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十一
文纯公 李滉
[编辑]甲辰乞勿绝倭使疏
[编辑]中训大夫、弘文馆典翰ㆍ知制教、兼经筵侍讲官ㆍ春秋馆编修官ㆍ承文院参校臣李滉诚惶诚恐谨上言于主上殿下：臣伏以人有恒言，皆曰“夷狄禽兽”。夫夷狄亦人耳，乃比于禽兽者，非固甚言之也。为其不知礼义，无君臣上下之分，而其为生也，蚩蚩蠢蠢，冥顽不灵，殆与禽兽无异，故取类而并称之尔。故以禽兽畜禽兽，则物得其性；以夷狄待夷狄，则夷安其分。
故王者不治夷狄，《春秋》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若乃执君臣上下之分，而责礼义名教之道，必欲与之辨是非、争曲直、正逆顺而后为快，则是所谓督禽兽以行礼乐之事。求以扰其心，适以逆其性，不搏则噬矣。苗民叛悖，大禹征之而犹不服，顽亦甚矣。至其舞干羽而来格则受之，未闻念旧恶而犹拒之也。𤞤狁内侵，逼近京邑，逆已大矣。及其命将薄伐，逐出境而已，未闻较逆顺而永绝之也。
往者岛夷蛇梁之变，不过狗鼠之偸耳。既杀贼徒而却之，又扫留馆而逐之，国威既震，王法亦正。彼乃怛威赧德，革心改过，指他倭而为辞，控大邦而自解，俛首而祈哀，摇尾而乞怜。王道荡荡，不逆诈，不亿不信。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则今之倭奴之请，若在可许而犹不许，然则未知何时而可许乎？
夫廷臣之欲拒倭奴者，其意必曰：“彼罪大矣。今甫绝而遽和之，则无以惩其恶，而有纳侮之悔。” 是亦似矣，而有大不然者。昔凶奴冒顿围高帝于平城七日，孝惠、高后时，单于遗书悖慢。而高帝厚遗以自脱，惠帝卑辞以请和。文帝时，凶奴一入萧关而杀北地都尉，候骑至雍甘泉。文帝赫然震怒，命张相如、栾布等击之。然至于出塞而后还，即遗书约和，驩然若家人父子之相亲。既而凶奴背约，再入云中，杀掠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帝又命六将军分屯以备之而已，月馀凶奴远塞，则旋即罢兵。是数君者非不知凶奴之罪大，而乃与之汲汲连和者，诚以禽兽之不足与较，而以生民之祸为重故也。
今以蛇梁窃发之事较之于彼，虽曰同归于罪，而轻重则有间矣。若之何不许其自新之路而构祸于吾之赤子乎？且如唐之突厥合兵入寇，至渭水便桥之北而请和，则太宗许之；宋之契丹大举入寇，至澶渊而请和，则真宗亦许之。当是时，突厥有惧心，契丹已挫气。为二宗者，岂不知轻许则有纳侮之患而无惩恶之计乎？乃释然解仇，宁舍陵犯之罪，而与之为盟好者何哉？兵凶战危，以利社稷、安生灵为急，而禽兽跳梁之故，可置之于度外耳。故自古帝王御戎之道，以和为先，其不得已而至于用兵者，为其除禽兽逼人之害，害去则止。何必甚之而生怨，以致搏噬之患哉？
抑又有一说焉。与夷狄和亲之道，固当有操纵、伸缩、可否之权之势，而此权此势，必常令在我而不可令在彼也。臣亦知朝廷之意以此为重，而为是坚拒之议矣。然有罪则绝之，自新则许之，此正权势之在我而施当其可也。当其可之谓时，何可违也？有其权，忘其势，而无心以处之，则彼必以为大德，而感悦于其心，相率而投款矣。是所谓化之也，和不足言矣。
朱文公曰：“金人终始以‘和’之一字愚宋，宋人终始以此自愚。” 此则与今日之事大不同。宋之君臣忘不共戴天之仇，为偸安一隅之计，匍匐乞哀于滔天之丑虏。是其操纵、伸缩、可否之权之势，在彼不在我，而方且甘心听命，颐指气使之不暇，而日趋于危亡之域。此当时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而痛心者也。今也朝廷开一小夷自新之路，非如宋人自愚之失，而有虞舜格苗之美，何苦而不欲之乎？
当今天变现于上，人事阙于下，大祸重叠，国运艰否。根本卼陧，边圉虚疏，兵耗粮竭，民怨神怒。此吾东方何等时耶？夫太白昼见，乃兵兴之象。臣闻虽古之圣帝明王，亦不能必其祸难之不来。但当其未来，则无自我致之之道；及其既来，则有可以应之之备，如斯而已。
今欲修人事以应天变，而绝岛夷来朝之望，是可谓无自我致之之道乎？开致兵之端，而欲以应兵象之变，臣未知其可也。自我致之，而我能应之，已非谨灾之道，况以今之事势未必能应之哉？且国家已与北虏构衅，安知彼中不有诸酋之桀骜切齿报复，而谋犯边守者乎？设使南北二虏一时俱发，则橕东而西掀，卫腹而背溃，未识国家将何所恃而能办此乎？此臣之所大忧也。
东南，财赋之所出，兵力之所在，尤不可不保。臣愚以谓宜及此时而听其和，且为之辞曰“国有大赦，于汝亦不可无鸿恩之及，故特许尔请”云云，以复前日之约，以纾南方之忧。而益修人事于根本之地，以及其馀，无所亏阙。则虽使西北有警，犹可专意于一面之备御，而无仓卒败事之患。岂不贤于四散四战，疲于奔命之不给者哉？若如是而夷情反侧，尚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是非自我所致，所谓圣王之所不免，亦当尽吾所以应之者如何耳，吾如彼禽兽何哉？
大抵国家之于倭人，许其和可矣，而防备不可以少弛也；以礼接之可矣，而推借不可以太过也；以粮币縻其情，无使失望可矣，而不可因无厌之求，赠赂之太滥也。谚云：“骄子骂母。” 夫家人之子，不豫防检，则必至于骄，骄而不止，或至于骂。是子虽不子，使子至此，亦父母之过也。况一忤而斥之终身，其可乎？故曰“莫如豫检”，此亦今日之所当讲也。
臣又闻人臣无私交，事必有名义。金安国待倭人过厚，致此辈益肆贪纵。安国不无罪焉，然其意岂在于倭人哉？而彼且妄谓之忠于己，而有胡椒之馈，朝廷许令其家受之。使倭无知而为此，正当晓喩而却之；使其挟诈而为之，则其陷于术中而为朝廷之羞，不亦甚乎？以本朝之臣而劝忠于日本，此何名何义耶？若令其家竟受此物，则臣恐安国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前日台臣之论，甚合事理。请有以裁之也。
臣素有虚羸沈痼之疾，比来尤剧，气息绵延，与死为邻。而闻朝廷绝倭之请，心窃怪叹，以为此事关百年社稷之忧，系亿万生灵之命，不可不一言而死，抱私恨于无穷。故力疾忍辛，谨献此狂瞽之说。伏愿殿下以臣此章，禀于慈殿，而更博谋于在廷之臣，虚心而察迩，折衷而审处之，则非愚臣之幸，乃宗社之幸也。臣无任僭越战兢激切屏营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李滉年谱，先是庚午岁，三浦倭奴作乱杀边将。朝廷遣柳聃年、黄衡等讨平之，遂绝倭不许纳款。其时倭人屡乞和，朝廷因前事更却之。时国有大丧，人心危惧。滉忧其启衅构祸，上疏论之云，即仁庙宾天、明庙即位之时也。
盖昔圣帝明王御夷狄之道，固当以不治治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今此倭奴虽有前事之可罪，因其请而许之，少无所害于义，故滉之言如此矣。然亦有不可不拒绝之时。如宣庙朝秀吉之弑君自立，谋犯大明也，先正臣赵宪请斩其使，传檄琉球诸国，声罪致讨。此则又大义之不可不然者，而当时朝廷不惟不听，又从而罪之，竟致壬辰罔极之祸变，可胜叹哉？伏乞圣照。
戊辰六条疏
[编辑]崇政大夫、判中枢府事臣李滉谨斋戒拜手稽首上言于主上殿下：臣以草野微踪，散材乏用，事国无状，归乡俟死。先朝误闻，累加宠命；逮及当宁，袭误愈隆，至于今年春超躐之除，尤骇闻听。臣冒犯雷霆，辞不敢当，虽已蒙恩谅察，获免负乘，然品秩不改，僭越依前。加以臣老疾摧颓，无一分精力可堪从仕，而叨缀崇班，益惭益惧，难以久忝匪据为圣朝羞浼。顾缘臣今玆之来，滥被垂眷，既异寻常，臣虽素昧筹略，不可不磬竭丹忱，思效一得之愚。而又恐口陈之际，神茫辞讷，挂一漏万。玆敢因文达意，掇拾推论，分为六条，冒进于前疑。虽未敢望有补于涓埃，或可以少替暬御之箴否乎？
其一曰“重继统以全仁孝”。臣闻天下之事，莫大于君位之一统。夫以莫大之统，父传于子，而子承乎父，其事之至重为如何哉？自古人君莫不承至大至重之统，而鲜能知至大至重之义，孝有惭德，而仁未尽道者多矣。处常犹然，其或以旁支入继之君，则能尽仁孝之道者益寡，而得罪彝伦之教者比比有之，岂不深可畏哉？
呜呼！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尊，丧不二斩。古之圣人，非不知本生之恩重且大，而制为礼法，使为人后者为之子。既曰为之子，则仁孝之道，当专于所后，而本生之恩，反不得与之并立焉。是以圣人秉义以杀本生之恩，隆恩以完所后之义。盖《易》明致一，《孟》戒二本，权衡所定，伦则灼然。而况旁支之入继也，受天命而践宝位，宗社之付托何如？臣民之仰戴何因乎？其敢以私意有所反易，而不为之致隆于所后哉？
恭惟主上殿下以王室至亲之重，膺先王豫简之命，入承大统，天人响合。茕疚克尽于恤宅，爱敬无慊于干蛊，凡所以继志述事者，莫非出于至性而由乎中诚。其于仁孝之道，不患其不致隆也。上自庙社之灵，下及臣民之心，固已胥悦而交庆矣。然而心难持于盘水，善难保于风烛，古语云“木腐而虫生”，“孝衰于妻子”。
今也殿下之心如水未波，如镜未尘，所以仁爱之发蔼然而无阏，孝顺之行纯乎其罔间矣。至于异时耳目之蔽蒙杂陈，爱憎之摇惑幷进，日久月深，事玩情狃。不审殿下之心于是乎能不受变于外，而卓然主善于中，恒如今日乎？苟能如是，万受祉而百无忧矣。如或不幸，而圣虑渊衷，一有迁化于彼，则不惟所以承宗庙、奉长乐者动有违慢，人或有乘偏私之罅隙，而以诡经破义之说，怂恿而迎合之，驯致于杀其所当隆、隆其所当杀者，安保其必无乎？此古来入继之君所以多得罪于彝教，而今日之所宜为至戒者也。
抑臣非敢导殿下以薄于本生也。徒以为当隆则有圣王之定法如此，当杀则有先儒之定论可师，一隆一杀，即是天理、人伦之极致。一遵乎此，而莫以分毫私意参错于其间，然后为仁为孝，可得以议矣。虽然，孝为百行之原，一行有亏，则孝不得为纯孝矣；仁为万善之长，一善不备，则仁不得为全仁矣。《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幸甚。
其二曰“杜谗间以亲两宫”。臣闻父母之爱其子为慈，子之善事亲为孝。孝慈之道，出于天性，而首于众善。其恩至深，其伦至重，其情最切。以至深之恩，因至重之伦，而行最切之情，宜无有不尽者。而或至于孝道有缺，慈天亦亏，其有甚者，则至亲化为豺狼而莫之恤。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凡以情势易阻而谗间益众也。
所以云“情势易阻”者，以宫殿之所御，逐日之进见，地近严而势或阻，事多端而情或郁也。所以云“谗间益众”者，以两宫之间，昵侍左右，便嬖给事者，无非宦寺与妇人也。此辈之性，例多阴邪狡狯，挟奸而怀私，喜乱而乐祸。不知孝慈之为何物，礼义之为何事，惟以所事为之重。一彼一此，分势角立，争多较少，恩怨生于指顾，利害卜于向背。以无为有，以是为非，情状万端，如鬼如蜮，或激而致怒，或诳而令惧。一或倾耳而听信，则自陷于不孝，而陷亲于不慈必矣。
盖家法严正，两宫交驩，则此辈无所容其奸而不获利。必也交构互嫌，主昏伦悖，而后得以骋其术、售其谗而得大利，此小人、女子之通患也。虽然，亦视其君德之仁鄙、御治之严纵如何，而应之捷如影响。然则人君顾自治如何耳，苟能自治，亦何患之有哉？
臣去年在都下，流闻道路，即位伊始，此类之中有以潜邸旧恩，不待上命而敢进者，遽蒙峻却而退，一国之人咸仰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如此。自是以来，圣德日闻，仁孝罔间。推此以往，何阴而不伏，何恶而敢肆乎？虽然，殿下切不可恃此而忽于霜冰之戒也。且夫以殿下之孝诚，极一国之奉养，孝亦大矣。然人子职分之所当为者，无穷无尽，岂可谓吾之事亲已足而无他虞哉？又今日殿下之事亲，所谓以义而隆恩、以变而处常，斯二者之际，实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衅者也。
臣伏睹前代之事，上有慈亲，下有贤嗣，而为贼宦、谗妾交斗两间，而不终厥孝者，何可胜道哉？况今宫闱之间，宿奸老蛊如前后朝论所深忧者，犹未尽去，此恐不但如羸豕之踯躅而已。
伏愿殿下监《大易ㆍ家人》之义，法《小学ㆍ明伦》之训，严于自治而谨于正家，笃于事亲而尽于子职。使左右近习之人洞然皆知两宫至情莫重于孝慈，而吾辈谗间无以得行于其间，亦见其成孝慈者获安，生两隙者得罪，则自然无阴邪间乱之患，而孝道无阙。又推此心，用此诚，以致孝敬于恭懿殿，罔不尽情竭力，则道隆继继，仁至义尽，而三宫驩洽，万福毕臻矣。《诗》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幸甚。
其三曰“敦圣学以立治本”。臣闻帝王之学、心法之要，渊源于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夫以天下相传，欲使之安天下也。其为付嘱之言，宜莫急于政治，而舜之于禹丁宁告戒，不过如此者，岂不以学问成德为治之大本也，精一执中为学之大法也？以大法而立大本，则天下之政治皆自此而出乎！
惟古之圣谟若此，故虽以如臣之愚，亦知圣学为至治之本，而僭有献焉。虽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后之人虽欲据此而真知实践乎道，殆亦难矣。其后列圣相承，至孔氏而其法大备，《大学》之格致诚正、《中庸》之明善诚身是也；诸儒迭兴，逮朱氏而其说大明，《大学》、《中庸》之《章句》、《或问》是也。今从事于此二书，而为真知实践之学，比如大明中天，开眼可睹；如周道当前，举足可履。所患，世之人君能有志此学者鲜矣，其或有志，而能有始有终者为尤鲜焉。呜呼！此道之所以不传，治之所以不古也，而其亦有待而然乎？恭惟主上殿下，神圣之资出于天畀，睿哲之学进于日新，儒臣讲官无不耸服而赞叹也。则殿下之于此学，有其资，有其志矣；其于致知之方、力行之功，亦可谓有其始矣。然而愚臣妄意，恐不可执此而遽以为能知能行也。
臣请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色、日用彝伦之近，以至于天地万物、古今事变之多，莫不有至实之理、至当之则存焉，即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学之不可以不博，问之不可以不审，思之不可以不慎，辨之不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慎思为尤重。思者何也？求诸心而有验有得之谓也。能验于心而明辨其理欲善恶之几、义利是非之判，无不硏精，无少差谬，则所谓危微之故、精一之法，可以真知其如此而无疑矣。
今殿下于四者之功，既以启其始而发其端矣。臣请因其发端而益致其积累之功。其次第、节目，依《或问》所示之详，敬以为主，而事事物物，莫不穷其所当然与其所以然之故，沈潜反复，玩索体认，而极其至。至于岁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不觉其有洒然融释、豁然贯通处，则始知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真是其然，而不迷于危微，不眩于精一，而中可执。此之谓真知也。
臣请复以力行之事言之。诚意，必审于几微而无一毫之不实；正心，必察于动静而无一事之不正。修身则勿陷于一辟，齐家则毋狃于一偏，戒惧而谨独，强志而不息。数者，力行之目也，而数者之中，心意为最关。心为天君而意其发也，先诚其所发，则一诚足以消万伪；以正其天君，则百体从令而所践无非实矣。
今殿下于数者之功，亦已启其始而举其緖矣。臣请因其举緖而益致其亲切之功。其规模、宗旨，遵二书所垂之教，敬以为主，而随时随处，念念提撕，件件兢业。万累众欲洒涤于灵台，五常百行磨砻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义理，惩窒迁改而懋勉乎诚一。广大高明，不离于礼法；参赞经纶，皆原于屋漏。如是积真之多，历时之久，自然义精仁熟，欲罢不能，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中和之域矣。其实践之效至此，则道成德立，而为治之本，于是乎在。取人之则，果不外身，自见群贤汇征，绩用咸煕。措世于隆平，纳民于仁寿，有不难矣。
或曰：“帝王之学不与经生、学子同。” 此谓拘文义、工缀缉之类云耳。至如敬以为本，而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此乃妙心法，而传道学之要。帝王之与恒人，岂有异哉？抑真知与实践如车两轮，阙一不可；如人两脚，相待互进。故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若躬行上未有工夫，亦无穷理处。” 是以二者之功，合而言之，相为始终；分而言之，则又各自有始终焉。
呜呼！不始固无终也，无终则安用始？而人主之学率多有始而无终，始勤而终怠，始敬而终肆。以一出一入之心，为或作或辍之事，卒同归于蔑德而迷国者，何哉？莫危者人心，易陷于欲而难复乎理；莫微者道心，暂开于理而旋闭于欲故也。今欲使易陷者退听而不得作，暂开者接续而无间断，以成就于帝王相传执中之学，非精之一之之功，何以哉？傅说曰：“惟学逊志。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孔子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幸甚。
其四曰“明道术以正人心”。臣闻唐、虞、三代之盛，道术大明而无他岐之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衰周以后，道术不明而邪慝并兴，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难化也。何谓道术？出于天命，而行于彝伦，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
尧、舜、三王明乎此而得其位，故泽及于天下；孔、曾、思、孟明乎此而不得位，故教传于万世。后世人主惟不能因其教而得其道，以倡明于一世。是以异端乱真之说、功利丑正之徒，得以鼓惑驰骤，陷溺人心，其祸滔天而莫之救也。中间有宋诸贤大阐斯道，而俱不得见用于世，其所以明彝教、正人心者，亦不能收功于一时，而止传于万世矣。
矧我东方僻在海隅，箕范失传，历世茫茫。至于丽氏之末，程、朱之书始至，而道学可明。入于本朝，圣圣相承，创业垂统，其规模、典章，大抵皆斯道之发用也。然而自肇国至于今日，将二百年于玆，抚览治效，而揆以先王之道，犹未免有所歉然于列圣之心者。无他焉，亦曰道术不明，而他岐之害人心者多也。
方今主上殿下以尧、舜之资，躬帝王之学，志遵古昔，求治如渴。盖将以兴起斯文，措一世于唐、虞、三代之隆，诚为我东方千载一时，朝野欣欣然，莫不拭目而相庆。然于是乎若不明先王之道术，定一代之趋尚，以表率而导迪之，亦何能使一国之人回积惑而舍多岐，一变而从我于大中至正之教乎？故臣愚必以明道术以正人心者为新政之献焉。
虽则然矣，而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后、缓急之施，其本末又有虚实之异归焉。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馀，而行乎民生日用彝伦之教者，本也；追踪乎法制，袭美乎文物，革今师古，依仿比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后而缓也。然得其道而君德成，则本末皆实，而为唐、虞之治；失其道而君德非，则本末皆虚，而有叔季之祸。固不可恃虚名而蕲圣治之成，亦不可昧要法而求心得之妙也。
今殿下诚能知虚名之不可恃，求要法以明道学，请必深纳于臣前所论真知实践之说，敬以始之，敬以终之。方其始也，所知者或有暗晦而未莹，所行者或有矛盾而不合，请慎勿因此而生厌沮之心。当知圣贤必不我欺，但我功力未至，勉勉循循，而不废于中道。如此积习之久，纯熟之馀，自至于精义入神而目牛无全，晬面盎背而左右逢原。此之谓躬行心得而道明于己，帝尧、文王之克明德是也。
自此而推之，无适而非道，亲九族而平百姓，由《雎》、《麟》以及《鹊》、《驺》，今岂异于尧、文之时哉？德化薰蒸，内外融彻，朝敬让而家孝悌，士知学而民知义，人心其有不正，道术其有不明者乎？荀子曰：“君者盂也，盂方则水方；君者表也，表正则影直。” 岂不信哉？虽然，微臣之私忧过计，更于人心岐惑之说，特有感焉。
臣伏见东方异端之害，佛氏为甚，而高丽氏以至于亡国。虽以我朝之盛治，犹未能绝其根柢，往往投时而炽漫，虽赖先王旋觉其非而汛扫去之，馀波遗烬尚有存者。老、庄之虚诞，或有耽尚，而侮圣蔑礼之风间作；管、商之术业，幸无传述，而计功谋利之弊犹锢。乡原乱德之习，滥觞于末流之媚世；俗学迷方之患，燎原于举子之逐名。而况名途宦路，乘机抵巇，反侧欺负之徒，亦安可谓尽无也？
以此观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设若不幸而主上向道之心少不如初，或见于好恶之偏，或漏于己私之隙，则凡此数等之人必有杂然并进，魑魅魍魉舞术眩怪，百端攻钻。一为所中，则便与之俱化于彼矣。化于彼，则变于此；好在彼，则恶在此；党乎彼，则仇乎此。自古人君，始初清明，其政可观，既而为奸邪所中，异端所惑，以败功殄国如宋之哲、徽、宁、理之为者，何可胜数？
伏愿殿下以古之失道为今之明鉴，执志如金石，贯始终而毋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阴而罔干。勿论讲道与求治，皆要常久而不已，则不但待兴之士、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向之群邪杂慝亦将受变于神化之不暇，安敢或进而为吾患哉？《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则斯无邪慝矣。” 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幸甚。
其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臣闻一国之体，犹一人之身也。人之一身，元首居上而统临，腹心承中而干任，耳目旁达而卫喩，然后身得安焉。人主者一国之元首也，而大臣其腹心也，台谏其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实有国不易之常势，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知也。
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听用台谏者，譬如人自决其腹心，自涂其耳目，固无元首独成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济辅弼之贤，而惟求其阿谀顺旨者，以谋遂其私。是其所得者，非奸邪乱政之人，则必凶贼擅权之夫。君以此人为济欲之腹心，臣以此君为济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缔结牢固，人莫能间。而一有鲠直之士触犯其锋，则必加之窜谪诛戮，为虀为粉而后已焉。
由是忠贤尽逐，国内空虚，而耳目之司皆为当路之私人矣。则所谓耳目者，非元首之耳目也，乃当路之耳目也。于是凭耳目而鼓势煽焰，以党助权臣之恶；由腹心而积戾稔祸，以蓄成暗主之慝。侈然自以为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鸩毒发于腹心，腹心之蛇蝎起于耳目也。此古今一辙，前者既覆，后不知戒，相寻而未已，诚可痛也。
今日朝廷之事则异于是。圣智之德，首出庶物，而正位居体，为一国之元，而其于腹心之地、耳目之官，亦皆选于众，而重其责矣。《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上有圣主，不患其无贤臣也。臣愚伏愿圣上唯当顾𬤊天之明命，恭己南面，推诚腹心，明目达聪，建中于民，建极于上，不以分毫私意挠坏于其间。则居辅相之位者，必皆以沃心陈谟、论道经邦自任；处谏诤之列者，无不以面折廷争、补阙拾遗为职。三势洞然，聚精会神，通为一体。若是而朝无善政，国无善治，世不致隆平者，臣未之闻也。
虽然，益之戒舜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人主之心一怠于儆戒，而流于逸乐，则法度之坏，不俟终日，而贤之不终任，邪之不克去，亦理势之必然也。故虽以治平之朝，其或不幸而一有此兆，则大臣必有逢君之恶以图窃国柄者，小臣必有宁媚于灶以规饕己利者。遂使前日之腹心今变为寇攘，前日之耳目今变为蔽蒙，前日之一体今变为胡越，而衰乱之形、危亡之事，不待他时而立见于前矣。
皋陶之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言万事之堕，责在元首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宫禁意向，给舍而奉宰相风旨，朝廷纪纲扫地矣。” 言邪径之为害，无异于腹心、耳目之地也。至吕公弼之谏仁宗则曰：“谏官为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然后身安而元首尊。” 故臣以为不由邪径而能相为用，至善之道也。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幸甚。
其六曰“诚修省以承天爱”。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旨哉，言乎！诚万世人主之龟鉴而不可忽焉者也。虽然，人主于此，又当知天心之所以仁爱我者何故而然，又当知我所以奉承天心者何道而可，无不深思熟讲而实体行之，然后庶可以享天心而尽君道矣。臣请为殿下言其故。
窃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之间含生之类，总总林林，若动若植，若洪若纤，皆天所闵覆而仁爱。而况于吾民之肖象而最灵，为天地之心者乎？然天有是心，而不能以自施，必就夫最灵之中，而尤眷其圣哲元良，德协于神人者，为之君，付之司牧，以行其仁爱之政。既命之佑之而宠绥四方矣，犹恐其或怠而难生于所忽也，于是乎又有所谓灾异，警谴之加焉。
天之于君所以反复丁宁若是者，无他。既以仁爱之责委重于此，自当有仁爱之报惓惓于此也。诚使为人君者知天之所以仁爱我者如此其不徒然也，则其必能知为君之难矣，其必能知天命之不易矣，其必能知高高在上而日监于玆，不容有毫发之可欺矣。能如此，则其在平日，必有以秉心饬躬，克敬克诚，以昭受上帝者，无不尽其道矣；其遇灾谴，必有以省愆修政，克慎克实，以感格天意者，益能尽其心矣。夫然则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有平安而无祸败，可几也。惟其不知天心而不慎厥德者，一切反是。故帝乃震怒而降之祸败，非天之所得已也，其亦可畏之甚也。
当今主上殿下握宝御极，一期于玆，凡所以上敬下恤，修德行政之间，未尝闻有招拂于人心，获戾于帝事者。然而乾文屡变，时孽并作，和气不应，两麦全耗，水灾之惨，振古所无，风雹、蝗螟，众异毕见。不知上天何所怒于殿下而如此哉？天道虽远而实迩，天威至严而难玩。小臣愚昧，不敢妄度而为言，窃以仲舒之言推之，此乃天心仁爱殿下之深而威警殿下之至也。
且今殿下既承天眷而作人牧，则践祚图治之初，宅忧思道之日，乃端本正始之辰，自贻哲命之时也。若使之徒知有晏然之宠，而不知有赫然之威，则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如决河堤，亦何所不至哉？故既出灾害以谴告之，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天心之仁爱殿下，可谓深切而著明矣。不审殿下将何修而可以当天意消祸萌乎？
昔者孔光以为天道不必忧，安石以为天变不足畏，皆诬谀奸罔之言，固大得罪于天矣。董仲舒、刘向之徒又以某灾为某失之应，亦太拘拘滞陋，而其或有不相应者，则适启人君不畏不忧之端，亦非也。故臣愚以为君之于天，犹子之于亲。亲心有怒于子，子之恐惧修省，不问所怒与非怒，事事尽诚而致孝，则亲悦于诚孝，而所怒之事，并与之浑化无痕矣。不然，只指定一事，而恐惧修省于此，馀事依旧恣意，则不诚于致孝而伪为之，何以解亲怒而得亲欢乎？
伏愿殿下推事亲之心，以尽事天之道，无事而不修省，无时而不恐惧。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心术隐微之间，疵病山积，不可以不净尽；宫禁虽本有家法，而戚属幽阴之类，纳谒雾集，不可以不过防。听谏虽如转圜之美，有时乎以私而牢拒，在所当改；乐善虽如好色之诚，或至于以虚而强求，在所当审。爵赏毋滥，使无功者幸得而有功者解体；赦宥毋数，使为恶者获免而为善者受害。尚节义、厉廉耻以壮名教之防卫者，不可疏；崇俭约、禁奢侈以裕公私之财力者，不可缓。
祖宗之成宪旧章，积久而生弊者，虽不可不稍变通，然或幷与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纷更之，必致大患。搢绅之嫉正忌异，伺衅而生事者，固不可不豫镇静，然或自乖于贤俦善类而互相排击之，必见反伤。专倚于守旧循常之臣，则有妨于奋兴至治；偏任于新进喜事之人，则亦至于挑生乱阶。抑京外胥仆，狼噬纳使而犹不足，盗空府库；镇浦帅将，虎呑军卒而犹不餍，毒遍邻族。饥荒已剧而赈救无策，恐群盗之大起；边圉率虚而南北有衅，虑小丑之猝入。
凡若此类，臣不能枚举而悉数。惟殿下深知天所以仁爱己者若是其非徒然也，内以自反于身心者，一于敬而无作辍；外以修行于政治者，一于诚而无假饰。所处于天人之际者，无所不用其极，如前所云云。则虽有水旱之灾、谴警之至，犹可施恐惧修省之力，而承天与仁爱之心。如臣所论十六事者，亦将以次而消除更化，以臻于治平矣。
如或不然，不本于身而望治于世，不恒其德而责报于天，平时则不知敬天而恤民，遇灾则但举文具而泛应。则臣恐否泰相极，治乱相乘，数百年升平之末，国事之可忧，将日倍于今时之弊，而天心之仁爱殿下者，反为殿下之自弃也。《书》曰：“皇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 《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幸甚。
右六条所陈，皆非有惊天动地、震耀人耳目之说。然而实谨于彝教而本于性道，宗于圣贤而质于《庸》、《学》，稽之史传而验之时事，以为言。惟殿下勿以为卑近而不足为，勿以为迂阔而不必为，必先以首二条为本，而尤勤励不息于圣学之功。毋欲速，毋自画，以极其至于此，而果有所得，则其他事固亦随日随事而益明益实。
理义之悦心，真是如刍豢；吾人之性情，真可为尧、舜。不离乎鄙近浅小，而实有高深远大而无穷者存焉，古人所谓“探渊源而出治道，贯本末而立大中”者，初不外此。至于是而后，方信小臣之言皆有所祖述，非凿空架虚以厚诬于殿下也。
虽然，臣之于此，闻既晩暮，而病又沈痼，不能力践以实有诸己，无以应殿下之盛意，故缩恧惶惑而不敢来。今既不免为此来，则又不敢匿此说而代以他说也。如蒙殿下不以人废言而有取于此，则今玆公卿大夫皆诵习此说，而从事此道者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殿下好问而察迩，乐取以为善，以日裨缉煕之功，谁敢不精白一心，以助成圣德者乎？则臣虽抱病田间，何异日近于耿光？枯死岩穴，亦与万生同霑圣泽之流浃矣。臣无任恳祈切祝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李滉以宣庙元年戊辰，承召入朝，陈此六条疏。宣庙奖之以千古之格言、当今之急务，且曰：“卿之道德，质之古人，亦鲜其伦。” 当日君臣相得之盛，可谓旷世而一有矣。滉平生所学，亦可谓尽于此矣。
今我殿下若于此疏潜心熟览，反躬实体，有若李滉亲在左右，资其启沃，则必有泯然默契，而德之修、学之进，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伏乞圣照。
启箚
[编辑]国之大事，固在兵戎。今者军卒消耗，名存实无，内外皆然，搜兵补阙，在所当急，不可以民之怨咨而停罢。但自去年以来，国恤山陵巨役连仍，民生困弊之馀，八天使相踵，举国骚动，颠仆者未起，呻吟者未绝。签兵之令，适丁此年，已非其时，然犹可诿之曰“军国重事，不可计小弊故也”？
长夏积潦，地力伤痹，两麦全无；水灾所被，荡覆无馀，田种杂谷，种种皆荒。民食顿绝，闾阎嗷嗷，所指以为侥幸西成之望者，惟有稻田稍盛于常年。七八月之间，风灾、旱灾，飞蝗蔽天，蟊贼盈畴，或朽而不秀，或秀而不实，则稻一谷亦无望于入民口腹矣。古语云：“一谷不登，民受其饥。” 今则百谷不登，民何以充腹？木花扫无，民何以蔽体？饥寒切身，民无所顾籍，皆思破家流散，结包荷担而立。
四方监司等官，目睹其惨，忧灾恤荒，报闻相继，国家未尝发一号出一令，以为救民生涂炭之命之计。方且家搜户括，渔丁猎僧，酷吏暴胥因缘作奸，䝱驱侵督急于星火，剥肤椎髓靡有限极。无知小民，上不见德，下惟见侵，相与怨讟兴嗟，弃父母之恩，绝妻子之爱，去此而适他，他方亦然。四方汤汤，无处藏逃，强壮则群聚而为盗，老弱则转死于沟壑。哀哉邦本！宁不动摇？
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如遇其疾病饥寒，则哀伤恻怛，不啻在己，提抱抚摩，诚求不远，饮食以饲哺之，药物以救疗之。如此而或至于死，犹不敢怨天，而自伤其救疗之未尽，盖其深爱至痛之情所当然也。安有为民父母，而行政于其疾病之极、饥寒之迫，则若不闻知？既绝其口食，又废其药物，而托辞于他事之重；忍所不忍，驱催蹙迫，以纳于水火之中。不惟不救，益薪以焚之；不惟不拯，鼓澜以渰之，加之以鞭挞，随之以刑戮。假使所重之事因而得成，甚非为父母爱子之道。而况众怒难犯，刑发惟腥，骇惧思乱之民相环于四境，向之所签之兵皆在其中，挟憾而肆凶于齐民。不知国家持空籍以当此患，将何术而弭之。
今人狃于升平，不知国家乱亡之祸率由于民岩，云合土崩之势恒起于民流，见臣此论，必以为狂言。然汉、魏之张角、葛荣，唐、宋之黄巢、方腊，皆何因而起乎？当时亦必有以如臣之言，见笑于世者。使时君早忧而豫为之所，则岂终至于覆败乎？故臣愚以为不如及今姑停兵籍，以待年登民息而为之，于义为得，于事为便。
臣按：李滉既陈六条疏，后又以此启箚进于榻前。盖时有籍军之举，故极陈民困，请姑停寝。其所陈饥馑颠连之形、吏胥侵督之状，甚详且备，如在目前，虽郑侠《流民之图》，尚何加哉？
况其末端所谓“今人狃于升平，不知国家乱亡之祸率由于民岩，云合土崩之势恒起于民流。汉、魏之张角、葛荣，唐、宋之黄巢、方腊，皆何因而起乎”云者，尤可谓忧深虑远，字字痛切矣。宣祖大王一听其言，即命停罢。当时李滉若不仰陈，宣庙又不允许，则民之不为张角、葛荣、黄巢、方腊，亦何可知乎？
臣窃伏闻近日庙堂为身役变通，欲试新法。噫！目今民忧国事，诚亦岌岌乎殆哉！饥馑、疠疫之惨，八路同然，至累岁而犹未已。人之死亡者，前后不知其几十万，虽丙丁兵祸，未必若是烈也。当此之时，惟当一意抚摩，扶持而全安之。若欲创行新法，或加赋或别征，则朝家本意虽出于为民，彼曾前不纳而新被侵督者，安得不怨哉？其冤号愁痛之苦、监禁捶楚之患，比之军籍，必当倍蓰，而侵及邻族之弊，亦将无异于身役。至如非文非武无依无止之两班，尤可怜而亦可畏也。
夫以祖宗盛时，李滉之言尚如此，其在衰末之世，尤岂不可虑耶？苟欲变通身役，亦必有其道。伏望殿下以李滉之言推类而通之，凡其加赋别征等新法，一切姑徐，而别思他策，有所善处，千万幸甚。臣愚忠所激，妄论及此，死罪死罪。伏乞圣照。
又启箚
[编辑]私者，一心之蟊贼，而万恶之根本也。自古国家治日常少，乱日常多，驯致于灭身亡国者，尽是人君不能去一“私”字故也。然欲去心贼，拔恶根，以复乎天理之纯，不深籍学问之功不可，而其为功亦难。盖一时一事之私，勉强不行非难；平日万事之私，克去净尽为难。虽或既已克尽，不知不觉之间，忽复萌动如初，此所以为难。
是以古之圣贤，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日干夕惕，惟恐顷刻怠忽而有堕坑落堑之患。其心未尝自谓吾学已至，不患有陷于私邪也。故《大学》既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则宜若无私矣。然而于修身、齐家，犹以偏僻为戒；治国、平天下，亦以“一人贪戾，以利为利”戒之。
颜渊克己复礼，不迁怒，不贰过，至于三月不违仁，而后乃问为邦之道，宁复有一毫之私乎？孔子犹以放郑声、远佞人戒之。箕子为武王陈《洪范》，先言敬用五事，而后极赞皇极之道，则亦若无忧于有私邪矣。然其言犹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然后乃结之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盖必其无偏陂好恶之私，然后王道可遵；无偏党反侧之事，然后王道荡平，而会极归极，可得而言。
以此观之，虽至圣人地位，犹恐或有偏僻之私，常懔懔为戒。况未至于圣人，宜如何哉？《周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伏愿圣明留神省念。
臣按：此启箚亦同时所进者，其主意专在于欲上之去一“私”字，反复极论，辞意切至。其于人主，诚可为药石之言矣。仍窃伏念先臣端相于显宗大王己酉，临死上遗疏，引宋儒南轩张氏遗表中语“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云者，仰勉圣学。盖张氏之意即同李滉，而其言尤约而尽矣。臣敢亦依先臣故事，引而为献。伏乞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