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李习之平赋书后
吾少读《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后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盖万物之理难尽也，人事之变无穷也，一间未达，则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圣，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难耳。故后王代兴，其政法之大者，必暗与《周官》之意合十有二三，然后上下安，历年永。既其后侵寻变易，举其合者而尽亡焉，而国非其国矣。此无他，是乃天理之尽，王道之极，而舍是则无以纪纲乎民物也。
唐李翱作《平赋书》，后儒多称焉。其为说亦捃摭《春秋传》《周官注疏》以为端绪，而其归宿则大谬于圣人。谓：“一亩之收，无水旱以一石为下则；而百里之赋，粟至三十四万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万五千匹有奇。”虽吴、越上腴，横征暴敛，亦岂能岁得此于民哉？
《周官》辨五地，规井牧，既斥其馀以为薮牧园圃，则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犹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后土力均、人功称而赋法平。今以亩一石为下，则沙碛斥卤之区，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隐深难见，而翱乃懵然自以为得，曰：“是复古而为十一之征。”犹幸其人微，其言轻，自唐以后，无取而施用者，而瞀儒耳食，犹嚾嚾焉以为经世之良图，岂不甚蔽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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