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揭露“国防戏剧”为国民党服务的反动本质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大批判写作组
1971年4月2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日报》

三十年代中期，叛徒王明、刘少奇一伙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叛变革命的路线。王明、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一伙，为了适应国民党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抛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对抗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国防戏剧”一马当先，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既炮制了许多剧本，又主持了大量的演出活动。这就是喧嚣一时的“国防戏剧”运动。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抗战胜利，尽管蒋介石反动派不断地变换着各种策略和手法，忽而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忽而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而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一手操纵的“国防戏剧”发展的历史，就是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为其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并伴随着这条反革命路线在策略上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

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只有反抗才是出路

在日寇加紧对华侵略，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庄严号召。这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仍然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一九三六年初，“国防戏剧”的代表作《赛金花》便适应国民党的需要而出笼了。要知《赛金花》的底细，我们且看蒋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叫嚣：“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对各友邦为坦白诚挚之周旋，自信必有内外相谅之一日”。这是一种典型的侵略有理、抗日有罪、卖国有功的反革命论调。蒋介石诬蔑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自伐”，是日寇侵略的根源，为其疯狂反共制造理论根据。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武装反抗日寇的侵略，蒋介石却说，不能反抗，只要对“友邦”实行“坦白诚挚”的“周旋”，就能得到友邦的“相谅”。夏衍的《赛金花》，正好为蒋介石的这段话作了注解。在《赛金花》里，夏衍竟把义和团诬蔑为“拳匪”，胡说由于他们的盲目排外，才“招致了八国联军的攻击”，造成了民族的灾难。这分明是在替蒋介石的“安内”制造口实。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夏衍恭请汉奸妓女赛金花出来现身说法。据说由于她在八国联军及其头子瓦德西面前进行了“坦白诚挚之周旋”，才得到了“友邦”的谅解，“拯救”了北京城，使老百姓“免遭”杀戮。这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所谓“周旋”，就是妥协投降、卖国求荣的代名词；所谓“相谅”，无非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肮脏买卖拍板成交的遮羞布罢了。至于赛金花身上那种被夏衍所称道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人性”，恰恰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写历史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四条汉子”鼓吹赛金花道路，就是鼓吹蒋介石投降卖国的反革命道路。

“攘外”是假，“安内”是真。反共利于卖国，卖国必须反共。叛徒陈白尘抛出的反共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就是在蒋介石嚎叫红军长征“兆其末路”时炮制出笼的。《末路》就是把蒋介石的反共叫嚣塞进历史的躯壳里，搬上舞台，妄图用石达开的末路诅咒红军的长征，破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红军北上抗日的必胜信念，以达到瓦解革命人民斗志的恶毒用心。《赛金花》和《石达开的末路》正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革命路线孕育下的一对双胞怪胎，也是王明、刘少奇阶级投降、民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毒汁浇灌下的两株大毒草。

然而，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抗日洪流汹涌澎湃，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路线终于战胜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路线，“国防戏剧”的代表作所代表的反革命愿望也宣告破产。

依靠人民战争战胜民族敌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国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爆发。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响应，从而出现了一种生气蓬勃的抗日新气象。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卖国投降政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抗我们党所提出的“全面抗战”的革命主张。

此时此际的“国防戏剧”又“获得了新的主题”，“四条汉子”表现得异常活跃。一时间，田汉的《芦沟桥》，夏衍等人的《保卫芦沟桥》等毒草，纷纷破土而出。在这些剧本里，他们以宣传“抗战”为名，极力掩盖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真相，大肆吹捧国民党的“丰功伟绩”，拼命为国民党争夺抗战的领导权。毛主席在当时就强调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然而，“四条汉子”却大唱反调，公然丑态毕露地向国民党顶礼膜拜，说什么：“我们深欣政府当局的抗战决心，因为这不仅是洗尽了我们民族过去的羞辱和愤恨，且征示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先声”。夏衍、田汉之流还在他们的剧本中杜撰了一些诸如这样的情节：让作为人民代表的农民和大学生，下跪苦苦哀求国民党军队“替老百姓做主”，甚至于给它戴上了“老百姓的花”的桂冠，把国民党军队美化成“人民军队”，抗战的“中坚力量”。毛主席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就反复强调必须彻底改造国民党政府和它的军队，才能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四条汉子”却为虎作伥，在他们的笔下，只要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就可求得民族的解放。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公开替国民党争夺抗战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关于抗战领导权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解放的头等大事。毛主席针对当时党内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投降的危险倾向，及时地向全党敲起了警钟：“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深刻地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但是，叛徒王明、刘少奇却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奴颜媚骨地吹捧国民党“领导”了“军民抗战”，喋喋不休地歌颂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他们把抗战的领导权，双手呈献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面前。“四条汉子”的“国防戏剧”就是他们这一伙叛徒妄图出卖抗战领导权的罪恶纪录。夏衍在他炮制的全面美化国民党的反动剧本《黄花岗》的“尾声”里，跟着王明、刘少奇的腔调，竟然无耻叫喊“要记住”蒋贼的“训示”。完全暴露了他们正是蒋家王朝的乏走狗！

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继续压迫人民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在战场上造成了一溃千里的惨败。短短一年间，国民党就丧失了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大片土地。严酷的事实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神话，宣判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死刑。国民党为了掩饰其丧师失地的罪行，平息人民的不满，在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告同胞书》，大言不惭地宣称溃退和逃跑是什么“长期抗战的根本之方略”。恰在这时，夏衍又炮制了《一年间》。剧本通过一个所谓地下工作者的活动，为早已被唾弃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声嘶力竭的宣传。夏衍按照蒋介石定下的调子，把一年来国民党战场上的惨败归结为“战争上失败，战略上成功”，鼓吹失利即是胜利，逃跑便是英雄的精神胜利法。

跟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取得胜利的解放区战场。林彪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亲自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乘胜挺进敌后，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发展人民战争，开辟了大片敌后根据地，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迫使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赢得了抗战相持阶段的伟大胜利。历史事实无情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传声筒——“国防戏剧”制造的无耻谎言。

反投降、反分裂，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武汉沦陷后，日寇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鼓励蒋介石加紧反共，妄想分裂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以达到其侵略的目的。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和共产党力量空前发展的斗争形势下，蒋介石卖国集团，把枪口对准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投降、分裂成了时局最大的危险。叛徒王明、刘少奇在“合作”、“统一”的幌子下，牺牲原则，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共、溶共政策和投降分裂活动效劳。为了克服抗战面临着的严重危机，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四条汉子”鼓吹的“国防戏剧”，除了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派树碑立传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美化汉奸，贩卖汉奸哲学，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田汉改编的湘剧《新会缘桥》，以明朝戚继光的故事为背景，美化一个投降敌人当了汉奸的大地主傅员外。这个汉奸居然“良心”发现，营救爱国志士脱险，用贿赂得到允许在会缘桥上放赈，“周济饥民”。在“四条汉子”眼中，历史上的汉奸固然可以写他“输捐救国”，现实中的汉奸就更富于“爱国”的“骨气”。阳翰笙的《两面人》中的主人公祝茗斋，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他霸占了一座大茶山，还操纵着一支包括国民党败兵在内的武装“自卫队”，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卖国的勾当。这样一个汉奸大资本家，却被阳翰笙捧为人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萨”，抗战中必须依靠的爱国力量。田汉笔下的傅员外，阳翰笙笔下的祝茗斋，正是臭名远扬的“曲线救国”论的黑标本。当时，在“曲线救国”的掩护下，蒋介石指使大批军队投敌，形成了日、蒋、伪合流，联合反共的反革命联盟。傅员外勾结民族敌人，被吹嘘成“救国救民”；祝茗斋与日寇“合办实业”，被美化为“有利抗日”、“复兴中国”。在“四条汉子”起劲地对汉奸的颂扬中，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他们那和国民党反动派、和王明、刘少奇一模一样的帝国主义奴才的丑恶嘴脸吗？

这时期，在蒋管区重新出现了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局面。“四条汉子”不仅替“曲线救国”张目，而且利用历史剧，为蒋介石制造的反共高潮擂鼓助威。国民党制造的屠杀共产党人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无情揭露，坚决斗争，结果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这时，蒋介石被迫采取“退兵”策略，假惺惺地强调什么“国防”，宣传什么党派观念已经陈旧。这是蒋介石惯用的强盗装正经的卑劣伎俩。主子的口气变了，奴才的腔调也跟着改变。一九四一年九月，阳翰笙抛出了反革命历史剧《天国春秋》，竟然把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歪曲比拟为太平天国的“杨韦内讧”，叫嚷什么不要“自相残杀”。叛徒陈白尘也把他的反共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改造成《大渡河》，特意增添和渲染了杨韦内讧的情节。“四条汉子”在“团结”、“抗战”的幌子下，妄图束缚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手脚，为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开脱罪责。他们的反革命罪证，是永远也赖不掉的。

在毛主席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党排除了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领导着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制止了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粉碎了日寇的“以华制华”政策，取得了反投降、反分裂、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伟大胜利。历史又一次证明：叛徒王明、刘少奇之流是国民党的忠实走卒，“四条汉子”的“国防戏剧”演的就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丑剧。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却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属于人民

一九四三年，经过六年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这时，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暗示两年内要“解决”共产党，并恬不知耻地狂叫“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中国国民党”，为重新发动内战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出笼，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之大吹大擂。在这一场反革命大合唱中，“四条汉子”一伙，又出来大显身手。他们笔杆一摇，就新戏登场。其中有两出戏最值得注意：一出是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一出是陈白尘等的《胜利号》。前者得到了国民党的奖状，后者是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直接授意下编造的。

打开《杏花春雨江南》的扉页，就可看到蒋介石的一段所谓“关怀”和“救援”沦陷区同胞的鬼话。于伶学着蒋贼的腔调，在剧本中胡说江南沦陷区人民象“大旱之望云霓”似的西望重庆，急待蒋贼及其军队前来“救援”，并且准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是“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唱出的一支“盼蒋归来辞”。他们假冒“沦陷区同胞”的名义，为蒋贼重返反革命老巢南京而制造“民意”。

正当那些冒牌的“沦陷区同胞”西望重庆之际，“胜利号”从重庆起锚开航了。这是“四条汉子”们为蒋介石谱写的一支反革命的“胜利狂想曲”。在这条从重庆开往南京的“胜利号”轮船上，满载着所谓“抗战功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这群人所宣扬的政治理想，正是蒋介石所描绘的一幅法西斯专政的美妙蓝图。剧本前言里说：《胜利号》“预示了一个政治上的新猷——宪政的实施与总统的选举。”好一张“自由民主”的画皮！揭穿了，所谓“宪政的实施与总统的选举”，不过是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反共决议的照本抄录罢了。毛主席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光辉著作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那么，“实施”和“选举”结果怎样？剧中伪国大代表施民权（即“实施民权”之意）喊出了“四条汉子”们的心声：蒋介石“一定当选”大总统。“四条汉子”之流反革命心切，在这里，他们原形毕露，公开地提前给独夫民贼蒋介石投了大总统的选票。因此，这个《胜利号》，就是“四条汉子”及其同伙献给蒋贼的一张“劝进表”。其时，中国人民正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奋战黄河上下，驰骋大江南北，为争取抗战早日胜利而流血牺牲英勇斗争。“四条汉子”们却呕尽心血，阴谋把抗战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反动派，借以博取蒋贼的青睐，真是无耻之尤！

抗战胜利果实属于谁，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四条汉子”在戏剧舞台上为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他们的主子叛徒刘少奇也在胜利到来的时候，更加猖狂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明目张胆地兜售“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理论，妄图把人民武装和胜利果实奉献给国民党反动派。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历史就将倒退，中国就将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黑暗旧世界。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定地指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战斗保卫了胜利果实，并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四条汉子”的“杏花春雨”早已凋零为“落叶西风”，他们那反革命的“胜利号”，也早被革命怒涛击得粉碎！中国革命实践反复地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国防戏剧”就是为国民党服务的戏剧，它的总导演就是蒋介石。这是历史对“国防戏剧”所作出的结论。

三十多年前，关于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深刻反映着党内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尽管刘少奇、周扬等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们早就叫嚷什么“休战”，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向无产阶级进攻，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着。解放后，他们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大搞复活三十年代文艺活动，为“国防文学”翻案；在戏剧上，甚至叫嚣要用民主革命阶段戏剧运动的“经验”，来“改造”新中国的戏剧。

“四条汉子”在解放后推行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正是“国防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不同的只是：他们把“国防”的招牌换上了“全民”的商标，在“革命”的字号上再涂上一层“为民请命”的金粉。但是，招牌虽改，货色依旧。他们站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想复辟资本主义。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四条汉子”。但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国防文学”阴魂不散，路线斗争从未休战。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肃清“四条汉子”流毒的斗争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