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大同学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遗余偕谭赓（谭发之弟）同肄业于东京晓星学校。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约二百人，旅横滨欧美儿童占三分之二，馀为日人，华人则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国人少，以为可欺，恒歌中国人污秽Chinese people，too much dirty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余不能堪，为自卫计，尝以爪伤西童，致为校长惩罚。因是西童多呼余为猫，对余等益恣狂殴。余二人不得已每于休息期间，匿于厕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扬言华人多患腹泻。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余父乃托陈少白力劝余回校，余有苦难言，但云不愿习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使学生逐日诵之。事为日本报纸所知，乃将大同学校标语揭载报端，谓支那人觉悟国耻，即于日本不利，唤起彼国人注意。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熏陶，咸具救国思想。余为校中高材生，每试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为余父所见，斥余为大言不惭。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因拒绝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领袖，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根本为日本第一流汉学家，素蓄长发，效汉代装束，见徐易西服而来，大异，肃然曰：“贵国崇奉孔圣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对，遂于此协商中、日共同阐扬儒道之法，横滨侨商亦多和之。遂于戊戌年（一八九八）孔子诞日，假中华会馆大举庆祝，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会场孔子像旁悬一联曰：“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学者咸以为中国中兴在此一举。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余早列名兴中会籍，居家复饱聆总理、少白、衢云诸人革命排满论调，至是乃于论文中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徐勤读余文，深滋不悦，乃传余大加申斥，并再三诫余勿为邪说所惑。无何，清帝变法顿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采用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为教材。己亥（一八九九年）春，康有为将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谙英语，爰商诸余父，欲使余随行。余知康为人专制怪僻，故谢绝之。是年夏，梁启超拟向横滨侨商集款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特于大同学校选优级生数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讲学，余与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预焉。时章炳麟初至东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识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学校成立，余遂转学该校。横滨大同学校自是永为康党根据地。直至民国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无形解散。