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汉书霍光传后
《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其有关于治乱者。《班史》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馀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焉者，则光之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后人反是，是以蒙杂暗昧，使治乱贤姧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
是《传》于光事武帝，独著其“出入殿门下，止进不失尺寸”，而性资风采可想见矣。其相昭帝，独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国之钧，负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学专汰，则于任宣发之，而证以参乘，则表里具见矣。盖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然尚有未尽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显及禹、山之奢纵，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则可约言以蔽之者也，具详焉，义无所当也。假而子长若退之为之，必有以异此也夫！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