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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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二　书（二）

○史馆上总裁第一书

彝尊来自田间，学无师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备员纂史，受命以来，憢々惴惴。伏念史尚三长，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犹幸有阁下总率之，可以无恐。今开局逾月矣，顾未见体例颁示，窃有所陈，造门者再。未值归沐之暇，敢奏记于左右。

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尝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迁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器车龙马，嘉禾瑞麦，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九茎之芝，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无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义儿、伶官；宋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于帝纪，抑之则冠于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馀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

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兴献王于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而已，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志刑法者，前史第陈律令格式而已，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晰之，宜何以书？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朵颜之三卫，曾入图版，旋复弃之，又藩封之建置，卫所之参错，宜何以书？至于土司之承袭，顺者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颜受世禄，奉朝请，于义何居？然竟置不录，难乎免于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

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彝尊不敏，粗举大纲，伏希阁下不遗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体例，俾秉笔者有典式。譬诸大匠作室，必先诲以规矩，然后引绳运斤，经营揆度，崇庳修广，始可无失尺寸也矣。惟阁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馆上总裁第二书

日者上书签室，以作史宜先示体例，阁下不罪其戆，阙门相见，有晬其容，语以史馆先务，无妨尽言。阁下之量，可谓以虚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陈，何以答阁下之慰诲，乃复破墨伸纸，载布腹心，冀阁下垂采。

史馆急务，莫先聚书。汉之陈农，唐之李嘉祐，明之欧阳佑、黄盅、危于幰、吕复，前代率命采书之官，括图籍于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讵可止据《实录》一书，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书，玉牒宝训，贮皇史宬。四方上于朝者，贮文渊阁。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还，必纳书于库，以是各有书目。而万历中，辅臣谕大理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等，校理遗籍，阁中故书，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于录者，尚三千馀册，阁下试访之所司，请于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馆六十人，类皆勤学洽闻之士，必能记忆所阅之书，凡可资采获者，俾各疏所有，捆载入都，储于邸舍，互相考索。然后开列馆中所未有文集、奏议、图经、传记，以及碑铭、志碣之属，编为一目。或仿汉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为搜集，上之史馆，其文其事，皎然可寻，于以采撰编次，本末具备，成一代之完书，不大愉快哉。

昔者元修宋、辽、金《史》，袁桷列状，请搜访遗书，自实录、正史而外，杂编野纪，可资证援参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条理。语有之：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阁下其留意焉。

○史馆上总裁第三书

采书之议，阁下既信鄙言行之，将来史馆不患无书考证矣。独是体例犹未见颁，而同馆诸君，纷纷呈列传稿于掌记。馆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将阁下之命，谓《元史》纂修，不过六七月告成，具稿宜速，此则彝尊之所不识也。

昔干宝勒《晋纪》，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后纪传表志相符。贞观撰《晋书》，体例出于敬播，于是李淳风、于志宁等则授之以志；孔颖达等则授之以纪传。治平撰《通鉴》，先编丛目草卷。草卷责之范梦得，积至四丈，截为一卷。于是两汉则授之刘攽，三国六朝隋则授之刘恕，唐、五代十国则授之范祖禹。以故事无阙漏，而文不繁复，是史家之遗法也。

司马迁续其父谈之书以为《史记》，班固续其父彪之传以为《汉书》，李百药续其父德林之纪传以为《北齐书》，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陈《书》，曾巩谓其历三世，传父子，数十岁而乃成。《隋书》始于王劭，次以颜师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于高宗时，岁月更久。盖史之难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开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后续纂，一十五人。合计其成，仅十三月尔。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别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别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别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两人，既附书于杭忽思、直脱儿之传矣，而又为立传。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乖谬之甚者。以宋濂、王袆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宽、赵汸、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诸君子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迫于时日故也。

伏惟阁下幸勿萌欲速之念，当以五年为期，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稿。先就馆中所有群书，俾纂修官条分而缕析、瓜区而芋畴，事各一门，人各一册。俟四方书至，以类相从续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为草卷。而后妙选馆中之才，运以文笔删削，卷成一篇，呈之阁下，择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则阁下点定，斯可以无憾矣。不然，朝呈一稿焉，夕当更。此呈一稿焉，彼或异。若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麦广>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阁下且不胜其劳，虽欲速，而汗青反无日也。

《新唐书》之成，历十有七年。而纪表志传，书出两手，吴缜犹起而纠其缪。况体例莫定，草卷未编，而以六十人之稿，错陈于左右，其何以诠择而会于一？刘知几曰：“书彼竹帛，事非容易。”阁下勿易视之，幸少宽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牵率，必改图焉。仿贞观治平之遗法，而后可尔。

○史馆上总裁第四书

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匪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复上书于阁下。

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逾月而讣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归国。斯《太祖实录》，史臣曲笔，谓用事者矫诏却还，当在是年之秋也。时方执周王，废为庶人。是冬，齐王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虑祸及，归国恐后因简壮士为护卫。迨齐王之入燕，且益惧焉。肯以次年来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无礼，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监察御史曾凤韶，户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请徙封南昌，建文帝不报。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适以三月至京师。譬诸虎离其穴，尽将虎子深入坎窞陷阱之中，缚之一二猎夫力尔，虽至愚者勿为，而谓智虑绝人之燕王为之乎？且燕世子之来在三月，则是时燕王犹未反国，野史称文皇遣之来，谁实遣之？姜清《秘史》据南京锦衣卫百户潘暄贴黄册内载：“校尉潘安二十三日钦拨随侍燕王还北平”，以为来朝之验，似若可征。然稽之《实录》，靖难师驻龙潭，帝顾望锺山，怆然下泪。诸将请曰：“祸难垂定，何以悲为？”帝曰：“吾异日渡江，即入京见吾亲，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今至此，吾亲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尔。”然则太祖崩后，燕王未尝入朝可知已。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来朝，不足信者一也。

金川门之变，《实录》称建文帝阖宫自焚，中使出其尸于火。越七日，备礼葬之，遣官致祭，辍朝三日。野记则云，松阳王景请以天子之礼葬，文皇从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为之置陵守冢者，而锺山左右无之，则备礼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尔。矧孝陵渴葬，文皇责建文以庶人之礼葬其祖，又岂肯以天子礼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

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塔，谓是建文帝坟，此尤无据。彝尊尝登房山，山隅有乱塔寺，瘗僧骨不可数计。绕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题司空，或题司徒，或题帝师国师，盖辽金元旧制则然，所称天下大师，不足为异。而乃诬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树矣，其谁复立石为表？不足信三也。

《从亡随笔》称太祖预贮红箧于奉先殿侧，四围以铁锢之，锁二，亦灌以铁汁。程济破之，得三度牒，济为帝祝发，既扶帝出聚宝门矣，不应复折而至神乐观，不足信四也。

《致身录》帝至鬼门，从者八人，牛景先用铁棒启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门，即分命诸将守京城及皇城，鬼门非无人之境，为景先者，持铁棒启门，守城将士，岂无一人见者？不足信五也。

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阙下，语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谓曰：“独不顾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为一族戮之，此则三家村夫子之说矣。欧阳、夏侯《尚书》虽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马郑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九峰蔡氏从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其实本宗一族尔。迨秦汉诛及三族，则兼逮母妻之党，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轻，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于弟子友朋者，且正学之友，最莫逆者，无如宋仲珩、王孟缊、仲缙、郑叔度、林公辅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缙之子叔丰，皆为及门高弟。诸君惟仲缙先卒，其馀当日咸不及于难。缉其遗文以传，足以破野史之谬，不足信六也。

《实录》，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执泰子澄至阙，同磔于市。所榜奸党二十五人，郑赐、黄福、尹昌隆在其列，不闻伏法。又靖难师起，北平所司州县官，弃职远避，朱宁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尝悉诛，独大理少卿胡闰，野史谓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赏录》载茅大芳妻死，上命饲狗，不应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

万历初，以建文帝所遗三诗，宣付史馆，窃疑是点窜元之故臣忆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潜移，四海心一”语，岂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

铁铉二女，没入教坊，世传七言二诗，乃吴人范宽题老妓卷而作，载《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为傅会，不足信九也。

河西佣，川中补锅匠。雪庵僧，东湖樵夫。洁其身，隐其名姓，据传闻以书，奚而不可。乃凭转轮殿鼠啮馀册，一一实之，不足信十也。

《文皇实录》载壬午岁七月，命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东陕西巡视，俾奏利弊。震直受诏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泽州公廨。初不闻震直督饷山东，为北兵缚置布囊，夹以两马，舁至京。后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惭愤吞金死也。况震直之卒，忠诚伯茹撰神道碑可证，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

至若因杨行祥事而移之杨应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为《致身录》，久而附益之，钱受之驳之矣，不足信十三也。

世之论者，以革除靖难之事，载诸《实录》者，皆曲笔，无宁取之野史。然《实录》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岁月无舛，后人不难论定。至逊国诸书，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观听，以虚为实，以伪乱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阁下宜辨去其惑，晓然开谕同馆，毋相矛盾，作史之贵乎有识者，此也。故因燕王来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阁下澄鉴，不宣。

○史馆上总裁第五书

昨过高斋，值阁下他出，阍者延客坐，案有阁下手疏史目，盖体例初稿，取而诵之，有《儒林传》，又有《道学传》。阁下讲明正学，探洛闽之渊源，欲为道学立传，固宜。然彝尊窃以为不必也。

传《儒林》者，自司马氏、班氏以来，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唲，撰《东都事略》，更名《儒学》，而以周、张、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析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经术为粗，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杨陆为岐涂，默寓轩轾进退予夺之权，比于《春秋》之义。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且明之诸儒，讲洛闽之学者，河东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数人。薛公立传，当在宰辅之列，今取馀子标为道学。上不足拟周程张朱，下不敌儒林之盛。则莫若合而为一，于篇中详叙源流所自，览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书所云体例不必沿袭者也。狂简之言，不知所裁，惟阁下审择之。

○史馆上总裁第六书

彝尊自入史馆，受阁下知己之言，忘其梼昧，屡奏记于三席。顾念同馆诸君，授之以简，初无质难，而独一新进，聒聒于左右，难乎免于躁人之讥。然有不容己于言者，敢再陈之。

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明自万历间，顾、高诸君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向风景从，主持清议，久而渐成门户。不得其门入者分镳而驰，迁染之涂既殊，相争如水火。当是时，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东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

大抵小人之交无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时，晏殊为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辅政者矣。及赵元昊叛，仲淹主调发，弼不主调发。衍是弼议，殊是仲淹议，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语笑无间。唯其是非同异一出于公，故能成庆历之治。

东林之君子则不然，一言之合则以为同道，而信之终身；一言之乖则斥为匪人，怀恶而不复亲比。居田间者遥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应之，转相慕袭，胶结而不可解。异议者一发而不胜，乃树援以为敌。久而假宦寺之权，以祸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恶过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韩诸老，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宁有是哉？每见近时之论，其人而东林也，虽晚而从逆，必为之曲解。攻东林者，殉国之难，人所共知，终以为伪。

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节自励，中立无党，以礼部左侍郎摄本部尚书事，请册立东宫，公私疏凡七十上，流传者二十馀篇存之史馆。其言最切直者《劾郑国泰》，大指谓明外戚不预政事，册立匪国泰所宜言。当时贵妃亲懿，咸为侧目，其后册立旨下，仪注皆先公预定，出诸袖中。且上言，国朝册立东宫，无谒谢贵妃四拜之礼，宣德嘉靖旧仪，与今有别。故《实录》特书是年礼臣悉从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请。而郭文毅公遗先公书，以先公议礼疏訚訚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顾先公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吴人文秉撰《先拨志始》一书，凡涉册立事，纤悉具录。独于先公《劾国泰》，暨裁革贵妃四拜礼，皆削而不书。无他，以先公名不入东林党籍也。秉为文肃公子，文肃中天启壬戌进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实主会试。文肃固先公所取士也，虽渊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况与东林树敌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党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阁下可以审察矣。

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区区之诚，以南董望阁下，冀裁择焉。

○史馆上总裁第七书

《明史》成书，莫难于万历之后，稗官踳驳，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祯一朝，无《实录》依据，尤难措手。日者阁下选同馆六人，先纂《长编》，可谓得其要矣。

长编成于李焘，其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故国史官文书而外，家录、野纪，靡不钩索质验，旁互而参审焉。无妨众说并陈，草创讨论，而会于一。今则止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异何以别？挂一而漏万，失焘之体例矣。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见。阁下奚不取诸史馆四方所上之书，凡涉崇祯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联之？

又是时朝中朋党，坚不可化，封疆将帅，率以爱憎废置，而贤不肖无分焉。若袁崇焕之死，钱龙锡之获罪，负天下之至冤，而党人恨不食其肉。非睹《太宗实录》，何由知计出于反间乎？盖以本朝档子，合之崇祯《邸报》，远不相蒙，是必兼听并观，而后可审其功罪。

至于甲申寇难，朝野相传，谓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实录》大书元年五月，葬明天启皇后张氏于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庄烈湣皇帝之谥，定自本朝。而野纪纷纭，或书思宗烈皇帝，或书毅宗烈皇帝，或书威宗烈皇帝，或书怀宗端皇帝，宜以后定之谥大书简端者也。又甲申殉难诸臣，俱经锡谥，应特书于传后。而内官从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后，其实则王承恩，章皇帝有谕祭文，此明征矣。又莆田王公家彦，以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难，见闻者无异辞。乃顺治九年，章皇帝轸念殉国诸臣，特命礼部锡谥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礼者独遗王公不与谥，岂非阙典也与？

侧闻顺治二三年，各省巡抚，题报崇祯间死事诸臣。方之野纪，当得其实，亦宜分年书之。阁下奚不请于朝，暂假文皇帝、章皇帝两朝《实录》，亟令史馆监生，誊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参详同异，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补也。不然，以宜书者不书，是编出，览者将谓识大识小无一具焉，可不深虑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