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卷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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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通鉴 卷首

► 前编卷一

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同治壬戌

前奉来书有石屋注史之役，闻之不禁狂喜，方欲条答，适有催租败兴之事，执笔中止，今更论之。《明史》初稿系万季野，其后横云山人成之。季野当鼎革之际，嫌忌颇多，其不尽者属之温哂园别成《绎史》。弟年来校证贵池书搜辑明季野史无虑数百种，以《明通鉴》无书，慨然欲辑之。涑水《通鉴》如祸水冰山等语，皆自野史得来。若谓野史不可信，则正史何尝无采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见登之正史，遂无传闻之误乎？若以恩怨而言，则修史之初半系先朝遗老、亡臣子孙，其中或以师友渊源，或因门戸嫌隙，近阅明季稗史，参之官书，颇有本传所记铮铮矫矫，而野史摈之不值一钱，亦有野史所记其人之本末可观，而正史贬抑过甚者，岂非恩怨之由，贵在知人论世者，折中一是耳？执事欲补注，势不得不兼采稗野，旁及诸家文集说部之书，而同异得失之间，不能无辨，遂有一事非累幅不能了者，莫如择野史之榷然可信者，参之《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入之正文，而以杂采稗乘疑信相参者，夹行注于其下，是即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亦即贵乡彭文勤公《五代史》补注之例也。拙撰《明通鉴》，采野史者不过十中之一二，而其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俱入之考异中，其正史有未敢信而删之者，亦入之考异中。

《四库书提要》谓温公特创此例自著一书，以明其去取之故，故较之《三国志》裴注又加择焉。前明一代关系之大事，非《通鉴》不足以经纬之，而庚申建文二事正史多不具，然历代帝王无以诞生之年得号者，此盖如谶纬相传，不知其何所自来而已。当元顺帝在位之日，千喙一词，至于权衡余应皆元末明初人，焉有自述其先朝而妄加诬蠛者？况“庚申君”三字，已明见太祖诏旨，后又著其六更之谶于《通鉴》博论中，此当援钱虞山、万季野及后来全谢山各家引证之书而补之，一也。建文出亡，从亡致身，二录虽不可信，而明人野史，汗牛充栋，无以惠帝为自焚者。自焚之语，仅见《永乐实录》，盖即指后尸为帝尸事也。惠帝之是死是逊，且不必论，而从也之一百馀人，最著者四十馀人，岂皆子虚乌有？其不可信者，如袈裟薙刀，藏于铁匣，即有其事，亦从亡诸臣藉神道以耸听耳。至于复还大内，则杨行祥冒名，被系锢死狱中，已见《正统实录》。而王弇州诸人亦已辩之，今宜芟其不可信，而信其所可信，此当据《明史纪事本末》逊国之前一段，而参之郑端简《朱文肃》之纪载，阙其逊位以后，而补其为僧以前事，二也。英宗北狩，除正史外，如《北使录》、《否泰录》，北狩事迹，《天顺日录》诸书亦与正史大致符合，惟于忠肃不谏易储，及薛文清不救忠肃，为后世疑案。不知揆时度势，人臣有不能得之于其君者，故先主东行，武侯追𫝹法正，盖自度其不能，而言之徒以偾事。况忠肃当日又安知其无造膝之陈，引裾之泣乎？文清之于忠肃，亦知不可挽回，一经讼冤则寸磔便成铁案，此正其救忠肃之苦心。通儒如黄南雷尚不能知，何况其它？是宜捡郎氏七修类稿皇史宬一段，及《御批三编》论易储一条补入之，三也。大礼之议，杨毛未必皆是，张桂未必全非。然张桂之罪，在尊孝宗为皇伯考，浮于逆祀之夏父，而实自杨文忠考孝宗以兴献为皇叔父之二语启之。世宗之继统在武宗，祢武宗而祖孝宗，此有三传鲁僖公之铁案在，何至引宋濮议之不相类者？而令武宗之统绝，孝宗之世紊，至论濮议之涑水伊川，皆当世两大儒，千秋而下，岂能为之回护？谓其称濮王皇伯考为有与耶，伯父、叔父，乃天子谓其臣下之词，而加之于所生则不伦。毛大可大礼一议，酯杂参㸦记事之体，不宜妄下雌黄而言之是非。人之邪正，亦宜稍有断制，四也。江陵当国，功过不掩，訾之固非，扬之亦非。《明史》所载，似不如《纪事本末》之据事直书为得其实，至于结冯保构新郑固不能为之词，而至援高拱自撰之病榻遗言，则直是死无对证语。高、张二人易地为之，仍是一流人物，今但取正史可信者书之，而闰月顾命等词，一律删汰，以成信史，五也。妖书之狱，史不载忧危竑议之大略，亦似渗漏，至二次妖书全无影响，直是沈一贯门客所捏造以构归德江夏者，而会审皦生光一案，亦不似挺击之详。是宜取酌中志，先拨志始，及毛大可之《彤史拾遗记》，节录其要，以成信谳，六也。三案本末，后人悉付之疑案，实则挺击，非疑案也，张差之非风颠，千真万确，故《明史》于王之宇一传，全录供词，破例载入，此似出四明特笔，而读者犹不能无疑。及检孙退谷《春明梦馀录》，则福清当日修《光宗实录》时，曾亲质之张司寇〈即张问达〉，司宼身在局中亲谳是狱，又朝邑方訾其为调停风颠者，而其答福清一则曰千真万真，之采所言，无一不实，又言风颠饰词，焉有持挺入东官而出自风颠者，据此数语〈并见《叶文忠集》〉，则当日原奏调停，似出万不得已，而问达亦以此得罪矣。夫挺击既非风颠，则主使之人，凿凿可据，光庙寝疾，郑贵妃在旁，又济以同恶之李选侍，红丸一事，安得不令人疑？既而宫车晏驾，闭门不纳群臣，及至请见东官，又被牵衣阻之，宜杨左移宫之请，不俟终日矣。今叙三案，必须详明首一案，以间执后世訿訿之口，七也。三案无关于逆奄，而与争三案之人为仇者，推刃于逆奄以报之，首翻挺击者，杨维垣也，首翻移宫者，贾继春也，合三案为一以成要典之诬者，霍维华也。三人之恶，不减崔倪，而奸险过之，乃逆案中概从末减，《明史》所载，亦多不实不尽，〈如以杨为殉难是不实也,贾之本传叙其前疏而遗其后疏，是不尽也。〉今宜捡两朝从信录，撮其三疏之大略，著之于篇，明正其罪，八也。逆案凡三易而后定，元年大计，一也；南北两察，二也；爰书定案，三也。倪文正两疏是阴阳消长之一大关键，卒之正不胜邪，长垣见用，华亭、长山被黜，遂使乌程、韩城一辈人，一手障日，翻案之根，实萌于此。此宜博采剥复先拨二书，及《烈皇小识》所载，以昭明季信史，九也。甲申之变，正史语焉不详，所记殉难诸臣亦多遗漏，宜博采《北略释史》、《绥寇纪略》及甲申以后之野史，必使身殉社稷之大小臣工，悉取而登之简策，以劝千秋忠义，十也。举此十事，以概其馀，则执事补注，及鄙人《通鉴》之役，岂可一日缓哉？定本尚俟异日，姑先举其草创之大略，为共从事于《明史》者商之，惟鉴不宣。

莲洋名〈航〉，高安人，中道光戊子副车芷汀孝廉〈舲〉，其从弟也，芷汀之弟茂才〈舫〉号芳洲，俱从事于《明史》，年来所购，凡坊间所未见者，都自其九芝仙馆中借钞，而芳洲同预于校雠之役者。二年又山阴平景孙观詧〈步青〉时任江西粮储所辑明季。

国初为增补考正数十事，其要者，俱入考异中，并识之。

义例

正统改元先明授受第。明太祖天下取之于元而非受之于元，与宋太祖之受周禅者异。若论其自至正十四年下滁州，后平江南、江西，平浙闽，与汉高祖之定关中，取齐楚次第略相似。然汉高之即帝位在五年，而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婴降则亦有所受之矣。汉时元建元事，乃以子婴降之年为元年，以继秦统，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自元至正十二年归郭子兴，越十五年始即帝位，建元又七月始克元都。中间起兵拓地，节目繁多，非洪武元年之下所可追叙者。爰以图见，立为明前纪。始于元至正十二年，终于至正二十七年。凡此皆以元纪年。非关涉明事者不书。别为卷目以后始入明纪。又自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我大清兵入京师，福王称号于南京，逾年明亡。三编辑览仍存宏光年号于二年五月之前。乾隆间复奉诏，附唐桂二王本末于辑览后。今谨遵其例列为附记于大清纪年下。别书曰：“明以存闰位”也。不曰纪以非帝不纪也此即晋书载纪之例。凡此皆取关涉明事者书之亦别为卷目，是为前此通鉴未有之创例。

前汉书高祖本纪。高祖起事于秦二世元年之九月，凡三年。纪中皆以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为之纲。而于其未为沛公以前称高祖而已。沛众立为沛公，则书沛公元年。项羽立为汉王则书汉王。而五年未即位以前不书帝，温公通鉴书法亦如之，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起自元至正十二年，野史自此以后有但书岁阳岁阴者，有自至正十五年后以宋龙凤纪年者皆非也，但系干支是无统也。若纪宋号则是时徐寿辉僭号治平，陈友谅僭号大义，张士诚僭号天祐，何独林儿若以太祖奉其正朔而书之？则秦楚之际，未闻以义帝纪年。义帝立为怀王，在秦二年尊之为帝。在汉元年夫非高祖与项羽之所奉乎？王鸿绪史稿例议定太祖未即位以前概称太祖，其间封公封王从实录诸将与群臣为文，其纪年也不用干支而书至正某年，直至太祖即位则书洪武元年后，修明史亦从其例，今撰明通鉴前纪因之。

温公通鉴以所受者为正统，故于汉建安二十五年之正月即去汉号，书魏黄初元年是年十月始受汉禅。朱子谓其夺汉太速，予魏太遽。纲目虽以正统予蜀，而用分注例，遂为后世史法。谨按御篹通鉴纲目用一岁两系之例，故洪武元年仍首书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而分注洪武元年于其下，直至闰七月元亡以后，乃以明统为正。又奉圣谕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以后始纪顺治元年，其福王立于南都，仍从分注例。逾年五月，始去明统，以示大公。今撰明通鉴谨遵此例，惟通鉴主记事而书法较宽，且是编专记明一代事以命为主，则直书太祖即位于洪武元年正月而以元至正二十八年入分注中。又如英宗天顺元年为景泰八年，三编依朱子纲目书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书景泰八年而分注天顺元年于其下，今亦稍变通之，于天顺元年正月丙戌英宗即位之日始入英宗后纪，而于正月丙戌以前别书景泰八年存其年号，此又一月两系之例，凡以便纪事之称号也。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书泰昌元年，出自当时所定，以存光宗之统。三编谓与前一岁两系之例不同者是也，此为明一朝通鉴之专例。

通鉴之例，自即位以后皆书“上”，间有书“帝”者，又有甫即位而书其谥号者，此沿旧史传写，未及更正耳。今所纪明各帝事，即位以后书“上”崩则书“帝”，上谥号。以后则某宗某帝随事书之，以归画一。宰相七卿以下皆书，其官连事类记者亦但书其名省文，无义例也。惟涑水通鉴于公侯大臣之薨卒皆冠官爵封谥于上，而明初文臣无赐谥者，文臣有谥自王祎始，其后如刘文成宋文宪等，皆追谥也，封赠亦多在后，故明本纪但书卒书官而己。今循其例而封谥之等，但于本事下终书之。

纲目三编于姚广孝之卒特书，曰死恶而贬之也。通鉴义不主褒贬，故勲戚大臣宰辅七卿亦多系其官于姓名之上。若权奸误国之诸臣及庸禄无所表见者，或罢或卒，虽不书其官无嫌也。今于广孝及杨士奇、张居正诸人，例所必书者省文而已。明史本纪所记则于宰辅之等多用此例。

宰相除罢，自唐以后本纪皆备书之，明史亦然。按明自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设四辅官，十五年仿宋置殿阁大学士，二十八年诏嗣后，无得置丞相，然曰“四辅”曰“大学士”，实则宰相，惟品秩无一定耳。永乐初，简翰林、直文渊阁、预机务，自此多以“辅臣”“阁臣”称之，故明史统列之宰辅年表是也。明初罢中书省，归其职于六部，寻罢御史大夫，设左右都御史，所谓七卿者是也。本纪七卿除罢有故则书，然既列为表，则俱有年月可稽，今据书之。若侍郎以下及府寺之等，则不胜书，惟或以事著或以人重，则自科道部曹以下亦间书之，然非例也。封王则书，自侯以下有故则书之。

日食星变，前史遇有修救者书之。然记一代之事，宋史书之最详。明史本纪日食必书，偶轶一二，乃漏脱也野史日食多误，俱经明史推历改正。三编仿纲目例，纪月不纪日，而日食则书朔书干支，其不及一分不救护者不书。阴云不见，仍据书之，盖实食也。星变则本纪但载灾异修省下诏之月日，馀皆见天文志中。亦有志所不载而见之传者。通鉴兼参志传，则遇有修救及陈时政见于列传中者，亦择而书之，馀则仿温公通鉴目录七政著上方例，别详所撰目录月分下。

温公通鉴汇正史之本纪志传合而成书，朱子因之修纲目，以法春秋，“纲”则孔子之经，“目”则丘明之传也。然其所谓纲者，大都笔削本纪之书法，而其目则传志中语也。通鉴因事书之，而纲目并见，然其编年之例则稍异矣。盖纲目以书法为主，而于其时事之不甚相远者，多汇著之“目”中，中间系以“先是”“至是”及“初”字“寻”字之等，其又远者则递著其年月而统系之一纲下，故其书法严而年月稍宽矣。通鉴则主于记事，而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于是有特书、分书、不一书者，皆按其年月之先后，更有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者，皆本左氏之例。杜氏所谓“纪远近别同异”者是也。温公考异一书，首辨年月，其后续通鉴者往往以考证之失详致年月之多舛。今撰明通鉴，以此为第一事，盖系月系日编年之专例，然也。

年经月纬，此史例之大纲，而月内纪日之干支动辄谬戾。温公病之，乃属刘义叟先推朔闰，排入长编，因据以考证月中之日分，合者从之，疑者阙之日分不合则改系“是月”下。其有干支不在是月而灼知其误者，则于考异中辨之。若王氏陈氏薛氏诸家所续宋元事，则有本月干支淆入前月或后月者，推之于历，本月实无此干支也，更有传钞旧史漏去上下文而以次年同月之干支当之者，更有所记干支并非是月之朔而误以为朔者，又于“子午”“乙已”等字往往以形似淆讹。徐毕二家，虽有考异而不先推历，遂不得其致误之由。夫记事之体，偶差旬日，不足为病，而干支一误遂至此后之朔闰大小建皆不可推则，关系非细也。明史纪志所载干支较为详核，然予偶捡天文志“成化五年九月丙子朔，太白犯轩辕左角，甲午、庚子，俱犯左”，执法推历五年九月壬午朔，而丙子乃八月之下旬，甲午庚子虽在五年九月，而史中有金星连犯之文，则亦非五年九月事也。乃以成化六年之历推之则正九月之朔在丙子，及再捡薛氏宪章录、孙氏二申野录，六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而丙子所犯既是轩辕左角，乃知志中书五年掩犯事下漏去“六年”二字也。又如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无入不知是日乃丁未，亦见纪中，而上文书“三月庚寅朔”，则十九日岂非戊申？然以是年四月戊午朔上推之，则三月之朔为已丑，而所书庚寅大，同事在三月二日见甲乙，纪中是衍“朔”字也。举此二事它可概推。今撰明通鉴，先推历而后系事，其大小建偶有不详者，阙其朔而已。要知大小建之偶差即明人自以大统法推之亦多互异，如洪武三年封刘基汪广洋为伯，本纪书十一月乙卯，潜庵史稿十二月乙卯，盖以十一月则晦以十二月则朔，干支同而大小建异也。南渡后之朔闰，有粤中历有海上历，同用大统而所推各别，则从盖阙者得之。

明史本纪多据实录，故其月日干支最详，然稽之传志，则多不合。盖实录所记攻战剿抚及克复郡邑等，事多据奏至京师之月日，而传中记事本之原奏者多据交绥月日，故有近者数十日，远者数月不等。然准系月系日之例，则原奏中如有事系寉凿之月日，俱宜考证书之，方为纪实。若但据奏至月日，则叙事参错而先后之次第不明。又如灾异修省蠲振等事，本纪多据颁诏月日，其星变雷震地震水火之等，见于天文五行志者，具有月日，而告灾请振亦有因事之书，不得仅据颁诏一语以终之。上徽号、册皇后有行礼之月日，有下诏之月日，定郊祀、更庙制，有议礼之月日，有诹吉之月日，其有事可纪，及有关于庙堂之兴革者，不得但以诏中之月日终之。皇子皇孙之生，有诞生之月日，有诏告之月日，实录中分书之，而见之本纪者，大都据颁诏月日，故往往与本帝纪中月日不合。光宗生于万历十年八月丙申，见明史稿。明史系之九月丙辰者，下诏之月日。故三编据实录改入八月。熹宗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史稿、明史书是年十二月乙卯，而证之天启四年孙承宗入贺万寿则十一月十四日，故三编据实录改入十一月。凡此之类，有月日可纪不得但据颁诏书之，盖诸帝之诞崩皆大节目也。宰辅七卿有莅任之月日，有起召之月日，其卒也有在朝赴告之月日，有里居奏报之月日，故往往与传状中不合。凡此苟无事可纪者，仍据本纪月日，无义例也。

明史纪志之文皆本之实录正史，而列传则兼采野史，如鐡铉下闸、程济祭碑，不必实有其事，取以为致身从亡之左证而已。至于建文逊国、英宗北狩、正德南巡、万历妖书、明季三案、甲申殉节，正史之所不备者，苟事有鉴于得失义有关于劝惩，虽稗官外乘亦宜择而书之。温公取淖方成祸水之语抑亦史例之所不可无者。若夫惠帝重返大内，薛方山入之编年，宣宗托体建文，王守溪形之笔记，甚至双溪琐缀笔下操戈病榻遣言梦中说鬼，此岂足备信史之采择？它如传状归美之词、禁廷奏御之语，正史亦多据之，然其不可信者亦十中之二三，后修明史颇有翦裁，似胜初稿。今撰明通鉴，所购明人纪载无虑数百种，而稗贩野获未敢滥收，其有为世所传而实未敢信者，亦于考异中辨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实录。明人恩怨料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邱濬，修郄于吴陈谓吴兴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谓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玘，修郄于二王谓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辩十之一二耳。至如《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当明史开局时，草创之稿，多不能辨。率以窜改之实录，阑入其中，殊非信史。惟明史蔵事于六十年后，故其所择精。三编重修于乾隆四十年间，故共取裁当。今悉据二书为蓝本，有从盖阙者，则于考异详之。温公于四皓谏易太子事，辩五史记数百言，因自撰考异一书，以明其去取之故。四库书提要谓为特创之例，不揣僭妄，窃愿取法焉。

建文逊国一事，为明初一大疑案。然宫中自焚之事，惟见《永乐实录》。而仅以帝后自焚一语，朦胧叙过。盖指后尸为帝尸，此实事也。明人野史汗牛充栋，无主自焚之说者。若夫杨行祥下之诏狱，己具爰书见《正统实录》中。惠帝之葬在西山，无非疑冢。故明之朱睦㮮撰革除遗史，并其为僧事亦辨共必无。然其书法犹记宫中火起帝逊位为传疑之词，亦可见所焚之是后而非帝，明矣。逊位一事，明人不讳，乃至四百馀年后修前代史者为之力白共诬，此不可解。且不必论建文之是死是逊，而其时从亡之一百数十人岂能尽付之子虚乌有，后修《明史》，结以帝不知所终一语，最得存疑之体。更增入牛景先一传初稿虽有景先传不及两行，存帝为僧出亡之或说，遂及从亡之程济以下，以逮河西佣补锅匠之属，悉附入传中。始稍稍有所表见，《明史》成后，重修三编，及《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奉旨将建文诸臣悉准专谥通谥之例，附入卷末。而入祠之职官叶希贤以下九人，及入祠之士民燕山卫卒以下，无姓各可考者九人，悉附录之。复命于三编大书帝不知所终，而附从亡诸臣于质实中。援司马迁、程婴、公孙杵臼之例，揭日月而阐幽潜。御批谓忠贞之气，屈极而伸，窃谓似此己成定案。今遵书之，不曰自焚，亦不曰崩，仍从逊位为词。而逊位以后之事悉阙焉，庶几纪实存疑为两得之。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已薨，自谓伦序当立。藉以文其篡逆之名也，并引周王为五人同母者，盖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黄子澄传》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仅存者。解缙奉诏再修，尽焚原草而独存此数语者，盖缙等欲取媚成祖，遂谓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皆诸妃出，惟燕、周二王同为高后生，以证立适立长，礼之所宜是。则缙之所谓同母，乃母高后，与子澄传中同母之语，词同而意异矣。缙之得罪,在永乐九年,时必有譛之于成祖者,谓懿文庶出之语，骇人听闻，修实录者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后世口实。于是成祖并疑李景隆茹瑺等心术不正语见沈氏野获编，乃于九年复命姚广孝、夏原吉等，为三修之役。而杨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为定本，而忘却子澄同母一语，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乐实录》中，而燕、周二王之为庶生，反成铁证。是目论而不自见其睫者也。夫诬太祖以易储之乱命，又诬太祖以适出之周王降为孽子谓令吴王为孙贵妃行慈母服，吴王后徙封周王。成祖之罪，擢发难数，且以此欲盖而弥彰矣。南都亡时，钱谦益、李清于太庿中启出䂵妃一主，见《三垣笔记》。惜修明史者未及详考，仍以五人同出自高后，受前史之欺，则甚矣考证之难也。

家臧《永乐实录》系京师所购之钞本全帙，撰通鉴时详加校阅。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边之命，靖难之由，无不与所改之《太祖实录》。先后同符，《永乐实录》中，有皇考本欲立朕语，则预改《太祖实录》东阁门召谕群臣增入“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又增入刘三吾对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语”。以肃清沙漠为一人之功，则预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晋王无功及欲构陷成祖”之语。三十一年，防边与辽王并命。成祖欲以节制之师，为易储之券，则于《太祖实录》中，增入“五月命杨文、郭英从辽王备御开平，俱听燕王节制”之语原文命杨文聼燕王节制，郭英聼辽王节制，不谓辽王亦同在燕王节制中也。。“太祖不豫遣中使召王至淮而返”语，具《永乐实录》。复又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种种伪撰，无非欲以《太祖实录》为之张本，此再修三修之所由来也。王氏史稿，不察其伪，据以入之二祖本纪及齐黄诸人传中，而至于东阁门召对所云欲立燕王者，明人野史皆知其为伪，而删之。史稿乃于三吾传中，据《成祖实录》又增入“燕王神武似朕”之语。凡此之类，后修明史，大半删去，可谓谨严之笔。今一依之，其有删之未尽者，并附著于考异中，以存信使。史稿例议于建文、永乐事，辩正累幅，今悉不从。故著其改正之由于前例中，馀皆详考异各条下。

《明史》记我大清事始于万历十一年讨尼堪外兰克图伦城以后，遇大清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事，皆跳行顶格书之，此亦温公记五代宋太祖及元史记明太祖例也。当修辑览时，奉纯庿谕嬗代崛起之际，称开创之君而系以我者，亦非体例。今欲尽去历朝臣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见辑览御制序中，仰见圣意渊深一秉大公无我之见。窃以臣民箸书，自称其国与君为我者，乃《尚书》、《春秋》以来之通例。惟是编专记，明事则，其中所谓我者，多属之明。若并为一词，转致立言淆混，今仍从涑水通鉴，例但跳行书大清太祖太宗而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始见我字，书法谨识于此。

自我大清定鼎燕京，逾年明社既屋。其时奏报章疏，见之《东华录圣武记》者，俱书明为伪王，将吏为伪官，更有直斥为贼者。后因辑唐、桂二王本末，荷纯庿指示，谓二王及其臣子末可遽从僭伪之例。君则正其位号，臣则目以原官。惟孙可望、李定国等本献贼义子。自王师定蜀，即南走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号，必应示以区别。以彼身为贼党，其所称平东安西等号，皆献忠伪授。自宜重加贬绝，书贼、书伪，以正其罪。仰见书法权衡尺寸不越。今谨遵其例，于明自福王以后，鲁益诸王亦从例概不书伪。而诸臣将吏，亦不没其残明所授之官。惟李定国自附桂王后，尽瘁边陲，讫无异志。而郑成功窃据一方，犹拥明号，即李成栋父子托名反正，终于一死，亦似较之金声桓王体仁差胜一筹。今革其爵号，书其姓名，仍系之残明下。若孙可望附贼叛明，罪无可宥。而金王之等目为叛将，亦复何词，盖通鉴取记事而已。固不敢操笔削之权，亦取与纲目之例稍别也，敢以质诸当世之论史者。

是编于明一代朝廷纪纲、礼乐刑政、天文历法、河道漕运以及营兵练饷、折色加赋，有关于一朝治乱之源者，靡不详稽传志，参之《明会典》、《一统志》、王弇州史料《朱氏大事记》、徐氏《典彚》、孙氏《春明梦馀录》以及王氏《续文献通考》、秦氏《五礼通考》，荟萃折衷，务使脉络分明，条理综贯，亦温公通鉴例也。

明一代之郡邑沿革、山川分隶、以及村庄镇堡之等，《地理志》所不备者，重修三编，博采群书，证明出处。而于翻译地理、塞外河源，为前史所未有者，悉著之质实中。今欲逐条考证分注之本事下，而未暇及也。人名字里《明史》著之列传中，而附见诸人，亦多书某县某入及某人字某，三编辑览，则更于一人二名及数人同名者，分析证明，以资考覆。《通鉴》主于记事，间一及之，不能尽载。然此等地名人名之书法，捡之《明史》三编，亦可开卷得之。

明史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俱循旧译，鄙倍相沿，讹谬特甚。前奉诏修辽金元三史语解，悉用三合音改正。会奉谕修辑览三编，亦令将满洲蒙古文字，概从新译，仍注明旧译于下，以便省览。今谨遵改，惟三史语解蒙古源流等书，猝不及购，多据辑览三编书之。其二书所不具，偶从旧译者，不过百中之一二耳。

明史忠义一传，于封疆死事，及甲申前后殉节诸臣，详加采摭，著其事实，中间牵连附录，多至数十人百馀人不等。会书成，复诏修通鉴辑览，重修三编。又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自《明史》外，凡见之大清实录，及《一统志》、各省通志，采访参稽多至三千六百馀人。而散著于三编辑览，遂多《明史》所不具者，三编重修，已较辑览增多数倍。及续辑唐、桂二王本末，则又较前修之辑览以渐加详，遂有《殉节录》所遗，而续补者，如三编载甲申殉难之巡视中城御史赵撰云南人骂贼被杀，乾隆四十一年追谥忠愍。《殉节录》无其人录中，通谥四等无忠愍名目，则又似专谥，而前卷亦不及也据原进签内言，乾隆四年允延臣之请《殉节录》之修在后，疑修时尚未奉旨，故遗之。。又辑唐、桂二王事，所记顺治二年广信殉难之都司刘芳伯以下十三人，四年记太湖先后阻兵之镇南伯金公王以下十五人，俱赐谥入祠有差，而殉节录亦佚其姓名，然则湮没而不彰者，可胜道哉。今所记明季死事诸臣，以《明史》辑览三编为主，参之《殉节录》，旁稽野史，凡正史所不具者，俱附著考异下。又三编记崇祯事终于十七年三月，而保定殉难统入之京师陷目中，故所载稍略。今详稽《明史》何邵诸人传，旁参《释史北略》《绥寇纪略》诸书，大半附入考异中，凡此皆仿三编质实补载例也 。 是编所载明季殉难诸臣，其书赠谥者皆明之恤典。若《殉节录》所载皆出自本朝追赐专谥通谥者，以非明事，故不入，亦史例也。至死封畺而一时传闻之误，遂为恤典所不及者。如贺世贤之战没，有疑其叛降者，遂不予赠谥。孙传庭没于阵，或言其未死，帝疑之故不予赠谥。而二人死事之烈，具见《明史》本传中，如此之类，皆入正文，而附著我朝追谥于考异中，然非例也。南都赠谥，去取未公，不足为重，而以系明事，故于正祀祔祀之等，亦见附记中。

《明史》叙事详核，用笔谨严，自欧阳公《五代史》后罕有其比，惟所记甲申以后事颇略。而张煌言不为立传，未免如刘道原所讥韩通者。煌言流离海上，与宋之陆秀夫相似；就刑杭城，与宋之文天祥相似。若其身膏斧锧，距我大清定鼎已二十年。疾风劲革，足以收拾残明之局。为史可法以后之一人，列之忠义传犹非其例，况无传乎。至如太湖义旅，但载云间，山寨殷顽，不登只字。以及沈嘉民不附黄道周传中，顾杲不列吴应箕传后，此则不无可议者耳。三编终于福王以后，不得不略。然福王南渡，则于唐王释罪、鲁王徙封、以及桂端王卒于梧州，皆于目中终书其乙酉以后事，则本末固完具也。辑览所续谓唐、桂二王事，仍从纲目，撮要之书。野史如林，率多燕郢传讹之说。今附记残明事，于温氏《绎史》、计氏《南略》外，兼采国初黄顾侯魏诸家之书，以及李世熊之《寒支集》、钱澄之之《所知录》、王夫之之《永历实录》，虽非尽信之书，抑亦正史之亚也。若夫鲁藩事轶，而黄南雷表章于前，全谢山掇拾于后，江干海峤之役，皆足备征文考献之资，附记之例，亦有取焉。

修史必取征实录。明克元都，兵迫史库危，素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十三朝实录，得无失，因据以修元史。我大清定京师，兵不血刃，明实录贮之皇史宬者，固无恙。然卷帙浩繁，捡寻未易，频年从事《明史》，反复推究，似尚未睹明实录之全，重修三编，始尽得之建文崇祯皆无实录，景泰附入英宗，光、熹二朝亦似佚之。。又复亲禀圣裁，折中至当，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卷内增入各条多有《明史》野史所不具者，心知其出自实录而未敢定。吾友杨素园观察于宜黄，故家得三编钞本，授而校之，乃当日夹签进呈原书，皆标明出处于上方，而所增益出自实录者十之六七。予所得实录仅五朝，而首尾完具者，永乐、正德、嘉靖三朝而已。今得见原签证其来历，则虽不睹实录之全，亦可无盖阙之憾矣。三编更正之处，往往据实录，旁及野史、明诸家文集奏议如福王庄田减二万顷，据《叶向高集》改正，罗从彦、李侗从祀据孙慎行奏议改正。而所辑明季事更，谨遵我大清实录，订其讹舛如李自成并无迁明太祖神主事，是又集纲目之大成，读史者可无不足征之患矣。

是编考年月以定事系。一年之朔望既准，乃考定于支日，分排入月纬中。择其事之宜系者，提之为网。日之所不能定者，则系以是月；月之所不能定者，则系以是春、是夏之等；又不能定，则系以是岁，凡此仍编年例也。通鉴既成，乃即其提为网者，义取简明，不主褒贬，撰为目录，亦仿温公例，标明纪中卷数，以便阅者捡寻。惟温公不系月年经国纬，著其朔闰于上方，此则以朔闰为主，仍依年经月纬例，取天文五行之见于志传者，按日分系，以此考证明。纪中月日朗若列眉，其大小建偶有参差，则阙其朔，义主记事，即精要语，亦不尽载也，此则例之稍为变通者。

是编考异俱依胡身之注。通鉴例散，著本事下，惟篇幅所限，不得不删繁就简。而二十馀年精力实始于参证群书，考其同异，有疑则阙，择善而从，去取既明，然后敢下笔编次，原槀加详。有不尽入之考异中者，别成考证十二卷，不嫌重复也。

史家之例，叙而不断，然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故考其事之本末，则其事之是非自见；聼其言之公私，则其言之诚伪自见；观其人之与居与游，则其人之清流浊流自见。若必欲臧否而短长之，非史事也。史评自有专书，四库书别为一类。班、范以后，所有论次，皆入赞中。温公臣光云云系之本事下，间采它人评论，是编亦仿其例。而恭录御批及明鉴后按三编发明居多，其他论列，及啚见所及者，亦附入之。

《史记》、《汉书》皆有后序自明其著书之义例。温公通鉴无序，以宋神宗御制序在前也。钱大昕答冯集梧书，谓古来纪传编年之书，祇有本人自序，未有它人代为之序者。盖史以寓褒贬，其用意所在，惟著书人可以自言之。按温公通鉴，原有释例，凡三十六事，出于其曾孙伋之所辑。见四库书提要中，释例即著书用意之所在，不须自序，亦更不敢求它人作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