之四十五年。鹤短凫长，说之不同如此。盖自史迁移齐年于前，温公移齐年于后，迄今千年，经儒者百数十人共商此事，非逞其臆断，即巧作调人。未有定论。予弱龄读孟子，即疑此事，辛酉后，考订纪年，阅九岁，书成，而后涣然以解。

史记万石君列传，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太史公之意，谓庆虽简易，而犹敬谨，不敢率尔即对。其言简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鉴，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馀人，围韩安国壁。又入渔阳、雁门，各杀略千馀人。夫曰围韩安国壁，其为渔阳可知，而云又入渔阳，则疏矣。考史记匈奴传本文则云，败渔阳太守军千馀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馀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鉴改之不当。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鉴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考异引宣纪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纪本无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据？【杨氏曰】宣纪本云幸雍，荀氏纪则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军旅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据后汉书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鉴乃书于建武十三年，则东海王彊尚为太子，亦为未允。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按旧唐书李泌传并无此事，而食货志曰，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从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阴县及河阴仓，【原注】在今汜水县。河清县柏崖仓，【原注】在今孟津县。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原注】并在今平陆县。开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原注】六典，东都有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原注】计大原仓虽属陕州，当在河北。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京师。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又曰，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输【原注】疑当作逾。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则北运始于耀卿，尚陆行十八里。河运始于齐物，则直达于长安也。下距贞元四十五年，无缘有李泌复凿三门之事。【谈氏曰】温公之作通鉴也，参同订异，采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殚，真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继左氏而兴者，谁复与京哉！然亦间有七病，请类举-—二，以概其馀。所谓漏，如汉高帝二年，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为算赋，诏谳疑狱。十一年，减省口赋，下诏求贤。十二年，为秦始皇、楚隐王、魏安釐王、齐愍王、赵悼襄王、魏公子无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号为高皇帝，令郡国诸侯王各立高祖庙。下诏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鉴皆不载，则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遗如此，则馀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遗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饥、郊天祀庙、行幸还宫、命相封王，皆通鉴所慎重，而汉以前缺者十之一，汉以后缺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庐江连率李宪据郡称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称帝。四年，遣马成击宪。六年，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封帛意为渔阳侯。而通鉴于宪之称王称帝则书，于马成破宪、帛意斩宪则不书，是为无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驰道，至孝武崩，乃罢之而通鉴但书罢，不书立，是为无首。汉惠帝三年，冒顿遗高后嫚书，樊哙愿将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中郎将季布曰，前冒顿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夷者甫起。歌吟之声正谓平城之歌也，而通鉴删去之，则歌吟二字无所谓矣。献帝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卒，别驾糜竺率州人迎备。备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孔融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鉴删去四世五公四字，则冢中枯骨无所谓矣。所谓复，如晋安帝义熙十年，西秦乞伏炽盘灭南凉，虏其太子虎台，既而以虎台妹为后，遂厚待虎台。至宋营阳王景平元年，炽盘后密与虎台谋杀炽盘，事露皆见杀。而通鉴于义熙十年豫书杀虎台，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详书之。唐太宗贞观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而通鉴一载之于七月，又载之于十二月。武后以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本在圣暦二年，而通鉴于神功元年、圣暦二年两书之。钦望罢为太子宾客，本在久视元年二月，而通鉴于圣暦元年、久视元年两书之。所谓紊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通鉴于此即书平原君好客养士之事。今按史记，赵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是为赧王之五年也，则惠文之生或当在六七年之间。至十七年，武灵王传位于惠文王，则惠文于是时亦不过十二三岁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则是时或止数龄耳，岂便能养士？然则平原君之养士，后事耳，何可便缀于此？汉高祖六年，始封张良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为太子少傅，辅太子镇关中。故良自称，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后之语也。而通鉴即载于五年良从帝入关之时。不知是时良尚未封侯，未为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师、万户侯自居？且通鉴极严于暦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载之事而删之者甚多。乃细核其中时日之错乱者亦复不少，如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扬州刺史。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充为左仆射。庚寅，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请上禊宴于乐游苑。庚申，东魏进丞相高洋爵为齐王。四月庚辰朔，湘东王绎以上甲侯韶为长沙王。丙午，湘东王绎下令讨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后十五日，岂得反叙之于前？且二月既有丙戌与庚寅，则三月必无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则月内不应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为庚辰，则次日即为辛巳，何反书于丙午之后？且一月而丙午再见焉。所谓杂者，如晋穆帝永和三年，赵麻秋攻枹罕，凉州将张悛欲弃大城，宁戎校尉张璩从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张天锡讨李俨，遣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孝武太元元年，苻坚伐凉州，张天锡遣征东将军掌据帅众三万，军于洪池。张璩、常据、掌据，若为三人。今考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则本一人之事也。但载记作张璩，十六国春秋作常据。通鉴于永和中已从载记，于太和中又从十六国春秋，于太元中复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据。夫张也、常也、掌也，姓则歧而为三。璩也、据也，名且析而为二，使读者惑焉。毛宝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将军庚方之以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书曰，穆之，宝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马桓温伐燕，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钜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又书曰，虎生，宝之子也。前称名，后称字。宋武陵王赞，小宇智随。明帝泰始六年，书以王子智随为武陵王，其后则又皆书武陵王赞，前称字，后称名者是。晋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稚，讨母弟仁于平郭，兵败，幼稚为仁所获。至咸康三年仁败，则又曰，慕容幼、慕容稚皆东走，幼中道而还。是分一人为二人。晋安帝元兴二年，姚兴遣使者梁斐、张构使沮渠蒙逊，而通鉴书，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是合二人为一人。北齐幼主高恒禅位于任城王湝，自称守国天王。而通鉴误守为宋，胡身之不考《北齐书》，妄为注曰，齐犹未亡，不应遽改国号，宋国当是宗国。凡此者皆误也。唐玄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请政先仁恕，二请勿求边功，三请中官勿与政事，四请国亲勿任台省，并罢斜封、员外等官，五请行法自近，六请杜赋外贡献，七请勿造寺观，八请接大臣以礼，九请容纳直言，十请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时弊。方帝励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尽。而温公乃曰，当时天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要，弃不取。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顺诛，以子仪代之。光弼惧，乃入请曰，一死固甘，请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乱，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涕泣相勉以忠义，遂荐之朝，诏命光弼节度河东，分兵东讨。然则光弼之请乃子仪初为节度，犹未荐之朝也。作传者漫以请死事置之分兵东讨下，此词臣之笔误，而温公谓，是时唐之号令犹行天下，若制书已除光弼为节度，子仪安敢擅杀之？遂皆删削。是因秉笔者之微疵，遂没荐贤者之大度。凡此者，皆执也。至所谓诬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堑而死。文帝为之伤悼不已，赋诗以美其节。《宋书》载之甚详，《魏书》亦无异词。而通鉴乃云，冲与荥阳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与降，忠逆之极致，可混而书之乎？周天元为太子，狎昵郑译，多失德。鸟丸轨在武帝前每直言其过。帝问宇文孝伯，孝伯亦不为之讳。轨后侍内宴，捋帝须日，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太子于是每遭捶挞。及天元即位，问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为译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译因言捋须事，天元因杀轨及孝伯。通鉴于因言捋须事上逸一译字，胡身之乃以事由乌丸轨为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捋须事为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岂求免死耶？然终于不免也。身之一误，遂使贤如孝伯而蒙谮贤之谤矣。唐人皮日休，新旧唐书皆不为立传。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隐居鹿门山，以圣道自任。咸通中，成进士，官至国子博士。进书两通，一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学科。一请以韩愈配飨太学，谓其蹴杨墨，践释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苏州，与陆龟蒙为友。著书数十卷，皮子三卷。黄寇中遇害。而通鉴于僖宗广明元年书，黄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此虽本旧唐书本纪与新唐书黄巢传。及考巢传，言其僭号之后，欲以伪官污朝臣，如裴渥、豆卢琢辈皆居显职，然惟贼党乐从之，召王官无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闾，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杀之。则日休之为翰林学士，或亦伪诏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圣道自任，于古人中识孟子，于时人中识翰愈，是亦孟韩之徒也。而谓其甘心臣贼乎？况云皆杀之。北梦琐言为信然矣。

通鉴不载文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原注】《册府元龟》。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系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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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